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回忆一一文艺专著出版感言（七）星光不灭军魂永存《星光集》谨以此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

杨斌（星光）

作者杨斌像

我的艺术人生

（自序.节选）

杨 斌

我的“文艺兵”梦想

一九四九年的春天来得特别迟：清明已过，尚不见村人浸种；谷雨将至，仍无农人沤田，直到立夏，才从天边传来隐隐的春雷声。听六叔说：那是解放军渡长江的炮声。他说，解放军是穷人的队伍，解放军来了，我们穷人就有地田分，有饭吃，有学上，我听了特别高兴。可母亲却高兴不起来，都因为眼下这场暴雨，农人们一年的期盼怕是又要泡汤；都因为父亲还住在南昌的医院里，生死未卜……

事情还得从头年说起：头年也是个灾年，村人们推举父亲虽从汉口募来几十担大米，可还是僧多粥少，加上秋粮又无收，不少人家只能靠“榆树叶”、“观音土”和下河捕鱼摸蚌充饥，我家也一样。可老天又不睁眼，父亲由于长时间在冷水里浸泡，不幸得了“贴骨毒”。是五叔、六叔和好心的乡亲们赶紧送进南昌一家外国人开的医院开了刀，这才捡回一条命。可进院容易出院难，因交不起高昂的医药费，院方至今不让出院，听说半年后再交不上，就要送到外国去做人体试验。母亲为此急得整天以泪洗面，这年的年三十，全家是在饥饿和惶恐中度过的。记得一筐河蚌，半只老母鸡（另半只炖好请六叔带给了父亲），便是母子四人的全部年夜饭……

终于有一天，从麻丘通向我村的大路上，走过来一支队伍，一色的黄军装，一色的红五星，迈着整齐的步子，唱着响亮的歌子：“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我惊呆了：“啊，这就是解放军，真雄壮！”

解放军一进村，我就赶上前去看热闹。其他的孩子和有些大人都离得远远的，有的干脆躲在屋子里不敢出来。说也怪，我却一点不害怕，就跟见到老熟人似的。不过，我还是有些纳闷：他们的装扮虽然很神气，可使用的武器却不怎么样，跟村里人差不多，每人拿着一把铁锹，或挑着一担泥筐。后来父亲告诉我：他们是来帮助乡里“复堤堵口”的，以免明年春上再遭水灾。我明白了：他们真的是穷人的队伍，要不怎会帮穷人的忙？

队伍住下都好几天了，我多想和他们说说话，摸摸他们的枪，可他们总是天不亮就出发“作堤”去了，天黑后才回村。后来，父亲领着村上的大人们也跟着他们去了，每人每天还发一斤半大米，两毛钱菜金，除了自己吃，还能省出一半给家里人，这真是天大的好事（我们家差不多已有一年没吃上这么好的大米饭了），村上人家家就像过年，就如战士们歌里唱的那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总算盼到有一天，他们提前收工回来了。大胡子炊事班长（妈妈问过，据说是河南人）亦早早的回来，在为他们做晚饭。我即趁机上去看热闹，和他搭讪：“大叔，你弄的什么饭呀？”老班长笑了：“好饭——饺子！没吃过吧？”我摇了摇头。正好母亲背着小弟也来了，她是叫我回家吃夜饭的。大概因为父亲常帮部队办事的原因，他认得妈妈，主动问：“大嫂，恁几个儿子？”妈妈回答：“三个。”并指着弟弟：“这是最小的佬子（南昌话）。”老班长楞住：“老子？这么小！”妈妈笑了，并用河南话（我外公祖籍河南，她小时候跟外公外婆学的）对他说：“呵，‘佬子’是本地土话，就像恁河南，叫“娃”，我说得对吧？”老班长乐了：“对呢！”并赶紧盛了满满一碗水饺交到我手上，开玩笑说：“来，这碗饺子拿回去尝尝，就算我‘孝敬’恁两位‘佬子’的。不过，吃完得马上把碗拿回来，晚上跟我去麻丘看戏！”我乐了，并用一只手朝他打了个敬礼：“是！”可差点把碗里的饺子泼出来，弄得大家哈哈大笑……

当晚看演出的多是来“作堤”的解放军，差不多有一千人。老乡亲们来得也不少，把个“刘闯庙”（据说是为纪念明朝抗倭名将刘綎而建造的）挤得水泄不通。演戏的也是部队的，戏名叫《白毛女》，好看极了，也很神奇：大晴天的，台上怎么就闪起霍，打起雷，下起雨来？我好奇地钻到后台偷看——原来全是演员们用摇手电筒、晃洋铁皮、垂麻绳、笸箩筛豆子等办法摹仿的。扮角的年纪也很小，有的还没我高，不过演得都很像，特别斗争地主黄世仁那场，我都跟着喊起了“打倒黄世仁”的口号。有个老乡还要往“黄世仁”身上扔石头，被部队人劝住了。回来的路上，老班长问我：“好看吗？”我说：“好看，就是不明白，小孩子也能当解放军吗？”老班长笑了：“呵，他们呀，是文艺兵，专门演戏搞宣传的。”我乐了：“我也要当文艺兵！”

. .老班长够意思，还真的带我去见了他们连长。连长也乐了：“想当兵呀？好事！不过现在不行。现在全国都快解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成立了，孩子们该进学校读书，新中国急需要建设人才呀！”我却执拗地：“读书？读书我也要当文艺兵。你们不要，我找别人去！”还别说，不久，招兵的果然来了，说是动员参军“抗美援朝”，可人家说：“我们只接战斗兵，你呀，人没枪高，还是在家先玩木头的吧！哈哈……”而土改工作队的罗队长乐呵呵走过来：“你们不要我要，我让他先当‘团长’！”我不解：“团长！什么团长？”罗队长笑了：“儿童团呀！”

就这样，我这个只有七八支红缨枪，十几个娃娃兵的“团长”，不久就走马上任，“级别”还不低，和民兵队长、妇女主任同为村农会干部，“官名”比他们还响！就是装备差了点：他们有手枪，有队部，还装上了电话，任务是“清匪反霸闹土改”，而我只能拿着自己做的红缨枪，领着我的娃娃兵们在村口“站岗放哨查路条”。不过还是蛮开心的，因为除了查路条，还有打腰鼓、扭秧歌，宣传土改政策、送青年参军。尤其去乡里、区上开大会，那是最热闹的：我们儿童团打着腰鼓前面走，妇女会扭着秧歌后面跟，大队群众随行，一路浩浩荡荡，甭提多神气！我们村上的腰鼓、秧歌队还小有名气，在乡里、区上都拿过奖咧！

可开心的日子并不长，不到一年，我这个“团长”便被“免了职”，罗队长要我上“茶熊小学”读书，而且是直接上二年级（因为头两年，我在村里上过三个月私孰）。没多久，我又“升了官”，当上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大队长。读书我是很喜欢的，因为能认更多的字，掌握更多的知识，成绩也一直名列前矛，启蒙老师张斌、罗梦波及老校长胡淳元对我都比较满意，并希望我能走知识深造，上中学、上大学之路。可我心里还是老想着当“文艺兵”，学习之余，总爱把书上的课文，变成故事讲，变成戏来演，常利用队日，上近港洲搞“军事演习”，即带上自制的木头枪、手榴弹及炸药包、望远镜、地图、伪装帽等，利用地形地物，构筑工事，各扮角色，表演起“董存瑞炸碉堡”、“黄继光堵枪眼”、“邱少云前沿潜伏”等。寒暑假还配合“抗美援朝”运动，到各村演自编的活报剧《反对“细菌战”》等。我在时刻准备着……

1955年秋季，我以全麻丘学区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进了麻丘完小，并在麻小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57年秋季，我又以优异成绩和突出表现，免试保送进入蒋巷中学深造，但当“文艺兵”的愿望一直没有放弃过：初一时，我在同班同学中，倡导演“课本剧”，一出《王冕》，轰动全校，带动各班，也引起了我对“戏剧表演”的更大兴趣；初二时，我担任学生会主席和学生文工团长，一出话剧《向秀丽》，得到师生们的一致好评，更激发了我的编导潜能；而初三时，我们三（甲）班参加全南昌市的作文比赛一举夺冠，奠定了我走文学（戏剧）创作之路的基石……

都说好梦难园，可我当“文艺兵”的美好愿望，还真的实现了：一九五九年冬，初三上学期的期末考试就要到来，我正和同学们投入紧张的总复习。有一天，教导主任许家哲告诉我：县人武部的黄科长把你的学生档案调去了，好像要招你当“文艺兵”，我高兴得几乎哭了。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一天，我接到南昌县人民武装部的“入伍通知书”，也就是说，从这天起，我将成为一名真正的“文艺兵”。打那以后，我便在部队一直从事文艺工作，先是业余的，后为专业，而且一干就是二十八年。直到“大裁军”转业地方，仍分配到文艺单位当领导兼搞创作，共创作、上演、播出和出版过几十部文艺作品，即便退休后也没有改行，仍担任省关工委老艺术家委员会秘书长，还带着个老年“星光艺术团”，从事关心下一代工作，并又写作了大量戏剧小品、曲艺、演唱、歌曲等，深入学校、社区、农村为青少年义务演出两百多场。看来，我这个“文艺兵”还得继续当下去……

我的“上前线”体验

20世纪60年代初，由盘踞在我国台湾省的蒋介石残部挑起的第三次台海危机及其落幕，对于台湾当局而言，这是一次中途流产的大规模军事反攻。蒋介石图谋把此前十余年来的“待机反攻”，推进到对大陆的大规模军事反攻，为此作了多方面的动员和准备。美国政府从其远东的战略利益考量，坚持“保护”台湾的“安全”，但并不支持蒋介石当局“反攻大陆”。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美国政府支持和鼓励蒋介石当局进行军事冒险，并调集重兵，严阵以待，对蒋军的来犯立足于打而临之以威。在外交战线上，中国政府实行“以美制台”策略，在中美华沙谈判中对美方施加影响，在诸种因素的制约下，一场箭在弦上的大规模军事反攻行动终于在中途归于流产。

虽然这一仗没有打成，但却给了我一次“上前线”的实战体验，尤其对战时部队文化宣传工作的地位作用，有了一个比较具体的认识。记得那是1962年的五月份，部队进入“一级战备”：所有军官士兵一律停止休假，已经出发或到家的探亲官兵均立即返部。鹰厦（江西鹰潭到福建厦门）、鹰福（鹰潭到福州）铁路停止正常客运，全部改为军列，夜以继日运送兵员、战车和作战物资。担负福建前线最高作战指挥部通讯枢纽重要保彰任务的我团（通信八团），更是一片繁忙。我那时已由电话连文化教员改任战备营一连（电报电话连）文书（兼革命军人委员会副主任、团支部副书记，上士军衔），忙得不可开交。

首先是协助连首长点验武器装备、战备物资和参战人员，拟报参战序列和战斗方案（实际上起着连“参谋”作用），从中学到了不少军事知识（据说，在这之前，团部准备送我上军校进修，连长和指导员还有过一番争论：连长主张送我上通信院校；指导员主张送我上政治院校。咳，都怪老蒋，弄得我那种院校也没上成）。

接着是协助连首长搞好战前政治动员，这一步十分关键：一是通过读报、图片展览、饭堂广播等方式，揭露老蒋是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才敢妄图反攻大陆，卷土重来的阴谋，进一步认清帝国主义的好战本质；二是通过“忆苦思甜”大会，控诉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集团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新老罪行，进一步激发干部战士的阶级仇恨，从而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决不能让美帝国主义和老蒋反攻阴谋得逞；三是通过讲战斗故事、唱战斗歌曲、忆战斗传统等活动，树立敢打必胜的胜利信心，鼓舞战士们一定要把敌人消灭在滩头水际的战斗决心。在这一步，我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搞得有声有色，尤其我自编自导自演的南昌道情《万二保翻身记》、活报剧《蒋介石反攻大陆》以及在《前线报》头版发表的《6702部队一连召开“忆苦思甜”大会》的专题报道，起到了很好的配合作用，被同志们誉为“小指导员”。

最后是誓师出发。是留在后方还是上前线，涉及每一个人的生死决择，我当时已是中共党员，自然要冲锋在前，于是带头写了请求参战的“血书”。在我的带动下，全连其他战士亦几乎全都写了“血书”或“火线入党申请书”。但说实在话，在向团后方留守处递交个人“遗物”（要求全部写上寄送地址和“遗言”）的那一刻，真有点“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滋味。

6月初，全团开赴预定作战地域，开设军区前进指进所通讯枢纽部。当时的福建沿海，天气十分闷热，白天坐在烈日熏烤下的通讯车内（那时所有战车都没有空调设备），就像坐在正生着火的铁蒸笼里，让人有些透不过气来。只有到了晚上，潮汐带来的海风，才会感到好一些。连部还算不错，没住在车上，而是冬暖夏凉的坑道里。我白天负责战时统计、枪械弹药管理以及写“宿营报告”，兼出《阵地快报》（用复写纸复写的）；晚间负责递送新“口令”和有时代替连首长下台（站、排）查岗查哨。虽说这里离一线还远，但目标很大。听说美蒋派出了大批潜特和“水鬼”，专门刺探我军事情报，抓俘、暗杀和破坏通信设施，自然，通讯枢纽部是他们光顾的首要目标。作为一名从没有上过战场的新兵，心里还是难免有点发怵。有件事，至今我都忘不了：那天傍晚，我到“电话站”总机车哨位送新“口令”，正遇狂风暴雨，不知怎的，找了一圈，不见哨兵。难道“撤岗”了吗？不可能。我正隐蔽观察，闪电中，突从车下爬出个影子来，我紧张极了：难道是敌人破坏总机车？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于是拔出手枪，硬着头皮迂回上去，并大喝一声：“不许动！”可那人却笑了：“文书呀，是我。”——原来是指导员在替战士站岗，刚才是怕总机车滑坡，往轮子下垫石头呢！我有些不好意思，可指导员却表扬了我，说我警惕性高。其实我那一声是边发着抖边喊出来的。后来，我将此事改编成南昌渔鼓《撤岗》，在阵地演出，受到干部战士们热烈欢迎，并在军区《演唱材料》发表，还获得军区文化部的“优秀作品奖”。

一九六三年底，我调任一营营部书记，并提干，授少尉军衔（正排级）。半年后，升任团政治处宣传股文化干事（连级），负责全团的“吹拉弹唱、打球照像、迎来送往、布置会场”，但工作重点，是组建一支精干的文艺小分队——团“战士业余演出队”（我为队长兼指导员）。于是我便在全团举行了连演唱组文艺汇演，从中发现、选拔出一批文艺尖子人才，主要有：擅长吹奏西洋铜管乐器，会拉小提琴的上海兵；擅长南方民歌民乐及熟悉革命老区文艺传统的江西、福建兵以及擅长北方曲艺演唱的北京、山东兵，经短期培训（含形体和表演技巧训练），即正式成立，住团训练队，排练就在团部礼堂，后勤处还给配备了一辆中卡面包车，我团终于有了自己的“文工团”。

搞战士业余演出队，创作是关键。我从队员中挑出几位“笔杆子”，搞了个“编导组”，先后编排出一批很有特色和受干部战士乃至驻地群众欢迎的节目。如反映部队内部良好官兵关系和军民鱼水情的快板剧《马蹄表》、民乐合奏《军队和老百姓》；歌颂艰苦朴素革命传统的对口词《针线包》、《革命歌曲联唱》；配合形势教育的诗朗诵《读“南方来信”》、小演唱《我们是连队漫画家》以及福建民间灯彩表演《闹元宵》、西洋乐五重奏《小鸭子》等。上述节目，无论在部队和为地方群众演出，反响都很强烈，甚至认为比专业文工团的节目还活泼。所以，除在本团各分队巡回演出和为驻地群众慰问演出外，还经常被邀请到兄弟部队演出和参加军区领导机关乃至福建省市组织的调、汇演。通八团演出队在福建前钱算是小有名气，《马蹄表》、《我们是连队漫画家》、《三送病号饭》、《读“南方来信”》等一批作品还在军区文化部《演唱材料》发表，并获“优秀作品奖”。

当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六十年代，专业、业余文艺创作、演出都是有风险的，故即使是和平时期，做文化工作不亚于“上前线”，同样需要“勇气”和“牺牲精神”。令我感触最深的一件事是：当时的潮流，把西洋乐曲看做“靡靡之音”，演奏西洋乐器视为“崇洋媚外”，西洋乐器几乎被全部“赶下了台”。可我却从团仓库里翻出十来件西洋乐器（主要是铜管，还有小提琴、曼陀林、吉他等），还找来一些上海“少爷兵”（当时允许技术部队在大城市招收一些小业主以下家庭出身的青年学生入伍），演奏《小鸭子》等，有人就警告我说：“小心犯错误！”可我却觉得：这有什么？西洋乐器也可以“洋为中用”嘛，这是毛主席说的；既然允许“少爷兵”入伍，就应该人尽其才，何况《小鸭子》并非西洋乐曲，更不是靡靡之音。至于错不错，好不好，要由实践来检验，战士们说了才算。果不然，演出效果好得很：不仅部队干部战士欢迎，地方群众也欢迎；不仅基层欢迎，军区机关也欢迎。记得军区政治部机关曾特邀我们去演了一场，连那些老部长都听得津津有味，摇头晃脑。有位对西洋乐器颇有研究的部长对我说：“不错嘛，有水平，有胆识！连军区文工团都不敢用的，你们却用了，这就是业余演出队的方便之处。”话虽如此，可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心里还是有些“打鼓”。好在后来“样板戏”里也用了，我不过虚惊一场。

1966年下半年，长达十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革”的导火索便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三支两军”又成为部队“介入”的重要标志。当时我在福州市郊新店区“支左”（其实是“支农”），还干老本行——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只是任务和以往不同，这时主要是“宣传群众”，做“两派大联合”的工作。这项工作也不好做，尤其给“反军派”演出，心里不愿意，还得硬着头皮演，当时叫“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演出的节目也很简单，无非是些“枪杆词”、“歌表演”、“三句半”、呼口号之类，没有多少保留价值，到现在，我一个都记不得了。服装、道具、乐器更简单：一律军装、一面红旗、一套锣鼓、一架手风琴、每人一杆枪（但都真枪，不过不许带子弹，有时连枪栓也得取下，以防造反派再抢夺）。记得一次到邮电大楼给邮电“革字派”演出，出发前忘了卸枪栓，演到一半又突然停电，吓了我一大跳：“坏了，他们要夺枪！”便准备带着队员往楼下冲。这时灯亮了，看戏的人一个没动，弄得虚惊一场。演出结束，“革字派”还请我们吃夜宵，送我们每人一枚“毛主席纪念章”，可见“造反派”也并不像我们想象那样可怕。此后，我对“革字派”有了新的认识：他们中，大多数对军队还是友好的，是“受蒙蔽者”，只有个别“投机者”才是别有用心（文革后期这些人都受到相应处理）。我们也到“红字派”演出，气氛当然不一样，后来发展成为军队加两派联欢演出，中国大地逐渐恢复祥和安定。

我的“当作家”愿望

1970年1月，我应调进入大军区领导机关——福州军区司令部直属政治部宣传科，任文化干事，任务还是分管“吹拉弹唱、打球照相、迎来送往、布置会场”，但管辖范围更大，要求更高，更专业。不过前两年，主要是随军区首长下部队，当秘书，写材料。1974年部队恢复体育竞赛，我这个“文艺编导”，“赶鸭子上架”又当上“体育指导”，成功筹办了“军区直属队第四届运动会”，并选拔集训，组成代表队，参加了大区运动会，获不少单项奖，其中女子游泳队还荣获团体第三名。不过女兵们可“恨死”我这个“魔鬼指导”了，骂我是“南霸天”，因为每次50X20m泳池冲刺训练，我总是打着雨伞，掐着秒表，站在泳池头，轰赶她们“快，快，不许停留！”1975年，我又干上老本行，组建“军区直属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并任队长兼导演，排练出大型革命现代京京剧《杜鹃山》，参加了大区“样板戏调演”，与军区后勤部代表队并列第一名（通信总站女兵、著名歌唱家葛军的妹妹葛建华在该剧中饰柯湘）。随后又赴闽赣两省向各军区直属部队及驻地群众进行了慰问演出，水平胜过地市专业剧团。

1976年5月，我又请求下部队锻炼，司令部首长同意并任命我为军区独立防化学营副政治教导员。但真实原因是军区政治部文化部要调我（文化部老部长曹奎之和文化科单承恺科长在文革前看过我带的通八团演出队演出，很赏识我），可派人来联系，直政不放，理由是军区三大部机关干部不能相互直接调动，除非是下属部队干部，曹部长便给我支了这一招。结果三个月不到，调令就来了，1976年7月，我正式调任军区政治部文化部文艺干事，主要分管前锋歌舞团、话剧团的业务联络和《前锋文艺》期刊的编辑工作。对于我来说，这是机遇，也是挑战，不但业务上要求更加精通，更加全面，而且必须具备一定文艺理论水平和指导能力，否则只能在那些科班出身的专家们面前出丑或犯瞎指挥甚至犯政治错误。业务上的事还好办一些，可以用“现买现卖”的老方法，拼命读书和虚心求教，加之恰遇军艺来我区办巡回培训班，倒是学了不少东西，可在文艺理论和文艺政策上，却不能胡说八道。记得刚到职不久，按总政文化部某部长布置，各大军区文化部门都要遵照“四人帮”要求，召开写“穿军装走资派”、演“穿军装走资派”的“创作座谈会”，而且要求所有到会人员都得表态。刚“解放”不久的老部长曹奎之（自称是“老运动员”），知事情不妙，就私下给我传授“经验”——请“病假”，别参加。但上面不准假，还是没逃脱。只好采用老部长支的第二招——当“哑巴”，我以刚到机关不久不熟悉情况为由，总算“蒙混过关”，躲过了“文革”的最后一劫。而那些在会上“旗帜鲜明，发言积极”者，粉碎“四人帮”后，一个个“写检查”、“挨批判”，或被处理复员回老家。

粉碎“四人帮”后，军队的文艺工作得到“拨乱反正”，1977年7月至10月，我随八一电影制片厂新调来的曹欣部长（电影《上甘岭》作者）率两团（前锋歌舞团、话剧团）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建军五十周年全军第四届文艺汇演。这是我第一次进京，也是第一次参加全军大型文艺汇演，任务既光荣又艰巨。虽然我没有直接参加节目的创作和演出，但从准备阶段协助部长统筹、指导节目的选题、创作、排练，大量的审查、报送乃至人员、道具、器材的装车启运，到汇演阶段安排食宿、看场、装台、接待看戏首长、安排记者采访、出席剧评会、编印演出简报、安排观摩游览等等，把我累得快趴下。加上气候不大适应，有时高烧39度还得坚持工作（因部里就部长和我，外加保卫部配属的洪茂宝干事，总共才三人）。不过有苦也有乐：一是我区参演的节目，整体得到好评，突出了福建前线特色，话剧《台湾儿女》、合唱《台湾组歌》、舞剧《朱德的扁担》、《送盐》等节目获大奖；二是第一次领略到伟大首都，特别是天安门、故宫、长城及“十大建筑”的壮丽雄姿；三是第一次观摩到几十台高水平的演出及国外参考片电影，第一次进入中南海、国防部、公安部、人民大会堂等重要场所；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首长、名人，真是大开眼界。尤其光荣和自豪的是：9月9日，“毛主席纪念堂”开放的第一天，我们就瞻仰到毛主席的遗容；并参加了首都军民庆祝党的十一大召开的三天大游行和国庆28周年天安门广场焰火晚会，在人民大会堂受到华国锋、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

1978年秋，我又率军区坦克团战士业余演出队，代表军区首长赴北礵、西洋、台山等岛屿，向驻岛官兵及群众慰问演出，这是一次更为艰巨的任务。北礵、西洋、台山岛位于闽东北海域，距大陆最远的有百余海里，与蒋军盘踞的马祖列岛对峙，气象敌情都比较复杂。担负海上运送的是守备一师船运大队的一艘大型登陆艇，装备齐全，安全没什么问题，就是气象变幻莫测，又值台风季节，演员们可吃了大苦。记得出发那天，开始还是风平浪静，不少女演员第一次见到大海，高兴得朗诵起来：啊，大海！可驶至中途，风起浪涌，登陆艇像是要翻转过来，演员们赶紧钻进大舱，又一个个“啊”了起来，差点没把肠子吐出来，有的女演员竟难受得哭了。我还算好，被艇长留在驾驶舱，是队里唯一没吐的一个。第一站是台山岛，靠岸后，几乎没人站得起来，可看到岛上军民千人全体出动，每人手上都拿着鞭炮，来码头夹道欢迎，队伍一直延伸至招待所，又振作精神，马上搭台，当晚演出，大大鼓舞了岛上军民守岛建岛的热情。就这样，我们在几个岛屿巡回演出近一月，圆满完成任务，受到军区杨成武司令员、李志明政委的表扬和奖励。

自调文化部以来，由于一直忙于文化行政工作，没有时间搞创作。当时主持部里工作的亓尧副部长（这是一位抗战时期就担任师文工团团长的老同志），看出了我的心思，当即报请军区政治部领导批准，任命我为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组团职创作员（兼部党委秘书），我终于“转正”当上专业作家，从那以后，我便把从事文艺创作当成了我毕生的 职业。

我的“红土地”情结

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演变以及中美敌对关系的改善，宣告国际冷战阶段性结束。而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更使我国“百万大裁军”成为可能。这一大胆决策，是由“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的。说实在话，开始我并不大理解，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有一个传统，就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可对那些已为国家作出过不同“牺牲”的中国军人来说，又面临着一场不流血的“牺牲”（尤其那些既无“文凭”，又无“技术专长”的团以上军官，到地方是很难安置到一个合适的工作的。即便能，那也得请客、送礼、走后门，否则，你只能去那些经济效益很差，面临改制下岗的企业上班，更不必说“降级使用”），难怪许多人抱怨：我们犯啥错误了？难道就因为不该“保家卫国”来当兵！……

我还算幸运，有“创作专长”，老婆也不用重新安排，她在铁路上班，两个儿子一个在部队，一个也毕业分配上了班，所以没大在意。但当了二十八年兵，而且是自己喜爱的“文艺兵”，一下子就要变成普通老百姓了，感情上还是转不过来，足足有三个晚上没睡好觉：“官可以不当，但文艺这一行不能丢！”不过我心里也很明白，地方文艺界很复杂：一方面是人才济济，另一方面又是文人相斥。就算上“威虎山”，有“见面礼”会好得多！写一部戏吧，分量轻了还不行，就写拿手的军旅题材：《皮旅——中原东路突围记》。主意已定，立即行动，也顾不得去托关系走后门了，趁着当铁路军代处政委时的黄皮还没脱，全国通行的铁路免票还拿着，找老首长们收集收集素材，福州、上海、南京、北京，特别到了无锡皮旅老部队——181师呆了半个月，先后采访了皮定均夫人张烽、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子波、军科院政委王诚汉、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曹玉清、军委工程兵参谋长许德厚、总政副主任郭林祥等，并得到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福建省委和江西电视台大力支持，分别表示愿意赞助相应摄制经费……

...回到南昌，就趁上南昌陆军学院补习文化，拿高中毕业文凭的机会动笔了（实际上我在火车卧铺车厢里已经开始构思），上课时耳朵在听脑子在想，下课就赶紧写（不过不是写作业，而是写剧本）。晚上他们去操场看电影，我就在宿舍写电影（一稿就是个电影剧本，《影剧新作》没给发表，才改成写电视连续剧）。苦战了一个多月，剧本终于“出笼”，恰巧江西省安置办挺“新潮”，搞了个军转人才“超级市场”，把有“专业特长”的“老转哥”的情况都写成“牌牌”，挂在几根绳子上，供用人单位“自选”。得亏我事先带着我的“见面礼”（剧本）到省委组织部走了趟，找到头年由南昌陆军学院秘书处转业分配到组织部当处长的老战友，他把我的情况直接打电话告诉了省文化厅晏政厅长，晏厅长当即表示欢迎，平调安置。所以文化厅人事处长一进门就盯上了我（因我也去“超市”看了看热闹）。无独有偶，南昌市文化局也相中了我，想让我去市采茶剧团当书记，被我“婉言谢绝”：我是搞创作的，当不了领导！“货单”还是被文化厅摘走，三日后，晏厅长就接见了我，我终于“突围”成功！

.可地方文化部门跟部队不一样，管的是“大文化”，行当虽然多，厅机关却没有专门的“创作组”。晏厅长倒是蛮实在，说：“地方上搞创作的人才有的是，可要找个懂业务的领导干部不易。正好省话剧团缺第一把手党支部书记，我看你去比较合适。”天啦，下剧团？！我当时就凉了半截。剧团可不是好呆的地方，要下我早下了。记得来南昌铁路当军代处政委之前，部里就想让我到前锋话剧团当政委，被我推掉了，地方剧团更去不得！我请求留在机关，做什么都行，可晏厅长好像有些为难：省里有规定，机关人事已经“冻结”，只许出，不许进。分管人事的副厅长涂国杰还不错，又给我换了个单位，到省新华书店当书记。可没过几天又出了问题——该店原副书记是个女的，据说还是位不小领导的夫人，怕我去“盖了她的帽”，这事又黄了！没法子，只好“共产党员是块砖，那里需要那里搬”，硬着头皮还去话剧团报到了。好在我还不算外行，万一那天“书记”干不了，还当我的“创作员”……

“路”是没走错，“门”摸错了，一切尽在预料之中：一九八六年一月，脱下“盔甲”走马上任。江西省话剧团，虽然有过辉煌，大型话剧《八一风暴》曾进京演出获奖，周恩来、朱德、贺龙、陈毅等中央领导接见过演员，可谓名噪一时。但此时，戏剧已跌入“低谷”，话剧亦无例外。后又调任江西省木偶剧团团长兼书记，也好不到哪里去。三年后，总算盼到任期届满，我便辞了职。厅里还想再给我挪个地方，可我是哪也不想去（加上岁数也不小了），干脆当“员外”——正处级调研员，钱照拿，不用上班，挺好！

之后，便开始实施我的“十年创作规划”，即用十年时间写出十部有份量的文艺作品。从退二线那天起，我一天也没闲着，因为我觉得“闲着老得快，不闲才快乐”，我把时间都打发在写作上了，比当团长时还忙。我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回老家、返母校、下农村、进工厂，哪有熟人那里去（因为熟人好办事，起马能蹭到饭）。于是，一串串生动的故事，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被装进我的脑子里；一部部写作提纲，跃然纸上……

记得一次回老家，遇上我的一位儿时的伙伴（他已是这个乡的乡长），接待我吃饭时，他却不在场。事后我问他：都忙些什么？他苦笑着摇了摇头：还不是忙基本国策——“妇女结扎”。我问他：人家要是不想扎怎么办？他说：好办——拆屋、赶猪、扒谷！我说：你乱来！他说：要不你来试试？几句话，引起了我对“计划生育”题材的兴趣，于是，留在乡里住了两天，向干部群众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些采访，收集到不少正反面素材，其中有许多曲折故事，便蒙生了写一部“计划生育”题材的电视剧的想法。回省城后，我把这一想法向省计生委刘主任作了汇报，正合她意，并同意拿出十几万经费来办这件事。我特别兴奋，决定再到农村走一趟。我带上计生委的介绍信，又到赣南矿区农村跑了半个月，接触了不少干部群众，特别是乡“计生专干”和“钉子户”，人物、思路更加清晰，决定写一位由“乡村接生员”改行当“乡计划生育专职干部”的女共产党员，因职业的大反差，带来一连串的“酸甜苦辣”故事的电视连续剧，并定名《快乐嫂》，变沉重话题为轻松喜剧。剧本很快获得通过，由省计生委和江西电视台联合摄制，在全国省市电视台播出，反映不错，并荣获江西省优秀电视剧奖，还上报参评全国“金鹰奖”获提名……

1993年初，我从南昌市公安局一位老战友处，得知有些工矿企业在企业改革中，撤消了保卫科，至使国有资产严重被盗，国家公安部又不好行文制止，因为实行厂（矿）长负责制后，企业有权自定机构编制和人员，只能用疏导的办法。我便提出，可以拍部电视剧，用虚构的办法，就不会有企业“对号入座”，立即得到市公安局、省公安厅和国家公安部的赞许。于是我便在市公安局二处同志的陪同下，到南昌市近20家企业作了调查、采访，又单独到三家工厂体验生活，写出第一稿《闲科长后传》。后经公安部政治部和二局领导指点，住在公安部招待所，用二十天时间，改成《包二爷打工》（上下集），得到通过，并确定由公安部政治部、公安部第二局、江西省公安厅、南昌市公安局共同筹资、联合录制，由公安部金盾影视中心报批许可证，南昌市公安局具体监制，我为作者兼制片主任，全权操作。也就是从这时起，我决定“下海”了，着手筹建“江西长城影视广告中心”，并通过摄制《包二爷打工》奠定了班底。有了“本”和“钱”，又有公安部金盾影视中心的大力支持，摄制工作非常顺利：我请来了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马精武执导并主演，又在南昌找了些演艺界的知音好友出任摄、录、美、音、化、服、道、制和其他演员，只用了不到一个月，就保质保量完成。送公安部审片时，得到好评，连牟新生副部长（后为国家安全部长、国家海关总署署长）都感动得掉泪，并于当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小宴会厅，宴请了我和马导。不久，该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收视率很高。公安部又专门下文，该片拷贝成录像带，作为教育片在全国公安保卫系统内部发行，并由我正在筹办的“江西长城影视广告中心”具体操作。

《包二爷打工》的成功，为“江西长城影视广告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年七月，“中心”挂牌成立：性质全民，挂编江西省军区，注册资金60万元人民币，注册号：15828335-4，地址井冈山大道224号（军区第三干休所内），我为总经理兼总编导，并聘请中国视协阮若琳书记为艺术顾问、江西省军区原参谋长刘子明为军事顾问（均义务支持），成为江西和军内一支重要影视制作队伍。半年后，第二部作品——电视连续剧《状元老表》开拍。该片由国家农业部、江西省农业厅和江西长城影视广告中心共同筹资联合录制，我为编剧兼制片人，并特聘八一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大决战》《延安颂》《八路军》导演）宋业明执导，青岛话剧院著名演员黄港、张佳谊领衔主演。该片制作上乘，在中央电视台及北京、江西等20多个省市台黄金时段播出后，反响强烈，被认为是收视率较高的电视剧，并获“全国优秀行业电视剧奖”（因办证方农影厂未及报评“飞天奖”，可惜了）。

《状元老表》播出后，应《江西广播电视报》特约，我给“黄金时段节目大家谈”栏目写了篇文章，题目是《莫说老表不懂爱》。我写道：“五集电视连续剧《状元老表》在江西电视台一套黄金时段播出了，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兴奋和鼓舞……时下，影视界不少同仁都热衷于城市题材，尤其偏爱对城市人风流浪漫爱情生活的描写，似乎只有此类作品才有收视率。他们忘记了最重要的一点，即电视覆盖最广的农村，拥有我国四分之三的人口。改革开放后，我国广大农村，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那里的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和城里人一样，农民也有喜有忧，有苦有乐，他们对爱情的追求也是那么的执着。不同之处是他们爱得更为坦诚更为实在。《状元老表》中的姜小妹和钱彩凤这一对，便是根据自己长期对农村人的观察、体验塑造出来的，他们爱的基础是对科技兴农的共同志向和对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而表露的方式又是那样的朴素和直接，这便是农村人跟城里人不一样的地方……莫说红土不养人，红土地里埋黄金；莫说老表不懂爱，老表的爱情最实在。作为一名红土地上生长的剧作家，我愿塑造出更多更可爱的老表形象，奉献给广大电视观众，奉献给家乡父老。”

是呀，江西是生我养我的故乡，更是中国革命的红色摇篮。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发生过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事件，孕育了人民军队、人民政权，造就过我党的一代伟人和无数可歌可泣的革命英雄，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文艺创作宝藏，这便是我——一个由江西走出去又走回来的军旅作家，主动要求转业留在江西的重要原因。记得当年在向南京军区政治部和军委总政治部送审电视连续剧《皮旅——中原东路突围》剧本时，南京军区政治部洪家德副主任和总政郭林祥副主任曾提示我暂不转业，可以回到南京军区创作组当创作员，可我还是毫不犹豫转业留在了南昌。虽然现在看来是个遗憾之举，但我不后悔。“既留之则安之”，我只能继续干下去，完成我的“十年创作规划”，否则就辜负了党和军队对我的培养，家乡父老对我的厚望，更违背了我自己许下的诺言。所以，即便退休后，我一天也没有停下笔（63岁又学会了用电脑写作），除已完成并投拍、播出的七部电视剧（即《矮砣砣——解缙》、《皮旅》、《包二爷打工》、《状元老表》、《迷彩预备队》、《湖畔相思曲》、《快乐嫂》）和上演的五部舞台剧（即《马蹄表》、《清贫》、《闪光的水晶》、《摆渡》、《家园》）及已出版的六部专著（即影视剧作选集《皮旅》、儿童文学剧本集《闪光de水晶》、小品短剧曲艺演唱作品选集《春天的信息》、长篇电视文学剧本《李伯钊和蓝衫团的孩子们》、传记文学《我是一片枫叶》、纪实文学《苦楝花开》）外，又写出长篇电视连续剧文学剧本《反围剿》、《兵临塞上》、《黄公略将军》、《井冈山1949》、《招魂》等，还打算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再写一两部……

我的“主旋律”追求

自从当上文艺兵以来，我就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作为我事业的指南。这是因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决了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发展道路上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诸如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问题、歌颂和暴露的问题等。讲话对上述问题一一作了剖析，提出并解决了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熟悉工农兵，转变立足点，为革命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讲话总结了五四以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

近年不少学者对《讲话》作了认真的研讨：如李祖德在《<讲话>的现代性与中国文艺的人民方向》的发言中指出：《讲话》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仍然是我们当下的文学生产和知识生产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面临当代文学的“永恒危机”，《讲话》会不断地激发我们对文学困境的反思和超越。如何激活《讲话》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如何“救活”当下的文学写作，这关系到新世纪文学的前景和可能性。《讲话》的描述和论断虽有其自身的历史语境，但却提出了文艺的根本性问题，那就是文艺作品是“人民”的，也是“为人民”的。在新的世纪，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民”的内涵必然也会随之而变化。但反思当下的文艺状况，我们会发现，“人民”、“人民性”在文学的想象和书写中消失了，当代文学变成“个人”的想象场域和自我观赏的镜像，而另一方面，“新时期”以来所张扬的“个人”主体性也逐渐失去了被继续书写和建构的可能。我们不可否认，文学“多元化”的可能。但长期以来的“纯文学”实践证明，“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对一个根本性的文学主体的遗忘。今天，我们反思文学的“人民”主体的缺失，正是意味着对“多元”价值的珍惜。因此，重新寻找“消失”的人民，是当代文艺思想和文学实践的重大命题。正如《讲话》中所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7页）这是《讲话》为我们提出的一个永恒的诗学问题。在新的时代和新的历史语境下，“什么人”的问题已经变得模糊不清，这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动和走向，才能重新找到当代文学中业已消失的主体。我们怎么去重新寻找、想象、建构和书写“人民”，这是我们新世纪的诗学理论问题，也是文学艺术推动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的实践问题（摘引自《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年第4期》）。我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

文艺泛娱乐化、过于功利化的现象已经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了：文艺创作、生产心态浮躁，急功近利；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理想精神匮乏，缺乏人文内涵；文艺人才培养遭遇“瓶颈”；文艺工作者越来越现实，丧失理想追求，作品难以触及心灵。面对正在恶化的文艺创作生态，指挥家谭利华、导演陈国星、作家李洱、词作家宋小明、画家梅墨生、电视编剧马继红、美术批评家陈履生以及学者黄会林、曾庆瑞、孟繁华等近百名人士，在北京市文联研究部和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于近日举办的“2011•北京文艺座谈会”上，查“病症”、提批评、谈对策，他们集体发声：让文艺回归心灵。北京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李英杰有一个强烈感受，现在的摄影作品和上世纪80年代的作品相比，普遍都制作精美，但就是没有内涵，缺乏生活，“更多的是美丽风光，缺乏精神的表现和对社会的关注。”“是我们没有生活吗？是生活没有给我们提供丰富的创作源泉吗？不是。” 国家一级编剧马继红对此深有同感。马继红认为，作品没内涵缺生活，最主要的原因，是大家希望把人民币以正当稿费的形式尽快装进自己的腰包。比如说影视界比比皆是的重拍：先拍名著，再拍红色经典，然后拍香港的金庸戏，最后把自己拍得不错的又拿回来拍。“大家的心态特别浮躁，整天都在忙，忙什么？忙项目，所谓项目是什么？这个东西是精神产品吗？是我们用心创作出来的吗？”马继红这样质问自己也质问同行。浮躁的不单是原创编剧、作家，还有那些成天四处赶场的演艺人士。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副院长莫林虎教授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创作从审美反映这个角度来说是失语的，从严肃文艺、精英文艺角度来说也是失语的。有统计表明，近30年中，中国舞蹈界共创作了360多部舞剧，平均一个月一部，这个数字已跃居世界首位。但是一“结账”，360多部里真正获得观众认可的连零头都不到。生产总量和成功量呈现巨大逆差。另有统计，去年中国电影创作量是526部，票房是101.72亿元，这个数量已经进入了世界前三位，仅次于美国和印度。但对如此“大好形势”，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副研究员赵小青却忧心忡忡。她认为，就目前的电影创作来看，中国只是一个电影大国，而不是一个电影强国，“电影让人兴奋而不让人感动，让人宣泄但不让人净化。”而归根结底，用一个故事充实、升华人的心灵，才是电影最基本的功能。北京音协主席、北京交响乐团艺术总监、指挥家谭利华至今都不能忘怀，5年前那场中国文化年开幕式，当时俄罗斯带来了一套歌剧、一台交响乐和一台芭蕾舞，都是俄罗斯在全世界获得崇高地位的文化艺术遗产。当时谭利华很诧异，他们带来的为什么不是他们达到世界一流水准的“小白桦”、马戏和杂技？和我们把带着暴发户迹象的歌舞晚会、流行音乐作为主流演出相比，他们对民族最高文化成就的尊重，让谭利华感到非常震撼。回望我们的文艺演出，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教授曾庆瑞直言不讳：无论在演艺界还是普通观众眼里，我们小品演员的“知名度”几乎到了“妇孺皆知”的程度，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英雄”。但我们发现，这些小品正沿着一条越来越迎合低级趣味的方向发展。纵观20多年来小品舞台上呈现出来的内容和题材，基本上是愚昧、滑稽的“农民文化奇观”。“远离心灵、过度娱乐化的创作占据主流文艺，这非常危险。因为笑是需要分析的，是来自艺术审美的笑，还是刺激你的感官、让你获得满足、养眼不养心的笑？两种笑之间有本质不同。社会泛娱乐化背后隐含的问题是，高雅文化显然已不再被向往和尊重。”曾庆瑞说。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北京大学教授谢冕指出，时尚和潮流裹挟着当下的一切场合。艺术成为商品，创造成为产业，人们有理由为当前的艺术生态担忧，“我们在物质欲望方面已经相当富有，在精神层面上，我们的贫穷却到了一个底线。”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索谦感慨：“市场经济的幽灵进入了艺术殿堂，游戏规则将按市场法则改变。”索谦认为，尽管我们无力阻挡市场经济的泛滥，但我们可以清醒地认识并警醒艺术家的责任和良心。“离权力很远的地方有心灵，离金钱很远的地方有节操，离世俗很远的地方有格调，我们的文艺作品不能丢失心灵、节操、格调”（转引自2011年7月13日四川新闻网《西南商报》）。我认为他们说得都很符合当前的实际。

笔者以为，作为一名人民作家，心里要时刻装着“人民”，而不是“人民币”；作为一名党员作家，更应该牢记自己的使命和誓言，把“作品”完全等同于“商品”，那也是一种腐败；即便是普通作家，也不要忘了自己的责任和良心，因为你是受人尊敬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要当好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首先要塑造好自己的灵魂，也就是要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我这人有点“傻”，甚至有点“笨”：我“不懂市场”，不会“赶潮流”。我的作品基本都属“主旋律”，因而“不来钱”， 但我不会随风转舵；我不敢坐在宾馆里“侃”故事（据说时下不少离奇、怪异，反思维、翻版戏说一类作品，大多是几个好朋友住在宾馆里，喝着咖啡侃出来的），我的作品，基本都在基层构思而成，在生活中找素材，在人群中找原型，虽然辛苦，但我决不胡编乱造；我不会“操作”（或叫“炒作”）自己的作品，不懂得“钻圈子”、“送大礼”、“发回扣”，因而“火”不起来，甚至自己贴钱出书，白送给学校的孩子们，但我觉得不“愧”……

我的“中国梦”期盼

岁月悠悠，人生易老，不知不觉，已过古稀之年。早在2001年国庆节刚过，我办理了退休手续后，就像“解甲归田”时一样，又是好几个晚上没有睡好觉。想到从此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成为“闲人”，多少有些失落，有一段时间总也打不起精神来，加上两 次住院手术后，体质不如从前，脑血管硬化还在吃药，老伴担心我出毛病，就天天早晚陪我散步，体质上虽然有些恢复，但精神上还是比较郁闷，因为干了一辈子“吹拉弹唱”的热闹活，一下子静下来，很不习惯。怎么办？继续写吧，太伤神，夫人不让。打麻将吧，我不会，“输”不起。钓鱼？不安全，我有高血压。那就上舞厅跳舞吧！也不好，万一交上个“第三者”，弄不好就“晚节不保”。有了！上社区当个“志愿者”吧，以我之长，为社区办个老年艺术团，既可为社区建设尽绵薄之力，又能静中取闹，为自己和更多老年朋友搭建一个“健康快乐”平台，可谓“双赢”！我的这个想法立即得到东湖区委宣传部、滕王阁街办、子固路社区有关领导的欢迎和支持。说干就干，2003年春张榜招贤；同年秋“星光艺术团”便在东湖区滕王阁街办子固路社区挂牌、响锣！

赣江秋水分外美，滕阁夕阳别样红。在滕王阁下，子固路旁，居住着省市直属文艺院团一大批离退休老演员，其中不泛亮丽之星，“星光艺术团”便是由他们和他们的热心追随者——歌迷、戏迷组合而成。艺术团性质为非营利社区老年业余艺术表演团体，隶属于东湖区滕王阁街办子固路社区，并接受江西省关工委老艺术家委员会、江西省文化厅老年文艺家协会、南昌市东湖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局指导，旨在“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为“关心下一代”和活跃社区居民文化生活，为促进城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创建和谐社会发挥余热。

艺术团最初为两个分团：越剧分团和灯彩（含腰鼓、秧歌、龙灯狮子灯）分团。后又发展了采茶分团、京剧分团、歌舞（含歌、舞、时装、民乐）分团，鼎盛时是五个分团，150多人。后经精减整编为目前的一个团三个队，即时装舞蹈队（含时装、舞蹈）；歌队乐队（含民歌、民乐）；戏剧队（含京剧、越剧、采茶戏、话剧小品、木偶、曲艺），共60余名演职人员（平均年龄56岁，最大的82岁）。演员们本着自备“行头”、自带“干粮”、无私奉献精神，积极参加排练和演出，自2003年成立以来，为社区和下农村、上工地、进学校，共演出250多场：每年春节前后都要为社区离退休人员、老年公寓和农村敬老院老人进行慰问演出；每年夏天，都要为社区居民，特别是放暑假的青少年，举行纳凉晚会；每年重阳节都要与一家企事业单位举行联欢演出；每逢重大节假日、尤其纪念日，都要举行大型纪念演出，既活跃了社区和城乡群众文化生活，又宣传了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特别对青少年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方面，起到很好的配合作用，受到广大群众欢迎和各级领导、有关部门的好评。如2004年元宵节在演员们自筹经费建起的“子固路社区老年文化站”内举行的社区居民“闹元宵”大联欢和下艾溪村为乔迁之喜的农民朋友的祝贺演出；“五一”在名秀广场和绳金塔公园大舞台，分别举行的“劳动者的节日”的庆祝演出；2005年“七一”在名秀广场举行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主题演出，8月底9月初在八一广场和塘南镇令公庙日寇大屠杀旧址分别举行的“我们热爱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演出；2006年新年分别为子固路老年公寓和麻丘敬老院进行的慰问演出，端午节在“步步高”超市广场举行的“八荣八耻大家唱”主题演出，10月到蒋巷中学为师生们举行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演出；2007年6月1日国际儿童节到麻丘小学“关爱留守儿童”的演出活动，8月1日在子固路章江园和洪客隆广场分别举行的纪念建军80周年暨“八一少年夏令营”开营式“传承八一精神，托起明天太阳”文艺晚会和“军歌嘹亮”演唱会以及第20个“世界艾滋病日”在子固路章江园和四纬路“经纬府邸”建筑工地分别举行的普及艾滋病知识宣传演出；2008年6月1日在子固路章江园举行的“情系汶川，关爱儿童”大型烛光诗歌朗诵晚会；2009年春节前夕赴省“十大和谐村庄渡口村”的慰问演出，4月“子固路社区首届文化艺术节”开幕式演出，国庆前夕在省文联礼堂和章江公园分别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文艺演出和大型晚会；2010年春节前夕在经济大楼举行的滕王阁街道辖区离退休人员“迎春联欢会”，“五四”前夕在共青城耀邦陵园前举行的“回望青春”主题演出，“八一”在章江园举行的“爱国歌曲大家唱”纳凉晚会；2011年春节前夕赴塘南珉冈古村进行的慰问演出，“七一”前夕在井冈山剧院举行的滕王阁街道庆祝建党九十周年大型文艺晚会等。艺术团还多次参加省市组织的大型公益演出活动和文艺汇演，并获得过南昌市离退休职工文艺汇演一等奖、江西省离退休干部“祖国颂”文艺汇演二等奖。

在艺术团，我既是“总团长”，又是“总编导”，还是“总剧务”，忙得不可开交，是“晚上上电脑”（写剧本），“白天到处跑”（排戏、联系场子、装台演出等），比当专业剧团团长时还要忙。说也怪，越忙身体还越健康，眼不花，耳不鸣，头不昏，脚也不麻了!有朋友问我“你的健康秘诀是什么？”我告诉他们“十六个字”——我不闲，所以我快乐；我快乐，所以我键康。

因为是业余群众性公益演出组织，既不好卖票，政府和上级文化部门也不给固定补贴，每次演出所需经费，只能靠相关单位少量赞助，有时就几百元，可怜得很，主要用于车辆、音响租用，道具及演出背景制作，编、导、演、制全是义务劳动，经费宽裕时也只能发十几二十元车马费，可大伙都没有怨言，我更无话可说。当然也有个别计较报酬的，那就“人各有志，来去自由”。有时没有人赞助也演，我自己贴。五年来，我个人贴进的钱累计不下万元（当然不能挪用夫人管的“菜篮子米袋子钱”，主要是动用我晚上加班帮企事业单位写小品挣的稿费）。不少文艺界老熟人不理解，问我“到底图个啥？”我说：“就图个乐！”

当然，也有乐不起来的事——艺术团至今没个固定的排练场地。2003年市文明办李主任不错，出面找一家房地产老板，将子固路上一层八年没人要的毛坯“冷售房”，借给我们用。我们又自愿捐资花了6000多元钱装修，在那办起了“社区老年文化站”，每个双休日为社区居民演出两场，搞得十分热闹。可也惹来了不少“财神”（租房客），结果不到半年，老板就把楼层收回去了。没法子，那是人家的私产，李主任也无能为力，谁让我们傻，帮人家把“冷房”“吵热”了！滕王阁街办有层“小礼堂”，是两个街办合并后多下的，可排了三天戏就被人赶出来了——一位很是神气的“小款大爷”大列列地：“街办把这房子租给我了，快走！”；东湖区有个“社会化养老中心”，据说是国家民政部拨钱专门为社区老年人活动修的，可到那里排戏却要交钱。倒是省京剧团理解我们，有时把练功房、剧场甚至大客车借我们一用；街办劳保所、子固路、民巷等社区有时双休日也把办公场所提供我们排戏，真该好好谢谢他们，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为此，江西电视台慕名前来采访了我，并为我做了个专题，题目就叫《角落里的“星光”》，呼吁南昌市政府早点解决社区老年居民文化活动场所，也不知我这把年纪能不能等到那一天。不过，我对此还是充满信心：江西崛起了，南昌腾飞了，我相信“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2007年1月，我被江西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老艺术家委员会推选并经省关工委批准为秘书长，虽然是个有“职”无“薪”的“官”，但任务还不轻：老艺术家委员会是经省关工委（赣关工委办发[1995]2号文）批准成立，由我省文化艺术界离退休老艺术家和有关部门领导同志组成的，以利用文艺形式开展关心下一代工作为目的的，省关工委下属的文艺宣传活动组织，“它可以按照省关工委的有关工作安排，协调全省文化艺术界老同志，同心协力搞好关心下一代方面的文艺宣传工作”。我所创办的“星光艺术团”亦转编为老艺委下属演出组织。上任后，在省关工委和老艺委各位主任的直接领导下，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配合和各委员的共同努力下，主持开展了一系列关爱活动，受到省、市和中关工委的好评，《中关工委网》、《中国关爱网》、《中国文化网》、《江西文明网》及《江西日报》、《南昌日报》、江西电视台、南昌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多次专题报道。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实现“中国梦”已不再是口号和奢望。作为一位老年人，我的“中国梦”是期盼国家的养老机制更加完善，养老水平更加提高，让更多的老年人在祖国的百花园里健康、快乐地生活着；作为一名老党员，我的“中国梦”是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尽绵薄之力，参与到践行党的这一宏伟目标的行列中，进一步作好关心下一代工作，让更多的孩子在党的阳光下幸福、茁壮地成长……

2014年5月 修改于南昌

作者简介

杨 斌（笔名星光），军旅作家，影视剧、儿童剧作家。1941年10月出生，江西南昌人。1959年12月入伍。1960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第八通信团电话连守机员、文教，一连文书、班长，一营营部书记，团政治处宣传干事，一连副指导员，赴闽北前指通信连代指导员，福州军区司令部直政宣传干事，军区独立防化营副政治教导员，福州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干事、团职创作员兼部党委秘书，南京军区驻南昌铁路分局军事代表办事处政治委员。参加过1962年紧急备战、1979一1984年自卫反击战铁路运输保障工作，在部队荣立三等功二次、嘉奖五次。1986年转业，历任中共江西省话剧团支部书记、江西省木偶剧团团长兼书记、江西长城影视中心总经理兼总编导、江西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老艺术家委员会主任。被评为全国“百姓学习之星”、江西文演集团优秀共产党员、南昌最美退役军人、南昌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南昌市十佳优秀宣讲员。是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会员、中国木偶皮影艺术学会理事、江西省电影家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二级编剧。著有《皮旅——中原东路突围记》《矮砣砣——解缙》《包二爷打工》《状元老表》《快乐嫂》《迷彩预备队》等多部影视剧，《闪光de水晶》《清贫》《摆渡》《家园》等多部舞台剧，出版发行《毛泽东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李伯钊和蓝衫团的孩子们》《我是一片枫叶》《春天的信息》《苦楝花开》《星光集》等多部文学专著，获得过国家“金童奖”、“金鹰奖”提名和全国“优秀行业电视剧奖”、华东六省市优秀电视剧“银燕奖”、南方八省（区）“课本剧比赛一等奖”、江西省文艺创作“三个一”工程一等奖、江西省“优秀电视剧奖”等。入编《当代中国电视人》辞书和江西《文演名家》系列纪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