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葱岁月在军校——回忆建国前后在二十一军文干班的别样年华

鲁宁

编辑：夏鲁宁

六十二师政治部国庆合影留念于海门天主教堂

1949年6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军率63师刚在温州扎下营来，军政治部即在提早放了暑假的瓯海中学(现为温州市第四中学)举办青年干部训练班(简称青训班)。经三个半月学习结业后，军政治部又举办了文化干部训练班(简称文干班)。

青训班设总队部，负责人杨冷、钟麟同志，朱恭文任组织干事。下设四个中队，每个中队约120人。一队负责人高飞，二队负责人金非，三队负责人张力奔，四队负责人周道武。正副区队长都由老同志担任，正副班长则在新入伍学员中挑选。文干班也分为四个中队，学习期限也是三个多月。

当时，"跟着共产党，解放全中国”的呼声很高，一股参军热潮席卷温州大地，感人肺腑。在参军的人群中，有一家兄弟姐妹近20人一起参加21军的。领头人名叫金仲超，复旦大学学生，平阳县鳌江镇人。在他的鼓动带头下，他的亲弟弟金为民、亲妹妹金颖、堂弟金德宣(当年十五岁)和姑表、舅表兄弟、姐妹一起参军，后来都随21军一起奔赴朝鲜战场，战友们戏称他们是“抗美援朝家族排”。在这个“家族排”中，多数人立了战功，金仲超立了二等功，并成为21军有名的笔杆子。

青训班对青年学生来说，是一所革命理论和军事常识的启蒙学校，我们的革命人生观在这所学校里开始确定。青训班的学习内容，主要以革命理论、革命理想、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为主。每周安排几个半天集中四个中队的学员上大课，军首长和军直各部的部长给我们上课。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张景华给我们讲课的次数最多。军长滕海清也亲自给我们做报告。首长们给我们讲中共党史、讲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讲社会发展史，讲为人民服务、讲全国革命形势和解放全中国的光荣任务，要求我们继承与发扬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确立革命人生关，为革命为人民勇于牺牲一切，直至生命。

10月下旬，青训班在台州临海宣布结业，四个中队进行联欢庆贺、拍照留念。而后以中队为单位宣布分配工作名单。男学员主要分配到连、营担任文书、文教、助教，部分分配到军、师文工团、队和军、师、团各级机关任见习参谋、见习干事、见习记者、见习会计、出纳和电影放映员。女学员主要分配到军、师、团卫生部门和军、师文工团队，少数分配到团部、营部担任干教(干部文化教员)，个别女学员也有分配到连队担任文教、助教和卫生员的。从此，我们各自走上战斗岗位，跟随21军历经舟山战役、浙东南剿匪、抗美援朝战争和西北平叛，在战火纷飞中作出贡献，并在血与火的考检中坚强成长，大多数人立了功，入了党，成为21军一个阶段的骨干。

二十一军青年训练班第三队全体学员合影（第三队学员绝大多数系温籍知识青年）

董 烈 回 忆 录

有点凉意了，山边起风了。我正准备起身回住所，这时，突然听到空中响起一阵马达声，正前方内海上空有一个黑点正在袭来，越来越大。我立刻警觉到:“敌机!”身子不由自主地向柴禾堆靠了靠。刚才还在村边路上散步的战友们也都就近隐蔽起来了。我仰头看了看这浓密的绿荫，心想，敌机看不到我，便又大着胆子，眼珠子骨碌碌地随着敌机的飞行路线转动。

敌机没有飞过来，它在滩涂上空划了一个圆弧又折回海上去了。这么转了两圈，突然，它一个俯冲，随后就看到海上腾起两道烟柱。然后又拉起杆“嗡嗡嗡”像是哭丧着地渐渐远去隐没在云层里。

那飞机肯定是从舟山来的。这说明舟山解放的急迫性。如果再不解放，沿海人民还要受到损失。我也不知道敌机刚才投弹是为了什么，也许发现了海上的运兵船，也许只是几艘渔帆。敌机的猖狂激起我的仇恨，也把适才对保尔爱情的忧虑抛到脑后去了。

光线徐徐地暗了下去。太阳衔山了。值日区队长的哨声瞿瞿响起，说明晚饭的时间到了。我赶快把书塞回先前取出的不知是谁的挎包里，蹭到了本班席地围坐的菜盆子旁。

当天晚点名，指导员表扬了全队团结协作精神和克服困难的勇气，说大家表现都很好，没有一个掉队的，并指出第二天行军路线要比头天长，希望全队继续保持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艰苦奋斗作风，圆满完成行军任务。

夜黑了。终于疲劳袭来。这一晚上，大家睡得都很香。

第二天，果然是行军最艰难的时刻。天色微明，刚起床，我们就发觉腿肚子硬邦邦的，两只脚好像也不听使唤，站立起来很费劲，甚至迈不开步子。过了好长一会，才慢慢适应了走路。大家都有点担心起来:这可怎么行军呀?!想归想，事情还得做，路还得走。

吃罢早饭，做完“三不走(挑水、扫地、还东西)”的传统军民关系工作后，队伍就上路了。

正如指导员所说，今天的行军历程将是一场考验。离开两头门，走了几里地的公路后，大队就从公路边奔上山岗。向导专抄近路走，不可能再在公路上迂回。公路蜿蜒上山，行军路线的山道也就一截一截地穿过公路。这山道与其说是道路，还莫如说是砍樵人的随机捷径。这里原本没有路，因为砍樵人屡屡走过，这才成了“路”。不时可以看到在两块基岩断开的地方没有长草，那就是“路”。有时行进路线也就在两块石头或连续几块石头上踩过去，而大部队走过，前后行进的人互相接踵，走起来自然非常困难。加上山坡有凹有凸，小径也就有上坡下坡之分，但总的趋势是向上攀登。这样走过两三个山岗后，大家就气喘吁吁了。

像昨天一样，出发的时候，各队还都是歌声朗朗，但走着走着队伍也就哑巴了。

行军在山岗上

大队部已经料到今天行军的艰难，所以专门组织了宣传鼓动组，鼓励这帮学生兵的士气。我们一大队由一队担任快板组、五队组成标语组，沿途说唱或张贴标语，给部队“加油”。我们小六队没有被分派其它宣传任务，要求我们全队完成行军就行了，争取不要掉队。

沿途已经贴了许多标语，红红绿绿的。标语非常醒目，有的写着“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有的写着“发扬红军精神，走遍千山万水”。还有的写着“打到舟山去!

将革命进行到底! “排除万难，争取胜利! 。还有的就直接写着两个字:“加油!”标语大都贴在路径艰险处，有的贴在高耸的悬崖石壁上，还有的张挂在小松树上。松针泛着新绿加上这些彩色纷呈的纸张随风摇曳，给山野平添了许多生趣，行进的队伍也就有了活力。

21军文干班在行军途中作宣传鼓动：标语口号

行 军 在 山 岗 上

行军途中的宣传鼓动:标语口号

来到一个陡坡处，路途坎坷。右侧的一块石壁上张贴着一张内容别致的标语。上面写着:“沈指导员，你走累了吗?先歇歇，我们在前面等你!”文字的旁边还画着一幅留着短发、戴着军帽、酷似沈指导员的漫画像。按照行军的序列，一队走在最前面，中间是五队，六队殿后。这时正好五队的沈指导员走到这里，她伴着一群女兵前进。这是一支掉队的队伍，五队的大部队已经远远走得没有踪影，只有七、八个女同志跟着沈指导员走着。看来是沈指导员担任了收容队长，这支掉队的队伍恰巧走在我们前面。沈指导员不愧为优秀的政治工作者，当她看到这条标语后，立即抓住鼓动士气的良机。只见她涂抹着朝霞般红润的脸上微微一笑，然后跨前走了几步，站在路边一处兀突的基岩上，振臂高呼:“同志们，累不累?” 女兵队伍零零落落地回应着:“不累。”音量也不是很大。沈指导员接着说:“声音不够洪亮，精神不够振作一一大家打起精神来拿出我们革命战士的勇气!”然后又是一呼，音色凝重而坚定:“同志们，累不累?!"这回，五队的几个女兵们一齐回应，高昂、整齐而有力:“不累!!”沈指导员满意地笑了:好!那我们加油大步前进，赶上大部队!”掉队的女兵们一个个抖了抖背包，把背包带在肩上稍稍挪动了位置，果然意气风发地跨起大步来了。不久，这支小部队就与我们六队基本队伍拉开了一段距离。

当五队掉队的女兵们大步前进的时候，我们六队的蒋世俊指导员也不失时机地发起鼓动。他走在我们六队的前面，与李绍发老队长一起并肩走着。副指导员李允广和文化干事李一志稍稍走在后边的邱维新说:“分头在六队中间与后队照应着队伍。我当时在一区队，走在队伍的前端，不知道有哪些人掉队了。蒋指导员边走着边回头对稍稍走在后边的邱维新说:“老兵，唱个歌。”邱维新正与旁边走着的一个同志说着小话，嘴里还发出“哈哈哈”的笑声，他根 本没有听见指导员唤他，也许山风把指导员的声音吹落

邱维新还在“哈哈哈”地笑着。这时走在邱维新后边的一个小同志用膝盖顶了他一屁股，说:“指导员叫你呢!"邱维新抬起头来，不知所措地四处张望着。他个子矮，前面队伍挡住了他的视线，他竭力踮起脚尖向前看着。蒋指导员刚好也回头，俩人目光相遇。指导员说:“唱歌!”小家伙才反应过来。他跳到路边一侧，站在一处土墩子上，土墩周围晃动着枯黄还没来得及返青的茅草。邱维新大声地说，“来，大家唱首歌!”接着他就起了头:“向前，向前，向前!”这时没有什么歌曲比《八路军进行曲》更雄壮有力又切合时宜的了。歌声立刻在山坡上响起来，掠过灌木丛，掠过绿松梢，在错错落落长满苔藓或是光秃秃的小石岗上迴荡。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走过几处山坡后，队伍开始翻越一座山岗。这里正是三门湾的腹地，右侧山坡下，海水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片片白光，海浪撞击着海岸，不时地掀起一卷卷浪花。有几条桅船点缀在港湾里。海风挟着山风，从下面吹上来，又从上面吹下去。这时的我们虽然都湿透了内衣，仍然有一丝丝凉意。

行军途中的宣传鼓动:说快板

快接近山顶了，一队的快板组选了一处石头平台，面向着我们。快板在他们手中“吧嗒吧嗒”地响着，见我们来到，便说开了

打竹板，响连天，咱俩欢迎小六队!”

你抢我夺把背包背，团结协作翻大山。翻过一山又一山，大队就过了三门湾。只要翻过这座山，前面道路平坦坦。鼓足干劲迈开步，高唱凯歌打舟山，打一一舟一一山!”

这时，我们正走得气喘吁吁的，一听说打舟山，又来了劲队伍立马奋起精神。

21军文干班在行军中途中的宣传鼓动：说快板。

快板组在我们队伍行进中一连说了几遍，有时也换些新词。当我们的队伍走完后，他们又背起背包，立即往前赶了。快板组大哥哥们很辛苦，他们不仅要给队伍宣传鼓动，同样还背着自己的行装，还要说说停停，加快脚步赶路。

为了给后续的部队辨明前进的方向，在一些岔路口或山间小道上也有一些行军指示路标，撒些白石灰或是在石壁上画着箭头，这又是另一支宣传组的工作。这样，掉队的同志也不会迷途。

这第二天行军真辛苦。

当晚，我们住在高岘，属三门县境。

《中国人民解放军简史》还在学习进行中，接下来的学习内容就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

小六队自从军后卫训班整建制编入文于班组成后，开始的队长是王华堂，不知出于什么考虑，他调出一名女学员、我们临海老乡戴曼华去队里当文书。不到一个月，王队长被调走了，戴曼华也回班学习。接任的是指导员蒋世俊，队长李绍发。文干班不像战斗连队，队部人员也不多，只有两个通信员，一个卫生员。理发员集中在大队部，也不在队里，也没有司号员，文书是连队部人员的班长，队部人员不多，班长也可有可无，加上学员的任务主要是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与文书的工作职责关系也不大。可能正是这些原因，蒋指导员和李队长就没有再设文书。队部的勤杂人员由一区队区队长高长柏兼管着。

现在文干班的学习任务过半，队领导对学员的考察也了如指掌。学员在结业前的工作会慢慢多起来。蒋指导员决定抽调名学员任队部文书，以便做好结业前的许多文字工作。

三月的一天，区队长高长柏到班里通知我说:“你去队部一趟，指导员找你。”我当即中止了正在参加的学习讨论会，

向班长请了假，来到队里。当时的队部不像现在的军营，也不像行政办公机关，并没有办公室等实体机构。所谓队部就是蒋指导员住的宿舍，他与李一志干事住一间，李队长与李允广副指导员住一间，两个通信员分头料理两边的日常生活事务。我走到指导员的房门口，喊了声“报告”，，指导员叫我在一张小桌子边坐下，他自己坐在床上。他说:“小董，叫你来有个新任务给你。”稍顿了顿，他接着说:“我同队里几个领导研究了一下，决定调你到队部当文书。不过，你仍是学员身份，照常参加班里政治学习，听课讨论。只是队里有事情时，你也可以不参加。你虽然是文书，但队部勤杂人员也不用你管，还是由高区队长管。你也用不着参加班里轮流站岗，如果高区队长或队领导需要，你可以跟着他们去査哨。

说到这里，他看了我一眼，好像猜度我是否有领悟。当我露出表示理解的目光后，指导员继续说:“当然了，既然你在队部当文书，那就不要住在班里了，这样工作起来不方便。你就搬来同高区队长一起住，作为队部人员的一员，你也归高长柏同志管，生活方面的事可以直接向他请示。工作上的事找我们队领导。”然后，他郑重其事地征询了我一下:“董烈同志你看还有没有什么意见?

二十一军文干班六中队党报通讯员留影

（1950、6）

我当时只不过是个刚满十五岁的小毛孩子，虽然在队里像个小大人。事后我从指导员交给我的全队人员花名册中了解到，在我们小六队一百五十多人中，只有朱运来、王启茂两个人文化程度是高二，庞志罡和我俩人是高一 、有少数几个人、如叶曙明是初三，还有几个初二，其余绝大多数都是初一，还有许多是小学生。可能队里考虑到其他几个文化略高的人年岁要比我大，当然政治情况可能也会复杂一些，在这几个人中相对来说我比较单纯，也没有可供怀疑的政治背景，而且字写得也算规整，一个十五岁的高一学生似乎已经满足了作为“文书’的必要条件，所以就选中了我。

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文书要做些什么事情，既然指导员叫我到队里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所以我没有过多的考虑，当即表示说:“我服从领导安排。指导员见我有了回应，便说:“那你现在就去收拾一下东西，搬到队里来。

我站起来，向指导员敬了一个礼，回到班里。区队长还在参加班上的讨论，见我回来了，对我说:“现在就搬去吧!同时，对班上的其他同学说:“小董调到队里当文书，搬到队里住。”然后又对班长嘀咕了几句，可能交待说关于政治学习我还是回班里之类的话。

没有什么东西可收拾的，背包早打好了，顺手拿过一侧挂在墙上的挎包，还有放在架子上刷牙、吃饭两用的口缸、牙具学习用品。区队长提起我的背包。

当我要出门的时候，大家鼓起掌来。我回头对同学们说:‘鼓什么掌，又不是不回来，我还要回班里参加政治学习的。

高区队长住在毗邻蒋指导员的一间傍着出入方丈前院空地门边的小房子里。里边有三张木板床，区队长住在正对着门直进的一张床上，进门右侧是通信员米友寿的床，小米对面空着让我睡在房间里最好的位置。我与小米床铺的中间摆着一张小桌子，那是供我写字办公用的。

离开了班上朝夕相处的同学，从参军以来一直睡地铺到睡用条凳架着的木板床，好像待遇改善了一些。吃饭与队领导、队部勤杂人员七、八个人一起吃，也用不着我去打饭，自有通信员去打，夜晚睡觉时再也闻不到同学们挤在一起的热浪，只有高区队长的呼噜声与小米的梦呓声，我的心有点空落落的。事实上，自从小六队归建文干班后，为了打破乡土观念老乡观念，防止出现小团体主义，队里已经经过了几次编班。现在一个班里同县的人很少了，台州、温州、丽水、各专区、各县的人都有，各地方言不通，大家都说着带本地方言的普通话。最初在临海时比较要好的几个同学:桂声云、章叶文、叶曙明都分到二、三区队去了。部队以班集体为生活单位，除了政治学习整队时可以见到以外，基本上是不串门的，所以大家也就断绝了往来。在我的记忆中，想不起到奉化后有什么发生过密切往来的事情。同学间只有一个情谊:战友情。到了队里后，与本班的联系也少了，以致现在我根本想不起来在小六队，我在过几班，班上有哪些同学。

接手文书的第一项任务是指导员交给我编制几份全队的花名册。指导员给我一把木头直尺，一大张油光纸，没有复写纸。我裁好纸张，按照指导员给我的表式工工整整地抄写了四份花名册，用针线缝订好，分头送给指导员、队长、副指导员和文化干事。名册除了姓名、性别、年龄外，还有文化程度，我了解了全队的概况。但我当时不知道自己也应该留一份，时至今日，六十多年过去，我与他(她)们完全失去了联系。

大概一周以后，队里的一个通信员小刘要调走。这个小刘是淮海战役之前参军的老兵，山东莱阳人。不知为什么精神出了毛病，有时傻不愣登的，有时又傻笑，队干部说他“犯花痴，可能要复员回乡。李队长叫我给他写个介绍信给文干班本部，同时给我一张白纸。我接过纸，不知道怎么写，这种应用文我没有学过，也没有见过，就傻站在那里。李队长见我犯了难，没有说什么，又从我手里拿回纸，自己从皮革缝制的挎包里取出一个小笔记本，垫着就站在那里写起来。只见他写着

二十一军在舟山群岛作战。

“文干班本部:兹介绍刘XX同志前来报到。请接洽。此致敬礼。”落款是:“六队李绍发”。再写上“年月日”那个时候，队里没有公章，李队长取出自己的私章，哈着气，盖了一个略有朱砂的印记。

介绍信上这些字我都是认得的。我从李队长那里学会了写介绍信，并且应用了一辈子。

小刘复员后，队里通信员只有小米一个人了。但小米有一个痼疾:就是人好好的，时不时突然抽搐起来，肢体僵直，两眼紧闭，口吐白沫，在床上，有时倒地乱滚，而力大无穷。高区队长告诉我说，小米有羊角疯病，学名癫痫。小米发病有时一天一两次，有时几天一次。每次发病时，我和区队长要把他摁在床上，我压着他的腿，区队长摁住他的上体，有时其他同志还要来帮忙。如果不把他固定住，或是没看见，他会翻滚碰到床角或其它障碍物而受伤。这种摁住的时间往往需要十多分钟。当小米苏醒过来后，他会舒着长气，眼睛无神地望着天花板，自己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看起来像是经历了一场生死的搏击。我们也没有说什么，力求避免造成他的刺激。也许正因为他有病，不适合战斗部队，才调来后方当通信员。小米是淮海战役后期被俘解放入伍的，胸前只挂着一枚渡江纪念章。小米虽然有病，但指导员没有嫌弃他，待他如子侄，一直到文干班结业时，他仍然跟着指导员。

离开行政班序列，我还是恋恋不舍的。我要求班长再给我安排一次站岗。班长给我安排在上半夜。那是一个雨天的黑夜

大雨噼里啪啦地敲击着山林，撞落在寺庙的屋顶上、院子里。小六队有两个岗哨，二、三区队在一楼轮值，我们一区队在二楼出口，即方丈前院围墙中间的一个出口处。值班岗哨有两人，为了避免雨水流进枪管，我们把枪倒背着，枪口向下藏在用四方雨布折叠成的雨衣里。考虑到安全，哨位白天由女同志承担，晚上由男同志值勤。我与班上另一个小战友相向而立。我们站在围墙外边，面前是一片黑越越的山坡，万籁俱寂，有时电光闪烁，空中回响着远远的雷声。在这黑夜，正是敌特偷袭的好机会，我们警惕地注视着四周。这时有脚步声从

院内传来，我们立即发出:“口令! 对方答:“革命”，

应了当夜的口令暗语。待来人走近，原来是指导员。他揿亮手电，发现是我，便说:“你还来站岗?”我说:“我就站这一班。”他拉过我的手，拍了拍，表示肯定。这是我当兵最后的一班岗，它让我记忆犹新。在我的思想中，我好像永远站在哨位上。

我军建设在向正规化迈进，夺取全国胜利逐日迫近。五〇年的四月，部队开始建立干部档案。营以下干部(含正营及副班以上)设干部简历表。团以上干部(含准团级)编写干部履历书。份数视干部管理权限及需要而定。

战争年代，干部很少有纸质干部档案，特别是团以下单位压根儿就没有。这是因为战争年代，天天行军打仗，干部更替很快;再则，营地并不固定，谁来负重这些档案，所以当时多是口头任命。即使有，也是一次党委会，发一张长尾巴任职命令，把下辖干部囊括其中，被任命的个人是绝对没有任命书的

干部管理部门当时也是非常精简和精干的。通常说党管干部，实际也就是组织部门负有各级干部的管理权。所有军政机关都没有设立干部部门，设立干部部门是后来的事。编写干部档案这项工作起初仍由组织部门负责。编写工作由上而下逐级展开。军政治部组织部把这项编写誊抄工作设在奉化县鲒埼村，而组织部在奉化县城内，这样便于专心致志撰写，不受外界干扰。

编写工作少不了一班人马，组织部决定抽调文干班一、二十名写字写得好的学员从事抄写工作，每个队两三人。考虑到小六队可能负担不起这项工作，只要求出一人。

文书日常工作不是太多，闲着也是无事，另抽学员固然未免不可，但人选也不是太多，指导员就决定把我派到军部去完成这项任务。指导员已经为我写好了介绍信，交给我说:“你去军部组织部报到，是写字的事情，好好写。组织部交给你什么工作，你就完成什么。可能需要一、二十天半拉月的，完成后再回来。

中國人民解放軍幹部履歷表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会总幹部部製

本图是后期的《干部履历表》。在此之前初期建立的

简单的一张表(正反面)，叫《干部简历表》。这是我军首次普遍建立干部档案。

没有什么可说的。我拿上介绍信，背上自己的背包和挎包

1950年初，我军首次普遍建立干部档案。

编 制 干 部 档 案

就去奉化城了。)文干班六队驻地离奉化城不远。离开中塔寺方丈前院，出墙垣，沿着山坡上一条西斜小道，向着中正图书馆走去。到达中正图书馆后，再沿着石级下走，步入甬奉公路大道，到达城墙边，踅入城内。在石板路的南侧有一条清澈的小河，像是护城河。我想军部应该在这附近，碰到几个当兵的，看到一个门口有士兵站岗，一问，果然被撞上了。我拿出介绍信，经值班战士确认后，便大着胆子走进去，找到了组织部。

参加抄写档案的文干班学员有几个已经先到了，组织部的同志把我们集中在一个大房间里等待。不多时，各队的人陆陆续续到来。人员到齐后，组织部的领导同志给我们作了动员，讲了建立档案的重要性和这项工作的严肃性，要求大家以对党对革命负责的精神努力做好这项工作，圆满完成任务。并介绍了抄写工作的负责人，然后大家相互介绍了自己的名字，以便合作共事。这时已近中午，我们在组织部吃了午饭。饭后，一辆大卡车来到院子里，相关负责同志叫我们把装有档案的铁皮箱以及成捆的档案用纸搬上车。然后我们也背着背包上了车。二时左右，汽车启动。鲒埼离奉化县城也不是很远，大概有十来里光景，汽车很快就到达了。

抄写档案的地点似是一家地主老财宅院的楼上，走上楼梯走过几间房间的过道后，在楼上的一端有一间大房子，已经摆好了十来张八仙桌。我们又把档案、纸张、文具等搬上来。住宿地点就在抄写档案大间旁边的小间子里。可能考虑到住宿方便，来的都是男同志，仍然是一色的地铺统铺。我和刘玉良挨着，他是二队的，好像是天台人，同是台州专区的，方言基本相通。

安顿好住宿和工作地点后，第二天便着手抄写工作。

宅院门前有弯弯曲曲用鹅卵石铺就的小径，像迷魂阵似的小径两侧栽种修剪得很整齐的迎春藤用作藩篱。按照军人的习惯，早晨我们在这里兜着圈子跑步，晚饭后随意散散步，生活很安适。

对于抄写，我本信心满满。在小六队我算是写字写得好的就高一的学生来说，我的字也不算太差，所以接到分配的任务后，我就按惯常的字体信手写起来，速度也不太慢。上午有一次间歇。在间歇时刻，我有意去看看其他人写的状况。不看便可，一看吓一跳，那些比我年长的大哥哥写的字，那真是叫“字”，有的是宋体或仿宋体，有的是规范的行书、楷书，还有的竟写出隶书体。刘玉良写的是一种扁平形的行书，间于隶行之间，也非常好看。只有我的是自由体的行书，就是平时抄写作文的字，虽说还是一个是一个的，不算潦草，但比起其他同志来，逊色多了，真是自惭形秽。这时，我才紧张起来不知道如何是好。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学过刘玉良的字;也学过他们的笔画落着特色，但写字写好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怎么用心还是写不好，驴不像驴，马不像马，最后还是回归到我的自由体。我有点担心，组织部会不会把我退回去。但过了几天，还是照常分配任务，并没有叫我走的意思，我只有硬着头皮尽力写好。

写着写着，我想起早远在浙东家乡小学读书时，乡绅校长董承浩一次所说的一段话。

那是抗战时期，临海四大家族之一、本村财主家子弟董丕芬请了他的同学或同学的同学:大学生、高中毕业生、师范生来村下洋峙小学任教，父亲也在被邀之列。董丕芬当时是浙大在读学生，因为抗战浙大内迁，他便休学在家。小学是由董姓祠田供办的，祠田收成开支概由董丕芬家统筹。那时由于时局动乱，好些有才华的人窝在家乡。董丕芬想为家乡做点好事便延聘了他的学友任教，小学师资一下子由一两个私塾老先生变成七、八个具有时代意识高素质的老师，学校也办得像模像样让我等适龄儿童受益

文干班本部召开“墙报委员”会议，要求成立“通讯员”小组

滕海清军长看望大家

记得四四年夏秋开学时，董承浩校长请客，请老师们会餐父亲也在座，便带着我入席。这次吃的菜肴较为丰富，有鸡鱼、肉。"筵席”开始时，端上了菜。董承浩触景生情，即兴地说:“当教师的或者公人，写字非常重要。字写得好就好比宴席的第一道菜。如果这第一道菜有特色，大家吃了叫好吃得舒心，那么这个宴席就成功了大半。客人们会回味无穷。如果字写得好，无论在学校或公干，师生或同僚们均会刮目相看。如果字写不好，那这教师或公干人员在别人的心目中就会大大减分。所以这第一碗菜很重要，写字也很重要。"接着，他引入正题,“来，大家尝尝这第一道品味如何?”于是，在座的人都伸出筷子，当然大家都说好吃。

我的字写得不够好，现在吃上苦头了。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不过，自从参加军组织部誊写档案以后，我对写字便用心起来。

一九五〇年初，我军首次普遍建立干部档案，我被抽到军组织部缮写《干部简历表》。

大概过了一个星期，一天，一个中等身材、面色慈祥、体格壮实，身穿卡其布干部服的首长出现在门口。我的座位在最后一张桌子，但面向门口。这是一张曾经见过的、熟悉的面孔滕军长。陪同的还有军政治部主任王静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任南京军区副政委)及组织部的领导。我立即站起来其他同志也都发现了，几乎都同时站起来。组织部的领导同志说:“滕军长非常关心书写档案，今天特地来看望大家。”全体同志一齐鼓起掌来。滕军长向大家摆摆手，并没有说话，便与王主任一道从入门处开始，顺着桌子摆放的次序走过来。时军政委汤光恢同志调走了，滕军长兼任军政治委员。这次视察除滕军长和王主任外，陪同的人还有哪些，我不是太清楚。滕军长边走边看，最后走到我的旁边。我有些紧张起来，怕挨批评。滕军长微笑着，可能看我是个小孩子，在我面前停住，便边摸着我的头边问:“是文干班的?"我立正回答:“是文干班小六队的。”滕军长又摸摸我的头说:“小鬼，好好写"我答:"是!"本来还想说“我一定努力写好。”但想了想再努力也写不好，便没有敢下保证，话就打住了。幸好滕军长并没有看我写的字，他只是例行地给予我鼓励，便从房间的后面走向房门。临出门时又一回头，跟大家招了一下手。大家又拍起手来，表示热情欢送。

我见过两次滕军长，一次是文干班开学典礼，这是第二次也是最后的一次。滕军长日理万机，当时工作重心是指挥舟山前线作战，能够抽出时间来视察干部档案誊写，可见这项工作于正规化建军的重要性。

在军组织部抄写干部档案，不仅练了字，还进一步知晓各师团的历史沿革和它们的前身番号，活动地区，参加的战役、战斗，英模人物和许多军政首长、各级干部的名字，以及军政干部的职称，除了下军棋时本来就知道的营连长等行政干部外还知道政工干部:连队叫政治指导员，简称“政指”;营叫政治教导员，机关后勤叫政治协理员，简称“政教”或“政协’团以上称“政委”，全称是政治委员。还有机关的各种参谋干事，后勤的军需、粮秣、供给、财务、军械、军医等等。这为我后来出任团干部管理处干部助理员增长了前期知识。

抄写工作历经半个多月结束了。组织部又把完成的档案资料与我们抄写人员拉回奉化城，各自回到了所在的单位。

军校学习的基本科目应该有投弹与射击，但我在文干班学习期间并没有经历过这一活动，后来回想起来觉得有点奇怪。我想可能在我赴军组织部抄写档案时进行过了，而我缺少了这项基本技能训练，以致后来分配到战斗部队后才补上这一课。

本图是后期的《干部履历表》。在此之前初期建立的简单的一张表（正反面）叫干部简历表。这是我军首次普遍建立干部档案。

一个星期天，我正在宿舍里写家信，骤然听到“砰”的一声枪响。我和高区队长立即走出去察看，只见二楼通向一楼的楼梯口走廊的地板上有一个小洞。抬头一看，屋顶上也有一“天眼”，击穿了覆瓦。阳光通过这个“天眼”把它明亮的光辉印在地板上。一束光线闪着白光，光线所过路径上有一些灰尘在飞舞。我们知道有队友走火了。

后来了解到是住在一楼二区队的一个小伙伴擦枪时没有退下子弹，随意击发造成的。子弹脱枪而出，射向上空。幸好楼上过道里没有人走动，也没有伤着人，只是穿透了房屋。以后，晴天时就有阳光投射下来，雨天时会落下一些水滴。过了些日子，区队长爬上屋顶重新翻修了瓦楞，这以后也就没有再漏雨了。晚点名时，李队长对擦枪走火的一个小同志进行了批评，并告诫全队同志擦枪时注意事项。

大概三、四月的一天。这一天没有上课，我当文书还不久.李干事告诉我，文干班本部通知开“墙报委员会议”叫我代表六队去参加。地点在四队驻地“中正图书馆”前厅，就是我们平时上课的地方。这条路很熟悉，我立即顺着石级下山跨上公路，向四队走去。

原来主持会议的人就是四队的墙报委员，后来我知道他名叫戈基。戈基，浙江东阳人，原是中学美术教师，有着专业的文艺天才和文学修养，后来他成为二十一军政治部和北京军区的专业创作员，国内和军内知名作家之一，发表过《连心锁《暗渡》等长篇小说和许多中短篇小说，主要描写二十一军抗战期间及建国后解放沿海岛屿的动人故事。

戈基看到我这个还没长大的个头和娃娃气，就知道是小六队的。他面带笑容，和蔼地说:“是六队的小队友吧?"我说“是”并签了到。前厅讲台一侧摆着几张骨牌凳，我找靠边的地方坐下。他说:“稍等一下，还有几个同志没有来。”戈基当时虽是四队的墙报委员，好像已经抽调去文干班本部，主办文干班机关报《战友报》，这一次会议内容就是专为布置《战友报》撰稿事项的，要求各队建立“党报通讯员”小组，加强宣传报道工作，活跃文干班文化宣传活动，宣扬好人好事，把文干班真正办成革命的大学校。会议时间不长，也就半个多钟头。最后他又交待了稿件报送方式，也就是与平时的普通邮件一样，寄到文干班“战友报社收”就行了。整个会议基本上就是他说，也有几个同志问了些什么。我不大懂行，没有发言，只是认真作笔记。

会议结束后回到队里，我把会议的主旨向李干事作了汇报。李干事又汇报蒋指导员。随后李干事就着手组建了“党报通讯员”小组，开展通讯报道工作。参加通讯员小组的有全部队领导，还有队里为数不多的几个高中生，有朱競华、应美珍、王启茂、庞志罡、马孟仁、杜义、XX辉等人，我是墙报委员，照例名在其列。文干班在临海结业时，李干事还专门把“党报通讯员”全体人员拢来照了一张合影。这张照片我还保存着，只是其中有些人已经忘记了他们的名字。

既然成为党报通讯员，就得开展工作。文干班原来用以烧饭的柴火都是炊事员去砍伐来的或是买来的。为了节省开支，加强学员劳动观念，班本部决定让各队学员自己上山去砍。这样，只要一次砍伐，就可以用很久。砍刀各队轮流使用。在大队，我们六队优先行动，这时柴源丰盛，有利于砍伐。这天，恰巧我在队里有事，就没有跟随战友们上山。傍晚时分大伙回来了，柴火堆在寺庙外像一座小山。我觉得这是个报道好素材，就问了问砍伐经过，好人好事，谁砍得最多，并写成一篇几百字的表扬稿，旋发给“报社”了。没有信封，用一张写过字的白纸翻过来粘成发出的。

过了几天,《战友报》刊发了我的稿件，不过已缩写成不足百字了。内中我原来表扬全队一个挑得最多的同志，说他挑了五十多斤，是全队最多的。这件事被采用了，但加了一个“编者按”，说是:“六队都是小同志，能挑五十斤已是最大的

努力了。 “撰稿时我回想自己当年下农田挑稻草不过两束十来斤光景，这几个同志能挑五十斤很不简单了，就作为特写事件，殊不知这五十斤不过区区小数，从小报上看到其他队挑得多的都是上百斤，我们队最厉害的也不过是他们的一半或三分之一。想起来有些赧颜，好在戈基主编时为我解了围。后来想起这件事我就脸红，觉得自己生活知识的贫乏。稿件见报后若干天，李干事发给我八十元钱，说是报社寄来的稿费。想不到写稿还有钱。八十元是解放初期的旧币，相当后来币制改革后，即现在通用的币值零点八分(八厘)，新旧币兑换值是旧币一百元为新币一分，旧币一万元为新币一元。现在看来稿费不多，但这八十元也相当当时始初每月津贴费的十分之一或二十分。

，已经相当可观了。担任党报通讯员经历，在后来喜好文史的根基，虽然我转业后读的是理工技术人员，但仍然使我日后长期从事文秘工作受益

奉化中正图书馆留影。

一天，李干事突然想起要去照相。我们在文干班外出机会不多，平时要接受军政培训，星期天要整理个人卫生，洗衣服、写信什么的。况且身上的钱有限，日常生活供给制也没有什么好买的，离城又远，大多闷呆在宿舍里。李干事邀我去照相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他叫我背上一支步枪，用作照相的道具。附近的风景当然数中正图书馆后院。后山最好了，那里也有个照相馆，李干事就领着我顺着西去的山路走去。

中正图书馆后院果然风光优雅，门边有石狮子，庭院宽敞，一色的细琢青冈石板地面，图书馆飞檐斗拱，灰墙红廊，既显得庄重威仪，又彰示博大精深。山上山花烂漫，蝶舞蜂飞草木茂盛，引人入胜。我们找到设在图书馆一角的照相馆，说明来意。照相馆的师傅就为我们挑了几个景点。

当时部队还没有改装。天气虽然渐渐暖和起来了，但我们穿的还是四九年发的棉衣，腿上仍然缠着绑带，完完全全是一副解放战争时期的服式。我穿着硕大修长显然不合身、已经拆洗过的棉衣，下身着一条军裤，打着绑腿，手持长枪，半蹲着倚在石狮子旁，枪口向着天空，但枪托并没有蹬在肩膀上，作瞄准状但又绝对不是瞄准的姿势，目视前方，就这么摆了一个造型，让摄影师为我定格在那个幼稚时代一个缺乏军事知识、然而又是一个战士模样的景框内。后来我为这张照片写了一段题记:

一个小兵，

裹着绑腿，

袖子挽了两截，

手中拿着三八大盖。

别看他装模作样，

棉衣拖到膝盖，

其实这种拿枪姿势完全不对。

要真是放枪，

他准会吓得后退。

这也难怪:娃娃兵嘛，

让他自己锻炼锻炼!

因为囊中羞涩，不可能再有敷余的钱，我就照了这么一张照片。李干事也照了一张。我们各自在奉化留下了纪念。

世界真小。我们到达临海，入住在城西刘璈街五号。这里位于我初、高中时期就读的回浦中学西巷出口处。这个门牌号码我很熟悉，它好像是我中学三年多的同窗女同学章琴鸾的府第。

章家在临海城内是名门大院。我们小六队一百五十多人进住后，好像还住不到宅院的一半。入口处的门厅，厢房几乎都空着，可以用作全队的集合地点。到达临海后，大队没有集中活动过，文干班本部更是没有召集地，也不知道其它各队住在哪里。

章府是我仰慕的地方，我怕见到章琴鸾，又盼望见到她。当时我们都还不满十六岁，都正是花季。

章琴鸾娴静幽淑，举止投足大家闺秀，脸型端庄漂亮，温文尔雅。她从不高声说话，为人谦逊，没有见她与人红过脸。她学习优秀，虽不算上乘，但均在中上或上下之列。不像她堂姐章雅珍，也是一个班的，但章雅珍有点好胜斗强，发起怒来甚至会拿书本打男同学，完全没有一个千金小姐的风度。进入高中以后，章琴鸾的课堂位置在我的左后排，靠内墙，我在中间边排落座，只隔着一条过道，有时我会回头看她，她也正好瞅着我，四束目光相聚，大家赧然一笑。现在居然住进了她家我既感高兴，又有点羞涩。心想，离开中学快一年了，还没到放暑假的时刻，不知道她现下怎么样，还在上学吗?

我们队部人员住在章府靠后院小天井的一个过道小厅堂内章府的人有时会从我们地铺前边的过道上出入。不巧，到达临海不几天，我就病了，发起高烧来。没有有效的药品退烧，卫生员给我的耳朵里灌满酒精，用作退烧的办法。后来我的烧虽然退下来了，体温逐渐恢复正常了，但我的右耳也聋了。不知道是发烧弄聋的，还是酒精应用不当搞聋的。总之，右耳听力下降了，接着淋巴结又肿大起来。虽说这些日子事情已经不多，几乎等着分配了，但我病中，也不能去哪里玩，每天就躺在地铺上休息。

我军在浙江沿海岛屿作战

临 海 章 家 府 邸

病症还没有痊愈。一天午后，我正坐在地铺上靠着墙壁歇息。突然，章琴鸾从我铺位前边过道上走过，正要去后院小天井。她一下子看到了我，立马站住，十分惊奇又亲切地唤了我一声:“哎，董大觉?!”“董大觉”是我参军前学生时代的名字。不想在这里相遇，我的思想也是乱哄哄的。章琴鸾在我的心目中就像少年保尔心中的冬妮娅，她也是我的冬妮娅。少年的保尔向冬妮娅坦露了爱情，而我从来没有向章琴鸾表露过心迹。因为我们当时都小，可以说情窦未开，或者说，只是情窦初开时那种模糊朦胧的感觉。当她唤我时，我也报以等同情感甜蜜的微笑。我热切地期望见她，但见了她一时又没有话说了，只是笑着。章琴鸾很可能热望我对她说点什么，但我始终没有开口。之所以没开口，是因为心中有着担忧。当时我是革命军人，旁边还有几个队部的老兵，如通信员和卫生员等人，而章琴鸾是地主资本家的小姐，如果我同她攀谈起来，那些老兵给我汇报指导员，说我认识一个资产阶级小姐，扩而大之，就是阶级立场不稳，阶级阵线不清，那不知道指导员作何着想。这是一、其二，章琴鸾，我虽然心中仰慕她，彼此也有好感，况且在校时我还是优等生，可我们两家门不当户不对，她家富有，是名门望族，虽然当时她也只穿着牛仔色旗袍，一身标准的女生校服，但在我心中，她要比我高贵。我出身寒微，一个乡下人，而且在学校中我有一个不好听的“雅号”:小癞头。解放前卫生条件不好，天气又热，我的头上常发一些小疖子，其貌不扬，尽管当时我俩个子差不多，但我没有她出色。我真想问问她的近况和高中同学们的近况，这时他们还是高一下学期的期末还没到暑期。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那笑容始终挂在脸上章琴鸾见我没有太热情的回应，便收起了笑容，举起右手轻轻一扬，随口说:“那么，再会!”我入住章家，简直就像上门女婿，上天又让我们相会，真是天赐的机缘，如果我胆敢迈出一步，那随后的程序就会接踵而来。但我出于种种考虑，让这种朴素而又特殊的情愫自生自灭了。我看着她的背影离去，走出天井旁的小门，消失在天井的另一端。以后仍然住在她家的时候，再也没有见到她从地铺前边过道走过，也许她在刻意回避我。从此，章琴鸾的印象永远定格在十五、六岁少女的花季上和那一声“哎，董大觉!?”的呼唤声中。

后来，抗美援朝出国前，我已提升为干部，有时也会想起她，但已经到了一九五二年。掐指一算，她与我原先同班同学都应该高中毕业了，文化差距越来越大。我想她可能上大学了吧? 固然我知道她家的确切地址，可是我没有勇气写信。心想就让这美好的回忆永远留在心底。《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曾经影响了我的一生，最后我心目中的“初恋”也走上了少年保尔的道路，甚至说还没有开始，就这样无端的泯灭了。这是时代的必然!

许多结业前的工作都做完了，队里决定照一张全队人员合影，地点就在章家前院。请来“东南照相馆”的摄影师，邱维新这个调皮的小鬼拿过李干事的驳壳枪趴在地上，向一侧瞄准，除队领导和若干女同志坐着，其他的人都规规矩矩地站成四排，摄入景框。随后李干事又把党报通讯员召集来照了一张相。在洗印的时候，我没有钱，就没有要大尺寸的全队的合影，只要了张较小的党报通讯员合影。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九四九年五月初在全国建团后，部队还没有建团，只有党组织。这时已过了五〇年的“五四，部队应该建团了。在奉化时来不及做。眼看着大家就要各奔东西，文干班指示发展一批团员，以便他们到战斗部队发挥更好的作用。六月十六日，小六队党支部把预先准备发展团员的学员叫在一起，发给他们各自一份入团志愿书，那志愿书的格式只有32开纸张的一半大，也就是64开吧。由李一志干事主持，当场填表，填好表后，李一志同志作为统一的入团介绍人。指导员蒋世俊签章后，送大队党委盖章，就算是入团了。当时我也在列。在文干班就发展了这一批团员，也是唯一的一批。介绍人是党员，手续是由党委办理的。每人候补期(就是后来改称的预备期)三个月。

二十一军文干班毕业证书

（1949、9——1950、6）

（军长兼政委滕海清中将签发）

次日，指导员交给我一张名单，这是一张分配名单，少数人分配到二十一军所属一八一团依次到一八九团战斗部队的序列，绝大多数人仍回军后勤部卫生部卫训班去了。我看到我被分配在一八九团，另外还有叶曙明同志。战友们都忙着交换照片。我的朋友圈较窄，包括先前送我照片的和毕业前交换照片的有朱腾、桂声云、戴曼华、章叶文、陈一明、卢秀球、杜志、杨世光、蔡继泽、朱立夫、叶曙明、张力雄、徐能烈等同志除个别外，基本上都是比我年少的小同志。此外，还记得名字的，包括文中提到过的有陈菊仙、邬景梅、许爱伦、蒋汝华、李萍、马希旦、邱维新、朱运来、许文忠、洪又新以及党报通讯员朱競华、应美珍、王启茂、庞志罡、马孟仁、杜义、李 X辉七人。还有一个女生徐群，是部队到奉化后插班来的，江苏南通人，听说她姐姐是在军部工作的新四军老干部，徐群没等结业部队离开奉化前就调走了，也就两三个月。现在能想得起来的合起来也只是三十来人，仅占全队人数的五分之一

下午，指导员说:“小董，要分别啦，我们去城头玩一玩吧!”当时临海城墙绕城一周，我只在南门、东门、西门的城洞门里走过，真还没有去过城头，便跟着指导员一起走。我们住在刘璈街，距城西较近，便从西门边的城楼斜梯爬上去。临海城墙是明城遗迹，有“江南长城”之称，明代名将戚继光曾在此抗倭。城墙上马道很宽，至少有如今的三车道宽。城墙地砖缝隙冒出许多野草，芳草萋萋。有的城墙立面墙砖间也生长出小灌木丛或杂草，那可能是随风飞来或鸟雀粪便留下的种子萌生的。我们沿着城墙马道向前走了一段路，渐渐靠近灵江了。透过城堞，江中有一些竹筏来来往往，江水泛着兰绿色的波纹，真是绿水长流，人间仙境。太阳西斜，起风了，水面跳动着点点红光，好一幅江风夕照。我从没见过临海会有这么美，真想多看几眼。暮色渐渐降临，指导员说:“回去吧!我们便顺着原路返回。

又一日，我拿出一个小笔记本，分头请指导员、副指导员队长、文化干事为我题写临别赠言。

蒋指导员欣然命笔:“董烈同志:要分别啦，让我讲这样几句话:革命者不光有稳重、肯干、老实、纯正即可的。对你来说，大胆，打破爱面子心理，多在政治上加强修养，是重要的。李队长、李副指导员、李干事都各自为我写了留言。这些页面我一直保存至今。

我把他们的题词铭记在心，并在题词后页记下了他们的简历。记得: 蒋世俊，河南人;李允广，安徽人;李绍发，湖北枝江人;李一志，江苏涟东人。

别了，小六队的各位领导同志们。

六月二十九日，小六队最后一次列队。指导员宣布了各人的去向。最后深情地说:“同志们，我们暂时要分别啦，但革命的路更长，祝同志们在新的岗位上取得更大的进步!”队列中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这掌声既是表达对领导崇高的敬意和深情厚谊，也是同志们相互间的祝福和对革命前程寄托无限的憧憬。还有些同志眼眶里饱含着热泪，彼此拥抱、握手:别了，同志们，友情、亲情，抑或还包纳深埋在心底、不能也不准表露、而只能神驰的男女战友彼此间的恋情、思慕、情种、心迹和期许，尽在不言中。

从一九四九年九月，到一九五〇年六月，近十个月的二十一军文干班(含前期青训班)军政学习结束了。从此，我作为二十一军的后继者开启了新的征程。

临海城墙与灵江远眺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