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瀚的亲情与乡情

半角斋

作者：张淑昆（张仲瀚堂侄）

本文编辑：半角斋

节选自《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魂系天山》

1975年5月，随着贺龙案件的大白于天下，张仲瀚结束了8年零3个月的牢狱生活，住进北京解放军总政治部招待所9楼219号房间。1976年2月，张仲瀚的侄子张淑昆等一行亲人来到招待所看望二叔，张仲瀚见到亲人，言语哽咽，眼泪夺眶而出。

亲人们本想对二叔倾诉“十年浩劫”中受牵连遭受的种种苦难，但看到二叔枯干衰弱的病躯，欲言即止，只是以“还好”二字互致问候。

一天晚上，月亮很亮，他们没有睡意，张仲瀚终于谈到了他的被害，他的狱中生活。他告诉亲人们：他住的监狱，是4 米见方的房间，内有一桌一椅一床。每天的作息时问既严格又苛刻。例如，每晚8 点半是写交待的时间，你就得坐在那张桌子跟前写交待：不写也得坐在那儿，不能坐在其他地方，更不能躺在床上。如睡觉的时间，你又只能躺在床上而不能坐在椅子上。

“每间房子都有人监视吗？”

“不，不用每间房有人。那牢房一栋10间，建成圆弧形。圆弧所对的圆心点是个岗台,台上一盏水银灯昼夜亮着。牢房对着岗台的一面,门窗很大，全是玻璃，在水银灯的光照下，内外通明。岗台上的执勒人员不用转身，便能看到每个房间的角角落落。任何人的一举一动，都瞒不过执勤人的眼晴。紧张的时候,执勤人员荷枪实弹,两小时一换岗，岗岗都有记录，仔细交接。”

“伙食标准是每月24 元。早晨是半碟咸菜,一碗稀饭，一个馍。我吃不惯那馍，菜很淡，我的口味重。”

“最恨的是他们不让我劳动，如果让我劳动几个小时，我的身体也不会垮成这个样子。”

张仲瀚又对亲人们谈起了兵团17年的发展： 10个农业师的建立，近百个工矿企业的布局,开荒面积的扩大，生产总值的上升，利润的增长，产品的提高，兵团物资的上调和外运……。一谈起兵团，他竞倒背如流，—口气说出了近百个数字，有时竞说得大家笑起来，全忘了劫后的苦难和悲慘。

张仲瀚故乡沧县崔尔庄的父老乡亲，在文革中多次接待了来自中央专案一办的外调，无论外调人员如何“诱导、启发”，他们没有一个人昧了良心说半句假话，一口咬定张仲瀚是革命的，并用党籍和人格做担保。

当故乡的父老乡亲获悉张仲瀚出狱的消息，便纷纷到北京看望，张仲瀚热情地接见了他们，问他们家乡的生活境况。当村干部转达张叶金的母亲向他问候时，张仲翰立即激动了起来：

张叶金当年随张仲瀚抗日，在七一九团当炊事员，贺龙来团里视察，吃得很满意，问起炊事员是谁，张仲瀚向他介绍了张叶金。贺龙回到师部后,打来电话：“我在大帅(他叫毛主席为大帅)那里吃过饭，那饭还不如在你那吃的味道好,我想调他去给大帅做饭。”

张叶金到了中央机关,正赶上任弼时有病,于是调去照顾任弼时。后来任弼时把他送进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

解放战争时期，他随部队南下,曾担任先头部队警侦连连长。

湖南解放后，转业做地方 工作。1953年“打老虎”(即当时开展的反贪污斗争)，竟把他当“老虎”给镇压了。张仲翰说，如果提前一天知道，他会致电湖南，先保下他的性命。并对村支书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要实事求是。不管湖南给他做什么结论，我们都要把他的母亲、兄嫂做革命军烈属对待。1989年，张叶金案已彻底平反，党和政府做了大量的善后工作。

张仲瀚关心家乡的生活状况，一再嘱咐村干部:想办法打两眼机井，造几十亩水浇田,保住父老乡亲们的温饱和安定,就是你们最大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