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场头

翰墨随缘

1979年7月，我才16周岁。这个年龄本该正在读书的年龄，而由于学制短，我拿到高中毕业证书，再参加完高考（自己估量着就不能考中），就直接回到农村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了。 因为我个头小，长得又瘦， 在别人的眼中，我只是一个还只是一个没长大的大孩子罢了。

我所在的生产队是比较大的，人口有近200人，耕地有300多亩，而且将近一半在圩区，离家比较远，最远的差不多有三四里地。我是生产队里的第一批高中毕业生，这一批就两个，另一个是个女的。回到生产队上工，别人可不认你是不是初中高中，也不管你懂不懂勾股定理、三角函数之类的，只认你力气大不大。我自然被安排在男劳力后面，干些挑、挖、扛之类的重活。这些个重活，都得靠卖死力气完成。记得有一次挑土方，不知道挖土人是有意还是无意，在我的畚箕里装了满满四大锹齐崭崭的土疙瘩，足有120斤重。我也不便说什么，用吃奶的力气挑起来，两条腿颤颤巍巍，步履蹒跚，总算挨到了倒土区。挖土人见我没说什么，仍然照样装这么多。半天下来，直到我的鼻子流血了，有好心人为我说了句好话，让挖土人给我少装一些。好在这一情景被队长看到了，认为我有一股吃苦耐劳的劲儿。不几天，队长同队里的其他干部一商量，便让我去公场站场头。

大集体时代，每个生产队都开辟一块偌大的场地做公场，公场的北面建有公屋。每到夏收秋收时节，公场是热闹最繁忙的地方。所以，公场的农活很多，堆把、晒把、脱粒、扬锨、摊晒、捆草、堆草堆等等等等，丢下摊耙就是扫箒，几乎没有消停的时候。我负责站场头的那些日子，我不单负责公场上的事务，还要负责看场看公屋。除了一天回家吃三顿饭，其他时间都在公场上，睡觉也在公屋里。

白天晚上出工的时候，公场上有很多人干着不同的农活，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是常有的事。但过了收获的季节，公场上没有了原有的吵杂与喧闹。特别是晚上，只有我一个人独自蜷缩在宽大的公屋里，连个说话的都没有，那种寂寞、害怕便油然而生。

我生性胆怯。队里有一个妇女因夫妻矛盾激化，逃避到西边的娘家。那年秋收大忙时回家了。谁知第二天大清早，这名妇女便突然死在了家里。我早晨回家时，路过这家，正巧看到了这一幕，成为第一个目击者。一时间，风言风语四起，有说丈夫蓄意谋害的，有说不慎触电而死的，惊动了县公安局。最后，只认定是非正常死亡，死因却难以认定。打这天起，我一个人晚上看公屋，除了寂寞，又增加了几分恐惧。幸好我有一个本家叔叔还在上小学，我就跟他商量，让他陪我每天晚上去看公屋。

下雨天和晚上，没有了活计，正是读书看报的好时机。那时候，书刊杂志也少。只要能得手，我便如获至宝，一阅无余。背《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抄名言警句，记读书心得。渐渐的，报纸上的新闻看多了，又萌生了写新闻稿的想法。一天，生产队里为了抢季节，组织大会战，上午收割小麦，连轴耕翻、灌溉、施肥、耙地，下午插秧，一天完成收割插秧50多亩。我尝试着向县广播站写了一篇新闻稿。不几天，县广播站播出了这条消息，传到了生产队干部群众的耳朵，大家好一阵兴奋，都说我为他们长了脸。

我至今还记得，1980年全年我挣得工分4300分，生产队当年年终分配单价是0.73元，一年苦了300多元，心里甜滋滋的，总算可以为家里挣收入了。

我高中毕业后回生产队参加生产劳动只有一年半时间，虽然辛苦繁重一些，但这种磨炼对我来说却弥足珍贵！

（ 原创于2024年7月，修改于2025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