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第二十一军（文化篇）（二）抗美援朝纪实

鲁宁

编辑：夏鲁宁

1951年2月，21军参加华东军区高级干部短期训练班的同志在南京合影留念。

说到文化建军，21军有着光荣的历史传统。早在红军时期，高敬亭就指示红28军政治部，在官兵中教唱红军歌谣，认读和书写标语，抗日战争爆发后，湖北省委在七里坪设立培训班，由后来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负责，培养抗日骨干，高敬亭得知后，对培训班大力支持，并抽调了许多同志充实到4支队中。文韬武略的彭雪枫在竹沟举办教导大队，从武汉、南阳、洛阳等地招收了几百名学员，并亲自授课，培养出了几批军政全优的人才，输送到新四军各部队，而且成立新四军最早的抗日军政大学，毛泽东也多次指示彭雪枫，要招收大批知识分子及半知识分子参军，而他创办的《拂晓报》、拂晓剧团享誉全军，为部队培养出许多笔杆子。特别令人敬佩的是，每有战斗，彭雪枫必亲临一线，但要求一定将知识分子放到二线或转移到安全地带，并派专人护送，从而为部队保存了大量的人才;薄一波创建的山西新军决死纵队的骨干，大多来自知识分子，并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八路军、新四军……

然而，由于长期的战乱等原因，部队整体文化素质十分低下，文盲干部占到50%，文盲士兵占到80%以上，不少基层干部不认识文件、地图，传达不了命令，搞不了思想动员。有的同志因为没有文化，进了城市后连街都不敢上，甚至闹出了许多笑话。

对此，军党委非常重视全军的文化学习，决心摘掉文盲帽子，攻上文化山，成为掌握文化的主人，进一步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部队按总政关于“扫盲为主，以干部为重点”的指示，制定了详细的计划。以50%的训练时间进行文化教学，印发了文化学习课本，配发了学习用具，成立了各级文化教育委员会，设立文化教育办公室，由各师团政委担任主任，统一组织领导向文化进军方面的工作。以在职教育为主，离职教育与在职教育并进的方法，举办了各种文化学校。连队采取学校的形式，进行初小教育与高小教育;团以上的各级普遍举办了在职的文化学校，设立初小、高小、中学等班级;军办速成小学和速成中学。在课程设置上，开设了语文、算术、自然、历史、化学、地理等，力争使一般战士及初级小学程度以下的干部达到高级小学水平，使一般相当于高级小学程度的干部达到初级中学水平。

由于向文化大进军运动是部队有史以来第一次，让这些长期操枪弄炮的英雄们坐下来学文化，有不少人想不通。说什么过去打了十几年仗，没有像现在这样讲文化，照样打了胜仗;打仗不是靠笔杆子，还是要靠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现在胜利了，没有仗打了，又要开展文化学习运动，真受不了;坐在那里不动学文化，比罚苦工还难受……动员会上，汤光恢政委说，中国革命之所以成功，根本原因就是我们有一个伟大的理论指导，而这个先进思想的引进和运用，就是首先依靠知识分子的大力传播。像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无一不是文化学习的典范。我们之所以能推翻三座大山，是因为我们在思想领域代表着人类前进的方向，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在轰轰烈烈的教育动员中，宣传部门收集了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彭雪枫、罗炳辉、张爱萍、张震等人刻苦学习事迹的同时，还将古人“悬梁刺股”、“燃获夜读”、“囊萤积雪”等刻苦学习的故事印发到部队，提出了“向文化进军”、“攻占文化山”等口号。并通过一些苦涩的反面事例，诉说没有文化的烦恼。如某日夜间，有三个连在被日军包围后，连长组织了几次突围均未成功，就设法写信给团部送去报告情况，但没人会写字，只好画了幅一个人趴在碾盘上的画送到团部，团领导研究了半天才弄明白，原来他们突围不出来，就与敌人进行推磨式的转圈子打巷战。还有些同志登台诉苦，控诉旧社会因为没有文化而受的蒙骗和剥削;有的同志说没有文化，不会读信、写信，就是找一个代笔的人也不容易……通过教育，大家纷纷写下决心书，有的发誓一百天内不摘掉文盲帽子誓不为人;有的给自己“约法三章”:一不去公园，二不上街，三不去影戏院。

在师资方面，由于21军一直重视文化建设，注重招收、培养知识分子，因此在开展文化大进军上，较兄弟部队可谓是得天独厚，

1951年1月，61师卫生处全体于浙江温岭合影。

特别是在驻守杭州的三天时间内，积极动员了百余名青年学生参军，进军台州后，又有1000余名知识分子报名参军，并补入连队任宣传员、文化教员，部分同志还进入各级机关，极大地提高了机关的指导能力。所以，这次文化教育，21军每连有教员、每班有骨干。

虽然大家表了决心，但在最初学习的时候，有些战士仍不想学、吃不消，开始闹情绪。21军离休干部沈琪同志曾是当年从浙江入伍的知识青年，他讲了这样一个事例:我在连队任宣传员时，小炮班有个同志叫史战友，是个神炮手，只认识十几个字。在刚开始识字时，每天只教一个，他还乐意接受;每天教两个字时，已抱有情绪，于是我们在教育的同时，用自己仅有的津贴费买烟让他抽，以调动其积极性;但当每天教三个字时，他开始发脾气，“这又不是吃饭，叫我多吃几碗我都行。要我学一个字还可以，现在要我学习三个，还不要了我的命……”

当然，这只是向文化大进军初期遇到的一个小小的困难。在教学过程中，教员们针对有人不想学的情况，想方设法，调动大家的学习积极性，如教战争中常用词时，就先对大家说:你们打了十几年仗了，是英雄，像进攻、防御、战斗、枪、炮、子弹等字词都应会读会写;教生产常用词时说:大家都是贫苦农民的儿子，在家都是种地能手，而种地离不开种子、肥料、铲、镐、犁、牛、马等字词吧;教生活中的字词时说:我们每天吃饭、喝水、说话，与柴米油盐打交道，这些都应会认会写吧。后来，部队大力推广了“速成识字法”、“速成写话法”等形象的方法，认生字时先是“拿起拐棍”，即认识并记住注音符号，学会拼音方法，然后跟着教员高声拼读一个个生字。

为了速成，在教学进度上实行“能飞的飞，能跑的跑”的办法。随着教学的深入，按接受能力差异，对学员进行重新编班，分成进度不同的几个小组。这样就需要更多的教员，各单位又把一些适合当教员的文书和有一定文化的战士抽调出来，充实教员队伍，同时把部分文工队员、机关工作人员临时下到基层，加强文教队伍的力量。

“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经过三个月的文化教育，真可谓是突飞猛进，以前一字不识的人基本上识字1500字以上，消灭了文盲，不少人达到了高小毕业或初中文化水平，干部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增长到10%以上，多数同志能逐步阅读报纸书籍，记笔记，写家信。

文化大进军不但使大多数“睁眼瞎”脱了盲，而且涌现出了像55师师医院通信员崔八娃这样的作家。崔八娃以前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在向文化大进军的活动中，在教员的辅导下，3个月学完了6册语文课本，从学习作文到编快板、创作故事，最后写出了以自己亲身经历为素材的短篇小说《狗又咬起来了》、《卖子还帐》、《一把酒壶》等文学作品，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文艺》等报刊上发表，其中《狗又咬起来了》被编入了全国小学课本，并被翻译成7种文字，转载于其他一些国家的报刊。当年江南参军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当教员的同时刻苦学习，在各行各业涌现出了不少人才，如作家戈基、章骥、薛克扬等，党史学家邵维正，历史学家汤纲，画家霍明、王龙、裘堂、郑朝等，书法家胡丁，集书法家与篆刻家于一身的刘江，工艺美术家文井，舞台美术家陈启，被誉为“中国竹笛大师”、“江南笛王”的赵松庭等。另外，通过文化学习，不少指战员提高了军政水平，后来陆续成长为军队和地方重要领导干部，其中省军级干部主要有蒋金锵、罗邦杰、罗融春、胡运春、胡世浩、李启录、邵维正及女外交官杜勇等。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军后来又涌现出许多文艺家，主要有作家李敏杰、杨闻宇、晓音及诗人雷抒雁等。

1952年底，我军奉命赴朝参战，向文化大进军也告一段落。这次运动虽然时间不长，但收获巨大。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当时以扫盲为重点的运动本身，对部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对改变部队文化结构，提高部队军政素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后来的抗美援朝作战特别是回国后的国防建设、经济建设储备了大量人才，也为21军向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迈进起到了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志愿军第二十一军女战士在扬州。

金少华口述回忆录

金少华口述：

我于1951年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21军61师卫校学员。

参军不允许自带行李，否则同学中有的就会带着皮箱离开家。我们部队从温岭出发，第一晚到达泽国，第二晚住在路桥，第三晚住黄岩，翻山越岭，用了一周的时间步行到达宁波。在行军路上，有些女战士的背包都被抢着背到了男战友的肩上，他们都是负责防疫工作的。我坚持自己的背包自己背，在行军路上还立了四等功一次。

在宁波我们的学员分别编成三个区队，每个区队有三个班，另都有一个从部队原有卫生工作者抽调的老兵班。蔡惠芳是我的入团介绍人，(两年前我们在西安相见)。那时候，有些大年龄的女同志开始谈恋爱，听说“某某被某首长带走了“是常有的事。学习结束后，1951年12月我被分配到后勤门诊室任见习卫生员，1952年6月又抽调到师医院工作。随着朝鲜战争的变化，我们的部队拉到宁波的农村进行训练一段时间，为部队入朝做准备。部队返回宁波后，部队进行文化“扫盲”，我被选去担任教员，扫盲的对象大都是来自部队的炊事班，从“玻”“泼”“牟”“佛”的拼音开始，因此我还被评为三等功。

1953年1月，我被调到61师通讯连担任卫生员，部队乘船经过上海吴淞口到达太仓，我们当时并不知道部队已经向北移动。部队坐着火车来到东北通化，到达通化时感觉很冷，戴的口罩一下就被冻住了。1953年2月，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1师182团大车连卫生员，一共四个女同志，两个是护士。在路途中，已经有一批同志直接去了内蒙古，在那里接手一批马匹。我们到达后便待命，上级派训兽师驯服这些烈马，给它们套上大车，还要适应战场环境。大约4、5月份，在一个黑夜，我们随着大车连进入了朝鲜。大车连的运输工具主要是骡马拉的大车，担负运送物资的任务，往返于后方与前线之间，而作为卫生员就是做好指战员的保障工作。美国佬在前线一次次的失败之后，把重点放在打击破坏志愿军的后勤补给运输线上，所以，我们每次穿越封锁线的时候，炮火连天，硝烟弥漫，不时有马车被炸，或者翻车的情况发生，牺牲和负伤的情况时有发生，我的战友马梅君，宁波人，她在执行向183团阵地运送弹药的时候，被敌人的炮弹炸断双腿而不幸牺牲。

开始，我们没有战场经验，紧张而且害怕，可最最害怕的是女兵晚上站岗，一有风吹草动便十分紧张。运送物资的时候，车上装着辎重，老兵教我们紧紧拉着马尾巴不松手，避免意外的发生。曾经因为太累了，也是因为年龄小，一次夜里行军的时候，我抓着马尾巴居然睡着了。战斗部队住处离我们很远，要翻个山头，那天报告有人肚子疼，我随医助赶到现场，发现病人已经死亡了。

我们部队是在抗美援朝的后期入朝，后来所有女兵又被从团里调回到师里，所以我们直接接触战斗的机会很少，我们一直保持高度戒备，时刻准备抢救受伤的战友。停战期间，我们部队负有监督对方执行停战协定、交换伤员和双方配合交接阵亡士兵遗体的任务、有的同志还有机会随“纠察”人员进入美军营区，亲眼目睹美军的营房、后勤和医疗保障的设施。1953年底，我们所有女兵先期回国。

回国后，我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0九三一部队妇干队，先驻扎在曲阜，这是21军的后方留守处，那时候有孙秀春、章宝丹等，住宿仍然在老百姓的家里，地上铺着草，然后铺上雨衣，我们就睡在上面。大约3月份，我们前往扬州学习培训，为接下来的分配做准备。之后，我们中间有人去了南京学习，如陈一奋，毕业以后留在南京工作。张凤仙到常州102医院、章宝丹到杭州、孙秀春去了徐州的88医院。我们有8个人被分配到无锡第五陆军医院，后改为无锡一0一医院。之后各自的去向:金雅云调去上海、桂声云去了临海、张婉清去了福建、林德仪去了南京、陈彩章去了西藏、陈宝娥去了六合、蔡秀云去了镇江，最终八个女同志只有留下我一个，一直到1964年才离开部队。

这一组照片拍摄于1954年3月。尚在春寒料峭的时节，扬州大运河水闸背景前，我们班(都是来自21军的女同志)的战友们合影留念。虽然没有“烟花三月下扬州”的景色陪衬，没有佳人淑女般的浓妆艳抹、俏妆打扮，但是，我和我的战友们风华正茂，英姿飒爽，威风凛凛，展现出经过战火洗礼的革命军人特有的气质，就像一群圣洁玉女的“雕塑”，凝固历史，永存记忆。我们自豪，因为我们天生丽质，年轻漂亮，倾国倾城，更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士，我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女兵，我们是祖国人民最可爱的人。

(金少华九十周岁周旭莅执笔)

二0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于无锡

志愿军第六十一师一八二团女战士金少华。

金少华简历：浙江温岭人

1951年1月——51年12月，21军61师卫校学员。

1951年12月——1952年6月，21军61师后勤门诊部见习卫生员。

1952年6月——1953年2月，志愿军第61师通讯连卫生员。

1953年2月——1953年10月，志愿军第61师182团大车连卫生员。

1953年10月——1953年12月志愿军第61师卫生营卫生员。

1953年12月——1954年5月志愿军0931部队妇干队学员。

1954年5月——1959年解放军第五陆军医院（后改101医院）护士。

敌 前 整 编

戈基回忆录：

1953年11月，朝鲜停战后4个月，志愿军部队进行整编,一八三团是六十一师先行单位,配备了长春汽车制造厂新生产的20台解放牌卡车和2台吉普车，组建了汽车连、炮营，增编了三个步兵连。团政治处撤销股一级的编制，股长改为“四级助理员”，我也从宣教股调任政治处秘书，全军除军文工团外，女兵一律回国集中学习或安排转业或投考大学院校深造。

这次整编是我军一次历史性的重大改革,是向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开始。我在日记里记述了整编后部队出现的新面貌、新气象。

11月23日 天晴

干了三年多的宣教工作今天结束了，新的秘书工作从此开始。

这次整编,满以为可以下连队工作了，因为整编前，非“官方”向我透露:要分配我到x连当副指导员。我很高兴。暗想，这下好了，下到基层和战士们一起，有更好的锻炼和学习机会了;谁知，又起了变化，政治处人员不动，我虽然不当宣教干事，改任政治处秘书，但“换汤不换药”，半斤跟八两都是一回事。很想找团首长提个意见，不应老把我放在机关里，大家换换班。可是又想,提意见没有用。闹不好，还会挨一顿批评。整编动员时，王铿政委已警告全团干部:“这次整编，是我们团向现代化、正规化进军的开始，整编后，武器、装备加强了，机关精简了，扩大了连队建制，打仗的人多了，打起仗来，胜利更有把握了。这是全军的大喜事。每个干部都要拥护这次整编，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分配，叫你到哪里干就到哪里干，任何人不许提意见。思想不通，说明不愿接受新事物，跟不上新形势。如果闹情绪，就要受纪律处分。”

师政治部秘书马骏也想离开机关下部队工作。他写信告诉我:刘建功政委在向师直机关干部整编动员报告时说:“干部要听上级的分配，不能强调任何理由，不管他的理由如何充分，总之都是不合法的。如果有人搞不通思想，闹情绪，那么，首先关起来再说……"

乖乖，真吓人!

秘书，是一门新的工作，毫无疑问，会给我带来很多困难。这次整编，军委对各级领导,机关参谋、助理员，后勤、连、排干部，文教、文书，都制定了工作条例、职责分明，就只团政治处秘书没有“条例”。工作怎么做?无法可循，无据可依。直到整编后三个月，1954年3月，军司令部政治部联合发了一个文件:“对团政治处秘书职责及几个有关问题的初步规定。”

3月15日 天晴

今天，收到一份军司令部、政治部的联合通报:“对团政治处秘书职责及几个有关问题的初步规定。”

通报开头这样写:整编以后，根据各师、团政治机关和有关人员反映，团政治处秘书，由于工作职责不明确，缺乏上级业务部门的指导，因而工作状况紊乱，影响效率的提高，不少团政治处的秘书提出了“干些什么工作”和“怎样干好工作”的问题。本部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除责成军、师秘书科(室)于今后重视对团政治处秘书的业务指导外，特对团政治处秘书的职责及几个有关问题作如下初步规定，在上级未颁发政治工作条例前，应按此执行。

一、在政治处首长的指示下，负责起草一般性的通知、通报、报告等文件，并对以政治处名义上报和下达的文件协助有关人员作文字上的修正，提出意见供首长参考。

二、负责团政治处的保密工作，按上级规定，定期清理和登记政治工作的文件、书刊，并对发给营连政工干部的文件实行定期的检查和收缴。

三、收发全面性的政治工作文件和书刊，并负责管理政治处的文件档案(业务性的文件由各有关助理员自行保管)。

四、经常搜集综合部队政治工作情况，提供给首长作参考，并正确地向首长反映机关干部的思想情况和对领导、对工作的意见。向管理部门反映干部生活上的意见。

五、协助政治处首长督促机关干部履行工作、生活制度，如值班、会议、作息、计划工作等，发现缺点及时向首长反映，以便克服。

六、协助首长作部队全面性的工作材料的整理，并负责处理军内外群众来信(不包括家属寻找革命军人的来信)。

七、尽力协助团司令部管理股改善政治处的工作所保证条件和干部生活。

八、认真进行军事、政治、业务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工作水平。

原先，我以为我这秘书是收发文件、政治处管理事务的“小管家”，不需要多花脑力劳动，工作单纯而轻松。看了军的这份“团政治处秘书职责”，让我吓一大跳，我这团政治处的小秘书，“要起草文件”，要“经常搜集、综合部队政治工作情况”，要“正确地向首长反映机关干部的思想情况，对领导、对工作的意见”，还要“协助首长督促机关干部履行工作职责，及时向首长反映情况”。我的责任之重、工作范围之广、“权力”之大，几乎成了政治处的秘书长，主任的副主任。我怎么干得了如此重任的工作?我望而生畏，感到沉重的负担，巨大的压力!

志愿军第二十一军女战士在扬州。

让我欣慰的是，新来接任政治处领导的是我参军后在二十一军文化干部训练班四队学习时的指导员朱恭文。朱恭文关爱我们刚刚投笔从戎的知识青年。由于我爱好文学美术，在文干班主办墙报，受到了军文干班领导和宣传部门的称赞和好评。在奉化公演歌剧《王秀鸾》中，我扮演“三秃子”，得到观众的喝彩，从那以后朱恭文见到我就笑眯眯地叫我“三秃子!”

我的“才能”和学习努力、思想进步得到朱恭文的器重，在文干班学习期间，被吸收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学习结束，还被评为“学习模范”。这次整编，让我当政治处的秘书，也许是他点的“将”。过去的老领导，现在成了顶头上司，是历史的巧合，还是缘分?用西方流行的话来比喻，是“上帝的安排”。朱恭文同志平易近人，我和他有着亲密无间的“老关系”，他对我很信任，我无拘无束，我的秘书工作很好做。

朱恭文虽是个文职领导，但工作雷厉风行，令行禁止，以身作则，对自己、对下级要求很严。他一上任，就抓政治处的正规化建设——集体办公。

部队整编时，我们团部还住在战地510东沟，团首长和机关干部刚搬出坑道，住在临时搭建的几间简陋的木板房里，没有办公室，没有桌子板凳，写材料、学习、开会都在“宿舍”进行。现在向正规化进军，集体办公就遇到很多困难。我在1954年1月4日的日记里，记述了政治处第一天集体办公的情景。

1月4日 天晴

今天开始集体办公——向正规化进军!

很早，上级就要求司政机关建立集体办公制度。“集体办公”，说来很简单，大家在一起工作、一起学习，一起研究问题，可是要“大家一起”，很不容易。有的说，“大家在一起工作不方便、不习惯”，有的说“写材料要独立思考，在一起工作受干扰”，有的说:“我们在国内住民房，和平环境，没有建立集体办公，现在在朝鲜、在前线阵地上，停战虽已5个多月，但大敌当前，连队干部战士随时在准备打仗，机关干部却坐在办公室里集体办公，这不符合战备的要求，是搞形式主义!”由于有抵触思想，对实行正规化集体办公的信心不足，他们说:“干不了几天，还不是老样子，你干你的，我干我的，貌合神离，最终宣告解体….…”

朱主任有鉴于此，在实施集体办公之前，就给大家打预防针:“集体办公的制度一定要建立，一定要坚决执行，哪怕只有一个人在‘家'，也要到办公室来办公，坚持到底。”

我是政治处秘书，要带头贯彻执行。我找了一块木板，写上“政治处值班室”五个大字，挂宿舍兼办公室的门口，并编一张干部轮流值班的时间表，开展集体办公。

工作要正规化、生活也要正规化。从最近贯彻条令的情况看，进步很大。每星期二上午，两小时的军事操练，不论干部大小，上自团长、政委，下至参谋、助理员，公务员，都必须参加。起床时间一到，哪怕天还没有亮，哪怕气候在零下30多度，就得紧急集合，在山沟里跑步、做早操。晚上熄灯时间一到，就停止一切活动，就寝睡觉。有特殊情况，必须按条令办事，向管理股请假，我们团机关有史以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紧张过、正规过。

政委王铿经常说:“我们志愿军正规化建设已经落后了，国内解放军老大哥的正规作风已经树立得非常牢固了。过去我们部队执行战斗任务，环境不允许、没有条件建立正规化的工作和生活制度，现在不打仗，如果不加快建设，就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达到向现代化、正规化进军的要求。因此，我们每个干部都要坚决贯彻军委颁发的条例，令行禁止，加强组织纪律性，提高战斗力，把我们团建设成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钢铁部队!”

1955年1月，我在日记里还记了“贯彻条令随笔”和一次“早检查”的情况。这两篇小文章都在《志愿军报》上发表。

1月16日 贯彻条令随笔

一、中心的中心

贯彻条令是一九五五年中心任务的中心任务。自去年正规训练实施以来，部队在军事技术、政治和文化水准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在部队的纪律上、作风上进步还不快，因此志愿军党委提出一九五五年要坚决贯彻条令，并要求做出成绩。这一指示下达以后，劲头很大，党内党外都作了动员，干部编了班排，早操、集会，看电影、上课，不论干部大小，都要整队入列。政委、团长指示说，我们必须在工作制度，工作方法、生活作风上来一个彻底的改革，做到官像官，兵像兵，工作要正规，生活也要正规。

朝鲜人民军两位女护士，在金城反击战中，冒着敌人炮火奋勇抢救我军伤员，告别代表团成员俞越、姚北发与两位护士合影。

二、月亮底下出早操

贯彻条令的具体表现之一出早操。过去，机关的早操是极不经常的，有时两个月不出一次操，有时出操了，只有几个人，个别“死角”睡懒觉，首长去请他，他还是不起来，“你出你的操，俺睡俺的觉”，好像他是老百姓，条令与他无关似的。

现在不行了，不但按时出操，而且按时工作和休息了。有事情需要“开夜车”和迟起床也要请假，否则就得受批评。从最近几个月来看，团部的早操是与以往大大不同了，只要起床号一响，大家就立即起来，集合钟一敲，马上集合，迅速准确，时值冬天，寒风刺骨，有时起床天漆黑，有时月亮没下山，而我们却在操场上迈开步伐喊起一、二、三、四的响亮的口号了。

机关干部之所以能认真贯彻条令，一方面是经过教育提高了干部的自觉性，另一方面，首长带头，上行下效。过去对贯彻条令之所以机关不如连队，干部不如战士，其主要原因是首长没有执行。因此，雷声大，雨点小，先紧后松，终至无影无踪。现在，团长政委带头执行，出门自带枪，起床钟一敲就起来，以身作则，对大家启发很大,“死角”也消灭了。

三、老字辈和小字辈

贯彻条令进步的另一表现在举止称呼上，现在不仅下级对上级，战士对干部有礼节，而且同志与同志之间，平级之间也都有礼节。请示首长和报告，一切都按条令办事。不过，在称呼上还有一个普遍的缺点是老、小称呼，有的干部往往用小王、老李来代替名字，游击习气，上级虽然再三强调，但习惯成自然，一时改不过来。王副团长在点名时说:魏景祥已经三十多岁了，有的同志却还叫他小魏。

习惯是不容易改的，但坏的习惯必须改掉。列宁同志好像说过这样一句话:不能克服坏习惯的人，一文不值。

其实，社会能改革，习惯就更能改革了。

2月5日 早检查

早操回来，王副团长对司、政机关的干部进行早检查。

排长(周参谋)整理好队伍，向副团长报告了人数之后，早检查便开始了。“你的手枪号码是多少?”王副团长问唐助理员。

这简单的，想不到的问题把唐助理员难住了，他满脸通红不好意思地回答:“忘记了。”

“你呢，号码是多少?”

李助理员略加思索，响亮清脆地回答:“174。”

王副团长把李助理员的手枪打开一看，皱皱眉头说:“你回答的是三个字，可是枪上却刻着五个字:00174。”

王副团长又问张参谋:“枪里装着几发子弹?”“三发!”张参谋大声回答。

“怎么搞的，三发子弹哪里去了?”王副团长打开张参谋的枪一看，一颗子弹也没有。

“喔!上次打靶之后，我忘记再装子弹了。”“照你说来，你的枪有一个多月没有装子弹了。”张参谋的脸涨得通红，笔直地站着不动。

“同志们!”王副团长检查完毕向大家讲话，“平时机关干部经常教育部队要加强战备，经常下去检查战备情况，警惕性如何。可是看看我们自己做得怎么样?不记住枪的号码，遗失时怎么找?不装子弹，不知装几颗子弹，突然碰到情况怎么应付?机关干部不应该只叫连队做，更重要的是自己做，带头做，做出榜样来.."

早检查结束后，大家都忙开了，擦手枪、装子弹….十分钟的早检查，却给机关干部上了一堂生动的战备课。

志愿军第六十一师干部在朝鲜“三八线”

　　一次战争与和平的讨论

二十一军领导非常重视部队的文化教育，整编一结束，就组织连队学文化，向文化大进军。朱恭文主任没有让我这个秘书成天坐在办公室里“办公”，而是叫我走出办公室，到连队了解情况，做政治工作。部队整编后，我在1953年12月的日记里，记着随他到前沿二连蹲点的情况:

12月7日 雪花飘

昨天是很好的天气，晚上，皎洁的月亮还高高地挂在天上。可是，今天起来，一片白雪，一大朵一大朵的雪花还在空中飞舞。严寒的冬天已经来了。

吃过早饭，和方荣会一起下连，山路很滑，行走非常困难，未开始爬山，就跌了一跤。

在这风雪飘摇的日子里，我不由想起了出国行军的情况，那时候，每人扛着50 多斤的东西，在漆黑的夜里，在高高的山岭，踏着冻滑的公路，走着，走着，虽然走几步，跌一跤，但不觉得苦。现在仗不打了，爬上雪山就感到很困难，气喘吁吁。有人说“在什么环境里就有什么思想，在什么环境就有什么行动”，似乎有些道理。

在一营部吃中饭，饭后朱主任召集我们开了一个会，交代任务，并给我们分了工:文教助理员方荣会了解文化教育;青年助理员田桑了解青年团的工作;我了解部队思想情况。接着，就动身去二连，到二连已是两点多钟了。为了便于了解情况，我决定住到班里去，同战士一起生活，接触时间长了，人熟了，了解情况就容易了。

指导员见我要住到班里去，感到不合适，觉得我是从机关下来的，不应跟战士同甘苦，一定要把我留在连部，让通信员照顾我的生活。经我说明缘由，也就同意我的意见。吃过饭，三排长把我带到他的排里。很久没有下连了，现在一看到班里战士，感到格外亲切。

晚上，三排长召集正副班长向我汇报了目前部队的思想情况。从他们的汇报中看出，部队思想是稳定的，学文化的劲头很大，只是在学习动机上，有些同志还没有与“学文为武”的目的结合起来，他们认为学文化是为了自己。

12月8日 天晴

山上的气候比山下冷。

今天参加听文化课，全连三个课堂，给我的共同印象是同志们的学习很认真，很专心。虽然，学习的条件较差，没有桌子板凳，房子小，一堆人挤在一起，学习很不方便，但学习情绪依旧很高，分析起来，不外乎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明确了学文化的意义。他们知道不学习文化，就不能建设现代化国防军;不提高文化水平，工作、学习很困难，当不好现代化的国防战士。

第二，学文化对自己有好处，与个人利益没有矛盾。有个战士说得好:“打坑道打在哪里丢在哪里，学文化学到哪里带到哪里，永远丢不了。”有的战士说“学了文化，可以写信不求人，对父母、对老婆想说什么就写什么，很自由，很方便。”有的战士说:“学了文化，将来复员回家，摆个豆腐摊，记账也方便。”

第三，学文化比打坑道快活，虽然，坐在课堂里，手脚冻得发麻，但比出大力、流大汗的坑道工作要好、轻松得多。

我问了几个同志，学文化有什么好处?他们大多这样回答:在旧社会，家里穷得吃不上饭，没有钱进学堂。不识字，像瞎子，到处吃亏。现在上级叫咱们学文化，挺高兴，学了文化，写信不用再去麻烦别人了。只有少数同志这样说:“不提高文化不行啦，新式武器发给你不会使用;连长上课，光用脑子记不住，如果识上字，记个笔记，学习就方便了。要当现代化的国防战士，就一定要提高文化，否则，兵都不能当了。”

现在，学习还未正式开始，学习前必须做好动员工作，端正学习态度，树立学文为武的思想，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12月9日 天晴

晚上，开了一个各种类型人物座谈会，参加开会的有党员、团员，有群众，有人伍不久的新战士，有四五年的老兵，有好讲怪话的后进战士，也有在班里起积极带头的骨干。

我出了一个讨论题目，“为什么要学文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学文化?”我想通过这次讨论，进一步了解战士学文化的动机。一开始，发言就很踊跃，从他们的发言中，大体上有这几种类型:老兵因去年在国内学过3个月的文化，

志愿军第二十一军“巾帼英雄”在朝鲜

进行过思想动员教育，大道理没有忘记，他们说:学文化是为了建设现代化国防军。新战士看不远，只想到对自己有好处，他们认为学文化是上级照顾，让他们翻身。虽然这些人的动机有好的，也有不正确的，但对学习都挺乐意，在二连，不想学、不愿学的人几乎找不出一个。

在讨论“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学文化”时，认识就不同了，有的说“现在坑道打好了，防御阵地筑好了，不学文化干啥?”有的说“打仗时学军事，不打仗学文化，反正上级不叫你闲着就是了。”有的说“仗不打了，学军事没多大用，当然要学文化。”……从这几个人的发言中，我感觉战士对形势的认识似乎有些模糊，于是，我停止了这一问题的讨论，叫大家谈谈对目前形势的看法。

可是，出乎意料，我宣布讨论题后，竟无一人发言。我大惑不解，只好说“随便谈吧，有什么讲什么”。

沉默，一片肃静。

“怎么不发言了?”我问。

“咱可不犯自由主义，乱估计，乱发言会挨上级批评。”一个老兵开了腔。噢，我明白了，他们不是不想讲，而是不敢讲。是的，战士聪明得很，有些话宁愿闷在肚里，不跟别人说，说了没有好处。现在，人这么多，又看我是团部下来的干部，当然更不敢讲了。要他们说心里话，首先要打破他们的思想顾虑。我说:

“讨论问题，要发挥自由思想，什么叫自由思想呢?就是不管说得对不对、正确不正确，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统统发挥出来。只有这样讨论才能深刻，才能解决问题。

发挥自由思想，不是犯自由主义。什么叫自由主义呢?当面不讲，背后乱谈，乱广播，这才叫自由主义。现在咱们是讨论问题，谈个人对目前形势的看法，不管看法对不对，都可以讲，大胆讲，上级决不会批评你们，依了不赊(注:朝鲜话，没关系)。”这一说，同志们都哈哈笑起来了。

“好，我讲!”炮兵团补充来的老兵李文德第一个发言:

“依我看，目前的形势和的可能性大，再打的可能性小。李承晚在停战时不是说过这样的话么:如果3个月后，高级政治会议开得不好，达不到他的目的，他就要重新发动他的部队，打过三八线。现在停战已经4个多月了，李承晚很规矩，没有行动。朝鲜战争，大概不会再打了。”

“和是肯定了!”战士伍银祥接着说，“今年春天，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一上台，就叫嚣要扔原子弹，计划在仁川两栖登陆，由于我们抢修工事，打坑道，作好了防御，艾森豪威尔终于不敢动手。现在，敌人被我们打得一败涂地，被迫停战了。我们的前沿阵地经过3个月的修建，更加坚固了，艾森豪威尔、李承晚当然更不敢轻举妄动，搞侵略了。”

“仗是不会再打了，如果要打的话，上级不是‘傻瓜’，还叫我们学文化?”战士任国栋大声道。

“根据形势，我估计、断定，至少最近不会打仗。冬天到了，气候越来越冷，天寒地冻，美国兵是少爷兵，他们怕死又怕苦，躲在工事里保命、哪敢出来送死!要打，也得过了冬天，到明年夏天，仗也不一定打得起来……"

随着以文化学习为主的整训任务的到来，给部队带来和平麻痹思想。这种思想对于我们面临敌人的侵略是有害的。当战士们发表了大同小异的意见后，我作了总结性的发言:“同志们的发言很好，发挥自由思想，敢于说真话。目前形势还相当紧张，美国不甘心他们的失败，狗急了要跳墙，艾森豪威尔还在公开叫喊要动用原子武器，来挽回朝鲜战争失败的耻辱。我们不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必须牢固树立“争取和、准备打”的思想和决心，一旦美国重新挑起战争，我们奋勇拼杀，要痛打落水狗那样，不管是少爷兵、老爷兵，来多少，打多少，把他消灭在汪洋大海里……”我的发言受到大家热烈的鼓掌。朝鲜停战后，前线无战事。但三八线非军事区经常发生冲突，敌人捣乱、挑衅，破坏停战协定，还派遣特务到朝鲜刺探情报，斗争十分激烈。我搜集了很多材料。根据我们一八三团非军事区发生的事件，写了一篇小说《全家福》，于1964年在山西《火花》文艺月刊发表。

朱德总司令在太原接见驻晋师以上干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