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他的劳动家什

伊犁老狼

　　梦回团场，朦胧中看见父亲在棚子里摆弄他的那些家什，挑出每天要用的工具去劳动，他出门的时候叫我：“拿上家什，干活去！”我是一百个不情愿，大声应了句：“不去！”声音之大把自己都惊醒了。

父亲，棚子，各种劳动家什，人和物的影像就在脑海里萦绕。

棚子在团场往昔的岁月中，几乎是每家每户住宅的必备。它是军营长条式住宅的附属与补充。它是各家的厨房，每天飘出诱人的炊烟；是杂物间，堆放了不便于放在卧室中的什物；自然也是工具库房，存放着职工们的生产生活工具。

父亲的种种用具也堆放在我家棚子中。

东边墙上斜倚着各种类型的铁锹，以及十字镐、耙子、叉子、抬把；墙角摞着做木工活计的锯子、刨子、锛子、凿子，甚至取直线的墨斗；西墙边的旧木头箱子里放置着手钳、扳手、起子（改锥），补车胎的胶水、锉刀、废胶皮。墙上还挂着筛子、笸箩、赶车的皮鞭。棚子里光线昏暗，走路时稍不留神，便会被浇地用的橡胶水管绊着脚。屋梁上悬挂着马灯。马灯下立着架子车的车轮。日常劳动和生活中可能用得到的物件，尽可能地被汇聚于棚子中。

父亲常把那些用具统称为“家什”，说干活一定要有趁手的家什。

这些家什，来到我家的时间不一，离去也有先后之分，但是被父亲收纳后都安静地待在简陋的棚子中，是父亲得心应手的老伙伴，等候着父亲的召唤，为父亲的工作以及我们家的生活默默奉献，陪伴我家在团场度过三十余载的光阴。

想当初，来到兵团的人大都身无长物，“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光棍汉，哪里有这般众多家什相陪？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乃是中国大地上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曾长期集党政军企于一身，在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的筹划下，从1950年代开始，来自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的现役部队，起义的陶峙岳将军率领的原国民党部队，解甲归田，打响了屯垦的新战役，转业老兵们仅有铺盖和手中的钢枪。

新的屯垦人员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一批批来到新疆广袤的土地，在党的领导下凝聚成了一个充满活力与创造力的组织。许多人来新疆的时候连铺盖卷都没有带，都是团场组织发放的。被我们戏称为“老病号”的老杨叔叔，讲起当年他在四川老家的山坡上背着背篓割草，公路上驶过一辆大卡车，拉了十几个人，有个熟人向他呼喊，走，去新疆，新疆招人干活，能吃饱饭。他于是扔下背篓，未向家人辞别，便爬上了车，一路颠簸辗转抵达新疆，到新疆之时，随身仅带着那把未曾丢弃的镰刀。此乃“老病号一把镰刀闯新疆”的传奇故事。同车的诸多人员，除却身上穿的衣服，连把指甲刀都未曾有。更有众多押解进疆的服刑犯人更是赤条条来疆无牵挂。据123团志等书记载，1952年起，仅123团就陆续接收劳改人员3400多人，而123团比较稳定时期的总人口才2万出头。可见赤手空拳闯西域的人数之多。

当年尚是老剩男的父亲，起初是送小脚奶奶来新疆给姑姑照看孩子，也仅仅携带了简单的随身行李。到了团场，气尚未喘匀，便有两位连干部来动员他：“老程啊，去咱连里参加劳动吧，新疆可缺劳力啦。”不善言辞的父亲嗫嚅着道：“我还要回……回去，家里地还没收完。”“那几亩地找亲戚收一收。我们这地大，一眼望不到边。”“我还有房子，还有好几棵树。”“冬闲的时候，回去卖了。咱兵团每个月发工资，就是发钱，加起来不比你那房子、木头钱多啊？”父亲仍欲推脱，连干部握住父亲的手，再三叮嘱：“就这样了，收拾一下，后天来上班，你的名字我都给你登记上了。”父亲为其盛情所感动，向来都是低声下气求人的庄稼汉子，连队首长都亲自登门拜访，怎敢把自己当诸葛亮？当然，“工资”二字更是极具吸引力的有力字眼。第三天，父亲便扛着姑姑家的铁锹置身于垦荒大军之中。从此，干活领工资，在新疆度过数十载，回祖籍是37年后的事情，老去的山川和亲朋犹在，旧居和那几棵树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数十年后听闻母亲讲述父亲参加工作的经历，一直在繁密的规章之网中喘息度日的我犹如听天书。

难以置信，一个自流到新疆的人员，没有户口迁移证，没有档案，没有报到证、调动函、接受函，便这般稀里糊涂地混到了革命队伍中，吃了革命的粮，领了共产党的工资？

若干年前我调动工作历经种种磨难，原单位扣押商调函，要去的单位又迟迟不给开正式调函，迁移户口亦拖延日久。种种不快令我几近抓狂，两三年间每日郁闷得胸口仿若压着块巨石，至今仍让我难以释怀。当年我身为堂堂大学副教授，调动工作尚且遭受若干折磨，如此艰难，竟不如大字不识一个的“盲流”父亲来得顺遂快意。

母亲道：“那个时候啥都不要。登记个名字，去干活就行。干了两个月，合起来发了六七十块钱，比他在河南老家干一年见到的钱都多。”母亲还言，当年诸多自流之人，有些人是干了坏事的，个别甚至是当作土匪恶霸枪毙了，侥幸未被打死的，逃至新疆，什么证明都没有，登记个名字便参加工作，和常人一样干到退休，如今拿着四五千块退休金，在广场上快乐地下棋跳舞。

当年父亲在兵团上班的首日是扛着铁锹去的。这把铁锹，遂成了我家棚子里诸般工具的老大。

铁锹乃人类智慧的结晶，其发展史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由木铲、金属铲逐步改良而来，其多功能的便利性，成为农耕文化的见证者。于农业生产、建筑施工、水利工程、园林绿化，乃至现代人的户外探险领域，皆有着广泛的应用。

铁锹亦是兵团初建时最早被打制出的劳动工具之一，原材料易获取，加工便捷，将炮弹壳、报废的武器投入熊熊炉火中冶炼，铁块烧得通红，铁匠师傅便手持大小榔头，不停敲打，锻打出一把把铁锹头。

父亲很会制作铁锹把，先去树林中砍来长度粗细合适的榆木棍，然后生一小堆火，把榆木棍放在火上炙烤，边烤边把有弧度的榆木棍矫直，矫正到比较直溜了，再找几根笔直的木头，绑在一起，固定数天，再继续刮磨，制作出舒适的好铁锹把。所以，我家的铁锹握感硬实充盈，不磨手，手上不太容易磨出水泡。

用火烤的办法加工木头的工艺，古代称为“煣”。《荀子》的《劝学篇》里所说：“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此处的“輮”等同于火字旁的“煣”，每次读到《劝学》里的这几句话，都想起火堆旁“煣”木棍的父亲。做锹把是把木棍煣直，做篮子的提手是把木棍煣弯。幸亏当代社会已经使用胶皮轱辘了，否则的话，有可能看到父亲复原“鞣轮”的古代技艺。父亲除了“煣”木棍，还懂点“鞣”皮子（加工皮子）。家里吃过一只大野猫，猫皮质地很好，晾在棚子上，想“鞣”成熟皮，但是皮子却被人偷了。母亲评价父亲的手很笨，但是我觉得父亲就是一个巧手工匠。

我家的铁锹头有圆头和方头两种，方头的可用于扬场、铲牛羊粪、铲雪。使用最多的是圆头的，翻土、松土，挖坑种植，是劳动中的先锋队长，冲锋在前，出力最多，各类大小劳动皆如影随形。几把圆头锹在频繁的劳动中磨得锃光瓦亮，切瓜砍菜自不在话下，用来剁骨头亦可锹落骨开，当作防身武器想必丝毫不逊色。

父亲持着铁锹从事连队的活计，翻地、挖坑、播种、施肥。扛着铁锹去浇水，清理毛渠，闸水，引水。浇水于连队中属于比较重的体力活，常需值夜班，提着昏黄的马灯，查看田地的进水情况。浇水会遭遇一些危险情况。其一，荒野中偶有狐狸和饿狼出没，亦有毒蛇，曾有浇水工碰到过饿狼，还以为是狗在身后喘气，幸好没有回头。其二，地里存有暗洞，须极为小心以防止陷进去。饿狼凶狠，然而狼亦害怕人，只要挥动铁锹，可当作银光闪闪的利器，能吓退饿狼。可怕的是出现暗洞，平地上仿若突然出现了一头巨大的吸水怪兽，安静的渠水裹挟着庄稼和杂草发出一阵怪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暗洞，几亩地的水转瞬即逝。人若陷进了暗洞则凶多吉少，故而晚上值班的浇水工通常至少两人一组，且腰间缠着绳子，一手持铁锹，一手拿一根粗木棍，粗木棍可横担在暗洞口以防陷得更深，绳子可供同伴拖拽自己。所幸，父亲浇水期间，未遇到这些危险之事，还意外捕获过不少水库里逃出来的鱼儿，最后它们皆“逃”入了我的饥肠。

团场的孩子参加劳动乃必修课。学校时常通知，某天要平整操场，某天要植树，皆着重强调“带上铁锹”，但孩子的劳动只是体验性的，即便植树，也是在嘻嘻哈哈、打打闹闹中完成，并非那般辛苦。

我经历过用铁锹较为辛苦的劳动有这般几种，一是挖菜窖，二是和泥，三是挖土方。其中挖菜窖的感受尤深。

　 　那时的冬天，没有反季节蔬菜，日常生活需储存大量的蔬菜过冬，入冬时家家户户皆要用菜窖来储藏大白菜、洋芋、萝卜、皮芽子等耐存放的菜。

磨刀不误砍柴工，挖菜窖前，父亲挑选出要用的铁锹，用钳子敲打固定铁锹头的钉子，查看是否牢固，再用砂纸打磨一下锹头和木把，令工具更为顺滑。

接着在院子附近清理出一片土质适宜的空地，土质最好是稍具粘性的黄土层，不可是沙土地。量好尺寸，大致画上四条线，往手上啐一口唾沫，紧紧攥住铁锹把子，狠狠地踩着铁锹的踏脚处，那把明晃晃的铁锹瞬间就没入大地，杂土被他有力地一下下扔到了线外。我站在父亲对角线的一边，也学着父亲的样子，攥紧铁锹把子，蹬踏铁锹，可仅踩进去铁锹头的前端，每次挖出来的土亦少得可怜。

一支烟的功夫，父亲那边已经挖到没脚踝深了，我挖的这边才露出新鲜的黄土，而汗已经顺着鼻尖滴落到了地面。父亲并未计较我干活迟缓，与我交换位置，让我在他挖出的堑沟里继续劳作。通常挖出新鲜土后，下面只要不是深色的黏土层，铁锹入土的感觉便较为轻松。父亲手中的铁锹总是比我更加灵动，入土有力，挖土更多，甩得更远，眼看着他的身形一点点矮下去，而我这边，总是需要他过来帮衬。在一两个小时里，两个人晃晃悠悠的身影，便隐匿进了大地之中，唯有黄土堆在逐步增高。一般不到半天，一个两米宽、三四米长、三米深的窖坑便初现雏形。

我已精疲力竭，站在窖坑里，举不起锹把，甩不上去土。父亲安排我打下手，去拿梯子，搬运盖窖顶的木头，准备铺窖顶的柴草。

父亲站在菜窖中，交替使用着方锹和圆锹，修整窖壁和窖底，用锋利的圆锹头铲掉菜窖中较硬的土质，用方锹把菜窖的底和壁铲得像刀刮般平展。我瞧着父亲细致的模样，见过别人家坑坑坑洼的菜窖，也不影响存菜，亦有些人家菜窖所选土质不佳，勉强用一年，第二年流沙、冒水，成了废窖。就不耐烦地嘟囔：“又不是绣花，能放菜就行了，修那么整齐干啥呢？要是明年塌了，还不是得重挖。”父亲在菜窖里，头也不抬地骂我：“胡咧咧个啥呢？我挖的菜窖最少用三年。”父亲于土地上的劳作，就是这么自信。果真，我家在黄家庄居住时所挖的菜窖，用了有十多年，一直到搬离团场，菜窖仍能存菜。当然，菜窖后来还经过多次修整，窖壁上还加砌了部分红砖。

挖好窖坑，后续是架上结实的木头，当作能承重的窖顶梁，必须在菜窖中立上两根柱子支撑窖梁，窖梁上覆盖好芦苇把子，再盖一层厚厚的麦草，父亲便与我挥动铁锹，把方才挖出来的土再覆盖到麦草上。

至傍晚时分，一座崭新的菜窖大功告成，顺着梯子上下察看，窖顶厚实，窖中宽敞，一个成年人能径直行走无碍。我和父亲杵着铁锹，望着自己的劳动成果，甚是自豪。

家中的这几把称手的铁锹让我们干起活来气势如虹，锐不可当。

除却挖过我们家的菜窖，半大小子的我，还帮同学家干过挖菜窖的活，也为自家亲戚挖过。感觉没有父亲这个老把式的引领，不用我家的铁锹，挖出的菜窖就是不如我家挖的美观实用。

在不同的劳动场合，父亲使用着不同的工具，翻地、挖土方、修大渠等工作，铁锹是必备，翻松软的土质用坎土曼效率更高。天寒地冻时修渠道，十字镐的锐利尖头能有力地撬进冻土中，克服寒冬带来的桎梏。春天用耙子整地，冬天用叉子叉草喂牛。阴雨连绵或者大雪飘飞，无法在户外劳动，他便在棚子里修整家里的一些用具，叮叮当当，把粗糙的木头面刨得光滑一些，给摇晃的凳子腿加个楔子。在家里打家具时，我还充当过拉锯的下手，把圆圆的木头解成木板，记得有一首“拉大锯、扯大锯”的儿歌，唱起来欢快，真扯起来既要用力，还要手稳，沿着墨斗画出的线拉直，并非轻松的活儿。反正一年四季，父亲总会拿出各种工具，干着做不完的活儿。

　　父亲在新疆工作期间，参加大田劳动的年头并不多。他所从事的大多是杂务，其中与牲口打交道的经历占据他工作生涯的绝大部分时间。他养过猪，还拥有多年饲养牛羊的经验。赶过牛车，家里曾挂过吆牛的短鞭子，亦赶过马车，墙上也挂过缀着红穗子的长杆鞭子。在我的记忆深处，夕阳中挥舞鞭子的剪影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

父亲曾在河南老家喂过牛羊，来到新疆后，连里领导看他木讷少言，老实得犹如一头牛，极有耐心，不会偷奸耍滑，能确保牛们吃饱草料，遂安排他放牛。他拿着个短鞭，清晨吆喝着头牛，牛群便相继跟随，在戈壁滩上寻找野草丰茂之处，一待便是一整天。父亲喂牛经验丰富，什么草牛吃了容易上膘，什么水牛喝后会闹肚子，他皆了如指掌。春天是母牛产犊的高峰期，吆牛出圈时，他能观察出哪头母牛当日可能会产崽，便将母牛留在圈中，叮嘱值班的饲养员密切留意。其他放牛工稀里马哈，眼见母牛已经有些产前烦躁之态，却不管不顾赶着牛群前往野外，有几次，母牛在茫茫戈壁滩上产下牛犊，小牛体质孱弱，无法跟随母牛返回，放牛工只得跑回连里套车，把小牛拉回圈，往返十多公里，全靠两条腿奔波，那放牛工被折腾得火冒三丈，非常窝火，只能自怨自艾。

调动到新连队，深谙牲口习性的父亲又被安排去赶了七八年的马车。

1980年代之前，团场的机械化程度尚不高，很多连队都养着几十匹高头大马，依靠马车来运输农资和农产品等。

提起马车夫的鞭杆一甩震天响啊，可能给人一种潇洒的感觉。

1970年代有部家喻户晓的电影《青松岭》，以旧地主和新社会的农民争夺赶马车的鞭杆子为情节线索，最终无产阶级的新青年掌握了鞭杆子，赶着马车奔驰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我那时偶尔跟随父亲的车玩耍，在阳光普照大地，尘埃雾气之中，看着四十多岁的父亲站在大车上甩着长鞭，红缨子像朵鲜花，着实潇洒，酷似电影里的万山大叔。耳畔时常回想着《青松岭》的主题歌：

“长鞭哎那个一甩吔呀………叭叭地响哎哎咳依呀………赶起那个大车出了庄……哎哎咳哟……劈开那个重重雾哇……闯过那个道道梁哎……哎哎咳咳依呀……要问大车哪里去吔……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哎。”

可惜，他虽喜欢看电影，却是一句歌词也不会唱。

有电影作参照，一般人感觉赶大车还算是个令人羡慕的活儿，其实这活既辛苦又麻烦，主要的苦楚有三方面。

一是劳动时间长，二是工作责任大，三是会招来一些矛盾。

我们家所在的3连，有三四驾马车，连里的生产任务很重，运输生产资料和运回农产品，一年四季，马车夫们几乎天天上班不得歇息，春天运肥料、运种子，夏天去送农药、拉小麦，秋天秋收和冬天整地更是忙得不可开交。最忙的时候，马能换了歇息人都不歇。还有出差去团部拉货，连队距离团部很远，早出晚归，中午又没有像今天一样的出差补助，还需要自己解决午饭。货物装卸需要时间，马车又慢，父亲经常半夜都回不到家。不能像参加大田劳动，大体可以按时上下班。

运输产品和货物，要保证不能短缺。据说大车班有个马车夫每次去团里拉东西回来，总有短少的情况，比如拉面粉回来，到连里一对账，少个一袋两袋的，追究此事，答曰：文盲，不识字，记不清楚数字。连里领导很不满意。去团部出差的任务就常落在老实忠厚的父亲身上，同样是目不识丁的父亲从来没有搞错过物资的数量。

马车夫虽说赶的是大车，可大小也算个司机，握着马鞭也算掌握了些许权力。当时交通工具严重缺乏，自行车仅有极少数人家拥有，连队人员欲去十几公里外的团部办事，若不步行，只能央求马车夫搭乘马车前往。去团部时，空车可坐五六个人，有说有笑，路途尚不寂寞，然而回程，装载了货物，载人就有不便，再者总有人办私事拖拖拉拉，待到下午约定的返程时间，仍迟迟不见人影，影响众人回连里，原本下午五六点能到家，碰到一两个“老模范”，八九点到家的情形亦有。若再逢冬日，戈壁滩上零下30多度，西北风呼啸着裹挟漫天大雪，冻得乘车人个个缩成“团长”，谁心里都想问候导致晚归的“模范人物”的祖宗十八代。让人搭车会带来一堆麻烦，个别马车司机便耍态度，百般嫌弃搭车之人，回程时，装满货物便扬长而去，放搭车人的鸽子，即便被责骂，也全然不在乎，反正鞭子掌握在自己手里，只要不得罪连长、指导员，谁也无法将其奈何。

解决不好搭车问题就会带来人和人之间的矛盾，但父亲似乎没有为此事招来口角。

父亲向来都是尽量满足搭车人的需求，像一位服务周到的出租车司机，绝不拒载，更不甩客。在团部装载面粉或者其他货物时，都会将货物摆放得妥妥当当，便于搭乘。一路上，搭车的人信口喧话，父亲木讷，并不接茬，稳稳坐在大车左前侧，轻轻挥动长鞭，给马儿下达指令，“驾……驾……”是前进，转弯是“喔……喔……”，慢行或者停车是“吁……吁……”。三匹马就像训练有素的士兵，听从指挥，“哒哒哒”轻快地奔跑在团场坑坑洼洼的土路上。拉套的马往往年轻顽皮，看到路边有嫩草闲花、头顶有柳枝时，马儿会快速地去衔一口，爸爸便甩一下响鞭，大声呵斥那调皮的马儿：“白脸，打嘴啦……黄毛，老实点。”“白脸”或者“黄毛”斜睨着父亲，发觉马鞭并没有招呼到身上，就和同伴颠啊颠的，迈着四条修长有力的腿加快步伐，浑身上下透着得意劲。马车在团场高低不平的土路上颠簸，回程总是比去团部快，马儿和人一样，都是归心似箭。

父亲的好脾气在连队里是有口皆碑，每每得知他第二天要赶车去团部出差，夜晚常有连队职工前来打招呼，或请求搭车，或捎带物品，或托买用品。父亲总是一一应允，竭力办到，只是他不识字，也不会记账，偶有疏漏，只能自行掏腰包弥补。据母亲回忆，有一回，短少了5块钱，不知是丢了还是搞错了，回来便闷闷不乐，母亲宽慰他，丢了就丢了，没啥大不了的。那时候的5块钱不是个小数目，一个单身职工，在连队食堂就餐，每月只需9块钱的伙食费。短少了钱，只能自己补上，后来，再有职工委托办事，好脾气的父亲依旧满口答应。

那年月的兵团连队，生活条件艰苦得就像寒冬里的荒漠，连队仅有一家称作合作社的商店，商品匮乏，根本无法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不少人家连做饭的炊具都在凑合，有些刚成家的职工家庭，一时没有锅，就用洗脸盆、瓦罐勉强做点饭。我家也仅有一口薄皮的旧锅，炒菜时稍一用力，把锅底铲了一个洞，无锅可换，母亲拿着破锅找连里的铁匠给修补了一下。但是补过的锅中间有个铁疙瘩，便不敢用锅铲翻炒菜肴。

地处戈壁深处，方圆几十公里都找不到铁锅售卖，又无能跑长途的交通工具，想出团场简直是难如登天。

有一日，父亲要去团部给商店拉铁锅，消息传出，十几个需要锅的家属对父亲说，老程，明天锅拉回来，给我留一口。父亲说，我没权力留锅，你们看到我的马车从葡萄庄桥上过来，就赶快来商店门口买。傍晚，大马车晃晃悠悠回还，家属们一窝蜂围拢上去，老爹站在车上把锅递下来，她们赶紧跑到商店里交钱，半抢似的把锅买到手。听到消息晚来的人只能眼巴巴看着别人拿走了锅。有职工去连领导那里告状，这个老程，看似老实，闷着头不吭声，咋弄出这事，下回拉锅，得换人去。但父亲终究也未因这事丢了手里的鞭杆子。

虽然工作很辛苦，但是父亲爱岗敬业，从没有在母亲面前有过抱怨，认真按照领导的安排出好每一次车。为了让父亲安心上班，母亲有好几年都在家照看我和妹妹，没有参加劳动，仅仅靠父亲一个人微薄的40多块钱工资养活一家人。

父亲上班去马号套车，孩童时的我有机会混迹于连队的马号中，拿上几束嫩苜蓿喂那些可爱的马儿。也看父亲套车，他一手拿着鞭子，一手拽着枣红色的驾辕马，大声吆喝着：“靠……靠”，让驾辕马后退进车辕中间，辕马执拗不听从时，就在马耳边狠狠打个响鞭，辕马乖乖地退后站好，父亲把套包、挽绳、挽鞍等物件给它一一披挂上。驾辕马温顺地等待着父亲在它身前身后忙活，偶尔打个响鼻，背上油亮亮的皮毛左边颤一下，右边颤一下。我很想去揪一下马儿颤动处光滑的毛皮，奇怪人背上的皮为啥不会颤呢？但父亲总是担心不安全，不让我靠近。傍晚下班时，父亲牵着卸了套的马在马号前的草地上打滚，他甩一下鞭子，喝道：“卧！”马儿蜷缩后腿，伸着前腿卧倒在地，然后四条腿仰着，在地上辗转其背部，然后起身愉悦地回圈中吃草。

永远忘不掉的是夕阳映照下，父亲一手握鞭子、一手牵着马儿回马厩的场景，那么温馨和谐。

大哥也是经常混迹于马号的孩子，马车回还，他经常帮着父亲卸车，去水槽边饮马，和小伙伴趁机过一下骑马的瘾。大哥还亲历父亲训练一匹黑色驾辕马的场景，却不这么温馨了。

没有拉过车的马必须驯服了，才能听从人的指挥。在深翻过的“筏子地”边，父亲先用别的马拉来一大车沙子，在地头换上这匹大黑马，大黑马第一次驾辕，自然是四脚乱跳，极力挣脱辕套，父亲用马鞭不停抽打黑马，对他发出指令，黑马负痛，拖着大车在一踩一个土坑的地里乱跑，满载黄沙的大车都快被颠散架了，但沉重的大车和喧腾的土地羁绊住马的暴躁，父亲又紧紧拽着马缰绳，任由马蹦跳，黑马跑得全身流汗，口吐白沫，喘着粗气，无力挣扎，只好乖乖停下，听从父亲的指挥。就训练这么一次，暴躁的不愿拉车的大黑马就成了听话能驾辕的好劳力。这匹大黑马特别雄壮，一匹能顶三匹用，往田里送肥料时，父亲经常只套上这一匹大黑马，大黑马雄赳赳气昂昂地拖着一大车一大车的肥料奔驰在牛圈和田地之间，把三套车们远远甩在后面。

大哥回忆驯马这件事，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父亲手持长鞭抽打黑马的场景，想不到温和的父亲还有这么威武严厉的一面。我的印象中，父亲赶车都是发指令呵斥马，很少打马儿的，没想到驯马的时候，父亲真能下得去狠手。真是一个“刚柔并济”的赶车老把式啊！

日常赶车的劳碌辛苦，乃至于驯马这种紧张刺激的活，都是可以承受的，最令人担心的是马受惊，会威胁生命。

　　古书中有“逸马杀犬于道”“马逸不能止”这样的文字记载。1960年代出过好几位拦惊马而牺牲的英雄，如在火车道上舍身推惊马的解放军战士欧阳海、拦惊马救儿童牺牲的刘英俊、咸乐诚等。他们都是和雷锋一样的英雄，是我们小时候学习的榜样。

父亲赶车也碰到过数次惊马事件，有一回，刚装上货，有卡车鸣笛，马受到惊吓，三匹马拉着满满一车货物，沿着马路撒开蹄子狂奔。惊马往往毛发上竖，两眼圆瞪，身体颤抖，四蹄乱蹬，根本不理会车夫的吆喝，这时候再挥动鞭子打马只会火上浇油。当时跟父亲车的年轻副手坐在车上拼命勒马缰绳，父亲边追边在车后捡拾掉下车的货物。跟着惊马奔跑了好几公里，附近连队出来三四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才将惊马拦住。万幸一路上没有伤到人。

父亲的另一位车夫同事，也碰到过马受惊，马儿拖着车狂奔，这同事被甩落到车前，倘若惊马拉着车从他身上碾压而过，那就非死即残。幸好只是拉套的马受惊，沉稳的驾辕马未受惊，死命地往后坐着身子，把车控制住，才没有伤着人。后来，那驾辕马病重，车夫同事抱着马的头痛哭。人马情深啊。

经历了几次惊马事件，影响了父亲的车夫生涯，当时他已经五十出头了，体力难以跟上马儿的节奏。连队安排他去伙房养猪，于是交出了掌握多年的长鞭。据说马车夫这个职业的惯例，驾辕马唯鞭子是从，新车夫必须用老鞭子才能接班赶车，我家的墙上就没有再悬挂系着喜庆红缨的马鞭了。

有时路过马号，父亲仍会去拍拍自己常赶的几匹马，马儿会轻轻打着响鼻，亲热地舔舔他的手。在路上与他的枣红马相遇，马儿会放慢脚步，大大的眼睛凝视着父亲，头微微晃动，仿佛是在和父亲打招呼。

　　父亲退休前四五年的工作是在团机关伙房拉面粉，兼打扫环境卫生，他再度拿起了鞭子。这次是挥动着一条短皮鞭，赶着两头壮硕的耕牛，拉着一辆粗糙无比的平板车在粮油加工厂和机关食堂之间运输面粉。我家的墙上又挂上了鞭子，只是看不到那个挥动长鞭赶车的英姿了，只有那消瘦又有点驼背的身影坐在牛车上，慢悠悠行进在团场尘土飞扬的街道上。

父亲老了。

退休时，勤杂班的班长特地来取走了父亲的鞭子，说道：“老程啊，你好好休息。”父亲就此成为了一名退休职工。

退休后的父亲也没有闲着，工作期间，他每天既要完成单位的工作，下班后还要干家里的活儿，像一只不知疲倦的工蜂，不停地在筑巢。退休后，更是不停地给家里添砖加瓦，未曾停下家庭建设的脚步。这期间，他主要做的是两件事情，一是和母亲开垦荒地种菜，二是饲养家中的牛羊。

巧合的是，不论是开荒种地，还是喂养牛羊，都需要用到两种运载工具，一种叫抬把子，一种是架子车。

“抬把子”一词，百度百科里有收录。乃是新疆一种独特的短途运载工具，使用时需两人一前一后抬着走，所以称“抬把子”。抬把子类似于医院所用的担架。是以两根长木棍作把手，中间用柳条等树枝编成而载物。抬把子用于运土、运石头，冬季可用以运雪。我记忆中家里的抬把子一般都是父亲自己编的，准备好木棍和柳条后，编中间抬物部分，其中有一个环节是需要在地上挖个坑，坑的四角钉四个木楔子，用于固定两边的木把。

“架子车”一词，百度百科亦有收录。是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常见的一种运输工具，胶皮轱辘拉着车架子，在农村里拉运物品，极为方便。在团场建设中一直是拉运生产物资和生活物资的重要工具。我家的架子车算是工具中的大件，为我家拉柴、拉草、拉水，凡是需要运输的东西，几乎都是架子车运回来的，居功至伟，是父亲最珍爱的工具。

说起这辆架子车的来历，还有一段小插曲。我家在3连时，总是借用别家的架子车拉东西，很不方便，父亲很想拥有自己的架子车。搬家到团部后，大哥托人从几百公里外的乌鲁木齐市买了一套胶皮轮胎回来，带货物的人把胶皮轮胎寄放到路边商店，等父亲得到通知去取时，轮胎不见了。难道是丢了？丢失东西损失了钱还是小事，当时能买上这么个轮胎非常不容易。慌忙寻找。有个熟人在店里工作，说偏远连队的一个职工看见在店里放着的轮胎，纠缠着要买。这熟人就自作主张原价给卖掉了。这怎么行，大哥和父亲又找个三轮车，骑了十几公里，去那人家里硬是赎了回来。又找亲戚，帮忙做了一副车架子。有了架子车，父亲如同祥子有了自己的人力洋车一样高兴。每天用完，都把车轮放到棚子里。别人借用的时候，一定叮嘱小心使用。闲暇时修理修理车架子，修补下胶皮轮胎，很是爱惜。后来搬到城市生活，父亲仍坚持把他的架子车带了去，尽管带进城里，根本没有用武之地。

我家曾住在团部边缘的一个名为“黄家庄”的地方，东北面有两条大渠，一条是排碱渠，一条是团场种植庄稼的命脉东干渠。排碱渠和干渠的周边，有大片的荒地，不是故意抛荒，而是由于盐碱太重，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开垦出来种植成本太高不划算。

父亲与母亲在两条大渠的中间地带，沙枣树较为稀疏的树林中开垦了小片的荒地，当作自家菜地。1980年代中后期，团场新开荒已经用上了大型推土机，能够效率地把荒地表面的杂草和盐碱土轰隆隆推走。然而树林中空间狭窄，父母依旧采用军垦战士最初的开荒方式，用坎土曼和铁锹挖地，把荒地上的盐碱土运出去，而后挖来好土垫到菜地里，改良土壤。为增强地力，又把家中的肥料运进地里。由于是荒地，无路可走，抬把子和架子车便发挥了重要作用，地势平坦之处，便用架子车拉，车拉不动，就用抬把子抬，硬是断断续续开出了几分菜地，种上茄子、辣椒、西红柿等各类蔬菜。

更值得称道的是，目不识丁的老父亲还能利用物理学的虹吸原理引水浇地。菜地临近东干渠，干渠两岸之高大如同河岸，没有水闸，无法引水浇地，只能望水兴叹。从大渠挑水浇地，相当于罚自己服苦役。购买水泵抽水浇地，水管站又不允许。父母受周边其他种植菜地的邻居启发，买来二三十米长的塑料软管，一头搭进干渠，一头置于菜地中。母亲蹲在菜地里堵塞着水管，父亲在干渠里往水管中灌水，灌到估计能吸水时，父亲大声呼喊：“放水！”老两口同时松手，渠水便咕嘟咕嘟沿着水管爬过高岸，流进了菜地里。生产实践就是能够激发出劳动人民的智慧，劳动者是最聪明的人。

父母每日都要到地里忙活一番，蔬菜生长的旺季，吃不完的菜，母亲还挑到自由市场上去销售。

家里那十多年里还一直饲养着奶牛或者绵羊，退休后的父亲非常喜欢照料这些温顺的动物们。家有张口货，天天不能歇。至少每天都要打扫牛圈，把成堆的牛粪抬到院子外面，堆积发酵，用来种菜。春夏秋三季要赶着出去放牧，冬天则圈养。大夏天，顶着烈日去割草，为牛羊过冬储备草料，家里养的是奶牛，不能用于拉车，都是父母自己拖拽着架子车来回一二十里地运回草来。

那么多年里，为了让我和妹妹安心读书，不管是种菜还是养牛羊，父母都尽可能不影响我们学习，只有在休息的日子里，实在忙不过来了，才让我们去搭把手。父亲曾在戈壁滩上打柴，把大棵的刺蓬、蒿草等植物砍倒晒干，等到周日，我们一起拉上架子车到戈壁滩上拉回来。每次装车时，我掌把，父亲负责装车，然后，他驾辕，我在后面推车，常常看到夕阳将我们拉车的影子照得很长。勤劳的父母与架子车一同承担着家里的重责。

父亲退休后，还带着我为维修房屋、打造火墙打过土块，如今回想起来，真要为父亲的体力和耐力点赞。毕竟打土块可是实打实的重体力劳动，在不少兵团回忆录中，惩罚劳改犯的劳动项目就有打土块这一项。兵团有句俗话说：“打土块，挖大渠，伤筋掉肉脱层皮。”60岁以后还能打土块，说明身体很棒，其实，父亲已经有隐疾在身。

团场人把泥巴做的不用烧制的建筑土坯称为“土块”，用土块修建屋墙的做法，古已有之，古人之为“土墼”，而用来制造土块的工具被称为土块模子或者土坯模子。

父亲在团场里可是打土块的行家里手。他在河南老家时曾在砖瓦窑做制坯工匠，脱土坯的经验丰富。打起无需烧制的土块来，更是小菜一碟，不仅出坯的速度快，脱出的土块质量还高，土块棱角分明，六面平整。

来到新疆后，连里统一修建住房，组织男劳动力打土块盖房子，每天的任务通常是五六百块，身体较弱的职工常常难以完成。父亲却曾创造过一天完成1200块的惊人记录，并且能够连续数日保持每天完成1000块的速度，因而获得过连队和团里的嘉奖，曾经得到40块钱的奖金（超过一个月的工资），大字不识一个的父亲还得到过若干支钢笔的奖品。

我查阅了有关兵团建设初期的资料，发现打土块完成五六百块是当时各团场的普遍要求，能一天完成1000块的那真是高手。母亲说，这是你爸爸干得最出色的活路。

　　在我出生前，我家曾住过地窝子，后来我家前后搬迁过三次，住的都是土坯房子，每换一次住处，都得进行基建工作，需要打土坯，需要砌墙，抹墙泥上房泥，这都是团场中的重活计。

十岁以后，家里需要土块时，父亲常常带着我一起上阵。七八月间，戈壁滩上骄阳似火的日子，父亲便开始叮叮当当修理他那些土块模子，准备脱土坯。因为天气越炎热，土坯就越容易晒干，从而呈现出它们作为建筑材料的最好状态，成为红砖们最好的替代品。土块模子通常是用结实的木材制成，木材质量欠佳，根本经不起高频率的摔打，用个一天半天的很可能被摔裂或断开，从而退出“战场”，影响工作效率，所以，经常打土块的人家一定要多准备一两个模子备用。

打土块着实是一件又累又乏味的活儿，虽然能有助于我如今道出玩泥巴的活里藏着的诸多技巧，可说实话，我更愿意在一旁观望，而不是亲身参与。

例如要先清理出能扣一两千块土块的场地，场地的土质要硬实，地面要平坦如砥，这样扣出的土块才不变形，也不粘泥疙瘩。在清理场地时，要铲去杂草，再泼水垫平。平整场地时，父亲边铲草根，边解释说不铲干净，土块扣上去，草根会戳到土坯里，有了湿气，草根还会长进去，会把土块毁了。我满不在乎地回应，毁了就毁了，再打一块，泥巴多的是。父亲说道，那不是白忙活了，烂土块毫无用处，还占地方。

第二步是挖土、和泥，这里头也有一些讲究。取土的时候，要把土块敲碎，绝对不能混进石头瓦块、荆棘，碎玻璃、破瓶子更是大忌中的大忌。这些东西，毁土坯事小，伤人那后果非常后果。脱土坯的劳动力，赤手光脚干活是常态，踩拌泥巴时，光脚可以感知到水泡不开的黏土疙瘩，还有小石头、草根，一定得把这些东西挑出来；团泥装模子，必须赤手，根本不可能带手套。我不止一次看到有人打土坯时被戳伤脚、扎破手的情况。和泥挖土时放水不能太多，水多泥稀，不易成型，影响下一步团泥装模子。

第三步是翻泥。把泥坑里的和好的泥用铁锹翻到场地上，需要留意是打土块的泥比较粘稠，翻泥时非常沾锹，要想顺利翻泥，铁锹一定要沾水翻。翻好成堆，再用铁锹把泥堆拍得光滑锃亮待用，防止水分流失，做好切泥的准备工作。

第四步是填模子倒坯。这可是土块成型的关键环节。从大泥堆上切下小泥团，像给馒头剂子沾干面一样，把泥团在撒好沙子的地上滚一遍，摔在模子中，然后用手把泥团的表面刮平，父亲端着去扣到平坦的场地上。

我最喜欢帮着父亲团泥巴装模子。从泥堆上切下柔软又富有弹性的泥巴时，感觉如同和大地在亲近，比垂髫时玩的尿泥可惬意多了，然后“嘭”的一声把泥团甩到模子里，也有一种无比洒脱的感觉。然后，我切泥总是估计得不准，常常切得不够分量，模子的四角填不满，连模子中间都缺泥，还得再补泥，而补泥，一是影响效率，二来补的泥和第一次填的泥，融合不佳，打出的土块容易断裂。父亲则是一次成型，双手“刷”地切下泥团，推着泥团在沙地上一滚，捧起泥团就摔到模子中，正好把模子四角填满。短短几秒钟而已，动作连贯流畅一气呵成，宛如行云流水一般，我的协助似乎还影响了他动作的连贯度。

扣完模子，要把模子在沙子中涮一下，让模子里面均匀沾上沙子，接着装泥，扣坯。

父亲总说这个过程中有个“三光”技巧，团完泥巴，手要光，没有沾泥；泥团也要光；扣完模子，模子里面也是光的，也没有沾着泥。

当然，完成打土块的全过程还有整坯、码垛等环节。

有时候，恰逢平坦的旷野中有好几家男子汉打土块，大家打土块的基本过程如出一辙，蹲下，团泥，装泥，端模子，走到场地中，弯腰扣模子，那“嘭”“嘭”“嘭”倒土块的声音此起彼伏，交织成一曲打土块的交响乐。虽不明说，但也都有暗暗较劲的意味，到傍晚收工时，清洗一下工具，溜达着瞧瞧各家土块的质量，看看各家的成果，明天鼓足劲多干点。

劳动着是美丽的，但劳动的具体过程却是艰辛的。盖房子用的大土块，连模子带泥至少有十公斤重，打修火墙的小土块，连模子连泥也有五六公斤左右。头顶烈日，周而复始，哪怕是完成500块，团泥、弯腰之类的“三拜九叩首”的动作最少要做250遍，一整天干下来，浑身上下，从头到脚，无处不酸痛。但父亲似乎不知疲倦，天不亮，他又到场地翻泥和泥去了。

年龄渐长，在父亲的指点下，我也能端起模子扣土块，但是开始倒的土块常常歪歪斜斜，模子里还会粘连不少泥巴，涮模子的时候需要费力地扣掉泥巴，严重影响了效率。父亲从来不责备我，只是一次次蹲下身来，亲自示范，教我团泥、填坯、倒坯的窍门。在他的耐心指导下，我逐渐也能倒出和他一样齐整的土块。

只是这种苦差事，我是能推脱则推脱，实在推脱不掉，干起来也是敷衍了事。

我读大学放暑假时，父亲说家里的火墙需要更换小土块了，我一个大小伙子，实在是不好意思再让60多岁的老爹打土块了，就答应这次我来独自操刀做一回贡献。谁知，天天找同学玩，竟然把这事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一天清晨，母亲摘完菜回来喊我，还不去打土块，你老爹干一早晨了。

我跑到干活的场地上，晨曦之中，戴着草帽的老爹，娴熟地操作着，低头团泥，填模子，抹平坯面，然后端起模子，走到场地上弯腰扣模子，还是一气呵成不拖泥带水，平整的场地上已经倒出了好几行板板正正的小土块。

我不禁感到有些惭愧，赶快加入“战斗”，父亲负责填模子，我来倒土块。好久没干，第一模子没估摸好尺寸，还压在父亲已经倒好的一排土块上，毁掉了两排土块。父亲又指导我，倒的时候，翻模子要快，要准，不能犹豫。

他团泥还是那么娴熟，往模子里摔泥还是那么精准，但是，我明显感觉到他的动作没有那么麻利了，喘息也比以前沉重得多。

他明显地老了。

这是我和父亲最后一次合作打土块。

父亲日益衰老，在团场生活的最后几年，需要用到的少许土块，花十几块钱就能买上。父亲花了钱，还会心有不甘地说，搁以前，这点土块不够我半天干的。

父亲的那几个土块模子也静静地躺在棚子里，不知何时能再一展身手。

如今，每当我看到平坦的便于取土和泥的地方，眼前就会浮现出父亲戴着草帽，端着土块模子，在烈日下辛勤劳作的身影。那也是兵团第一代军垦人的身影，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在新疆的亘古荒原上盖出一排排房屋，修建出高楼大厦，在天山南北的瀚海之中建成了十二座兵团城市。

　　时光流逝，1996年，衰老的父母搬离团场，去城市生活。城市里无处摆放那些家什，父亲只带走了几把铁锹，但他坚决要把架子车运到城里，家中其他的那些追随父亲多年的老物件完成了它们的使命，留在了团场。但是父亲劳动的场景，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1999年，父亲因癌症去世，享年71岁。按照车排子人的说法是“去奎屯河报到了”。

以123团为中心的几个团场地处奎屯河流域，团场的公墓在奎屯河边，如提到某人“去奎屯河了”或“去奎屯河报到了”，那是有特殊含义的。我们兄妹把父亲的骨灰撒进了滚滚北去的奎屯河中，父亲也“去奎屯河报到了”，河水带着他流到东干渠，流经他劳作生活了30多年的123团，流经我们家居住过的几个连队，还有团部的黄家庄，他会和早已葬在奎屯河边的我的祖母相遇，最终和这块土地融为一体，永远不会再离开。

又过了十多年，我到新疆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的新疆军垦博物馆参观，在展现军垦事业辉煌历史的陈列室中，陈列着军垦战士在垦荒时使用过的农具，穿过的衣物以及生活用品，向人们展示着新疆建设兵团的垦荒史、创业史。当年的军垦战士们远离家乡，来到这遥远的边疆，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没有丝毫退缩。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浇灌着这片土地，把戈壁变成了绿洲，把荒漠变成了良田。他们住地窝子，喝涝坝水，吃粗粮，却依然怀揣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劳作着付出着。

父亲，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目不识丁，团场建设中的任何一项运筹帷幄的事宜都与他无关，即使马惊了，也没有像欧阳海一样去拦过惊马。一辈子干的都是基层种地、放牛、赶车、掏厕所打扫卫生的活儿。空闲的时间还一心铺在我们的家庭建设上，不是媒体颂扬的那种无私奉献，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模范人物。他木讷寡言，没有任何豪言壮语，一辈子默默地像一头老牛，做好自己本分的工作，用每一天的辛勤劳作，诠释着兵团人的坚韧与担当。

在军垦博物馆里，我看到太多熟悉的物件，那铁锹、十字镐、抬把子们；那锯子、刨子、马鞭子们，还有架子车和牛车的车架，还有那熟悉的土块模子，甚至连碓窑子，都和我家曾经用过的一样。

我一遍遍在那些老物件前徘徊，抚摸着展厅的玻璃，透过玻璃，仿佛能触摸到那些物件上的裂纹，似乎能感觉到那上面留存着温热，那温热或许就是父亲那双粗糙的大手留下的吧。

那一刻，心中的情感如汹涌的潮水般澎湃，往昔的记忆涌上脑海，父亲的身影在我眼前不断闪过：黄叶纷飞中攥着铁锹铲着菜窖壁的父亲、星光熹微时端着土块模子扣土坯的父亲、大雪飘飞中挥动长鞭赶着三套车的父亲，夕阳西下时佝偻着腰拉着架子车的父亲，那些情景清晰如昨。

当时，我就在博物馆里热泪盈眶了。

老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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