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兄黑妹黑姐黑弟

老孙（SunYiBen）

　　《黑兄黑妹黑姐黑弟》

我在兄弟姐妹前用四个“黑”字作为文章题目，或许会让不少朋友大吃一惊……也许有人会疑惑：莫非益奔哥去了非洲？不然怎会有黑兄黑妹黑姐黑弟？更有人会猜：孙益奔是不是入了黑社会？不然怎会有如此多的“黑”字称谓？其实，关心我的朋友们，你们多虑了。我所说的黑兄黑妹黑姐黑弟，是那些支边到黑龙江的知青兄弟姐妹们。

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全国知青是一家，而同是支边到黑龙江的知青，更是亲上加亲，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今天，我要讲述的就是这些黑兄黑妹黑姐黑弟的故事。

　　1970年12月18日，浙江省奉化县79名知青一同奔赴黑龙江大兴安岭支边，从那一刻起，我们便成了兄弟姐妹。其中的故事数也数不清。但今天，我要讲述的是另外一些黑兄黑妹黑姐黑弟的故事。

1971年5月1日，我和老家奉化县萧王庙镇一起支边到黑龙江的孙义能、孙坚定、戴义杰、杨平国五人趁着放假到大兴安岭首府加格达奇游玩。中午十一点左右，我们来到红旗饭店就餐，当时饭店里人满为患。我们开始分工合作，有人负责开票，有人排队领菜，有人领取主食，而我则负责抢桌占凳。

我眼疾手快，迅速占据了一张桌子和五条凳子，静等其他四位兄弟的“战果”。这时，一位眼睛很大、睫毛很长、脸庞白净、中等个子，穿着黄军大衣军棉裤的姑娘走了过来。她见我也是黄军装，肯定是知青，又见我独自占据一桌五凳，有些不便，便过来帮我抢桌占凳。于是，我们便攀谈起来，互相询问工作单位、来自何方。我告诉她我的情况，她也告诉我她的情况。我得知她也是支边知青，来自绍兴，与我们同年同月同日同一火车来的，现在在大兴安岭地区机械筑路总队工作。我们相谈甚欢，这是我有生十七年来除自己的亲人以外与女性交谈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约近四十分钟。

这时，我的老乡战友们带着各自“战利品”回来了，看到我与一个陌生姑娘谈得脸上红扑扑的，便打趣道：“阿大（我的小名），生活倒好啊！这么快就谈上对象了！”听了伙伴们的玩笑话，本来答应我一起吃饭的绍兴姑娘有些腼腆地走了。这位姑娘让我怀念至今，真想知道她此后的情况。

1974年8月中旬，我们一连在大兴安岭大子扬山打防火道，已经野营一星期，几乎“弹尽粮绝”，处于生死边缘。领导派我和仇成忠（奉化知青）摆渡嫩江去补充给养。虽在嫩江的上游，但江面也有几百米宽，而且船在对面。我们用东北话喊：“老乡，我们要过江，请摆渡过来。”声嘶力竭喊了近一个小时，只见对面人影晃动，却不见人摇船过来。就在我们绝望之际，只见小船向上拖去，走了好长的路后，小船才顺江朝我们岸边驶来。半个小时后，小船到达我们这边。划船人是个与我们年龄相仿的年轻人，见到我们后开口就说：“倷（上海话）俩位是南方人吧？”我们急忙说：“我们是宁波人。”接着把基本情况告诉了他。划船人告诉我们，他是上海知青，在某农场工作。他是听到我们有南方口音，料想也是知青才划船过来的，不然没人会划船过来接我们。要接我们必须从上游往下划，否则船不知会划到哪里去。

接着，他把我们渡过了嫩江，又帮我们买到了粮食和蔬菜、食盐。临渡江前，他还叫我们在大地上拔了很多甜菜（可榨绵白糖，也可当水果吃）。把我们摆渡到对岸后，我们用十元送给他表示感谢，他却说什么也不收，并说：“大家都是知青，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1977年7月，我在牡丹江林业学校采运专业学习，在亚布力林业局机修厂实习，吃住在林业局招待所。当时我身穿宁波海洋渔业公司的工作服（姐姐送我的）。两位在亚布力林业局武装部工作的宁波知青（1973年支边去的）见我是宁波人，便给了我很多细粮票，这让我在同学面前很有面子，也改善了我们的生活。

1994年10月中旬，我在上海静安区公安分局参加全国公安协作会议。饭桌上大家谈起了当时的热播电视剧《孽债》，谈着谈着获知大家都是知青，有好多人还是支边到黑龙江的知青。于是，距离感没有了，大家似乎都是“三生石上旧相识”，把自己的“孽缘孽债”都说了出来。

2021年11月初，我在晚上日湖公园锻炼，见一群老太婆在说着黑龙江支边的故事，于是上前搭讪，原来她们是1970年5月宁波支边到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某农场的知青。从此，每夜我在宁波都有了共同语言的地方。

最近，我又在战友介绍下加入了宁波东方知青网和好几个知青群，有很多人都是支边黑龙江的知青，特别是阿佩、冬香、老牛、老孙、老童等还是我们大兴安岭同一林业局的知青，其亲情自不待言。

昔日，黑龙江很远、很冷、很艰苦，但因为有众多的黑兄黑妹黑姐黑弟们生死相随、共同努力、披荆斩棘、并肩前行，我们才胜利地活到了现在。今后的人生路会越来越艰难，但只要黑兄黑妹黑姐黑弟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共同努力、携手同行，一定也会克服困难，取得更大的辉煌。

孙益奔写于2023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