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批女坦克手胡培彦的结业证书

陈固

　　2025年2月28日晚，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观看毕业证书的拍卖。其中一份结业证书中学员的姓名—胡培彦，让我眼睛亮了一下。因我在工作期间收集新中国第一批女坦克手资料时，从上海参军到东北军区长春装甲兵部队中就有一名女兵叫胡培彦，当时我还与她通过信。这证书是否就是这位女坦克手的学习证书呢？我马上根据证书上学员的年龄、籍贯和我了解的女坦克手资料对比，真的就是这位女坦克手的结业证书。我立即加入拍卖的队伍，最终拍得此证书。

　　该证书是上海市徐汇区干部红专学校校长郑道宗，于1963年10月30日颁发学习高中文科的结业证书；学员胡培彦，浙江慈溪人，当年29岁（可以推算为1934年出生）。证书上方有双边三面红旗和五角星、红绸带等图案，尺寸为30.6X23.6厘米。

　　2012年9月19日，胡培彦大姐从上海来信（4页）。

根据胡培彦大姐来信整理资料：

胡培彦，1934年1月出生，浙江慈溪人。1943年随母到上海大姐家。1945年到上海乐华香烟厂当童工。1950年10月，响应上海市总工会号召参军。经徐州后到东北军区装甲兵技术部长春驻地，学习驾驶坦克，参加建国2周年沈阳纪念大会阅兵活动。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部队获得个人二等功、三等功各1次，集体三等功1次。1954年转业回上海，到徐汇区组织部工作。1969年带领“上海知青”到黑龙江呼玛县插队，1975年回机关。1980年调徐汇区工会工作，1980年退休。

附：新中国第一批女坦克手资料

共和国第一代女坦克手

袁丹武

1952年夏，卢沟桥下，昔日曾打响抗日第一枪的地方显得格外的寂静。忽然一阵烟尘袭来，隆隆滚过的坦克履带声划破了这里的宁静。车停了，从驾驶窗里钻出来的不是须眉男子，而是一群浑身透着青春气息的姑娘。这是北京第一战车编练基地女生区队的姑娘们。与此同时，在北国春城长春也聚集着一群姐妹—— —东北军区装甲兵坦克驾驶培训班的女学员。她们是共和国第一代女坦克手。

1952年，朝鲜战场硝烟弥漫，刚组建不久的装甲兵部队，大批技术骨干都已入朝参战。部队急需大量的技术人才。学坦克技术，文化水平要求高，当时部队战士的文化普遍比较低，而机关女战士文化程度大都比较高，于是就想到培养一批女坦克手来充实技术骨干队伍。通过请示中央军委领导并经论证，决定培养一批女坦克手。

消息一传开，在装司机关的女战士中就像炸开了锅，姐妹们奔走相告，纷纷报名应征，不到几天，就有100多人报名。经过一次次筛选，最后，北京的23名女战士，长春的11名女战士，光荣地成为共和国第一代女坦克手。

在坦克的轰鸣声中，姑娘们又张开了想象的翅膀，盼望有一天能像女飞行员一样，驾驶着铁骑，威武雄壮，隆隆地驶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理想是美好的，但要变成现实却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和汗水。

课堂里，姑娘们凝神注目听着教员讲解坦克构造、发动机工作原理。她们上课认真听，细心记，课下抓紧时间细嚼慢咽再消化。文化参差不齐，互相帮助学；晚上熄灯后，悄悄溜出去借着路灯学，被队干部发现后赶回宿舍又在被窝里打着手电学。不愧是装甲兵百里挑一的巾帼英雄，干啥都有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儿。凭着这股劲，她们硬是闯过了理论这一关，通过测验，大都是5分。

盛夏，烈日炎炎，她们的实际操作训练也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三步登车，每天要在滚烫的坦克上爬上爬下，两腿跳肿了，脚脖子也肿了，抬腿的劲都没了；脸被晒脱了皮，汗水一浸，火烧火燎的；手掌心磨破了，血肉模糊，一碰钻心地痛；坦克里高温灼人，热得人脑袋直发胀，早上刚穿上的工作服，不到中午就结上了一层白花花的碱霜。特别是在障碍物驾驶中，精神高度集中，体力极度消耗，汗流浃背，双臂肿痛，一圈跑下来，头晕，呕吐，吃不下饭。面对苦和累，姑娘们没有一个打退堂鼓。车场归来，依然是一路欢歌。

她们虽是女性组成的群体，但却是在中国女性从没有人涉足的世界，为中国女性奋笔书写着骄傲和自豪。

这就是共和国的第一代女坦克手。当年，她们闯进本属于男性的世界，创造了中国妇女的奇迹，今天，她们仍然书写着新的辉煌！

（解放军报 2000年08月30日 第10版）

北京军区23名女坦克手与2名教练（前）

　　东北军区的11名女坦克手均是上海参军入伍的女兵，在《上海妇女志》记载：1951年1月，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和上海卷烟厂的11名女青年参军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装甲兵部队技术部学习驾驶坦克。1952年9月28日被命名为“新中国第一批女坦克手”。同年10月1日，在沈阳50万军民庆祝国庆大会上，驾驶四辆苏制T-34坦克，接受检阅。

后记

通过上海赴黑龙江呼玛插队的知青刘琪的帮助，找到了了解胡培彦大姐在呼玛带队时的情况的上海知青潘焕浪，他写了短文回忆:

“在察哈彦知青中，我与郑道宗、胡培彦和她先生舒夏卿三位长辈，接触算是比较多的。1969年10月6日，他们作为徐汇区干部与我们一起去了呼玛。因为工作关系，去前就认识了负责我们的舒、胡夫妇。当时他俩分别在徐汇区政府办公室和妇联工作，我去过他们在淮海中路的家。舒很儒雅，胡很热情，都很随和，对我很有帮助。

郑老更是令我十分尊敬的老干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工作组进驻察哈彦，组长是郑老，组员有公社派出所所长的王惜光和我。我十分钦佩郑老作为老干部深入发动群众的优良传统和丰富的工作经验，从老乡不敢说话到揭发出罪犯。从他身上，你可知道那个年代的老干部才叫真正的好干部！这期间郑老对我有不少教导，受益匪浅。解放前他坐过南京老虎桥监狱，受过老虎凳等酷刑，仍坚贞不屈。去呼玛前他就是徐汇区委副书记，回沪后曾任徐汇区人大主任，住在汾阳路三角花园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