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撷英（读《明史》之一〇三）行走偏锋、人神难辨的明代方伎

平民

历史上，有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群体，叫“方伎”。最早时，其之所指是人们称为“生生之具”，也就是让人的生命保持健康的行医之人。“伎”与“技”相通，因此都是通晓医术的技能人才，而所谓“医术”，先秦远古时有四类，即“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医经之术”在中医那里，主要是“望闻问切”之类的诊疗技术，而“经方之术”则显然是与药及用药有关的技术，这样的术，古今大致统一。论及“房中之术”，则会陡生歧义，明明是从先民生殖崇拜衍生出来的关于性以及人类繁衍方面的保健医疗技术，却被后来的一些人阉割扭曲为纵欲求欢的房事道术，因而背上道德败坏、低级趣味的坏名声。同样被祸害的还有“神仙之术”，从科学的角度看，这种“术”的初衷本是养生健体，延年益寿，然而，它很快就在君主权贵追求长生不老的欲望和神仙崇拜迷信的推动下，走向反面，成为虚妄怪诞但极具欺骗性的旁门左道，就连“秦皇汉武”这样的圣明之君，也被其蛊惑得五迷三道。春秋末期左丘明的《左氏春秋》（即《左传》）和西汉司马迁的《史记》，所载方伎人物，都以医者仁师为主。因为“生生之具”之上还有“生生之道”，即世间万物生生不息的自然法则和运行规律，因此，在古老的阴阳五行哲学基础上，本就医巫同源的方伎队伍中，便不可避免地掺杂进“道相近”的占卜、星象、风水等成分，最早将方伎传并单独成类的《三国志·魏志》，所收录的方伎人物，医学之外，还有阴阳、占卜、相术等术士，不仅记录他们的生平技艺，还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他们的认知态度。其后的正史也大体延续这一模式，记录着这一特殊群体的活动情况。《明史》也不例外，其二百九十八卷即以“方伎传”，记载当代方伎中的“最异者”，列入正传者仅为十九，那当然更是非同一般，功业永存有药圣李时珍，气贯长虹如武当祖师张三丰，神秘莫测则有大明第一相士袁珙。

清人编纂的《明史》，所立传的方伎人物有两个鲜明特征，一是去除“近于神仙”的“荒忽”色彩，突出对象的人格特点和超群技艺，相比以往，进步了很多。二是淡化民间传说的玄奥，重点强调人物在特定时空环境以及与明朝政权特别是皇帝交结事件中的真实表现，以官方认定为评价的主要依据。如此一来，“方伎传”中的众人，便回到了真实世界，由“神”还原为“人”。

主传十九人，其中占比最大的依然是“医学”，多达十一人。《方伎传》小序，对“医与天文”之人，有如此概述评价，“攻其术者，要必博极于古人之书，而会通其理，沈思独诣，参以考验，不为私智自用，乃足以名当时而为后学宗”。集传承与实践探索、医德高尚于一身，是他们的共性特征。就生卒年份算，十一人中有六人历经元末明初，两朝为医，声名卓著。

排在第一的是滑寿，字伯仁，“先世襄城人，徙仪真，后又徙馀姚”。他“幼警敏好学，能诗”，精于经史的他，本可循家族仕途传统走科举之路，但在乡试之后，他却弃政从医，攻读医籍。在仪真师从京口（镇江）名医王居中，研读中医经典《素问》、《难经》，并“参会张仲景、刘守真、李明之三家而会通之”，学成用于实践，即“所治疾无不中”。在医学上，他最大的贡献，是在研究传统经络理论基础上，将督、任二经与十二经并论，撰成《十四经发挥》，“通考隧穴六百四十有七”，为针灸治疗提供取穴依据，被后世称为“医家灸宗”，其它方面也有不少独到见解和实践创新。滑寿不仅医学高明，药、针并用，治病如神，而且他“无问贫富皆往治，报不报弗较也”的医德，也广为民众传颂。到了晚年，滑寿受道家思想影响，以“不将”、“不迎”、“不毁”、“不成”，专注内心宁静的“撄宁生”自号，用道医结合的方法养生，“年七十馀，容色如童孺，行步蹻捷，饮酒无算”。明朝生活近二十年，儒学功底厚实的他与当时朝廷大员有不少交往，其中更是因与刘基颇多相似，如一字“伯仁”，一字“伯温”，有人甚至考证出滑寿本姓刘。刘基功成名就时，曾去馀姚看望滑寿，劝其弃医从政，被滑寿以元朝遗民拒绝；刘基去世，滑寿亦曾赋《望卷悲》十章致哀，自办蒿草赴京吊丧，由此推定二人为同母异父之类的兄弟。不管怎么论，滑寿在当时那个年代，都不愧是医界良心精神和精湛技艺的象征和代表。

长州人葛乾孙，字可久，其父葛应雷为江南名医，元时曾任江浙医官提举。本可传承父业的他生就一副英武气质，“体貌魁硕，好击刺战阵法”，壮志难酬，只得“折节读书”，又是“屡试不偶”，转了一个圈，最终还是回到医学家业上来，一辈子干自己并不喜欢的事。然而，他的天赋异禀却偏偏在他的无奈选择中大放异彩，在前人学说基础上推陈出新，“以三余暇日，将至人所授奇方，并日用决效之法，类成一帙”，写出了论述劳损吐血病症的医治专著《十药神书》，因劳损吐血与肺结核病症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它事实上也就成了中医史上第一部肺结核病诊治专著，备受明清医家推崇，大有攻城拔寨的悍勇气概。一生行医的他，一直保有“不肯为人治疾”的惰性，可只要施治，便“辄著奇效”，照样盛名远著，依稀可见滑寿的影子。

在医学理论研究创新方面卓有成效的，还有名医浙江鄞县（今宁波）人吕复，昆山人王履。吕复，字元膺，因母病求医而放弃经学，师从名医衢人郑礼之学医，在“出而行世，取效若神”的同时，成为业内杰出的名著名医评论家。只可惜，他一生所著《内经或问》、《灵枢经脉笺》等十余中医著作，俱已失传。王履，字安道，跟随金华名医朱彦修学医，“尽得其术”。在悬壶济世同时，深入研究医学理论，阐发《伤寒论》等医学典籍，点评古代名医医术医案，并在此基础上撰写《溯洄集》、《百病钩玄》、《医韵统》等医著，卷帙浩繁。他倡导“因病知原”，以病证推断病因，影响广泛，是明朝一位重要的医学理论家。王履多才多艺，曾担任西安秦王府医官“良医正”，也正是这一履历，为他诗画天赋释放寻得一个爆发点。五十二岁的他，“游华山绝顶，作图四十幅，记四篇，诗一百五十首，为时所称”，名医之外，又为自己争得一个“大画家”头衔，晚年自号“畸叟”，倒也“所名不虚”矣。

像滑寿一样，治病不循常理，功法如神的则有名医吴县人倪维德和松阳人周汉卿。倪维德字仲贤，号敕山，“父、祖皆以医显”，他“幼嗜学”，少承家风，以医为业，“出而治疾，无不立效”。《明史》不惜篇幅，特意收录其五个病例，所涉治法，无不充满中医辨证治疗的哲理神采，人称“医儒同一”的知行大师。周汉卿，浙江又一名医，“医兼内外科，针尤神”。《明史》收录其治疗疑难杂症病例竟达十个之多，在他诊治下，几乎都是手到病除。

以上诸人，均出自江浙一带，绝非巧合，个中缘由，值得玩味。

之后五人，四人为医，一人主药。为医者，浦江人戴思恭，吴江人盛寅，武进人吴傑，归安人凌云，都曾在当朝做过皇帝御医，与君相伴，留下不少神奇故事，医技高超，在翘楚之列，应为不待言之列，其与君相处的凶险莫测，亦是令人胆颤心寒。明朝十六帝，直接为他们服务的御医，怎么算都不是个小数，能够在他们中间脱颖而出，独占风头，自然更是人中龙凤。然而与朝野之外的李时珍比起来，他们则又只能是瞠乎其后的另一维度之人。

李时珍，字东璧，湖广蕲州人，不仅是明代而且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药学家之一，其之《本草纲目》有“东方医药巨典”之美誉。《明史》在方伎部分为他立传，着重记述的也主要是他这方面的功业。然而，其传读来却甚感肤浅，在中国古典医学历史上，关于“药”，有三个里程牌的人物。排在第一的是“辨药尝百草”的神农氏，三皇五帝中的炎帝，由此开启中药文明体系形成发展的起端。排在第二的是史称“药王”的唐代中医药大家孙思邈，所以称其为“王”，主要是他终身努力，在临床实践和药方研究的基础上，改革中医中药辨证施治模式，立足方剂主治与临床表现的有效结合，主编完成并付诸实施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唐新本草》。排在第三的便是有史公认的“药圣”李时珍。要知道，“圣”在古人评价领域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称李时珍为“药圣”，可不仅仅是因为他“穷搜博采，芟烦补阙，历三十年，阅书八百馀家，藁三易而成书。增药三百七十四种，厘为一十六部，合成五十二卷”的学术伟业，更有他这样做在人文情怀、科学精神和不懈意志的方面表现出的高尚品德和卓越人格。越过《明史》中的“李时珍传”，回眸历史长河中的活生生的他，他真的是人间少有的“圣人”。

李时珍出生于名医世家，父亲李言闻曾任太医院吏目，虽官阶很低，但跻身御医行列，怎么看都是医术精湛超群之人。但其父却不愿意李时珍秉承家业，殷切希望他能经科举获得更好的人生前途。因此，李时珍早期受的主要是科考教育，许是命有所属，他的科考历程却是高开低走，十四岁应试黄州府中秀才，之后连续三次在乡试中落第。无奈何，李时珍父子只得认命，弃儒随父学医。三十三岁时，医术日进的他因治好明宗室富顺王儿子的怪病，被楚王聘为王府“奉祠正”，兼管良医所事务，后又被荐进京任太医院“院判”，官阶五品。任职一年，便因不堪忍受太医院迎合嘉靖帝长生不老欲望的非理性环境，毅然辞职回乡，重操旧业。从医十多年，特别是为皇族服务的数年历练，让他具备了一般医者难以达到的医术水准，太医院的经历，又让他有机会见识皇家太医院真材实料、种类齐全、品质一流的中药材，所有这些，都为李时珍日后在中药学方面的伟大贡献，积蓄了足够的知识储备和行动能量。





李时珍修治《本草纲目》的原因，并非扬名立万之类的宏图大志，而是他不堪忍受既有本草书籍存在的混杂与错误，他这的初衷，就是要纠错，还“本草”一个晴朗世界。他从嘉靖三十一年开始编写，算起来应该是他在王府任事期间，集中时间外出实地实物考察，则集中于他离开京师太医院，回乡坐堂（东璧堂）行医之后。他的足迹遍及湖广、江西、直隶武当山、庐山、茅山、牛首山等名山大川，收集验证药材标本和处方，广拜渔人、樵夫、农民、车夫、药工、捕蛇者等为师，记录上千万字札记，以常人难以想象的二十七年艰辛付出，终于在万历六年他六十一岁时，完成了一百九十四万字的鸿篇巨制《本草纲目》，后又经三易其稿，精心完善后方才面市。倾注李时珍一生才华心血的这一巨著，不仅系统地阐述了一千八百九十二种中医药材的性味、归经、功能及药性，还通过附录医方一万一千零九十六种（其中新增八千一百六一，占比近四分之三），有效地破解中医施治方略和中药治病药理久已存在的“两张皮”难题，进而形成系统完备、知行合一、科学实用的崭新中药理论体系。这部巨著一开始也曾遭遇冷落，但一经文坛领袖、尚书王世贞作序称之为“理性之精微，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录，臣民之重宝”，“片言褒赏”便赢来“声价骤起”，再由金陵书商胡承龙出资刊印，《本草纲目》才得以荣耀面世。可不待“上之朝”，李时珍便遽然离世，直到几年后神宗“诏修国史，购四方书籍”，李时珍的儿子李建元才“以父遗表及是书来献，天子嘉之，命刊行天下，自是士大夫家有其书”。在知识人家受重视的程度，几于《四书五经》之类相埒。有人为了强调其“圣”，把他“遽死”，说成是与神农尝百草一样的中毒而亡，这多少有点违背常理，《本草纲目》已然成书，李时珍的一生心愿到此已完全了结，断不会再无故食草试毒，三十年为实现理想奋斗的积劳成疾，或许才是最有可能的死因。不管怎样说，凭一己之力，完成一件造福人类的大事，且止一个“圣”字就能包括，他的功业，不仅将造福于中国的过去和现在，还会影响世界和人类医疗事业进步和身体健康的未来。

在方伎中，以人的生命和健康保健为主要对象的传统医药学及其施行者，虽然道理法则深奥，但实践层面的方术之类，都有具体的物性依据，可以在相同条件下重复再现，具有明显的经验实践科学特征。至于医学之外的阴阳、占卜、相术等类方伎，则更多的表现为超越感官经验和自然能力的玄奥，所持理论尽管有“道”譬如“易经”、“阴阳五行”的智慧学说为依据，没有沦为一概盲从的迷信，但有意无意间，总会呈现令人恐惧的神秘色彩和凌驾于人的意志之上的天命特征，在受命于天、君权神授的专制社会，他们往往会在此特定背景下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在《明史·方伎传》中，他们大体可分三类。 其一是料事如神的非凡之人。建昌人周颠，十四岁得狂疾，“语言无恒”，人皆呼之为颠。可在朱元璋起兵反元，建立大明的过程中，他却一而再再而三地用极其简单的语言，宣示天下将从此归于太平，并在随朱元璋大战陈友谅的过程中数度准确预判战争走向，即使因见江豚戏水，便预言“损人多”，惹恼朱元璋而被“投之江”，可大战开始初捷，他便再度出现在朱元璋军中“乞食”，之后从容离去，再无踪迹。可就是这样一个神龙见头不见尾的疯癫之人，却让朱元璋情系不已，时至洪武中期，尤“亲撰周颠仙传，纪其事”。与此同时，还有临川人张中，同样以精准预测而青史留名。他好戴铁冠，人称“铁冠子”，很有一种江湖侠气，“少应进士举不第，遂放情山水”，“遇异人，授数学，谈祸福，多奇中”，在朱元璋建国战争时期，来到军中，预测战局，无不应验。大明建立后，即“遁去不知所至”。

其二为精通术数的相面法师。在古代，相面占卜，尽管常有欺诈恶徒混迹其中，但始终与郎中先生一样，是一门可以堂而皇之行使的职业，其中不乏智商情商双双超群的绝顶聪明之人。生于元末明初的袁珙父子则又是其中的强中之强，袁珙不仅可称明朝相士第一，在更广阔的历史上，也是名列前茅的绝对少数。鄞人袁珙所以能有此位置，并非仅仅是其相术精湛，在元代“所相士大夫数百十，其于死生祸福，迟速大小，并列时日，无不奇中”，更重要的是他在成祖朱棣发起“靖难”等关键时刻，屡屡运用相术，一语定乾坤的政治作为。洪武中，他初见朱元璋派至朱棣身边的和尚姚广孝，即当面挑明，直接将其比之襄助忽必烈建立大元朝廷的汉人政治家刘秉忠，不言之语则是燕王朱棣有登极称皇之命。如果说这还是相士的正常表现，但之后借初见时朱棣设局，辨识本尊，直言朱棣“龙行虎步，日角插天，太平太子也。年四十，须过脐，即登大宝矣”。对燕王府的属下，也都“许以公侯将帅”。有人说，这是袁珙与姚广孝共同设定的阳谋，借神秘的相术为朱棣后来兴兵“靖难”，奠定天意如此的舆论基础。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至于以后在朱棣定储犹豫不决，袁珙相仁宗，称其“天子也”，相宣宗，称“万岁天子”，同样以天命促使朱棣果断决策，避免了又一场“靖难之役”、生民涂炭的悲剧发生，为后来的“仁宣之治”创造了必要条件。

与袁珙同样得相术精湛的，还有其幼传父术的儿子袁忠彻。他深度介入朝廷政治，在朱棣以府兵八百发起靖难之役的关键时刻，在以相术评判朝廷文武大臣的微妙时刻，以及暗中帮助明仁宗，为明宣宗准确预判汉王谋逆起兵时间等特殊节点，亦是“相”不落空，奇准无比，发挥了特殊作用。但与袁珙不同，袁忠彻“性阴险”，“与群臣有隙，即缘相法于上前齮龁之”，而袁珙则相反，“为人孝友端厚”，相人“知其心术善恶”，则“往往因其不善导之于善，从而改行者甚多”。故而被奉为至尊，而相术了得心术不正的袁忠彻即使在《明史·方伎》中，也未入正传，只能蜷伏在其父身后，承受报应。

其三则是道释二家的代表人物。自宋元起，中国的传统思想进入了儒、道、释融合的新阶段，但它们各自在现实政治中的地位作用，却大有区别。主张无恶，以仁为本的儒学，稳固占据主导地位，能够变化的只有强与弱。主张无为、追求和谐的道学，可以有所作为，但仍不时出现兴与衰的周期波动。而外来而被改造、本土化、主张无我的佛学，哪怕是高度崇尚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并为此花了很多钱的清王朝，也并没有让它过多地涉足政治治理领域，事实上处于存与亡的危险之中。清人为明朝编史，儒学以“儒林”为传，煌煌三卷，而道、佛两家则戚戚然存在于“方伎”之中，正是这种状态的现实写照。

道家在明朝的地位明显在佛家之上，其代表者，在“方伎”中，当属“二张”。朝廷眼中的尊者，是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前后主动表达顺从、支持意愿的元授道教“天师”，世居贵溪龙虎山的汉张道陵四十二世孙张正常，因为他对大明的遵从，代表着全国道教信众对大明的拥戴和服从，投桃报李，朱元璋及其继任者，当然要把张正常及其家族作为掌控道教的“白手套”，给予相应的地位权力和利益。但张正常及其家族传人并没有太过出色的表现，《明史》所记，也只是其家族世袭官位相传的流水账而已。

普罗大众喜欢的是另一个“张”，在江湖武侠世界中赫赫有名的武当始祖张三丰。《明史》中的他和小说、传奇、影视作品中的他，大相径庭，几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人。在《明史》中，“张三丰，辽东懿州人。名全一。一名君实，三丰其号也。以其不饰边福，又号张邋遢。欣而伟，龟形鹤背，大耳圆目，须髯如戟。寒暑惟一衲一蓑，所啖升斗辄尽，或数日一食，或数月不食”。所记皆为身份出处和怪异特征。而“书过目不忘。游处无恒，或云能一日千里。善嬉谐，旁若无人”的豪放诙谐，总是让我想起八仙中倒骑毛驴的张果老。至于与武当的联系，也只是“尝游武当诸岩壑，语人曰：‘此山异日必大兴’。时五龙，南岩、紫霄俱毁于兵，三丰与徒去荆榛，辟瓦砾，创草庐居之，已而舍去”。其中并没有与创立武当功夫有关的蛛丝马迹，只是为日后明成祖朱棣“督民夫三十馀万，大营武当宫观，费以百万计”以及“赐名太和太岳山，设官铸印以守”，武当地位赫然提升留下了伏笔。而其传中关于张三丰在宝鸡金台观的死而复生的记述，才是真正的神奇所在。先是“自言当死，留颂而逝”，后是下葬时，“棺内有声，启视则复活”，生死转换如同游戏，以致后人对其寿数有众说纷纭，最少的年岁也在二百岁以上。而他的名声之大，决定性的因素还是明代两位祖皇，太祖朱元璋和成阻朱棣前后“闻大名，数度遣使觅之不得”，而此期间，他一直在四川、湖广襄、汉一带活动，进川还见了宗室蜀献王，可皇帝派出的钦差却一直找不到他，甚是诡异了得，有明一朝，“终莫测其存亡也”。真应了那句话，说不清道不白的就是神奇。

到了佛教则几近潦草，只以一个附传，简要收录大国师智光和尚为朝廷效力，“历事六朝，宠锡冠全僧”的大致情况，如此而已。

回观明朝方伎人物，理性地讲，这些人都是极具智慧的人，哪怕是玄奥烧脑的占卜相面、阴阳八卦的术士，其所持学问，立论之基都与客观规律、自然法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像东西方一再反复出现“科学的尽头是玄学”的悖论一样，当现有的认识水平和手段能力，不能解释科学的尽头时，人们只能把它归之于臆想中某一神话了的的超自然力量，以自圆其说，聊以自慰。但我相信，但凡存在，总有其因，但凡管用，哪怕几率很低，也总有其管用的缘由在支撑。就是这种玄学，或多或少也完全可能转化为推动科学向更新的纵深领域前进的向导和动力，将不可思议的“玄学尽头是科学”的荒谬变成真理的现实，一切皆在可能中。在这个意义上，即便是那些名声不怎么好的方伎，也应得到人们该有的尊重和致敬。

2025.03.05.于洋之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