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西迁

维豪

文 维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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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座横跨在遵义市湘江河上的大桥，2002年建成的。是为了纪念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老先生而建的桥梁。竺可桢是著名的地理学家、气象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学家，在抗日战争时期，率领浙大几经周折西迁至遵义，办学七年，极大地推动了遵义的文化教育事业。他在遵义期间，建立了气象测候所，为学生提供了实习机会，也为遵义提供了气象服务。

这是可桢桥左边的人行道

　　1937年7月，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8月日军进攻上海，杭州告急。浙大为了坚持学业，为国家保留一批知识精英，竺可桢校长果断带领全体师生踏上西迁流亡办学的艰苦历程。

1937年9月，浙大一年级迁往浙江的西天目山上课。

　　这是竺可桢校长（中）在天目山禅源寺调查搬迁校址情况

12月份全部搬往浙江的建德，这是第一次搬迁。第二次迁往江西的吉安、泰和。

　　这是在泰和的校址

第三次搬迁到广西的宜山。1939年，日军在广西北海登陆，宜山形势吃紧，竺可桢校长紧急召开会议，决定立即迁往贵州遵义。

这是在宜山的教室

　　第四次迁往贵州遵义。浙大在这四次校址的搬迁过程中，全体师生经历千难万苦，同时也感受到了日本的侵华战争给国家带来的创伤，给老百姓带来的重重灾难。也给浙大办学带来的巨大的困难，谁知道到哪里才能安心做学问呢！看到日军在我们的国土上犯下的累累罪行，看到浙大西迁流亡办学的困境，我由衷发出心底的感叹：

书桌难安稳，

几度向西迁。

日冦烧杀抢，

何处能身安？

这次浙大历时近两年西迁的路线和当年红军长征初期时到遵义的路线基本吻合，而落脚点又都是对中国革命具有转折意义的遵义城，所以史上有称浙大西迁是“文军的长征。”浙大1939年迁到遵义，到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迁回杭州。

　　3月7日，河舟社区组织党员参观了浙大在湄潭的旧址和浙大西迁历史纪念馆。这是大家在旧址文庙前留影纪念。

浙大刚搬到湄潭时期，就遇到了要寻找教舍等困难，他们利用当地的寺庙、祠堂作为教室。而且因地制宜，用木隔板和长条凳当桌椅进行教学。虽然条件较差，总算是有了安身处所，安放课桌的地方。我由衷的为他们感到高兴，真所谓是：

先迁遵义城，

再搬湄江畔。

潜心做学问，

师生喜开颜。

　　大家到浙大西迁历史纪念馆进行参观。通过参观了解，大家才知道，国立浙大的前身是“求是书院”，历来有读书不浮躁，做事讲勤奋的传统学风。而校长竺可桢把“求是”精神进一步升华概括为“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他认为“求是”不仅仅是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更是涉及理想、责任和立身处世的价值观。

　　据不完全统计，当年在浙大任教和求学的教师与学生中，日后有50多名专家和学者当选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表彰为硑制“两弹一星”作出贡献的科技专家中就有王淦昌、程开甲两人都曾在湄潭教学过。

浙大在湄潭办学七年，直到1946年才返回杭州。

　　浙大的西迁办学，是在日寇铁蹄践踏中国的历史背景下，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光辉典范，是对教育事业的坚守，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不屈不挠、奋发图强的优秀精神品质。

2025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