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唐“玄武门之变”事件源自李世民和太子李建成的夺嫡之争，最终李世民通过此次事件直接解决李建成与李元吉两位皇位竞争者,成功地奠定了继承大统的基础，继而才有鼎盛繁荣的贞观之治。</p><p class="ql-block"> 《资治通鉴》对“玄武门之变”的过程及前因后果的叙述较为详尽,通篇虽以李世民方为正统,但其多处的春秋笔法式的曲笔手法,让后世又不得不遐想连篇。</p> <p class="ql-block"> 竞争对手的“软弱”。“太子建成，性宽简,喜酒色游畋；齐王元吉,多过失;皆无宠于上”,也就是说,无论在父亲李渊面前,还是跟李世民相比,两人皆处弱势地位，“世民功名日盛,上常有意以代建成”，既然老父亲都这样的态度了，“建成内不自安，乃与元吉协谋,共倾世民”的效果如何,如此强弱分明之势下，可想而知了。</p><p class="ql-block"> 《资治通鉴》又叙:建成夜召世民，饮酒而而鸩之”,但其结果只是“世民暴心痛，吐血数升”而已。既然“鸠之”，却不能致死，岂非药量不足，太子建成“仁义”了吗?落人以柄,后患无穷,这个道理李建成难道不晓？恐怕不是仅仅“软弱”能解释得了的吧？</p> <p class="ql-block"> 再说齐王元吉,此兄乃是《资治通鉴》中极力支持太子除去秦王的忠实之辈,究其深层次原因,似乎像书中记载的“但除秦王，取东宫如反掌耳。彼与太子谋乱未成,已有取太子之心”一样,但这样的分析和心理探究,也只是通过“世民访之府僚”得知的传言,历史真实的情况如何，就不得而知了。</p><p class="ql-block"> 当太子仁厚，念及兄弟之情阻止元吉一次无比接近成功的下手时,《通鉴》直接记述：元吉愠日:为兄计耳,于我何有！”前后对比,齐王元吉又不似“取太子之心”之辈。</p> <p class="ql-block"> 决策者态度“暧昧”。决定太子名份归属的，当然属居皇位者李渊。李渊立长子建成为太子，完全是合乎礼，以其性格,想要废长立幼,恐怕很难做到。但为了镇压杨文幹的叛乱，召李世民共同商,李渊承诺“汝宜自行,还,立汝为太子”，又谈到成就其为太子的条件,即“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诛其子,当封建成为蜀王。蜀兵脆弱，它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易耳!”这不是明摆着故意挑唆世民造反吗?这样的父亲令人可信吗?完全可以怀疑，后世为了体现李世民政权取得的合法性,而强加进此段的挑唆之语。</p><p class="ql-block"> 其实,真实的李渊就是《资治通鉴》里记述的另一段故事中的人物,秦王府下属杜如晦有次经过尹德妃父阿鼠家门口时，未下马，被其家仆数人拖下马群欧,伤折一指。阿鼠恶人先告状，先使尹德妃向李渊上奏:秦王左右陵暴妾家。李渊不问青红皂白，愤怒斥责李世民：我妃嫔家犹为汝左右所陵，况小民乎！“世民深自辩析，上终不信。”你看，作为父亲的李渊，不相信自己儿子到了何种地步！前后对照一下,决策者李渊的态度其实一目了然。</p> <p class="ql-block"> 臣下同僚的“差异”。世民的腹心,如长孙无忌、高士廉、侯君集、尉迟敬德等,“日夜劝世民诛建成、元吉”,其心迫切如此;而作为同僚的灵州大都督李靖、行军总管李世勣的态度,《资治通鉴》用了“靖辞”、“世勣辞”来表明,也就是说两者作为当时的重臣,即使李世民上门亲自问计、以“辞”字回应,不是不表明态度,实际已显示态度。“世民由是重二人”,更隐晦地说明世民当时不敢起乱，算是勉强接受了二人的意见。</p> <p class="ql-block"> 最终上位者李世民本人呢?忠心臣属纷纷劝告之时,犹在叹曰:骨肉相残、古今大恶。吾诚知祸在朝夕，欲俟其发，然后以义讨之，不亦可乎！自己明明认识到兄弟手足不能相残，心中仍在想着等到建成、元吉先发动战乱,然后自己可以名正言顺的讨伐他们,征服他们,这是何等掩饰之词。要知道,精兵强将全在自己这边，强弱之势立分。</p><p class="ql-block"> 玄武门杀害兄弟之后,李世民又去失魂的李渊面前，“跪而吮上乳，号恸久之”，惺惺做作之态跃然纸上。</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