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阳志溪河红船埠历史挖掘

龙湖桥畔

作者：乔山

　　益阳志溪河邻近资江入口处坐落着一个历史悠久的地名——红船埠，它不仅是岁月的见证，也是一个往昔繁华的集市所在。

一、地理位置概述

红船埠紧邻志溪河汇入资江的河口附近。《乾隆益阳县志》详尽地记录了其位置：“此地坐落于溪内约二三里之处。”此处所指的“溪”即是志溪河。县志记载：“志溪，位于县城之南，历史悠久。溪中乱石嶙峋，仅容小舟通行。其源头源自宁乡分水㘭，流经锡山，再经莲河、七里江、石笋、槎溪、谢陵港，最终抵达红船埠汇入资江。”

关于红船埠的确切位置，我们还能从一些民国时期修订的族谱中找到线索，例如板桥周氏六修族谱、西平李氏七修族谱以及盛氏七修族谱。此外，《同治益阳县志》中也附有相关的地理位置图示，为我们提供了更为直观的认识。

综合以上史料与族谱信息，我们可以较为精确地推断出红船埠的大致地理位置（如图1所示），该位置距离资江入口约1.5公里，现今大致对应于黄泥湖乡申家滩村红船埠组的下游区域。

△图1 World Imagery Wayback红船埠位置

二、历史

红船埠较早的史料记载见于万历《湖广总志》。是益阳九大集市的（集镇）之一。九市分别为：江南、桃花江（红）、书堂、马家塘、三堂街、红船埠、谢林港、甘溪、沧水（铺）。

可见此地在明代，就是益阳一个大的集市。

红船埠作为集市早已荡然无存，如今附近只剩下一个申家滩村下红船埠组（生产队）的地名。

△图2 万历《湖广总志》益阳九市之红船埠

为什么叫红船埠？《乾隆益阳县志》（卷二十三）记载（见图3）：【县西南有红船埠，远人以为湾泊红船之所，误也。其地在溪内二三里许，溪流甚浅狭，又非通津，红船何由至此？葢溪侧山崖有石，赤文如画船状，篷舱毕具，其西岸为埠口，因取以名之耳。】

就是说：

在县城的西南方向有个地方叫红船埠，远方来的人误以为这里是停泊红船的地方，其实这是个误会。红船埠的实际位置在溪流里面大约两三里的地方，那里的溪流很浅很窄，又不是主要的航道，红船怎么可能到那里呢？原来是因为溪流旁边的山崖上有块石头，上面的红色纹路看起来就像是一艘画舫，连船篷和船舱的样子都清晰可见。而这块石头的西岸正好有个码头，所以人们就根据这块像红船的石头给这个地方取了名，名曰红船埠。

对面之山，在族谱中名曰红（洪）船山或又名韩家山、半月山。

这就是红船埠的来历。

中国古代，红船具有多重含义。最早的红船是指彩绘的画船。在明代，红船为运输囚犯的交通工具。到了清代，红船成为了长江一带的救生工具。显然，这些都不适合益阳红船埠的解释。

△图3《乾隆益阳县志》红船埠

三、族谱中的红船埠。

益阳地区保存下来的族谱数量众多，运用计算机软件对益阳近百部族谱进行初步搜索，我们惊喜地发现，有近十部族谱中明确记载了红船埠的相关信息。这些族谱包括但不限于：郭氏族谱、薛氏族谱、范氏族谱、吕氏族谱、贺氏族谱、盛氏族谱、板桥周氏族谱（见图4）以及西平李氏族谱等。

△图4 板桥周氏族谱墓图中的红船埠

这些记载揭示了红船埠作为移民迁徙的重要节点和本地居民生活中心的独特地位。例如，常德桃源和汉寿的吕氏家族便源自益阳的吕氏。据族谱记载，明用公在明永乐年间由江西袁州府萍乡县大嶷山迁居至益阳红船埠，三四十年后，其子祯在公迁往龙阳，而到了明成化22年（1486年），其孙允达公又迁往桃源大安村，从而奠定了桃源吕氏的基础。

△图5 吕氏族谱中的红船埠

又如益阳范氏五修族谱所记（见图6），范源德，字见性，号志溪，作为元明之际范式益阳的始祖，他由江西吉安府太和县迁居至益阳红船埠，后迁往九里桃花江鸣石滩。

△图6 范氏族谱中的红船埠

此外，红船埠还是本地名人墓葬的集中地。如明代进士贺逢舜便葬于“红船埠七星庙”，而益阳文人温世儒则葬于“本邑红船埠湖仑山之阳”。这些墓葬不仅是对逝者的缅怀，也见证了红船埠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对照现今的地图，古代墓葬图中所标示的地名位置可能存在一定误差，且各地点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亦不尽准确。因此，在进行相关研究时，我们需要综合考量各种因素，谨慎判断，以期更准确地还原红船埠的历史风貌。

四、田野调查

2025年2月15日，正值农历正月十九，我们前往了黄泥湖乡申家滩村的红船埠组。红船埠组坐落于志溪河的西岸，而河的东岸则是毛竹湖。在红船埠组，我们有幸采访到了郭先生（见图7左）。郭先生告诉我们，红船埠组是一个规模较大的村民小组，拥有两百多名居民。然而，对于“红船埠”这个名字的由来，他表示自己并不清楚，组里村人也很少谈论这个话题，年轻一代更是知之甚少。

郭先生非常热情地建议我们去寻找村里年纪较大的老人了解更多信息，并特别推荐了不远处黄泥湖安置小区的莫奶奶。莫奶奶已经九十多岁高龄，或许她能为我们提供更多关于红船埠的历史和故事。

在离开之前，郭先生还慷慨地向我们展示了他们家的族谱--一本新修的益阳汾阳堂郭氏族谱。汾阳堂郭氏乃益阳名门望族，明代益阳县有九位进士，其中郭氏有两位，即郭子和及郭都贤。

在黄泥湖安置小区，我们多方询问，最终在一栋居民楼下找到了年逾八旬的老先生莫嗲。莫嗲虽然已八十多岁高龄，但记忆力依然清晰。他告诉我们，在附近的山上，石头上雕刻着船形的图案，而在河流的上游，还存在着一块形似红船舵的石头。

此地，早些年还有个渡口。

更令人惊奇的是，莫嗲表示这些遗迹可能至今仍然保存完好。听到这一消息，我们感到非常惊讶和兴奋。

△图7 红船埠组郭先生和莫奶奶讲述红船埠

莫嗲引领我们找到了莫奶奶（见图7右）。莫奶奶虽已九十多岁高龄，但神志依然清醒。当我们提及红船埠时，她回忆道，东边的山被称为红船山，而这边则被称为红船埠。过去，东岸那边并没有街道，而我们所在的西岸则有。但如今情况已大不相同，西岸没有了街道，而东岸却发展起了街道。莫奶奶还提到，过去他们这边（西岸）曾为西流湾制作用于绑扎竹排的缆绳。

莫奶奶所说的“红（洪）船山”在民国族谱中得到了证实（见板桥周氏族谱，卷二十七，六五）。

之前莫嗲曾提到，山上的石头上有船形的图案，上游还有一块像红船舵的石头，并说大概二三十年前还存在，现在可能还能找到。于是，我们立刻邀请他一同前往查看（见图8）。然而，到了现场一看，由于风化作用，我们已经无法看到船形的图案，石头上甚至已经长满了树木。但莫爹还是带我们到上游150米处找到了那块舵石，果然，一堆石头仍然矗立在那里。他还提到，关于石头上的红船，东岸还有采石的人知晓此事。

莫嗲还说，红船埠的对面是毛竹湖，这里的毛竹曾用来制作水篾竹凉席。水篾竹凉席是益阳著名特产，水篾竹凉席不仅具有良好的透气性，其柔顺度和亲和感均优于棉、毛、麻等纤维。此凉席越睡越凉爽，随着用的时间越来越长，席面也越来越光滑，颜色也越来越深。

虽然现在成片的毛竹已经基本消失了，但我们仍然能看到一些散生的毛竹。毛竹湖在民国的族谱中也有所记载（见图4）。

令人惊喜的是，乾隆县志上的说法在这里得到了印证，这为我们了解红船埠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图8 莫嗲在志溪河红船山下

五、为何此地能发展成为一个集市？

这里是黄泥湖乡及其周边更广阔区域通往七星庙的关键“埠口”，由此渡河并经过七星庙可抵达龙山港，而经由石码头过河则可到达益阳县城。在清代以前（含清代初期），益阳三堡地区尚未发达，并未出现后来众多的码头。因此，此处成为了谢林港下游连接益阳县城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交通节点。

此外，该地坐落于资江南岸，志溪河在汇入资江之前，于红船埠不远处有一个显著的大拐弯（现今已被堵塞形成哑河），这一地形与红船山的石壁相结合（推测石壁湖地名的来历与红船山石壁有关），共同塑造了一个天然的石壁湖。这一地理特征构成了一个优越的天然泊船港口。加之与益阳老县城隔江对峙，这里自然而然地演变成为宁乡、邵阳、桃江等地区人流与物资的集散中心，是通往益阳的交通咽喉。

在古代，水路作为主要的交通要道，承载着繁重的人流与物流任务，其战略重要性显而易见。此地凭借其得天独厚的泊船条件，吸引了众多船只前来停泊，无论是志溪河上的小型船只，还是资江大河上的大型航船，都乐于选择此处作为休憩与交易的场所。

因此，可以合理推测，当时的此地必定热闹非凡，商贾往来频繁，展现出一幅繁荣兴盛的画卷。

六、为何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明代的益阳，曾有九市之盛，而红船埠却彻底消失得无影无踪。相比之下，甘溪市虽已不再如昔日繁华，但仍能见到零星几户人家散落其间；至于其他集市，则至今依然保持着繁荣的景象。

注意到同治《益阳县志》的记载中，红船埠还是益阳县三十五个市镇之一，而民国《益阳县志》中几乎找不到关于红船埠作为市镇的记载，这足以说明到了民国时期，红船埠基本上已经衰败凋零。以上两位老人对红船埠的街道没有什么印象也能说明这一点。

红船埠消失的具体原因目前尚不明朗，仍有待深入探究。以下只是一些推测。

或许是由于明代后期洞庭湖地区大规模的围湖造田活动，导致水位上升，红船埠所在区域日益受到洪水的威胁。又或是益阳三堡的崛起，使得红船埠原本作为物质集散地的功能逐渐丧失。再到近代，随着水路交通的衰落，红船埠更是雪上加霜。

益阳鲁新民先生认为，可能与志溪河口的两个码头即娘娘庙渡口和李家洲渡口兴起有关，因为这两个码头与县城交通更为便捷。

或许由于以上因素共同作用，最终使得红船埠仅留下一个地名--申家滩村红船埠组，供后人凭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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