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滋味长（85）梁鼎芬

老蠹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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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藏书事业发展到清末民初时期，有越来越多的藏书家改变过去那种“秘不示人”的积习，而是自觉地将自己的藏书向公众开放，或者捐赠自己的藏书，或者以自己的藏书为基础,创立有益于民众的图书馆。广东番禺的梁鼎芬就是这样一位有战略眼光的著名藏书家。

梁鼎芬(1859-1919)，字伯烈，一字星海，亦作心海，号节言，早年别号藏山，中年别号病翁，晚年别号鹿翁，广东番禺人。入民国后，又号清士、痛夫。光绪6年(1880)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因弹劾李洪章被免职。后来接受两广总督张之洞延请，担任丰湖、端溪、及广雅书院院长。后又任湖北按察使、布政使等职。辛亥后成为清朝一老，但他仍为逊清奔走。但是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提倡藏书，兴办图书馆，创立书院藏书楼，并自办一座图书馆，为社会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好事。

　　梁鼎芬喜欢藏书，一开始是受家庭的影响。他的祖父就是读书之人，而且收藏了许多图书，后来因为战乱丧失了很多，剩下来的仅有数种。他的父亲并不气馁，又重新搜集了不少图书，眼看着家里的藏书一天一天地多起来。在这种家庭氛围的熏陶下，梁鼎芬从小就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生中走南闯北30多年，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想方设法搜罗书籍，使藏书数量与日俱增，最后竟达到数百箱之多。他藏书有一个习惯，每得一书，都要亲自题写书名，标明卷数，如果一时不能购买，他就想办法把书借到手里，不分昼夜的抄录，直到抄完为止。他藏书的特点比较鲜明，不像以往的藏书家那样痴迷宋元旧椠，而搜罗的重点放在清人文集、方志和丛书上。但有一点又有别于其他藏书家，就是绝不收藏袁枚和龚自珍二人的作品。在他看来，他们两个一个是素行无耻，一个是心术至坏。他不仅自己对这两个人深恶痛绝，而且还告诫其他学人对这两个人有所警惕。其实他这种“因人费书”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况且他对人的看法也过于偏激，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他藏书上的一个失误。

　　他对藏书处所的命名非常有意思。往往都是因时因地而异。徐绍契《广东藏书纪事诗·梁鼎芬》有这样两首诗，诗云:

到处捐书有胜名，

葵霜大节自铮铮。

早知精卫难填海，

雪咽寒松耻晚荣。

寒松零落栖凤空，

南北书床浩劫中。

何妥解经毋暇逸，

葵霜斜月鉴孤忠。



诗中蕴涵着他多处藏书处所的名称。其中“栖凤楼”是他最初中进士后。居住京师米市胡同时的藏书处所，并以隋朝勤于读书解经的何妥自比;后来由他的一位东垫同门陈树镛，为他题写“忽吓斋”三字，也是表示他的读书勤奋;……由此可见，他如此室名言志，实在也是用心良苦了。

　　梁鼎芬堪称具有现代意识的藏书家，他虽然嗜书如命，但看不起对藏书秘而不宣、视为一己之私的藏书家，他认为，个人藏书容易使书籍毁于天灾人祸，只有把藏书集中在藏书楼或者图书馆，才能使图书发挥更大的作用。正因为他有这种博大的胸怀，才能在自己藏书的处理上如此大公无私。他将数百箱梁鼎芬藏书、总约数10万捐图书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捐赠给镇江焦山书藏，一部分存入广州梁祠图书馆，剩余的部分留在北京的寓所，供自己阅读。其中后者正像他所预料的那样，在他死后不久，就被仆人盗卖了不少。余下的部分被他的一个儿子卖给了伦明的通学斋书铺，最后流入日本人之手。

　　在此过程上，他倾注心血最多的是丰湖书藏。为了让馆藏图书更好地服务于大众，他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具体地说，就是《丰湖书藏四约》即“借书约”、“守书约”、“藏书约”和“捐书约”。比如说，《捐书约》规定，任何人都可以向丰湖书藏捐书，数量、种类悉听尊便。如果没有现书也可以款代书，并对所有受捐之书，一律加盖捐赠者的木印和一枚“丰湖书藏”的石印。从《丰湖收藏目录》上可以看得出来，捐赠图书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梁鼎芬自己。在此之后，他又创办了一所梁祠图书馆，以“学古救时”为宗旨，主要向学生开放,这所图书馆虽然规模不算太大，但它已经具备了现代图书馆的功能。梁鼎芬去世后，其子遵照遗愿，把梁祠图书馆所藏的600箱图书全部捐献给广州省图书馆。让人不堪回首的是，这此珍贵的图书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被战火烧毁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