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故乡到他乡（五）

平水

从故乡到他乡（五）

第五章 两度拜相

绍兴三年（1133），赵鼎被任命为江西安抚大使兼知洪州（今江西南昌）。洪州地处江南要冲，是南宋重要的军事与政治据点。赵鼎到任后，即上《洪州到任谢表》，誓言“当殚精竭虑，以固江右藩屏”。赵鼎勤政爱民，积极经理措置，展现出卓越的治理能力。他深知军队对于国家稳定的重要性，因此积极为岳飞军请拨钱粮，并奏请舒州和蕲州听岳飞节制，为岳飞的军事行动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洪州任职期间，赵鼎面临复杂的军事形势。李横等在开封城西北牟驼冈被金完颜宗弼及李成所率伪齐军击溃，朝廷对李横的“群盗”出身并不信任。赵鼎却认为襄阳是川、陕的咽喉之地，李横的守御之策值得肯定。他先后上《奏乞应副李横状》《乞拨米应副襄阳李横军马状》等札子，奏请朝廷支援李横。然而，李横军在金与伪齐的反击下溃败，李横等人渡江进入洪州，依附于赵鼎。赵鼎妥善安置这些部队，并在次年春将他们分别归入岳飞和张俊部，为南宋的军事布局奠定了基础。

赵鼎在江西治郡有方，束吏爱民，政绩显著。绍兴四年（1134）正月，他被召回朝廷，除参知政事。此后，赵鼎多次举荐人才，如王居正、吕祉、董弁等，为南宋的中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江西南昌滕王阁

江西南昌滕阁秋风牌坊

　　绍兴四年（1134），南宋的军事形势依然严峻。伪齐李成陷襄阳六郡后，宋之川、陕路绝，湖、湘不安，长江防线缺口大开，直接威胁到南宋政权。赵鼎深知岳飞的军事才能，力荐其出兵收复襄阳。宰相朱胜非言：“襄阳国之上流，不可不急取。”高宗问：“岳飞可使否？”赵鼎曰：“知上流利害无如飞者。”在赵鼎的建议下，宋高宗下令各地官员和军队要确保岳飞军队的物资供应充足，没有任何短缺‌‌，并亲笔赐岳飞：“尽忠体国”。

绍兴四年（1134）五月初，岳飞率军自鄂州渡江北上，兵分两路，张宪、徐庆领兵东向攻随州，岳飞亲率大军直趋襄阳。六月，在牛皋增援下，张宪、徐庆攻克随州。岳飞不负所托，五月克郢州，六月收复襄阳等六郡，这是南宋首次收复大片失地，也是南宋立国八年以来局部反攻的大胜利。捷报传来，赵鼎喜作《贺岳飞收复襄阳诗》：“一扫湖湘氛浸消，坐令愁叹变歌谣。何当早驾风帆下，来看钱塘八月潮。”这首诗表现出岳飞收复襄阳后，湖湘地区战乱的阴霾被一扫而空。作者表达了对这一胜利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对继续收复失地、恢复中原的期待，对岳飞的赞赏和对国家未来的希望。

襄阳古城

　　川陕地区是南宋重要的战略区域，也是长江中下游的屏障。绍兴四年（1134）二月，张浚被召归朝廷后，川陕地区局势不稳。高宗遂以赵鼎替代张浚，知枢密院事，充川陕宣抚处置使。赵鼎以非才请辞，高宗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尽以付卿，卿以便宜黜陟，专之可也。”高宗坚信赵鼎的能力，命其专权处置川陕事宜。然而，赵鼎尚未及赴蜀，宋金战事又起变化。

绍兴四年（1134）九月，金及伪齐联军分道渡淮河南下。宋廷得报，举朝震恐。赵鼎判断金人此次南侵并非本意，必不会拼死力战，而刘豫作为宋之叛臣，于道义有亏，不足为惧。

在宋金战事危急之际，九月二十七日，高宗拜赵鼎为右相，主持战御大计。赵鼎除右相制云：“具官宏毅而直方，纯明而笃实。学际天人之绩，资兼文武之全。以道事君，有中立无朋之操；以忠徇国，有任重不挠之风。”制文高度评价了赵鼎的品德和才能，并赋予他重要的职责，体现了南宋高宗对他的信任和期望。赵鼎受命后，集中朝士、内廷宦官及统兵大将三方势力意见，团结一致，共践高宗御驾亲征、与敌决战的主张。

赵鼎命韩世忠守扬州，张俊援韩世忠，刘光世移军建康，并遣签书枢密院事胡松年前往建康视师。他还力荐马扩与张浚，认为张浚可当大事。高宗纳赵鼎之言，召张浚赴镇江视师。张浚临江，召诸将议事，将士勇气倍增。十月十三日，韩世忠在大仪镇（今扬州）破金军前锋，即史称“大仪之捷”。十四日，金之另路前军下承州者，亦为韩世忠麾下名将解元所败。金军多地遇挫后，转攻淮西。高宗遂命各军加强沿江防备，局势逐渐转危为安。

此次拒敌成功，是宋室南渡以来首次击退敌军大规模入侵，宋军信心大振，甚至有朝臣以为可进军中原，收复失地。此次金与伪齐联军败北之后，直至高宗绍兴十年（1140）之前，未再对宋大肆用兵。

襄阳临汉门

　　高宗绍兴五年（1135）二月，赵鼎扈从高宗至临安。同月十二日，赵鼎拜左相。赵鼎除左相制云：“奉革辂以祖征，专筹帷而赞画。运奇兵于尊俎，收胜算于庙堂。内则绥靖域中，与之按堵；外则号令诸将，听其指踪。谈笑折冲，措社稷于覆盂之固；从容制敌，驱犬羊于折捶之难。”制文高度赞扬了赵鼎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卓越才能，展现了他既能运筹帷幄，又能安抚百姓、指挥军队的全面能力。同时张浚也被拜右相，赵鼎与张浚并相后，二人彼此提携，互相勉励，鼎居中总政，浚出外视师，表里相应，同志辅治，政治较为清明，时号“小元佑”。

赵鼎在左相任内，他着手重修《神宗实录》，以正史书之是非。此次重修始于绍兴四年（1134）三月，六年（1136）正月完成。绍兴七年（1137）五月，张浚再次提出并修改了《神宗实录》。绍兴八年（1138），赵鼎受命第三次监修《神宗实录》和《哲宗实录》，他坚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还原历史真相，维护历史真实，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修史完成后，高宗亲书“忠正德文”四字赐赵鼎，以示恩宠。这两部史书的修订，对于南宋政权的合法性以及国家的统一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南宋临安皇城东城根遗址碑

临安德寿宫

　　赵鼎与张浚并相期间，虽同心辅治，但在治国方略上存在诸多分歧。张浚力图进取，赵鼎守稳持重。二人在高宗驻跸之地选择、对待伪齐的策略以及削弱刘光世军权等问题上意见不合。加之二人门客往来期间，互相攻讦，张浚门下甚至有作诗赋嘲讽赵鼎者。赵鼎自觉已难与张浚同事，遂求辞职。高宗亦以为“卿与张浚终难同立朝也”。绍兴五年（1135年），赵鼎十二月九日被罢去左相，出知绍兴府。

临安古候潮门——军事防御和观潮胜地。

　　绍兴七年（1137），张浚独相期间，在处理刘光世军权问题上，简单激进，处置失当，导致淮西兵变爆发。刘光世部将郦琼叛变，率四万精锐及百姓十余万人投奔伪齐，使南宋两淮防线出现巨大空白。这一事件对南宋政权造成极大冲击，绍兴七年（1137）八月十四日，张浚被罢相。

淮西兵变事件，让高宗愤怒不已，他急召赵鼎回朝。赵鼎旋即自绍兴赶赴建康行在，绍兴七年（1137）九月十七日，任命其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再拜左相。赵鼎除左相制文云：“具官赵鼎刚毅而正直，惇大而裕和。用舍不概于中，进退必循于义。知兹多难，政籍全能。非渊深不足以合嘉谟，非健决不足以断大事。是用赐环于越，正位文昌。增以荣阶，授之魁柄。尊人主堂陛之势，示北斗喉舌之司。予欲式是百辟，汝为樊侯；予欲经营四方，汝为召伯。”制文不仅反映了赵鼎的个人品质和政治才能，也体现了宋高宗对他的高度信任和重用，同时也揭示了赵鼎在南宋初年的重要历史地位和作用。

赵鼎的再次拜相，不仅是对他个人能力的认可，更是南宋政权在动荡时期对稳定和发展的迫切需求。标志着南宋政治局势的又一次重大调整。高宗对赵鼎的期待极高，希望他能凭借其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卓越的治理能力，稳定局势，推动国家的进一步发展。赵鼎深知责任重大，在赴任途中，他写下了《赴召途中感怀》：“国事如棋局局新，忠臣忧国独含辛。愿将一寸丹心在，不负君恩与世人。”

淮西兵变叛逃路线

　　赵鼎复相后，面对的第一个挑战是淮西兵变后的善后工作。他深知，此时的南宋政权如同久病虚弱之人，不能再有任何动荡。他建议高宗亲下手诏安抚军民，对庐州、寿春居民遭掳掠者免税一年，并对伪齐归正者既往不咎，鼓励叛军归顺。这一系列措施，有效稳定了淮西地区的局势，避免了进一步的动荡。

同时，赵鼎还着力缓和朝廷与诸大将的关系。他深知，武将权重难制是南宋政权的一大隐患，但轻易罢免大将又可能导致军心不稳。因此，他建议高宗息事宁人，通过温和的方式解决矛盾。他还提出了关于高宗车驾驻跸之所的建议，主张以守安定根本之效，为国家的稳定发展提供保障。

临安城遗址碑

临安古城遗址

　　绍兴八年（1138），秦桧被任为右相，金使乌陵思谋与王伦抵临安。金使带来了金国关于归还梓宫及河南诸州地的议和条件。然而，这一提议在南宋朝廷内部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许多大臣认为金人不可信，坚决反对议和。高宗不悦。赵鼎在这一关键时刻，展现了他的政治智慧和忠诚。他深知，高宗对母亲韦氏的思念以及对徽宗梓宫的期待，是议和的重要动因。因此，他密启高宗，以“孝”的名义议和，从而缓和了高宗与抗战派的关系，但也被讥为“首鼠两端”。

然而，赵鼎并非媚敌之人，他在与金使的交涉中，坚持原则，不卑不亢。金使乌陵思谋态度傲慢，赵鼎不允其在使馆会商，坚持在都堂按礼议和，令乌陵思谋折服。赵鼎坚持原则参与和议，同时积极备战，不忘恢复大业。赵鼎审时度势，反映了他对国家命运的深刻思考，在艰难抉择中的忠诚与担当。

赵鼎继续要求金朝归还伪齐所占故土，并拒绝金朝提出的南宋称臣条件。然而，赵鼎的强硬态度与宋高宗赵构的求和政策背道而驰，高宗希望以和谈稳定局势，维护自身皇位的合法性。与此同时，秦桧奉行割地、称臣、纳贡的投降政策，与赵鼎的抗金主张截然不同。秦桧又利用赵鼎为赵璩争取封国一事，诬陷其诅咒高宗绝后，高宗疑赵鼎结党营私，左右朝政，对赵鼎失去信任。绍兴八年（1138）十月，赵鼎再次被罢相外放。此后，秦桧独揽大权，大肆打压主战派，南宋朝廷陷入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