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回头去看看时，已匆匆数年（之二）

银杏黄

72年夏，一起下乡的小伙伴在农村的合影

我下乡当知青满打满算一年半，这比起很多知青都算是幸运的。我初中同学近一半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大多数同学在兵团足足呆了八年才返回成都。但我想说“曾经沧海难为水”，这话常用以男女之情，我把它理解为，吃过去农村当知青所吃的苦受的难，这辈子就再也没有苦没有难了。 我们这一批知青都是和父母单位的子女一道下乡的。我们一行八个人两男六女，坐一辆卡车前往。那天是三月十五号，川西平原上油菜花烂漫，一片金黄刺眼。去的路上，领队宣布分配名单，八个人都在一个生产大队，其中，两个男生一个生产队，我和一个女生一个生产队，还有三个女生一个生产队，最后剩一个女生自己一个人一个生产队。哪个队去几个知青，是根据各个生产队的情况定的。自己一个人一个队的女生听完名单后就哭了。我略一思考，立马热血沸腾，跟领队说，我和她换。领队同意了。于是八个人被前来接我们的生产队长各自领走。

照片说明

我读了两年中专又工作了三年，77年恢复高考，我在78年参加了高考，读了四年大学后，分配到成都市最著名的一所中学任教，直到退休。99年我第一次出国，带学生到了美国参加夏令营。

我在文中加一些我快乐生活的的照片，以浸润我这一段艰难的知青生活。

我被领到一排土屋前，进到一间房间里，里面已有很多人了，大家像看动物园里的珍稀动物一样看我。我拿出准备好的糖果分给大家。一位颤颤巍巍的老大娘颤颤巍巍伸出手，嘴里一边说：“不要，不要”，一边接过我手里的糖果。大家都离开后，我打量我住的这间屋，屋子大约有三十来平米，两张床各自靠墙，床头有两个柜子各自靠床，角落里还有一个木桶。屋子的中间用一张竹子编成的竹笆隔了一下，隔出的另一半小很多，用作厨房，厨房有两个灶头，连在一起，一个灶头靠墙，两口大铁锅，有一个很小的方桌用来吃饭。屋子里原来就住着有一个人，是一个比我先两年下乡的女孩，家在当地县城。我和那个女孩一人一个锅，我的靠墙，自己做自己的饭自己吃自己的饭。我又了解到，我们住的这排屋子共有五间，中间是堂屋，左边两间一间是厨房另一间是一个老人住的卧室，就是那位颤颤巍巍的接过我手里糖果的人。这五间屋子都是五保户大家叫她杨大奶的。

我退休后又进了一家教培机构工作，但时间自由，我开始周游世界。这是在法国的凡尔赛宫

当时农村的房子好多都是土坯墙，麦草盖顶的。我们这间也是，没有窗户，屋顶有一处光源，我想不起是一块玻璃还是什么。

我们的门口外的墙边，放了一口大棺材，原木色的。我刚来时没注意到，第二天早上，我跟着老知青出工回来，突然发现了这口就在我房子外面的大玩意。吓得不轻。我每天必须从这口棺材旁走来走去，那时的我从没见过真实的棺材，也从没想过人都是要死的这一大伟大命题。老知青告诉我，这口棺材是我们房东杨大奶的。已全款购入，只是还没入住。奇怪，人的潜力真的无限，没过多久，我就对这口棺材熟视无睹并且大晚上从旁边走过也波澜不惊了，当然不走也不行，要回自己的房间呀。我们的卧室的那只木桶，原来是农具—-粪桶。农村没有厕所，每家每户都在自己的猪圈里解决大小便问题。老知青没养猪自然就没有猪圈，她就在卧室里放了这个粪桶来解决问题。我很抗拒这个粪桶，总是跑到附近农民家里去。有一天，我在干活时内急，看到不远出有个好像是厕所的地方，刚进去，就看见有个男人朝这边走来，我吓得拉起裤子就逃了。原来这个男人是在外面煤矿工作的，可能是不习惯猪圈，就在自己院子外搭了这么个厕所。我无计可施，最后也只能屈从在卧室的粪桶里解决问题了。粪桶里的东西越积越多，整个卧室里充满了大粪的气味，时不时和竹笆那边的饭菜香混在一起，让人时时觉得生活虽苦但还有饭菜香。但我还是想把它弄出去，老知青说，不忙，我要用的。过了两天，只见老知青一个人把桶拎了出去，我们屋外就是老知青的自留地，很小一块。她把粪桶弄到自留地边，开始给自留地上面种的蔬菜施肥。我才明白卧室里的粪桶有如此作用，只能认可它在呆在卧室里了。夏天，粪桶在卧室久了不处理，就会生出些蛆虫来，我先不知道，有一次偶然发现，一些蛆虫快爬到我床下了来了，这种蛆虫很大，呈浅灰色，一条长长的尾巴。我大惊失色，坚决要求老知青马上把粪桶弄出去，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是哪种苍蝇的幼崽。后来，我妈来看我，一见到我这个居住环境，忍不住伤心。我妈说让我买个痰盂，放在卧室，把粪桶放到室外去。我大概是久居其室不觉其臭了，竟然没把这事放在心上，不了了之。

在英国，体验乡村生活

我们睡的床大约有一米五，我一年四季都挂着蚊帐，蚊子太厉害了，后来才知道，比蚊子厉害的是老鼠。那时的农村没人养狗，因为太穷，所以没小偷。没人养猫，因为猫需要喂食，人都没有吃饱过。没有猫老鼠就天下无敌，满世界乱跑。晚上睡在床上，不知老鼠是怎么从蚊帐外进入到蚊帐里面的，我几次被老鼠惊醒，可能是老鼠发现我是个成年人，才不敢对我下口。我只好把被子扯来蒙住头，全身裹得紧紧的，任凭老鼠在我身上逛奔。邻居大妈帮我在场上买回两只小鸡，说小鸡养大我以后就有鸡蛋吃了，买回来的第二天早上，一只小鸡被老鼠咬死，剩下一只小鸡可能是被吓着可能是太孤单，一直叫个不停。我把关小鸡的竹笼弄得更扎实些，第三天早上，这只小鸡还是被可恶的老鼠咬死了。我就再也没养过鸡，也不敢奢望吃鸡蛋了。后来好像就没什么老鼠了，是不是都饿死了也不知道。

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我们住的房子的墙是用黄土一层一层夯成的，第二年夏天下雨，我的灶头旁边的土墙被雨水浸泡，塌了。一大堆黄泥倒在我煮饭的铁锅里。要是现在来看，我肯定是一边大哭一边去挖泥巴，或者至少是流着泪去清理现场。其实我是很麻木的用锄头去慢慢清理那一锅的黄泥，我知道如果我情绪激动，把锅弄出一窟窿，我就只能吃生米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床一侧的墙的又被雨水浸泡，塌了一大片，外面的风景历历在目，那竹子郁郁葱葱。生产队长见了，给我床边的墙用一块竹笆遮住，以免外面一眼就可以把里面看个一清二楚。幸好当时农村穷虽穷，但治安很好。最让我难忘的是，73年的九月某天，我已经和父亲一起去公社拿到了我的录取通知书，不知老知青怎么得罪了我们的房东，就是杨大奶，老人家突然发了怒。她颤颤巍巍地拿过来一把竹子做的梯子，搭在我们屋子外，然后用她那双被裹得很小的脚颤颤巍巍地爬上梯子，把正对老知青床上面的屋顶的麦草，一大把一大把扯下来，让老知青可以直接在床上看星星看月亮。

在挪威游船上和“海盗”合影

农村一年半，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除了恶劣的居住环境，就是做农活的艰辛。 三月份下乡，五月份就是号称的“大战红五月”那段最忙的农时。要把麦子收上来，还要把水稻种下去，农时不可误。早上四点，队长的出工哨子就吹响了，还伴着一阵阵大声的吆喝在空旷的田野上盘旋、回响，久久不散。十几岁的人正是贪睡的年龄，每次我被这哨声和吆喝声惊醒时，都有一种万念俱毁的感觉。不敢不起来又实在想睡。队长说，趁凉快早点下地。我们出完早工才能回家吃早饭，别人回家就能吃上饭，我们两个知青回到自己的小窝，还要自己做饭，否则就只能饿着。吃完饭又要出工，下午两点左右回家做饭吃饭，中午太热，四点钟左右再出工，直到天黑看不见，以为这就完了，不，吃完晚饭要去评今天的工分。那时的农村是吃大锅饭制度，一起劳动一起拿报酬。根据每个人的每天的劳动情况每晚评工分，工分就是钱。每天评一次看你今天挣了多少分，年底就能分多少钱。 第二年五月，收麦子的一天，我落在后边，先收完自己这一拢的社员上田坎后，大声嘲笑落在后边的人。我不服气，拼命加快速度，一不小心，把左手的中指被锋利的镰刀拉开一个大口子，手指本来就是除了皮就是骨头，我一看，白色的骨头露在外面，惨白惨白的。我哪见过这阵势，吓得哇的一声，不顾一切地大哭起来。我哭自己的手，我哭自己的委屈，我哭看不到头的艰难，我哭孤独又看不到希望的日子。好多社员围上来，一些社员看到我哭了，立马拍手大笑，他们认为，大人是不能哭的。也有好多人关心我，一个男人把烟灰撒在我中指上，一个女孩不由分说“哗”地一声，从自己的衣服撕下一缕，缠在我中指上。队长让我回屋去休息。那个撕自己衣服的女孩家里穷得要命。有一次我把一条穿烂了的内裤扔了，几天后我发现这条裤子穿在了她身上。 还有一次种水稻，也就是插秧。我很害怕，因为水田里有蚂蝗。我从小就怕这种软体虫子，而且还觉得特别恶心。我插完自己这几排，刚一上田坎，发现有一条蚂蝗正贴在我的右小腿上，我吓得要死，一边带着哭腔大喊“蚂蝗蚂蝗”，一边使劲在田坎上跳。当然没有把蚂蝗跳下来，我也不敢去扯，怕把蚂蝗 扯断，更可怕，因为它入深深进入了我的小腿。一个社员拿过自己用的叶子烟杆，把抽过烟以后在烟杆上留下的烟油涂在我小腿上，一会，蚂蝗就自己掉下去了。不过还好，只被蚂蝗叮过这一次。水稻 在生长过程中需要除杂草，当地是用撒石灰加铁耙松土的办法。我们城里的女孩皮肤肯定要比久经农事的人娇嫩。干了几次这个农活后，我小腿一半以下被石灰腐蚀，全变成了白色，刚好我妈来看我看到了我的双腿。好多年以后，我妈还在说，就像穿了双白色靴子一样。 当然也有农闲的时候，一到农闲我就往家里跑，开始父亲对我很好，后来我再往家跑，父亲明显不高兴了。我知道，父亲怕我老是往家跑，会给我们生产队的人留下不好印象，影响我返城。

在南非和当地女孩合影

　　我最怕的就是这个晚上评工分这个事。农民是没有时间观念的，本来就是天黑才收工，吃饭最少要半个小时吧，左等右等，人慢慢来齐，一大堆人聚在一起，男子汉们一人一杆叶子烟，腾云驾雾，还不时往地上大口吐痰。评公分的流程是，念一个人的名字大家就发表意见可以得几分，当时男劳动力一般是八分，最高十分，女的要少一点，我们知青只要不出错，都给的是最高分。但有时念到有些人名字时，大家就都不说话，场面非常尴尬。这样就把时间拉得很长很长，我不停打哈欠，实在瞌睡得很，但又不能走，怕把自己的工分评少了。我几次在评工分的会上睡着后又被人叫醒。

在约旦看工艺品商店的东西

在这一年半时间里，吃饭也是一件很难忘的事。 我一来，队里就分给我一小块自留地，用来种菜。否则就没有菜吃。好在下乡第一年，国家给每个知青每月三十几斤大米，否则我肯定要饿死在那间小屋里。我的好朋友王姓女孩就住在我们旁边，她的母亲非常能干，见我没法种菜，就帮我把那块地种上了菜秧，后来也长成了。我也时不时去摘来吃。后来摘完了，我还是没法自己去种，一是懒，二是我总有办法找到菜吃。老知青种的菜有时吃不了会给我一些。附近的社员种的菜也会给我一些。有一次，实在没菜吃了，队长给我拿来一大把蒜头，说你拍两个，加点盐，吃饭好得很。我最常使用的一招是，一到吃饭时，我端着碗，四处窜，随便走到哪家别人都会热情招呼我坐下来一起吃。家户人家里总有菜吃。这一招真好，一来解决我吃饭没菜问题，二来加深了我和社员之间的感情，大家都认为我没架子，不像有些知青看不起农民，这也就为我尽早返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农村干活真能吃，我差不多一顿饭要五两到六两米，煮出一大钵饭。半年就长胖了好多好多。有一次我回家，我父亲有些吃惊地说，你胖得蹲都蹲不下去了。 一年半后，我考上了成都师范学校，回到了城里。 九十年代的一天，我和老公、妹妹、妹夫一起回到农村，找我曾经的小屋。但变化太大，回去的路都找不到了。我们来到街上，打听到了和我同住一屋的那位老知青，她后来调到街上工作，找了个老公也是这条街上的。她很高兴地给我说，她的独生女儿在成都的华西医科大学读书，毕业到了北京的一家医药公司工作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这段经历我不会时时想起，却永远难以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