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第二十一军（文化篇）（三）抗美援朝纪实

鲁宁

编辑：夏鲁宁

二十一军政治部青训班四队温籍一百多名学员离温后于临海合影。

胡奇坤回忆：

战争期间,大量人员都要充实到战斗部队中去参加战斗,领导机关编制很精干,人员很少。我来拂晓报社时,报社内部只有牛芳稷、安岱、梁扶千、姜扶人、宋琼、蔡天瑞、华人秀等少数几个人。记者每个师只派驻一个,王森材去六十一师,我到六十三师,纪梦秋在六十二师,但纪梦秋同志身体不大好,工作中见面的机会不多。

1949年5月杭州解放后,有大批大中学生参加我军,以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最多,也有上海复旦大学来的,如吴新华等同志。我军向浙南、浙东进军途中,又有大批知识青年参军。5月下旬,军部进驻温州,参军的知识青年就更多了。为了让这批新生力量能够更快更好地发挥作用,军和师都办了青训班和文干班,对他们进行短期集训,使他们了解作为一个人民解放军战士的基本常识。军事上让他们接受队列、内务、纪律和作风方面的训练和教育。在政治上，让他们了解人民军队的宗旨性质和优良传统,学习社会发展史和人生哲学,确立革命人生观。经过3个多月的学习,结业后他们就被分配到军、师、团机关和部队,担任军事的、政治的和后勤等各方面的工作。

浙江解放初期参军的这批青年知识分子,后来成了我军的建军骨干。由于他们文化水平较高,接受新鲜事物快,不长的时间就适应了军队生活,熟悉了部队工作,不少同志就担任了基层领导工作或军、师、团机关的参谋、干事、助理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就成了部队的营、团领导干部或团、师、军机关的股长、科长和处长。他们的工作朝气蓬勃,效率很高,在机关里起草各种文件,写报告、整理材料,下部队抓典型,总结先进经验,成了部队各级党委和首长得心应手的干部和有力的助手。1973年8月,当我回到二十一军政治部工作时,见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这些人大多是我们进军浙江时参军的知识青年,他们已经成了政治部的骨干,都当上了处长、副处长了。如秘书处张亦民、马骏、卢念足,干部处的章解中、张水根,组织处的李友仁、李启禄、吴德昌,宣传处的陈烈文、蒋金锵,文化处的吴克文、朱宏甫、杨济中,保卫处的黄白、舒伯彦、徐正宗,群联处的汤尧和不久调来检察院的陈英琳和法院的李元春。他们之中有些人在70年代后期或80年代初期就到师里担任了政治工作领导人。在这些浙江参军的知识青年中,还有少数人当上了军一级军、政领导人。

浙江参军的这批知识青年,为二十一军的建设贡献了知识,贡献了青春乃至一生,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特别是他们来到部队不久,就碰到了以扫除文盲,提高部队文化水平为目标的全军规模的文化学习运动,他们为提高全体指战员文化水平,从而对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于这批同志,组织上是重用的,但也有些优秀的同志在部队没有受到重用,转业到地方上受到重用,或自我成才。有的著书立说(如吴新华、张亦民等);有的成了著名篆刻、书法家(如刘江);有的成了企业家(如梁光夫等)。有些同志在部队中所以没受到重用,主要是:一是选拔干部讲究论资排辈;二是年龄限制和历史机遇;三是受“左”的错误倾向的影响。有些人错误地以为越“左”越革命、越光荣。最典型的表现在对待金仲超同志的历史问题上。在我1952年调离二十一军前,他就是十分优秀的报道干事,工作积极肯干,任劳任怨,写过很多很有分量的文章。1973年,我从北京回到军里工作时,已过去20多年了,这个建国前参军的老同志仍然是个报道干事,不能加入党组织,其实他的历史问题大家都清楚。我回来后,出席讨论他入党的支部大会时,还有人纠缠他的历史问题。我在会上发言说:几十年来的政治表现,证明了他对党的忠诚,具备了党员的条件了。很多同志赞同我的观点,这才通过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可见我们党受“左”的错误倾向影响太深了。

在我军进驻浙江后在文化工作上增加了一大批生力军。军文工团和各师文工队挑选了一批能歌善舞的男女青年,补充了文艺队伍。我们《拂晓报》借此机会也从中选调了十几个文化水平较高的人,大大地加强了我们的办报力量。男同志有:陈烈文、方永耀、诸葛志、吴东望、肖迁、杜耕古、郑孟达。女同志有:王琳慧、郑雪薇、戴国豪、夏定夷。随后又调来了吴美玲和芮格光。加上原有的老同志王瑛、董其伟、陈玉琳、张瑞彩、陈惠彤、周璞、田庆芝、弥友义、杜树芬、张景霞等,报社人员已空前充实了。这些选调的人员中除了少数大学生外，大多是高中学生,有的在参军前还当过中小学教师,文化水平普遍较高。但是,由于未接触过部队,对战士从事战斗、训练、工作的情况和

欢送六十三师赴朝志愿军全体同志合影留念（1951年）

战士生活情况不熟悉、不了解,到部队去很难开展采访报道工作。因此,报社领导决定,对他们这些同志都给予一个见习过程,除了留一部分人在编辑部当见习编辑外,大部分人都下到部队去当见习记者。到部队去锻炼的分成两个组。一个组到六十一师去,他们是陈烈文、吴东望、杜耕古、郑孟达,由老记者王森材带领。另一组由方永耀,诸葛志,肖迁,鲁若(这是一个较老的记者)组成,由我带领到六十三师去。当时,两个师都在参加解放舟山群岛战役,配合二十二军攻打舟山本岛的外围岛屿。二十二军从西面向东打,先后攻占了大榭岛和金塘岛。我六十一师从南面向北打,先后进占了六横岛和虾峙岛。当我们记者组到达六横岛和虾峙岛时,我六十一师又胜利地攻占了舟山本岛南侧的桃花岛,全歼守敌1600余人,缴获甚多,受到上级表扬。

我带这个记者组在六十三师工作了几个月,他们几个人也都写了几篇小稿子,但是由于他们是知识分子出身,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太浓,与工农出身的士兵无法打成一片,隔阂较深,写出的东西多是知识分子腔调,缺乏工农战士的感情。根据我多年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领会的精神和我个人下部队采访的体会,知识分子必须和工农兵结合起来才能有所作为。因此,我决定把他们都分配到连队去,到班里当兵一段时间。他们几个分别到六十三师三个团去,诸葛志是分配到一八九团一连六班当兵的,就数他的表现最好,我对他非常满意。

当时部队正在为解放舟山进行渡海作战的训练,白天,部队在驻地野外训练投弹、刺杀、攻山头、打子母堡,诸葛志能和战士一起摸爬滚打。晚上，海水涨潮时,他和战士们迎着凛冽的海风,乘船出海训练,和战士们一起学习破除我军模拟舟山敌人设置的海上副防御,他还在指战员帮助下,学会了水上爆破。由于长时间在海水里浸泡，上岸经海风一吹,皮肤干裂开来,双腿布满一丝丝血迹。连队指导员刘保岗和战士们都很关心他,劝他休息几天,他却说:"越苦越能锻炼”。他坚持到底,受到了全连和团营的好评。他也实现了他下去锻炼时的决心:脱胎换骨改造自己,放下知识分子的臭架子,虚心向工农战士学习。他处处和战士打成一片,真正做到了和连队战士水乳相融。

我的老首长老战友、六十三师政治部主任肖潮同志,听到团里向他汇报诸葛志下连锻炼引起强烈反响这一情况,认为这是青年知识分子和工农战士打成一片的一个典型,认为青年知识分子带职下连当兵是一条改造青年知识分子的好路子。要我转达对诸葛志的邀请,请他到六十三师文工队作现身说法的报告。随后,肖潮当即决定师文工队的男女队员也下连当兵锻炼一段时间。当时,我对这批见习记者下连锻炼要求比较严格,他们对我这种做法还不太理解,认为有点缺乏人情味。事隔几十年后,在他们回忆起这段经历时,就觉得是对他们最大的关心和爱护。1999年5月,在二十一军工作了几年的、十几年的和几十年一批转业或离退休回温州的老干部,出版了一本《军旅生涯》回忆录。诸葛志在书上发表了好多篇文章,其中有一篇题为《锤炼》,就详细的记述了解放舟山敌前练兵,他带职下连当兵的生活情况,我看了很受感动。文章开头他就写的很好,他说:“百炼成钢,这是一条真理。人的成长和成熟,也靠千锤百炼,我永远忘不了部队党组织对我的第一次锤炼-解放舟山敌前练兵(下连)带职当兵那段生活。”文中他提到的一个细节,我早就忘记了,而却是他“难忘”的一件事。他们下部队带职当兵后究竟适应不适应;生活得怎样?连队反映如何?有没有生病?这是我作为带他们下部队来的组长经常关心的问题。特别是诸葛志是几个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我决定先去看看他。但是,这次到一连去的时机不好,本来他和我,我和他都想欢欢喜喜地见面说说话,反而在当场弄的很尴尬。诸葛志在他的这篇回忆文章写道:“当天上午,发生了使我难忘的第二件事。部队在院子里席地而坐,在听刘保岗指导员上政治课,营部教导员陪着拂晓报社老记者胡奇坤向我们露天课堂走来。胡奇坤同志是我的组长,是他带我们来六十三师采访的。我一见他走来,非常高兴,站起来跑出队列向他打招呼。谁知他一脸严肃,命令我回队 列。

二十一军第四届医工大会留影（1950年2月27日）

他说:‘记住,你现在已是一连的战士,不能有半点特殊。’我和诸葛志个人感情本来很好,有很多话想跟他说,但是考虑到当时露天广场上一百多号人都在听指导员上课,要影响大家,又考虑到他正在当兵锻炼期间,要和其他战士一样遵守纪律,不能自由行动,所以我当时让他回到队列里去。他对我十分高兴地出迎,结果非常扫兴而归。我想,这次让他当众下不来台,一定会影响他的情绪。中午,让连队干部找他到连部来,让他和我一起吃饭一起交谈。我向他表示,我当时对这个突然出现的情况处理上有些粗暴,请他谅解。而诸葛志却完全不计个人得失和情面,完全从正面来接受经验教训。他说:“这次给我敲了个大警钟,我脑子里还总认为自己是见习记者,还没有和战士拉近距离”。他在这篇回忆录中又说:从那以后,“我暗暗下了决心,坚决当好兵,从思想感情、军事素质、生活习惯上彻底改造自己。”后来由于他在连队锻炼中处处以一个战士的标准来对待自己，要求自己,不仅锻炼成为一个合格的士兵,而且成为一个优秀的干部,受到了《拂晓报》社的表扬和奖励,在部队中多次立功。

渡江后,由于我军节节胜利,国民党军狼狈逃跑,我军先后进入了江南许多大中城市,部队在各方面建设和装备上的都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我们拂晓报社可以说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拂晓报》从创刊到 1942年前,一直是靠几块钢板,几只铁笔,一架油印机出版油印报纸。1942年,《拂晓报》作为新四军第四师机关报,改为铅印。1946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国民党军队侵占我淮北解放区后,《拂晓报》再度改为油印,随军转战苏鲁豫皖。我军打过长江进入浙江省温州市以后,接收了国民党时期《浙瓯日报》印刷厂的设备,吸收了厂里一批优秀的青年工人,从此《拂晓报》又改成了铅印报纸。由于铅字工整,印刷更加清晰。活字排版,调动自如，版面拼组起来更加活跃,丰富多彩,标题也特别醒目,全军指战员看到了更加喜爱。为满足广大指战员的要求,报纸的印数也加大了,直接发到了排、班。

随着报纸由油印改为铅印,印数加大,报社的人员也增多了,机构也充实了。当时编辑部工作人员有20多人,印刷厂也有20多人,加起来有50 人左右。另外还有一个为新华社“二十一军支社”和《拂晓报》社服务的新闻台。译电组长杜树芬带一个译电员小姜。电台上有我军原宣传部长张景华妹妹张景霞等两三个人。那时侯的报社真是人才济济,是我军进军江南、建国前后拂晓报社的鼎盛时期。当时的报社号称四室一厂。“四室”是编辑室、采通室、资料室、总编辑办公室。“一厂”是印刷厂。报社里的多数人员都集中在前面两个大室内。资料室只有3个人,由田庆芝同志负责,还有郑雪薇、吴美玲。总编办公室的事情很多,当时只有王琳慧一个女同志，处理报社对内对外、对上对下的日常事务。编辑室最大,由副总编辑王森材同志兼任主任。报社的笔杆子大多都集中在这里,如陈惠彤、陈玉琳、周璞、董其伟、陈烈文、方永耀、芮格光等。采通室的人也不少,经常下部队采访的记者有:诸葛志、鲁若、吴东望、肖迁、杜耕古、郑孟达。在内部工作的,从事通讯联络、处理稿件的有弥友义、戴国豪、夏定夷等。采通室主任是我军副政治委员王静敏的原配夫人王瑛同志。王瑛是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并入党的老同志,在淮北解放区是四五个参加革命工作较早、工作能力较强的女同志之一。他们二人是1945年结婚,后来由于双方感情破裂,于1962 年离婚。1965年4月王静敏和空军专机组组长俞亚琴结了婚。

志愿军第六十一师医院部分同志合影留念

回忆青训队温籍战友

魏再生回忆：

六十年前，1949年5月7日，这座东瓯名镇温州市，在我浙南游击纵队的大军压境下和平解放。为了和这支英雄部队胜利会师，巩固和发展解放温州的战果，63师奉命随21军军部急行军，于5月26日抵达瓯江进驻温州。在开展各项工作的同时，招收了一大批温州各地进步知识青年，连续举办三期的青训队。

第一期青训队，开始办在当时的温州中学(即现在的第八中学)校内，于6月初公开向社会招收知识青年参军入伍。出于对我党我军的拥戴之心，温州市和周边县区的知识青年们纷纷慕名而来，陆续不断。家住平阳县宜山、灵溪(现属苍南县)的陈于湘、李素琴、陈军、陈行素、王其爽等十多名男女同学率先参军入伍，鉴于当时交通很不方便，他们长途跋涉百余里，连夜赶到温州中学，向青训队的负责同志报名参军入伍。脱下学生装，换上了军装。接着，先在浙南游击纵队青训队学习的市区蔡慧春等30名同学，也一起转学到本期青训队里来。于是，时间不到一个月，来参军入伍的人足有百名。

后来，因为师部机关移驻瑞安县城，本期青训队也于七月上旬搬迁到瑞安县城县前街瑞安中学内。我本人就在此时此地参军入伍。慢说我是后来者，却是更有后来人，本期同班同学胡桐战友就是其中一个。同时，与我一起参军的还有仙降区周进年，陶山区谢庆柱、陈建钦(后改名为陈克胜)等人。本期青训队从温州转到瑞安后，校大门继续向社会敞开，要求参军人伍的知识青年依然纷纷而来，络绎不绝。这与内战时期国民党政府抓壮丁的情景，正是鲜明对照。

本期青训队，在师政治部统一领导下，队长负责实施。队部有刘邨(村)队长和一位姓高的副队长。下设三个区队，每个区队设四个分队，每个分队相当一个班约15人。一区队长章欲灵，三区队长张耀，至于二区队长，有说是梁飞，有说是邹泽亮，或者还有其他什么人则记忆不清。我所在的是三区队十二分队。十二分队长蔡慧春，十一分队长陈雷，第十分队长李素琴。

本期青训队，以教室为寝室，以礼堂为课堂。学习内容，以社会发展史为主课，以革命人生观为重点。采取集中上大课，做报告，分班讨论，循序渐进，逐步提高的方式进行。也有让同学们在大会上发言，互相交流学习心得，以提高教学效果。我印象较深的是金仲超同学经常在大会上发言，讲得好，对大家有启发。通过学习，使我们认识到参军光荣，劳动光荣，从而“革命”二字开始在大家的脑子里打上烙印。

我们的导师、授课人，则以刘邨队长为主，并与当时师政治部周吉一主任轮流担任。我们在学习期间，严格执行青训队的作息制度。学习、生活很有秩序，也很宽松，也有上操场、走队列那样的军训科目。只有一次，八一建军节，青训队全体教师学员，参加了军民游行庆祝活动。学员们按规定着装，着别有“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的军服，戴着“八一”帽徽的军帽，一二一步伐整齐的走在瑞安大街上，引得沿街市民驻足观望。我第一次感觉到当解放军的风光和自豪。

参加定海战役二十一军会训队全体同志合影（其中绝大多数是温籍青年）

本期青训队三个月即告毕业。毕业前夕，我们按照队部规定，写好学习总结和个人自传，如实讲清家庭出身、个人历史和社会关系，作为个人档案交由相关部门保存。然后举行毕业典礼，并根据事先分配好的名单，由用人单位派人来带领。至此，我们这批约二百多名学员分别被派送到师部司政后机关或连队各自的工作岗位。在机关的称工作员，提干后叫参谋、干事，在连队的称宣传员，提干后叫助教、文教。我先分配到司令部当文书，后到政治部秘书科文印组当组长，在于忠源同志领导下工作。政治部主任是肖潮同志。

本期青训队毕业后，第二期、第三期青训队相继举办。同时还举办了卫训队和会训队，以培养医务卫生和财务会计人员，再加上军部举办的青训班、文干班等，从温州参军入伍的知识青年，合计约有八百名之多。

这八百名战友，跟随21军踏上征途，参加了第一次解放洞头岛的战斗，解放舟山的战役，抗美援朝战争以及去青藏高原的平叛战斗，经受了战火硝烟的考验与洗礼。

这八百名战友，据不完全统计，已有四分之一的人先后在战场上壮烈牺牲，或积劳成疾离开人世。他们为国家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有的至今还埋在异国他乡，其忠魂或许已回故里，但我们只能就此致哀和悼念。

这八百名战友，有四分之一的人留在了部队驻地军队系统的干休所，或转业所在的单位离职休养，安度晚年。这些战友中有相当部分人被提拔为党政军各级领导。这些战友，既是我们的光荣和骄傲，也是故乡温州的光荣和骄傲。

这八百名战友中，约有四分之二的人，自上世纪1956年至1981年先后分三批从部队转业或复员回到温州原籍。

第一批，是1956年到1957年间，从朝鲜复转回国，除部分人考入华东师大、华东政法大学或另行分配外，大部分人都回到温州原籍。

第二批，是1958年我军自朝鲜撤军回国后的1963年间，从北京军区山西驻地和兰州军区平凉驻地转业回温的战友，他们是以支援商业为主要方向，所以多数人分配在基层。

第三批(也叫“文革”后第一批)，是1976年至1981年间，以支援地方建设转业回温的。这批战友大多属于团职干部，回温后得到了较为适当的安置。

回温的这三批战友，后来大多是县级领导干部或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为党为社会忘我工作。在从商战友中，拥有家财万贯、对经济社会有较大的贡献者，也不乏其人。总之，他们是有助于温州地方政府开展各项工作特别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建设、维护社会稳定大局的中坚力量。

回顾我们这些战友之所以能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而不惜牺牲生命，之所以能在工作、事业、学业和科学研究上有所成就，成为对祖国、对社会和对人民有所贡献的人。除了个人努力和党组织的关心培养外，这与浙南游击纵队和21军当年在温州举办各个青训班、队所进行的革命基础理论教育，是密不可分的。

1951年5月，六十三师卫校第六期在瑞安县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支部合影留念

从财经训练班到青训班

刘启豹回忆文章：

21军政治部青训班第四队有34名学员，是从温州市军管会所属的财经干部训练班学员中补充进来的。这批学员是温州最早响应军管会参加地方建设的号召而接受培训的男女知识青年，他们的革命热情非常高涨。

1949年6月份，温州市军管会财经干部训练班就开办了。我们一大批热血青年从市区和各县纷纷前往报名，被批准参加培训。大队长是21军后勤部宣传股股长董锐(后转业在温州，曾任温州地委宣传部部长)。

财经训练班近百名学员分住在市区打绳巷和永宁巷一些老宅中，打地铺，过军事集体生活，上课地点安排在七枫巷吴长源油行的栈房，条件虽然简陋，但是学习内容先进、新鲜、丰富，牢牢地吸引着学员。

这时，21军政治部的青年干部训练班办在瓯海中学，学员中有人和财经班学员是同学熟人，时有来往，互通消息。财经班许多学员羡慕他们是野战军，可以驰骋战场，解放全中国。自己虽然也穿上绿军装，佩戴的却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而是“财经干部训练班”，终究还是地方性质的。

当年八月上旬，21军军部告别温州北上，接着青训班的学员也乘海船离温了。传说此去是参加舟山战役。这使我们心潮澎湃，只想上前线杀敌，为国出力，并在革命战争中锻炼自己。我们纷纷主动申请，积极报名，经过批准，由21军派出干部吴志强同志，带领我们34名原财经训练班学员乘海船离温，到达临海，被编入21军青训班第四中队继续学习，结业分配后，即赴前线投入舟山战役，后又赴朝鲜参战，胜利归国后再赴西北平叛，在血与火的锻炼中成长。34人中，除个别同志英勇牺牲和病故外，其余同志现都健在，并各有成就。

附:从财干班转到青训班人员名单:

杨朝元、 刘启豹、缪师明 、李信德、 贾鸿培 、郑继印、易笑春 、干宗良、 张大同 、项紫霄、 沈露露 、金文华、郭士彬 、叶圣海、项绿绮 、陈天铮 、徐鸿熙、 董作龙、陈秀曼 、林秀彬、缪志生、黄美庆、王连奎、 谢寿楠、沈海若 、俞叙清、 俞剑民、 李立士、 林志尧、吴丽新、胡崇健 、南庆彬 、陈一修 、郑律英。

61师参加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的干部合影留念

青 训 班 纪 事

金德宣回忆：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21军进驻温州后不久开办了青训班。21军自渡江以来，沿途一批批热血青年学生，充满着对共产党、新社会的向往和对国民党、旧社会的憎恨，纷纷参军，被先后编入青年训练班一、二队，三、四队以温州、瑞安、平阳等地学生为主。每队一百二十人，分三个区队，每区队三个班，每班十二人。八月中旬前住在原瓯海中学，八月下旬随军部转移到台州临海县城。十月初，青训班结业。学员分配到全军各单位，增强了部队的活力。接着，军部开办了第二期，改名为文化干部训练班。与这同时，各师都举办了青训队、政训队，也吸收了一大批优秀青年学生。

青训班学员到部队后，立即参加了解放舟山群岛和浙江沿海岛屿及清匪反霸的斗争，继而入朝作战。作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员，我们的青春闪耀瑰丽的火花。

参军潮

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浙南游击纵队解放温州，继而解放平阳，温州一带的进步青年纷纷报名参军。那年，我十四岁，先到浙南游击纵队报名参军。部队领导说我年纪太小，先念书吧，我感到委屈。后来，野战军来了，一片向南进军，打到南方去……的嘹亮歌声，更是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灵。我多么想走到他们中间去，和他们一起扛枪打天下，解放全中国啊!队伍在平阳中学操场露宿一夜，我向他们打听参军消息，他们说军部机关在温州，可去温州打听。这消息对我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力。

六月中旬，我瞒着扶养我的祖母，说到温州大哥家玩，带了件换洗衣服，由一个去温州进小百货的鳌江同乡张质甫出路费带我到了温州，后来听说他也参军了。大哥金孟昭、大嫂伍佩娟积极支持我参军。不出三天，他们就打听到驻扎在瓯海中学的21军政治部青训班招收学员，我高兴极了。第四天，在他们陪同下来到青训班，向一位颧骨鲜明四十来岁的高个姓杨的负责人说明来意(后来知道他是我们的大队长)，他笑着表示欢迎，叫旁边一位姓沈名清秀的三十来岁女同志给我办手续，填了入伍登记表，领我到北操场附近一间教室，一位河南口音长方脸大眼的三中队郭嘉宾队长满面笑脸握着我手问:“多大了?”我说:“十四岁啦。”“好小鬼，有志气，为什么参军呢?”“打到南方去，解放全中国!”“有理想，好样的。”他叫我身旁的三区队副顾明领我到九班。九班长夏理鑫是个二十来岁中等个结实的温州人，他方脸上露出十分高兴的笑容:“我们班又多了个兵了。”

下午，通知我到队部，领了夹被、两套粗布绿军装和衬衣衬裤，外加一副绑腿。军装穿在身上显得肥大，裤脚得挽起两寸多。区队长管金高是东北人，高高个子，一本正经，教我如何打绑腿。打绑腿技术不易掌握，紧了血脉流通受阻，打松了易脱落，要打得又好又快很不容易。早上起床号一响，十分钟内要叠好夹被，打好绑腿，上厕所大小便后，跑到操场列队出操，开始难免手忙脚乱。当天我反复练习，绑上又解下，总算初步掌握了要领。据区队长介绍，打绑腿可以增强腿力，在山林荆棘地行军能减少藤蔓牵绊，遇悬岩.断壁绑带当攀登绳索。尽管有这么多好处，但毕竟束缚了小腿肌肉，影响血液循环，所以，一九五〇年夏天后不再使用。参军头天晚上，我睡得很香，直到起床号把我从甜睡中唤醒。半小时早操，学习集合、解散、左右转法、立正稍息、齐步、跑步等军人基本的队列动作，出了一身汗。早操后十五分钟洗漱，早餐吃馒头、稀饭、咸菜。饭后，班里几个同志开会欢迎我这个新兵，各人作了自我介绍。革命军队的大家庭生活就这样开始了。这一天，我利用空余时间向平阳中学同学洪汝济、陈南冉、朱钟鼎和姐姐金颖发信。告诉他们青训班招收学员的消息。过了几天，朱钟鼎、金颖来了，编在三区队七班(班长王竹筠、副班长项钦长)和八班(班长杨日东)。随后闻风而来的同学有尤素文、陈一修、王然熙、杨乃煦，高中同学姜伟、朱惜墨及钟彩鸾、钟锡锵姐弟，沈小文、沈强华姐弟，伍佩霞、伍佩黎姐妹。三哥金为民放弃了《浙南日报》校对工作，来了被编在一队;因青训班名额满，参加63师青训队的有二哥金仲超、陈军、陈寿鹤、陈敏莉。参加其他部队的有王小敏、伍兆新、陈昌成、陈广珠等几十人。其中金家兄妹四人，金家近亲十二人。

难忘的歌声

在青训班三个多月的学习中，学唱革命歌曲是我们受教育的最先一课。每次大小集会或上课，首先唱歌，不但使大家精神迅速集中起来，活跃了课堂和课余文化生活，也使学员从中受到革命教育，振奋了精神，鼓舞了斗志。常唱的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进行曲》、《解放区的天》、《我们是民主青年》、《黄水谣》等等。一位长着络腮胡方脸清瘦的宣传干事教唱的《南泥湾》最受欢迎。他教一句我们学一句，他在教唱中深深倾注着内心的激情，

张爱萍司令员和63师部分领导合影留念

他痩长的手臂打起拍子来在空中挥舞着S形的曲线。从歌词中，我们知道了八路军三五九旅抗战中在南泥湾开荒的事迹。南泥湾战士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融化在我的血液中，几十年来听不烦、唱不厌，一听到和唱起来就充满着激情和力量，对革命老战士的敬意也油然而生。

当年我们反复唱着这首优美的抒情歌时，我怎么也想不到十八年后，在南泥湾开荒的三五九旅一位老红军团长的女儿竟成了我的妻子，真是应验了民间的“有缘千里来相会”谚语。男女声两部轮唱《解放区的天》是当时最时兴的唱法，合了又分，分了又合，轮番唱，歌声如潮一浪推一浪，把人们欢乐的感情推向高潮: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嗬嘿嘿依个呀嘿……

歌曲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是惊人的，一首歌就是一堂课，革命歌声熏陶着我们整整一代人。

“七一”前夕，毛主席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是对当时革命形势的总结，为“十一”开国大典作了政治理论的准备。这篇历史性的文献，立即被印成活页文选，列入我们的必修课程。对其中一些道理我一时还不甚懂。但学了一周后，对人民与敌人、民主与专政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主席的其它著作《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反对自由主义》及形势时事教育，都是青训班的重要课程。

在欢乐的歌声和紧张的学习中，迎来了参军后第一个建军节。学员们加紧了队列动作训练。齐步、正步、跑步、纵队、横队都要求军容严整，动作整齐。除早操外，还抽上课时间操练，使我们加快了从学生到军人的转变。开始，集合动作慢，站队不整齐，女同学常嘻笑，经过一番反复严格练习，出了一身又一身汗，终于有了军人姿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八一”那天上午，青训班全体学员参加了军部机关和直属连队的武装大游行，在五马街、府前街等主要街道走了一大圈。看到队伍里不少熟悉的同学面孔，个个意气风发，精神抖擞，豪情满怀，我心中充满着自豪和欢乐。看着夹道欢迎、观看的市民们，不由得想起两个月前野战军路过平阳城的情景，那时我作为学生挤在欢迎的人群中，现在，我也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员了……

游行结束，队伍在街上解散，放假半天，我用头一个月发的士兵津贴费，买了一支牙膏和两支冰棍来奖励自己，吃得好舒心，这是我独立生活的开始啊，怎么不纪念一番呢。

炎热的夏天，只能在晚饭后到伙房打一盆热水抹澡，使一些人长了痱子，朱钟鼎长了疥疮，只得三两天到大队医务所要硫磺软膏来涂。我们是童年的伙伴，他生疥疮我着急，幸亏不久就慢慢见好了。

啊，大海

八月下旬青训班随军部北上台州，准备打舟山。队长、指导员在动员会上讲了移防的目的、意义，鼓励大家在离开家时要经得起考验。但是在走的那天下午，我们集合排队，准备出发清点人数时，还是发现两个学员外出未归，他们不辞而别开小差，这对革命军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可耻的了。其中一个竟是我们班的副班长，他黑黑瘦瘦的身材，据说已有家小，可能难以割舍吧。那时我们还小，对离开小家庭意味着什么毫无体会，更没去想离乡北上对个人命运有什么危险，只是想到多走些地方，增加见识。队伍在码头坐在背包上候船，等待涨潮船才能靠上堤岸。本来无忧无虑的小青年此刻却感到气氛的凝重，难道离乡离家对他们是那么严峻吗?平时看来斯文沉稳的副班长在讨论会上发言头头是道，到关键时刻会是另一个样子，看来观察一个人真是要听其言观其行啊!

瓯江终于涨潮了，沉默了一阵的队伍又活跃起来，登船的时刻到了，四个队依次登上小货轮和机帆船，我们三中队一、二区队在船头和船舱，三区队在船尾，挤在不到三平米的三角形船板和铁锚缆索之间，只能勉强坐在背包上，两脚难伸直。我坐在鸭蛋粗的缆绳上，坐累了两脚踩船板，腰背斜卧在绳上。

小货轮、机帆船依次离开码头，向瓯江口驶去，江心屿的宝塔，在苍天白云下渐渐变小，黄黄的江水被船头犁开人字形两道白浪，温州市的轮廓慢慢模糊起来。啊，故乡，我们第一次离开你远行，无忧无虑，对未来充满着美好的憧憬，满船欢声笑语，没有别离的忧伤，只有一往无前的豪情。在远处，黄蓝分明的水域是江海的分界线，湛蓝的大海一望无际，极目尽头，水天相连的孤线，该是地球的边缘了。在八月烈日下，我们个个烤晒得汗珠直冒，海鸥在船儿上空盘旋翱翔，发出“啾啾”的叫声，我虽然生长在近海的江边，出海却是头次。褚红色的海蜇头，四周披着玉白色的海蜇皮，在海面时沉时浮。有人用船上带钩的竹竿去钩取乐，竟然钩上几个。海蜇是当时海边居民最常吃的便宜小菜，想不到到了六七十年代回乡时，海蜇皮竟贵得惊人，成了宴席上的珍品。无节制的捕捞，使海蜇皮身价百倍，物以稀为贵。

当天船上的晚餐是馒头咸菜，每人分到一碗白开水，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届卫生会议全体合影。（1955、3、18）

实在口干难熬。有的女同志想喝海水，用水壶系上绑腿布提上来，只尝了一口，大叫:“好难吃，又苦又咸!”过去虽然知道盐是海水晒的，但喝了一口才知道是那么难咽下肚。幸亏阵阵海风使燥热中有点凉意。

傍晚，突然乌云密布，雷呜电闪，下起了夏天浙东南沿海惯有的雷阵雨。一分钟不到就把我们淋得浑身湿透，暑气全消。我看到一队的船落后在我们船后头三十米，三哥金为民站在船头，我立即和姐姐金颖站起来向他高兴地挥手。入夜雨过天晴，繁星满天，海风吹得我冷飕飕。我蜷缩在缆绳上迷迷糊糊睡着了。不知半夜几点，突然一阵密集的枪声把我惊醒，船舱有人叫喊:“有人受伤了!”“不用惊慌，大家卧下来!”这是指导员张力奔的声音。“区队干部马上用步枪还击!"这是队长郭嘉宾浓重的河南口音。“把船老大抓起来!船怎么开的，开到哪去了?”这是区队长们在怒喝。我抬起身子朝东望去，星光下一个黑黝的海岛离我们不远，船正朝岛上开去。很显然，那是敌岛。但船朝岛走不了多久，终于掉头向西了。第二天上岸后听说船老大是特务，有意使船走离航线，开到敌占岛去，在队干部驳壳枪口下被迫把船拐回来。这样就耽误了在下半夜涨潮靠江厦码头的时间。待我们这条船赶到时，其他队的船早靠岸了，我们碰上退潮，船搁浅在距海岸两百多米的滩涂上，进退不得。如天亮敌机空袭处境危险。学员们起身在船上走动，一时不知如何是好。队干部用电筒和哨音向已登陆的前方队伍联系，只听到不清晰的微弱回声和岸上点点灯光，多数人挤到船头观望。我见下不了船，军衣半干半湿，实在冷得不行，为暖身在船中央找到热乎乎的烟囱台，立即背包当枕头，在旁边躺下来，一下子睡熟了。不知过了多久，我突然醒了过来，船上静悄悄毫无声响，我感到气氛不对，立即背起背包，在船舷走了一圈，不见一个人影，心中顿时紧张起来。在船头向岸上望去，灯光已经稀少，夜空下只见百米开外的海滩涂上，有影绰绰的人影和讲话声。我大叫:“等等我，我还在船上，怎么下船?”喊了几次，才有人答话:“船边有绳梯，快爬下来!”我终于在船舷找到悬挂到海滩的绳梯，面朝船舱，小心翼翼地扶攀下去。脚一踩海滩，立即陷到小腿，我有些心慌意乱地一脚一脚使劲往前走，有时泥深过膝。因为在船上白天太热解了绑腿，滩涂上海蛎壳和碎石锐利的棱角不时刺扎我的皮肉，一时顾不得痛，生怕腿陷深拔不出来，边走边喊:“等我一下!”前面有人倒回来拉我手，那是区队副顾明。因为下绳梯时各班乱了序列，在滩涂上难以清查人数，漏了人没下船没有发现。区队副问:“你怎么没有跟着下船……”“太冷了，我在烟囱台上取暖睡着了!”二百多米的海滩，竟走了半个小时，上岸找到班里，他们正在一间堂屋解背包铺地铺。有人先到附近一条小河沟洗了手脚，按他们指点，我和几个人也去了。水沟水只到小腿，夜晚看不清周围环境，只顾洗呀洗，谁知越洗越臭只好马马虎虎洗去污泥。第二天，清早行军路过时，见几个妇女在河沟里刷马桶，才恍然大悟。当夜回到驻地，班里同志已从炊事班打回热呼呼的馒头，我拿了一个咬了一口就躺下睡着了。天蒙蒙亮被人喊醒，只感到双腿刺破的伤口火辣辣的痛，一口馒头含在口里没咽下去，手里还拿着馒头。一清早，全队集合时，看到二区队副左小腿缠白绷带，他说昨夜枪子弹穿过小腿肚，没伤筋骨，他拄着木棍，坚持随队行走，毅力惊人，队伍行军十几里路又在海门(今椒江市)码头上了船，次日凌晨，到临海县城。

1953年2月21日，志愿军第61师部队奉命赴朝作战，图为卫生处组织卫生干部集训班的合影。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