青葱岁月在军校（二）——回忆建国前后在二十一军文干班的别样年华

鲁宁

编辑：夏鲁宁

此篇献给曾经在二十一军工作、战斗过的“巾帼英雄”

六十二师政治部国庆纪念全体合影

我 们 在 这 里 起 步 回忆186团卫训队和62师2期卫训队生活片段

张悟新回忆录：

中国人民解放军186团卫训班成立于1949年12月25日，1950年7月结束。1950年8月1日,卫训班全体33人转入62师2期卫训队学习,至1951年3月止。我们先后受训1年零3个月，这1年零3个月奠定了我们的人生道路。

参军光荣

我们参军的时候,我人民解放军正向大西南胜利进军。这时浙江沿海岛屿尚未解放，温岭常遭国民党残匪骚扰，谣言四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要爆发，共产党长不了”,“参军是送海里去喂黄鱼”。我们学员中有的父母受这种谣言的影响，时常来队要子女回家，但绝大多数学员立场坚定，耐心地说服父母，李杰民就是其中的典型。

李杰民是温岭县立中学初秋二学生，那时他家里只他一个儿子。1950年元旦过后,他母亲在外婆的陪同下,哭着喊着要卫生队领导允许她把儿子带回家。卫生队队长李如刚、副队长文理真热情接待了她们,对她们进行说服开导,并请她俩留宿3天。

李杰民向母亲和外婆讲形势,要她们勿信谣言，并给母亲回忆对比。解放前,李杰民一家靠父亲给卖柴人过称,收点小费,养家糊口。国民党抓壮丁时,他父亲东躲西藏,也挨过国民党警察的敲打。温岭解放时，他的父母也参加欢迎游击队入城的队伍，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是天……”。游击队的一个排长、一个战士给李杰民家里挑水扫地，战士损坏一只小瓦罐，也拿钱赔偿，临别时还向他父母亲道谢。李杰民说游击队所以对老百姓这么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的队伍。李杰民还用事实进一步说服母亲，他说:“我们班里有的学员,父母是地主或资本家,他们为了干革命背着父母来参军，我是劳动人民的子弟，却要当逃兵，这太可耻了。”他要母亲和外婆不要忘本。李杰民的话打动了母亲,母亲不喊也不哭了。

李杰民母亲和外婆在卫生队的这几天里，亲眼看着杰民和大家一起上操场,一起学习,一起唱歌。星期天和大家一起学习包饺子、擀面条，自己动手洗衣服，她切实地感到儿子参军后变得更好,更勤快了。她还亲眼看到一位学员感冒发热,炊事员专门给他送病号饭，军医给他送药，班长给他端茶端水，大家到床前问候。这些都使李杰民母亲感受到解放军大家庭的温暖,把儿子放在解放军是最放心的。她的思想通了,并鼓励儿子要当好解放军。临别时卫生队“设宴”欢送,队领导和班长一起到新河镇寺前桥汽船埠头给她俩送行。

1950年春节,团部举行联欢晚会。我们自编自演《李杰民参军》,干事王达章扮演特务,学员阮圣鹏扮演杰民，三班长范夏莲扮演母亲，副班长王倩莲扮演外婆，王达章扮演特务，我们的演出受到团首长的好评和指战员们的欢迎。副队长文理真给我们上政治课《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讲到革命的动力,革命的对象时,他联系这次演出说,你们是革命的动力,为彻底推翻“三座大山”而来,参军光荣!

第一次行军

1950年元旦刚过，我们便开始学习1949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文件号召全军和全国人民为解放台湾而努力奋斗。3月5日,62师奉令集中开赴舟山前线,卫生队随团部进驻海门,动员备战。3月18日海门人民在海门中学操场欢送我们北上,经北岸、前所、杜下桥、小芝、三门海游、宁海，行程400多华里，22日抵达宁海县城以北的凫溪镇陈村。卫生队驻在这村的吴山庙,在这里我们第一次看到汽车。

行军出发前,卫训班发生逃兵事件,一个女的和一个男的逃跑了。怕死鬼逃走了,我们的立场却是更加坚定,斗志更坚强。一路翻山越岭,没有人掉队,也没有人叫苦。我们每个人身背背包、干粮袋、水壶、急救包,有几十斤重,老同志担心我们这些学生兵吃不了苦,爬不了山,要掉下队来,特地打后卫,准备抓“俘虏”。幸亏我们经过了两个多月艰苦严格的军事训练，头两天连一个拉队的人也没有。年纪还只14、15虚岁的金秀贤(女)、方中、陈新民、颜剑雄等都不示弱,加上文工团鼓动站的快板:“滴滴笃,滴滴笃,加油!加油!再加油……”,和队伍中此起彼伏的雄壮歌声:“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大家精神大振。方中不但走在队伍的前头，还积极鼓励别人不要掉队。途中稍歇时,我们以小组为单位开展学习问答,四天下来就把《解剖学》复习完了。

吴山庙的正中是大殿,有面目狰狞的四大金刚,我们用白布作布帘,把“老爷”遮掩住。刘英在布帘上剪贴“团结、紧张、严肃、活泼”8个方块大字。这里成了我们的临时课堂,“背包当椅子,膝盖当桌子”,开始了战伤救护的学习。庙两厢矮房是我们的宿舍，

1950年1月1日，一八六团卫生队于温岭县新河驻地为庆祝共和国第一个元旦合影，一至四排多为温岭县立中学、逢儒中学等学校参军的学生

地上铺稻草,我们开玩笑说自己睡上了“金丝被”。

在吴山庙，卫生队进行行军总结，队部表扬卫训班有“四好”:①遵守群众纪律好，做到“三不走”:离开时不还东西不走，不道谢不走,损坏东西不赔偿不走;②吃苦耐劳好,没有人掉队:③途中学习好;④团结互助好。这次行军中,李飞鸣积极助人,立三等功,方中立四等功。月底,186团召开英模大会,卫训班有淮海战役二等功臣邵维家和李飞鸣、方中参加，会后，我们听了他们的传达,人人振奋。这时,班上8名女学员调 62师第3期政工队学习。

舟山前线

4月7日186团离开陈村,经过两天行军抵达象山港西岸的鄞县咸祥镇,到了舟山前线。4月11日晚上,全团在咸祥镇的一个晒谷场上看苏联战斗故事片《普通一兵》，这是全团有史以来第一次看电影,也是我们第一次看。师政治部放映队放映前,团政治处丁主任为此给全团讲了话，观看后还组织讨论,我们对片中主人公马特洛索夫的勇敢作战精神称赞不已。

部队在咸祥进行渡海作战训练时，发扬军事民主，开展“机帆船打兵舰”、“蚂蚁啃骨头”的大讨论，指战员们在一起“摆方阵,出点子"。我们卫训班每人发到一只救生圈,学习战伤救护之后,带着救生圈上船下海作海上适应性训练和船上救护实习。起初我们有的同志经不起上船下海的折腾,要头晕呕吐,几次以后就适应了。大家被海风吹,海水泡,太阳晒,个个皮肤黝黑。为了检查实习成果，卫训班在白天、黑夜时常举行野外救护演习。有一次在山脚坟堆附近演习，方中、蔡庆生当伤员，我们几个人有的当卫生员，有的抬担架,演习达到了“四快”:止血快,包扎快,固定快,搬运快。大家演习正在兴头,荒草丛中游出一条大蛇,经过蔡庆生身旁,我们没有去惊动它，只管演习。经过舟山前线的锻炼,有金祥茂、蔡庆生、方中等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和赵飞白等转为正式团员,成立了团小组，组长陈承尧。我们几个家庭出身不好的学员这时取得了革命军人称号。5月初,我们换上了苏式夏服,戴上大沿帽和八一帽徽,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新胸章，军容风纪严整威武。我们盼望早日解放舟山,让我们穿着这套新军装进入定海城。

5月11日,我们盼望的日子终于来临。舟山前线指挥部命令在5月13日向舟山发起总攻。部队全体投入战斗状态。12日晚上,全团观看师文工团演出《白毛女》。演出前,团政治处宣传干事指挥全场齐唱《打倒封建地主》:“穷人,穷人,穷得不是命,打倒封建地主人人有田种,打倒地主恶霸大家得翻身……”接着是此起彼伏的口号声:“打到台湾去,解放全中国!”全场士气高涨，人人热血沸腾。我们卫训班人人打好背包,准备好急救袋,随时待命。大家高兴得彻夜未眠,等待着战火的考验。可是到了13日凌晨却得知舟山群岛10万守敌已秘密撤逃，我渡海作战解放舟山的战斗任务遂告解除。6月1日,62师奉命从咸祥、前蔡南下。9日上午,186团回师黄岩县海门镇,卫训班随卫生队进驻海门镇沙北当角桥。

开学式上

1950年7月1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29周年,刘英和我们卫训班全体学员在洪家合影留念。30日,卫训班全体到62师 2期卫训队报到。队部驻海门镇十字街阜大国药店对面(隔河)的一座三层楼房。队长王达章,指导员周道举。有学员120多人(其

1950年7月，一八六团卫生训练班全体在黄岩县沙北杨家驻地合影

中女20多人),分3个区队,12个班,每班10-13人。第一区队区队长李贵芝,副邵正延;第二区队区队长高永平,副孟庆丰;第三区队区队长郑兴志,副卢英(女)。各班班长由医助担任,副班长在学员中推选。我编在二区队八班,班长葛庆龙,我为副班长。

我们的课堂在三区队楼下厅堂,8月1日上午开学式就在这里举行。课堂正中挂着毛主席像,两旁是文化教员凡平(女)毛笔正楷手书的两幅大红标语。左边一幅是“我们这个队伍是完全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右边一幅是“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这两幅标语除了字迹秀丽引人注目外，主要还是它的针对性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开学式由周道举主持，后勤政委余从善讲了形势和我们的学习任务后说，这期卫训队是我师两期卫训队中学员文化程度最高、年纪最小的一期,要求我们用8个月的时间学完地方中等卫校3年的主要课程，任务虽艰巨,但他相信我们一定能以优良的成绩向党汇报。他在讲话中引用“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希望我们老老实实地学习,不要像“墙上芦苇”、“山间竹笋”。还勉励我们以白求恩为榜样,向白衣战士李蓝丁学习。最后他说,后生可畏,将来你们一定会成为我军优秀的人民军医。他的话讲出了我们的理想和追求。接着王达章宣读队规,安排课时,最后他要求全队发扬“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作风,大兴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把卫训队办成未来人民军医的摇篮,为我军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开学式简单而隆重,首长讲话扼要,句句切中我们的心里。开学式起到鼓励动员的作用。

教师与学员

军医吕福元是我们的专职教师，他毕业于白求恩医科大学。他作风艰苦,关心学员,没有架子,常与我们打成一片。他经常深入班组,了解学习情况,哪里有困难,他就到哪里去。我们都热情称呼他“吕老师”。教学上他注重教学启发,把枯燥的变成有趣了，难记的变成易记了。他讲课根据备课提纲，从不照本宣科。在没有教具和实验的情况下,他“土法”上马,讲心脏时,解剖猪心给我们看，还要我们以组为单位买来猪心，他指导我们解剖。讲心脏功能以水泵来作比方……。《解剖学》上的名词必须背熟，为了帮助我们记忆，他将各系统一些难记的地方变成顺口溜，如12对脑神经，他编的顺口溜是:“一嗅，二视，三动眼……”。

为了培养我们的注意力，他强调记笔记，上课时不发讲义，课后才发。每堂课结束,他必作归纳、提示,目的是帮我们掌握重点。新课开始前，他将上一课的重点再提问一遍或解答难题，然后开始新的一课。一个系统、一个章节结束了,便进行一次考试,一门课上完了又进行一次总考,成绩张榜公布。

在教师的带动下,我们“苦干带巧干”地学习,既分秒必争，又不死学。我们除了军训以班为活动单位外,学习上则以组为单位建立互助对象,开展以个人自学为主的互教互学。葛庆龙与我同组,结对互助。他1947年人伍,文化程度初小,记笔记是他最大的困难,所以课后我常帮他核对整理。在学习中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想像力和综合归类的能力,如学习耳朵的构造和功能，他就联想到电话筒。他不看讲义和笔记,把人体神经、血管的走向从头到足画成分布图,将各系统疾病的鉴别诊断列出鉴别图表,他这

1951年2月，六十二师卫训队八班合影留念

样的复习方法使记忆系统清晰。他还把每堂课的要点编成问答题,我问他答,答不出的作为“碉堡”,重点攻破。走路时他自问自答，晚上入睡前躺在床上又这样温习一遍。学习药物英语,他更困难，在文化教员姚嘉尔(女)的热心辅导下,他凭自己的艰苦努力,达到了及格。在他的带动下,全班学习搞得热火朝天。队领导及时总结大家的学习经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竞赛活动，不仅涌现出王杰生领导的一班模范班,也涌现出许多学习尖子。

深山劳动

10月间,队部抽调部分班去临海县涌泉山区劳动,这是一次群众观念、“劳动创造世界”的实践教育,我们八班也被抽调。我们住在农民家，黎明即起，帮助群众铡草喂羊，六点多吃过早饭就上山砍柴,下午夕阳西下时回来。山里群众的生活很苦,他们吃番薯丝,我们也吃番薯丝,菜里见不到半点油腥。晚上,山区农民家里蚊子多,白天,草丛里的“蠓依头”多,大家的面孔、身上、手足被叮咬出许多红疙瘩，又痒又痛;荆棘把大家的手、腿划了一道道伤痕,有的发炎了,但是谁也没有退缩。

每天傍晚,我们集合在一起听取周道举的队前讲评。有一次讲话我记得很深刻，他说我们革命的目的就为这些贫苦农民将来过上好日子。这次来,不是单纯砍柴,而是思想上的锻炼,懂得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理,帮助大家树立群众观念。晚上在农民的草房里菜油灯下开生活会,总结一天的劳动情况。

在涌泉10多天,与群众关系很好。临别时,群众送我们到船埠头。归途上,八班长教我们一首歌,其中有这几句:“同志们,我们吃的饭,穿的衣是哪里来的呢?是来自咱老百姓……。"回来后进行总结。总结前，队部组织全队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中指出:“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我们第一次与农民一起劳动，经受锻炼，只有在这时，对毛主席的这番话才有了深切的体会和感受。总结结束,我们观看电影《白衣战士李兰丁》后，班里进行了讨论,表示今后走上工作岗位也要像李兰丁那样。

血书求战

1950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全国上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响彻大街小巷。我们上课前、开饭前都齐唱《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盼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

11月初，我们参加了师直的形势报告会，听取第七兵团、浙江军区首长的形势报告和师政治部秘书科科长陈枫的爱国主义报告，报告非常生动深刻,每一句都打动我们的心，爱国热情在我们心中激荡。会后,全队开展了热烈的讨论,开展了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教育活动,掀起了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热潮。

在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心里，把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作为自己的崇高愿望,同志们纷纷咬破指头写血书,其要求参战的决心和强烈的爱国热情难以言表。全队120多人都写了,可是上级只批准2人--二班班长杨金亭和我们八班的李瑞生。这两人都

1950年7月，军、师文干班分来许多学员，仅政治处就有24人，占当时政治处工作人员的一半，（1950年12月31日政治处全体同志合影。

是共产党员，1947年人伍的老同志，上级要求的条件是部队骨干,他俩恰好符合这个条件。11月中旬,我们班为李瑞生开欢送会,并送纪念品。第2天,全队敲锣打鼓列队欢送杨金亭、李瑞生两位同志,师后勤主任李学廉、政委余从善给他俩的胸前佩上大红花,大家齐说一句话,祝贺他们凯旋归来。

送走杨金亭、李瑞生两位同志后，大家要求参战的热情更高。周道举讲时事时说,抗美援朝战争将是长期的,希望我们安心学好业务本领，学好军事，迎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新高潮。我们将自己的一腔热情化为学习的动力,把攻克一道道难题视同消灭一个个敌人,打下一座座碉堡。卫训队在学习期间演出《美帝暴行图》和《上饶集中营》等话剧，主要内容是揭露美帝侵略及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磨擦等罪行,两剧均由凡平导演，吕福元扮演牧师,阮圣鹏、方中等也一起参加了演出。

这里起步

1951年2月,我们已学完全部课程,3月初开始总复习。3月25日至27日进行为期4天的总考试。平时的成绩与这次总考的成绩均记入毕业成绩单。30日在海门天主教堂举行毕业典礼,师参谋长杜绍三代表师党委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勉励我们做一个白求恩式的白衣战士，为人民解放事业，为解放台湾作出贡献。毕业典礼上,首长为功臣们颁奖,王杰生的一班为模范班,九班朱安民小组(有朱安民、朱祥、陶国德)立集体二等功;王杰生、李杰民等荣立二等功;张孝容、张同国、赵飞白、陈承尧、陈决胜(女)等荣立三等功;我和金祥茂、王福媛(女)等立四等功。在毕业典礼上赠送给每个学员一本毕业纪念册。纪念册上有首长题词,师政委姜林东题:“高度地发扬为战士服务、为伤病员服务的精神，是每个卫生工作者必备的条件”;师政治部主任施义之题:“学习白求恩大夫的精神,向李兰丁方向努力”;师后勤主任李学廉题:“加强卫生工作的事业精神,不断的提高自己,树立起为战士服务的观念";师后勤政委余从善题:“加强政治学习，提高业务水平，树立为伤员服务的观念”;卫训队队长王达章题:“以数月如一日所学之理论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更进一步的来提高与充实自己”。

4月1日，我们肩负起党和人民军队的期望，肩负着首长的嘱托,走上了工作岗位。这是一条人生起跑线，我们就从这里走向人生,走向未来。

中国人民解放军歩兵第187团新的一届党委会全体成员。

戈 基 回 忆 录

战争年代的革命军人，除了要随时迎接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外，还要长期承受性禁锢、性压抑的煎熬。

1949年我参军在二十一军文化干部训练班学习期间，就听人说，部队干部的婚姻条件:“二八·五·团”。

何谓“二八·五·团"?这是军队内部的婚规:年满二十八岁、五年党龄、团级以上的干部可以结婚。年满二十八岁、五年党龄的营级干部可以谈恋爱，到当上团级干部后才可结婚。

那时候，团级干部大都是1937年、1938年、1939年抗日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有的还是参加长征的老红军。他们为穷人打天下，为反抗侵略冲锋陷阵，身经百战，九死一生，组织上给予照顾，关心他们的个人问题，是完全应该的。

很多营级干部差不多也是跟团的领导同一时期参军的，因为不是团级干部，不能结婚，但是组织允许他们谈恋爱。我们这些1949年参军的知识青年，1950年底全军知识青年评级时，才定为副排级干部，多数定为正、副班级，“二八·五·团”中的三个条件，一条都不具备，不仅不能结婚，而且不能恋爱。违者要受纪律处分。具备“二八·五·团”条件的干部，还有一个附加规定:不能找地方女子成亲，只能跟“娘子军”结婚。因此，同我们一起参军的女兵，到部队后就成了团以上干部的选偶对象。

无巧不成书，正当我在写这一章部队内部“婚规”时，看到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第13辑《老照片》中，二十一军老战友华锐写的文章《浙江女兵》文中写到:“二八·五·团”。跟他联系后，华锐同志给我寄来两本书:《老照片》、《拓荒者的光辉录》。

“1949年4月21日，我们二十一军六十一师在隆隆炮声中，与兄弟部队一起突破了长江天险，一路所向披靡，向南挺进。

5月25日，我所在的一八三团一营进驻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溪口镇依山傍水，风景秀丽。因为是蒋介石的老家，进驻这里，大家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当时，浙江省除沿海的一些岛屿外，已全部解放。进入浙江后，部队吸收了大批知识青年人伍，其中还有200多名女兵。她们中有教师，也有学生，且不乏大家闺秀。她们脱去旗袍、学生服换上了一身草绿色的军装，将一头秀发剪成齐耳的短发，每天上课、出操，接受军政训练，十分惹人注目。

女兵们走上投笔从戎这条路，并非一帆风顺。她们参军时，有的遭到过父母的反对——“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观念在许多人那里依旧根深蒂固。也有的是为了逃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背着父母出来的。还有因为无法忍受家庭的虐待，希望出来过一种平等的不受人欺负的生活。

战争年代，部队战斗频繁，九死一生，干部很少有结婚的。当时部队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习称“二八·五·团”，即二十八岁、有五年党龄的团级干部方可结婚，虽说不少人符合这一规定，但由于部队里女同志少，又不允许与地方的人结婚，许多人即使够了条件，仍是光棍儿一条。如今全国解放了，部队干部的婚姻大事也理所当然地提上了日程。二十一军招进的这200多名女兵，既是工作的需要，也有为干部解决婚姻问题的考虑。

一年过去了，这些女兵们结束了学业，被分配到部队司政机关和后勤部门当干事、文化教员和卫生员，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女兵有了自己的意中人，建立了家庭。比较麻烦的，是有些工农出身的干部，字不识几个，脾气又大，女兵们往往不愿接近他们，只好由组织上出面做工作。在婚姻问题上，女兵们最怕的是不小心嫁给了老家里已有妻室的人，一旦发现，少不了大吵大闹一场。有的闹过也就闹过了，毕竟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况且日子一久，随着夫妻感情的加深，也就相安无事了。当年解放区有这样一种说法，男人在外当兵，与家人无音讯三年以上者，男女双方均可另行婚娶。因此有些家中已有妻室的干部与女兵的婚姻,在当时也被视为合法。两年以后，浙江女兵们都已各择其夫，二十一军的人称浙江为“老丈人省”，并不完全是一句戏言。

六十一师卫生处二队全体合影（1950年）于海门

我的妻子朱志敏也是一名浙江女兵，她跟着我走南闯北几十年，后来我从部队转业去北大荒，她二话没说，拖着三个女儿辗转北上，无论战争岁月还是和平年代，不管多苦多累，我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从无怨言，在55岁那年她永远离开了我。现在想起来，我既伤心又内疚，的确，我欠她的太多了。

还有我的老战友李华萍和郑咸肃，她们也是从浙江入伍的女兵。所不同的是，郑咸肃人伍前已在地方上参加了工作，是玉环县土改工作队的一名队员，被我们团长唐笑宜看上了，从地方调到了部队，在团政治处组织股当干事。说起我们唐团长，那是个有个性的人。这群浙江女兵招进来以后，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先解决军师领导的婚姻问题，然后依次是团营干部。唐团长觉得别人挑过的，再让他挑，不公平，于是不顾不准从地方上找对象的规定，自己从地方找了。起先，上级不同意。唐团长称，若不同意，他就不结婚。团长赌气不结婚了，下面的干部谁还好意思抢在团长的前面。都眼巴巴等着。僵持了一段时间，到底是有关领导让了步，算是特批，将郑咸肃调进了部队。

转眼50年过去了。当年从浙江入伍的那批年轻女兵，随着丈夫们的工作调动，星散在全国各地。如今，她们中的一些人已长眠地下，健在的也是白发苍苍、儿孙满意的老奶奶了。

华锐的文章引起了我很多回想:当时刚参军的女同志大都安排在宣教、文化部门和后勤机关工作。1951年，我们宣教股就有14名女兵。华锐文中提到的朱志敏，李华萍就在我们宣教股，我是宣教干事兼宣教股生活班长，机关团支委，股长杜冰叫我管生活、管思想，像个“总理大臣”。婚姻是终身大事，股里的女同志都找我谈心，汇报“隐私”，征求我的意见。我当时的态度:“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何况男的是我上级首长，女的是我战友，因此，我都热情支持,乐观其成。我们宣教股很多女同志都与当时的团干和后来由营职提为团职的干部喜结连理。如汪静虹和团长孟广义、匡广人和政委赖华、何苏与副团长莫昌富、骆静白和政治处主任鲁曼、吴盈芳与副参谋长胡存仁、何松华与干部股长尹庆丰、吴蕾华与教导员黄坡、何文素与青年股长蔡挺，李华萍和政委王铿、陈素静和政治处副主任龙学章、钱平风和参谋长龚炯。她们中有的年龄不到20岁，结婚一年就做了母亲。钱平风与龚炯结婚后，1952年生了一个小女孩，我得知这喜讯后，特地买了一斤鸡蛋送她“坐月子”。2005年钱平风从南京来北京看我，她还记着这件事，说:“戈基，你那时怎么这样懂事，我生孩子，给我送鸡蛋。”

1975年，我和田苏创作渡海作战的电影剧本，去西安、宝鸡、南京、上海、杭州，向老同志、老领导采访时，他们的夫人几乎都是我们的战友或是文干班的同学。

在上海，向原一八三团团长，后任兰州军区副司令杜绍三的夫人邹蓉珍采访时,见面后才知是我军文干班的同学。

在西安，向一八三团原副主任姬从周(老红军)采访时，一进家，看见他的妻子跟我是文干班同一个队的同学张蔚贞。我吃惊地问她:“你是怎么跟姬政委结婚的?”

她笑笑:"组织分配的。”

2002年我在天津见到宣教股老战友陈素静，谈起往事，我问她:“你是怎么跟龙学章副主任相爱的?”

陈素静说:“什么相爱?!我们根本没有恋爱，是组织安排的。”

无论是组织分配和安排的，还是自由相爱的，我了解、崇敬那些参加革命几十年，九死一生的老同志。他们和她们虽是在客观形势和组织安排下走到了一起,但婚后相儒以沫、患难与共，生活得很幸福。

当时有一些刚参军的女同志因为年轻不愿与上级领导结婚，有“抗婚”的、也有“逃婚”的。1950年，我在军文干班学习时，副班长陈xx是从军文工团

六十二师英模大会代表

下来的女同志，队里有的领导给她写信求爱，她不愿过早结婚，又不好“推辞”，有一天与队里一名女文书姜x和其他队三位女同学跑掉了，到我们学习结束后，部队领导派人到浙江动员她们归队。

古人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子曰:“食色性也。”孔圣人也说，性是人的本能，它跟吃饭一样重要。没有性爱，没有男女交欢，就要断子绝孙，人类就要灭亡。

那时候，部队很多老兵年龄都在30岁以上，大都是抗战时期“母亲叫儿打东洋”，为了保家卫国而参军入伍的。年龄够了，党龄也够了，因是个“兵”，不是干部，离团级的官职差远了，不能结婚，长期承受性禁锢的煎熬。我们这些1949 年以后参军的知识青年，“二八·五·团”婚规的三个条件，一个都不具备，不能结婚、不能谈恋爱，违者要受纪律处分。我们跟千千万万志愿军战士一样，为了“保和平、卫祖国”，把青春年华献给最壮丽的事业——抗击美国的侵略战争。

1955年部队实行军衔制、薪金制，取消了“二八·五·团”的规定，只要是干部，都可以恋爱结婚。但由于我们在朝鲜，找对象无“象”可对，只有休假回国相亲成婚。但假期只有一个月，时间太短，很难找到合适、满意的对象。一些工农干部很实在，“一见钟情”，回国休假一个月，就带着新娘到朝鲜欢度蜜月。我们这些知青干部，恪守“先恋爱，后结婚”，不求速成，只好仍做不食人间烟火的“苦行僧”。

1958年8月，部队撤军回国，和我同时参军的战友纷纷结婚成家。我因受命军政治部交给我创作向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作品的任务，全身心投入与克扬合作的长篇小说《连心锁》的创作，一心不可二用，我没有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在此期间，山西省文联领导马烽、孙谦、胡正和《火花》编辑部的同志非常关心我的“个人问题”，给我介绍女朋友，我都婉言谢绝。我“闭门造车”，花了3年多时间，直到《连心锁》完稿，经人介绍，才风风火火地赶到杭州与王震寰见面，相识、相爱，1962年1月，喜结连理。这时，我已是35岁大龄。“嫁鸡(基) 随鸡(基)”，办完婚事，即将震寰的户口从杭州迁到太原，随我来部队生活。当时，恰逢《连心锁》出版，我出色地完成了领导交给的创作任务，军政治部给我记了一个三等功。结婚、出书、立功，文化处和宣传处的同志祝贺我“三喜临门”。

当年-1962年10月26日，震寰生了一个“千金”。从此，我才有了一个家，圣野诗中写的“军人之家”。

部队对干部的配偶要求很严。婚前组织部门都要发函到女方家乡公安机关调查她的家庭出身、历史、社会关系，取得证明材料，经组织审查合格，才能批准结婚。现在我还保存着“申请结婚报告表”，它，成了我具有历史意义的珍贵“文物”，

第二十一军政治部第三届青年工作会议全体同志合影留念。1951年奉化。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