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修对中国教育的三大贡献

李保田 老教材库

　　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在教育界的代表人物当首推严修。现在学界一般将其定位为南开大学校父，其实他对中国教育的贡献远不止于此。他历任贵州学政、直隶学校司督办、学部左侍郎等职，不但参与了国家层面的教育决策、主持过省级教育的行政工作，而且还身体力行，兴办新式学堂。他的作为，几乎涉及了中国教育的方方面面。择要概述，其主要贡献有三：一是奏请设立经济特科，揭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影响了我国科举考试的走向；二是创办劝学所，为我国确立县级教育职能机构，以及为国家将教育职能由礼部兼管改为单独设立学部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三是身体力行开展新式教育，创办南开系列学校。以上三大贡献，都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

严修（1860—1929） ，字范孙，直隶天津人，祖籍浙江慈溪。其七世祖严应翘于顺治年间到天津经商，其祖父严家瑞开始贩盐。1860年，为避英法联军之乱，举家迁居河北三河县，严修就出生于此。至1862年，全家才迁回天津。后严修的父亲严克宽 被推举为长芦盐场的总商。严修幼年受传统教育，饱读经籍。1882年乡试中举，次年中进士，后入清翰林院任职。曾任清朝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会典馆详校官等职。

1894年，严修出任贵州学政。甫一到任，就发布了“观风”“劝学”“申明约束”等一系列告示，旨在转变学风、提振士气，告诫学子不仅要关心自身前程，更要以天下为己任，探寻国家富强的方略。在时文、试帖之外，尽可能在部分考试中用策论，引导学子通古今之变。如提问“历代舟师之制”、“自唐至明兵制得失”、“汉代边防”等，引导学子反思甲午战败，乃至晚近积弱之势。还倡导西学，让考生就“论泰西各国强弱”、“论西学之用与用之之法”、“论洋务”、“论化学之用”等论题作答。在八股取士的大背景下，严修的教育思想和改革措施成为了学界的一缕清风。

严修还结合贵州的实际情况，率先在贵阳学古书院（又名正习书院）开设西学课程，课程以经史、算学为主，兼习时务、政要。于传统学问外，尤其提倡算学，认为算学属古“六艺”之一，是士的基本素养。期间还亲自制定了书院章程、肄业条约和学规，形成了一套规章制度。还邀请贵州名儒雷廷珍和熟悉西学的郭中广分别担任山长与监院。为聘请懂微积分的算学教师，严修甚至还专门致信湖广总督张之洞请求帮助，张之洞举荐贵筑举人郭竹居回乡任教，最终如愿以偿。学古书院开设算学课程的时间，还要早于1897年开馆的浏阳算学馆。期间还改建官书局，并带头捐出养廉银一千两以解决资金短缺问题。新成立的贵州官书局集刊刻、销售于一体，加速了近代新思潮在贵州的传播。（杨杰 综合整理《南开大学报·戊戌维新之先声-严修督学贵州始末（陈鑫）》、《贵州历史笔记（范同寿）》、黔中书微信公众号相关报道《贵州教育报》 2024-08-28）

　　甲午战后，《马关条约》签定，康有为等人发起“公车上书”，身在贵州的严修，愈发感到改革旧式教育已刻不容缓。正如他在 《复柯逊庵太守》 中所言：“科举法之弊，人才之衰，至今斯极！ 若一无变通，似于作育之道亦有未尽。”经过一个时期的深思熟虑，严修于1897年12月16日上奏了对中国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奏请设经济专科折》，奏折详情如前文所述，奏请“请破常格，迅设专科，以表会归而收实用。”

1898年1月27日，总理衙门、礼部会奏光绪皇帝，认为虽然“所拟科立专名，不限额数，试凭保送，严责成，破资格，筹备经费六条办法，筹划亦颇周密”，但“揆之事理，窃恐难行”。将严修所奏请内容打了一个大大的折扣，而并无实权的光绪帝也只能接受现实，于同日谕旨：“国家造就人才，但期有椑实用，本可不拘一格。该衙门所议特科岁举两途，洵足以开风气而广登进，著照所议准行”。直到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于7月23日重新下诏，催立经济特科。确定该特科不同于传统的进士科，设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六项，特别强调科举考试以考实学为主，不再讲求楷法。（《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朱有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页）该举措虽仍然是一种改良主义，只是在荐举的基础上，将被荐举人纳入科举的考试程序，再按照被荐举人的特长，按六事一科分别选择录用，但也是在“有西文而无西学”的现状下向前迈出的关键一步，意义极为重大，《戊戌变政记》更将其称为“变法之原点”，可谓一语中的。而所定六事分别涉及不同的西学课程，对应着相应的教材，这也间接促使西学教材的编辑必然加快节奏。但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该举措也随即被废止。

严修奏设经济特科，是改良思想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自然体现，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虽然几经破折，当时未能实施，但还是对中国教育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接下来的废科举、兴学堂埋下了伏笔，也为致力于实学致用的士子指明了方向。严修离任后，贵州学界对他的政绩给以高度评价，还为他立“去界碑”、“哲学碑”，称他是“经师兼人师，二百年无此文宗”。

　　1897年末，时年38岁的严修任满交卸回到了天津，经历“第一次家居时代”，当时“清季负海内教育家之重望者，南曰张謇北曰严，此确论也。惟张为教育界之政治家，严则教育界之道德家，其所谓道德者，尤以家庭教育最著。”（《严先生事略》陈宝泉，《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汤志钧、璩鑫圭，童富勇，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53页）在这难得的离职闲居期间，严修就自己对教育的认知和这些年在贵州所采取的教育改革作了反思，认识到在官僚体制固步自封的大环境下，不可能实现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教育，如果自己能从私学做起，或许能够闯出一条路子。遂于1898年在家中开办了严氏家塾，聘请有共同理念，从海军退役的张伯苓先生任教。所学课程除了传统经典，还有英文、数学、理化等西学课程。这也是天津最早出现的近代教育雏形，后为响应清政府“废庙兴学”的倡议，1902年又联合林墨青、王寅皆等邑绅创办了天津民立第一小学堂，为天津近代正规小学教育之始。

1902年8月至11月，严修自费到日本考察,回国后，根据所见日本先进的教育体制再结合我国教育现状，认为女子教育尤为重要，决定先从女子教育入手，随即在家中又创办了严氏女塾，以自己的女儿、儿媳，以及亲戚朋友的女儿为学生。3年后，严修又把女塾改为一所包括小学和中学的严氏女子学堂。严修一贯重视女子教育，反对妇女裹足，在贵州学政任上就曾编写过《教女歌》，女塾成立后，还亲自编写了《放足歌》，教给女塾学生演唱。这些歌谣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并被广为传诵。这是天津第一所近代女学，也是我国近代创办较早的女学之一，《大公报》称它是“女学振兴之起点”。

1903年，严修又应天津府知府凌福彭、天津县知县唐则瑀的邀请，出面主持创办天津最早的三所官立小学，即城隍庙小学、河北大寺小学、行宫庙小学；推动设立普通学社、师范补习所和教育研究所，以储备师资人才；协助李金藻、胡玉孙、刘宝慈、刘潜、陈宝泉、郑炳勋、俞挹尘、徐玉笙等赴日留学生，入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深造。其中陈宝泉1902年任天津民立第一小学堂教员，曾协助严修创办天津师范讲习所。1903年由严修保送到日本留学，专攻速成师范科。回国后在教育领域颇有建树，先后编纂了《中国近代学制变迁史》、《民教相安》（与高歩瀛合著）、《国民必读》（与高歩瀛合著），还参与校订了商务印书馆出版，北京教育图书社编纂的《实用国文教科书》、《实用地理教科书》、《实用理科教科书》、教育部审定《单级·国文教科书》、教育部审定《单级·修身教科书》、教育部审定《单级·算术教科书》、《新体·国语教科书》等，成为著名的教育家。

1901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随即推行“新政”，于1902年5月在保定设立直隶学校司，总览全省学务。期间对严修在天津创办新式教育取得的成绩引起袁世凯的极大关注。

1904年2月4日，袁世凯为表彰严修捐资助学的义举，给清廷上《编修严修捐助民立学堂经费请奖片》，请求给予严修卿衔以资鼓励，严修得五品卿衔。同年4月21日，袁世凯又上《委五品卿衔翰林院编修严修接办学校司事宜片》，与直隶学校司原任督办胡景桂一起推荐严修接任直隶学校司督办。严修起初无意就任，以须赴日考察为由，要求缓期一年，袁世凯允其先就任再赴日考察。同年5月8日，严修赴保定就任直隶学校司督办。不久直隶学校司更名为直隶学务处并移署天津。严修于同年5月至8月第二次赴日考察。回国后仿照日本西方教育行政及行政管理办法，首创专门主管教育的机构劝学所，并以此作为地方教育行政机关，广设于直隶各府州县，主管各地教育事务。期间与张伯苓协商，决定将严氏家馆和王益孙创办的王氏家馆馆合并，筹设私立敬业中学堂。于同年10月正式开学，聘张伯苓为监督（即校长），成为南开学校的前身；同年11月，创建“保定初级师范学堂”（即现今保定学院前身），隶属于直隶省学务处。

　　1905年冬，直隶学务处又先后颁布《直隶学务处各署劝学所章程》和《续充章程》，使劝学所主管地方教育行政事务有章可循。其实质是，在清廷还没有设立学部这个专门主管教育的机构之前，直隶率先设立了直隶学务处主管全省教育，以下各府州先设劝学所主管各辖区教育。由于劝学所制度行之有效，后来被清廷在全国推广，同时也倒逼清廷及早成立了主管全国教育的职能部门学部。期间还创办了《直隶教育杂志》、安排高歩瀛、陈宝泉编纂《国民必读》、《民教相安》等国民读本，并编纂中小学教材。现今可见的中小学教材实物遗存有“直隶学校司鉴定·蒙学课本”“编译处编纂”版《物理学》、《全体学》、《历代史要》、《工学》、《东亚史要》、及《普通学歌》等，其中《普通学》包括了经学、史学、掌故学、天学、地文学、地理学、地质学、植物学、物理学、化学、算学、新千字文等十二门学科，由于实物无出版时间，尚不能判定那些是在严修任上出版。

　　据《大公报》1906年统计，直隶各学堂学生已达86652人，其中初级师范78处，计学生3999人，另建县传习所12处，学生504人，（南开校友【纪念严范孙先生诞辰160周年】《清末民初社会革新家：严修》）直隶教育蓬勃发展。同年6月17日，袁世凯将亲题“学海慈航”匾赠送严修，还表示“吾治直隶之政策,曰练兵,曰兴学。兵事我自任之，学则听严先生之所为,吾供指挥而已。”以表彰严修为直隶教育做出的贡献。（《严先生事略》陈宝泉，《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汤志钧、璩鑫圭，童富勇，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54页）

1905年，清廷成立学部，袁世凯保举严修署理学部右侍郎；1906年8月4日，严修又转任学部左侍郎。成为荣庆在学部任职期间，对其决策帮助与影响最大的人，学部许多计划、章程主要出自严修之手；1906年3月25日，由严修主持拟撰的《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上奏获准并颁布，使中国的教育宗旨首次官方文件形式得以确立；1907年，张之洞主管学部，严修为其得力助手。在该时期，严修作为学部的主要操盘手，立足举国高度，在教育领域施行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于京师设督学局，以统一都下教育；设图书局，以编辑教科及参考各书；设京师图书馆，以搜罗故（原文）籍；设京师分科大学，以早就通才，提学司之制，亦公所手定者。”（《严先生事略》陈宝泉，《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汤志钧、璩鑫圭，童富勇，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54页）严修于学部任右侍郎任内，学部编译图书局编纂了一系列教材，已见遗存有《学部第一次编纂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学部第一次编纂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学部第一次编纂初等小学图画教科书》、《学部第一次编纂初等小学珠算教科书》等及各种《简易识字课本》、教授书。当时属癸卯学制施行期，该学制规定设立的初小课程中没有国文学科，但商务印书馆编纂《最新国文教科书》面世后广受欢迎，许多学校以《国文教科书》取代了学制规定设立、但并未出现的《中国文字教科书》，学部在此期间面对现实，一方面在政府层面承认《国文教科书》，一方面自行跟进，学部编译图书局也编纂发行了《学部第一次编纂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此项顺应民意之举，使国文学科得以健康发展，虽未见史料介绍严修在其中的具体作为，但从情理推测，期间两任学部尚书更替，而严修作为学部稳定的主要操盘手，肯定起到重要的作用。期间敬业中学堂改名南开中学堂，严修作为校董，不仅以个人财力、物力资助学校发展，而且在教育思想和办学方向上对南开也有很大影响。从1902年至1905年，严修联合一些热心教育的邑绅兴办或协助兴办民立小学、官立小学、师范学堂、工艺学堂、法政学堂、专科学校、高等女子学堂等，使天津教育兴起了一个高潮，并走在全国前列。

1909年1月2日，清廷罢斥袁世凯，严修上《为重臣去位关系国家大局宜谋补救之法以定人心而杜外患折》，呼吁留任袁世凯，遭到倒袁派排挤；1910年1月29日，严修以请假修墓为由离职。

1918年，严修与张伯苓筹划建立一所高水准的大学---南开大学，并与张伯苓同赴美考察大学教育。回国后，他即奔走各地筹集办学经费，于1919年二人又共同创办了南开大学。他还率先垂范为南开大学捐款捐书，1922年还捐赠土地近6亩，为南开大学的早期发展提供了物质支持。此后又成立南开女中、南开小学。至1928年，独具特色的南开系列学校（小学、中学、女中、大学）终于全部建成。

1929年3月14日，严修在天津病逝，享年69岁。

严修是晚清教育史上最为特殊的代表人物，他几乎全时段、全方位参与了维新时期乃至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教育的方方面面，在国家层面，他作为学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从制定教育宗旨、教育制度，到设图书馆、图书局，组织编纂教科书，面面俱到；在主持省级教育主管机构工作层面，主张科举考试废八股、以考实学为主，奏请设立经济特科、首设劝学所、兴办师范学堂、女子学堂及各种新式学堂，使贵州和直隶两省教育得到蓬勃发展；在课程教材方面，是唯一主持过国家级“学部图书局”及省级“直隶学校司”、“直隶学务处”出版国家级“部编教材”和省级“省编教材”的官员；在私人办教育领域，严修自1898年开办严氏家馆以来，再由敬业中学堂，直至南开系列学校、南开大学这所闻名全球的学府，更是培养出周恩来、温家宝两任新中国总理；教育家张伯苓评价严修说：“南开之有今日，严先生之力尤多，---应尊严先生为校父。”

严修的废八股、考实学、兴办新式学堂、重女学、重师范的教育理念和其身体力行的事迹，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教育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