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的变迁

李百鸿

　　当兵以后，住的是连队营房。团特务连与团部在一个大院里，团部办公楼高三层，还有礼堂、澡堂和车库等建筑，剩下的就是特务连营房，清一色的平房。一个班一个屋，9张单人床都是木板，下面二条长凳支撑。一张三抽桌是班长专用的，还有一个橱柜放歺具，上面放茶缸、牙刷牙膏。此外还有枪架，枪架上7支冲锋枪，班长、副班长的手枪挂在各自的床头墙上。

从团部大门出来，马路对面是家属院，共有4栋3层高的宿舍楼。东南角的楼房一层是团卫生所和公务班宿舍，二层三层是团部招待所。我到团部当文书兼公务班长后，就住在公务班宿舍，南、北两间屋。我住在北边一间，同住的还有2名小车司机、理发员、锅炉工兼电工、小卖部售货员。房间约20多个平方米，每人一张床，显得十分拥挤。没有傢俱，没有家用电器，唯一的碗橱放在走廊里。

四团撤销后，我下连队，仍然住平房，一个班一个屋，布局没有变化，只是枪架上的武器变了:2支冲锋枪、1挺班用机枪，其他都是半自动步枪。那时候，不光连队住平房，六四农场场部办公室和家属区也是平房，监狱里的罪犯也住平房。

　　在军分区作训科工作一年多后，1980年8月调到山东省军区司令部任参谋，住在8号院。8号院位于后坡街，院子不大。进门后，中间是一座2层小楼，据说是日本人建的，所以称日本楼。院子北、东、南侧均为平房。我开始时和直政处韩波干事住一间屋，位于东侧平房。房间只有10多个平方，摆上2张床，2张桌子和2把椅子，在里面掉腚都困难。好在我们都没有傢俱，只有一个木箱，塞到床底下，不占地方。不久，独立一师撤销，一批年青干部调到省军区，有杨思诚、邱四新、苏宪魁等，都安排在8号院，住在日本楼一楼。日本楼二楼住着省军区耿副司令员的小儿子，我们都叫他耿三。经常带着一帮地方男女青年在楼上开派对，一边用当时最流行的四喇叭录音机放音乐，一边跳舞，搞得乌烟瘴气，后来碰上严打进去了。在8号院除了已经退休的王处长以及㶽炉工韩师傅全家外，其他住户全部是新调入省军区司令部的干部。比我早来的有张连章参谋、王清荣参谋等，比我晚来的有于阳林参谋、于治义参谋、门诊部康军医和从独立一师过来的干部。

结婚以后，领导照顾我，把我的住房调到了北侧平房，里外2间。里间为卧室，外间会客兼厨房。平房都没有卫生间，只能去院内的公厕；房间里也没有自来水，用水也要去院内的公用水池。虽然住房条件差，但那时候年青，一心只想工作，没有人计较。我住的是北屋，面朝南，阳光充裕。于是，在门囗种了几盆花，还种了几棵丝瓜和扁豆，悉心照料，长势喜人。

2年多后，我被调往济南军区司令部作战部工作，但当时军区司令部没有多余的宿舍，我只好依旧住在省军区8号院，每天骑自行车去作战部上班，这一骑就是一年多。两地距离7公里多，一条路线走泉城路，一条路线走经十路。因为走泉城路是闹市区，人多车多，我最终还是选择走经十路。那时候济南市没有私家车，经十路上机动车很少，骑行大约需要45分钟，最快时曾经骑行30分钟。出于无聊，路上数红灯成为常态。一路上共有13个红绿灯，最顺利时遇上2一3个红灯，其他都是绿灯。也有不顺的时候，红灯多于绿灯。

　　骑车上班一年多后，终于有了住房。司令部机关宿舍大院东区光棍楼一楼最东一间房，原来住的作战部陈文荣参谋调67军作训处任副处长，空出房子来我才住进去。房子面积10多平方米，没有厨房和卫生间，没有空调，没有家具。只有营房处配的一张双人床，2张三抽桌，一把椅子。我的私人物品只有一个台扇，一个木箱，2把暖瓶，以及被褥和洗漱用品。家徒四壁，只有书籍伴身。

　　在光棍楼住房条件很差，幸亏家属尚未随军，自己到食堂吃饭。家属临时来队，只能在走廊做饭。我隔壁是防化部聂克明参谋，后来冯玉军参谋调来作战部，也在光棍楼一楼住了一段时间。当时，无论是省军区司令部机关，还是济南军区司令部机关，住房都十分紧张。其主要原因，一是许多转业和调走的干部人走家不搬，依旧占着机关宿舍。二是军队经费紧张，无力新建干部宿舍。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经济发展一日千里，城市建设也快速发展，但部队还在相当长时间内过着苦日子。小平同志指出，军队要忍耐。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钱要花到刀刃上，军费一直压缩。所以，那时候在城市里，只要看到哪里的房子破旧，哪里就是部队营房。后来，我曾经回济宁，专门看了我曾经住过的地方。四团团部改成了军分区干休所，原军分区宣传科干事褚国新任干休所政委，特务连的平房还在，但已无人居住。我又去了山东省六四农场，场部新盖了办公大楼，连监狱里的罪犯都住上了楼房，但连队依旧住在破旧的平房里。

后来，我调整了2次住房。一次是家属随军时，调到西区2号楼，65平方米的住房，共2间半。一间为卧室，一间作会客室（客厅），还有半间孩子住。有歺厅、厨房和卫生间，虽然面积小，但一家3囗住着感觉比以前好多了。第二次是转业前，调了80平方米的住房，把凉台封起来，增加了空间。虽然达不到县团级干部的住房标准，但是总有改善和提高，还是知足常乐吧。

　　1997年转业到山东省人防办公室，住房正好掉到空档里。地方上实行房改政策已经结束，原来的宿舍都已经卖给个人，我成了无房户。而比我晚转业的军队干部，除了转业费以外还多了几万到几十万不等的住房补助。我既没有政策性分房，又没有住房补助，十分尴尬。只好继续住在军区司令部机关宿舍，重操旧业，骑自行车到省人防办公室上班。省人防办公室位于解放路，比省军区机关更远，而我的年龄从20多岁变成了40多岁，体力不如年轻时，骑行约需1个小时。无论酷暑寒冬，还是狂风暴雨，都得硬着头皮上下班，一直坚持了2年多。直到2000年6月任省人防办公室副主任以后，才有了公务用车接送，免去了蹬自行车的辛苦。

当时，省人防办公室干部职工住房紧张，70%以上的干部住房面积不够标准，还有许多军转干部没有住房。省人防办公室张建主任下决心单位集资新建宿舍，克服了土地转让、规划等困难，在燕翅山南麓盖了2栋宿舍楼，共54户，我有幸分到一套厅级干部住房，4室2厅2卫，建筑面积183平方米（含公摊面积），并取得了房产证。

　　窥一斑而知全豹。从我的住房变迁，可以看到国家的兴旺发达，看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看到经济和社会的飞速发展。从我的住房变迁，还可以看到，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今天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