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箫鼓难掩血雨腥风

孤独的老狼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前期，康雍乾统治的一百多年里，人口数量迅速增长、经济显著提升、贸易蓬勃发展、疆域空前辽阔，成就了“康乾盛世”的繁荣；清朝后期，经济富庶但科技落后的清帝国被欧美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门户，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一次次丧权辱国、割地赔款，让中华民族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屈辱。

　　纵观清朝历史，“康乾盛世”以一种回光返照式的繁盛将清朝的统治推到了历史的最高峰，而文治武功繁荣昌盛的背后，政治腐朽、科技落后、学术凝滞、固步自封、思想麻木、矛盾重重等诸多衰败之相早已显露，清朝二百多年的历史就是一个从强盛到衰败坠落的过程。从清代诗人“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皆为稻粱谋”等诗句中，这样的衰败从其实从“大屠杀”、“文字狱”时就早已注定。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朝代，清朝从建立的那一刻起就以其暴戾血腥的统治遭到汉民族以及其他民族的强烈抵触。满清入关后更是以征服者自居，试图用极端残酷的杀戮来摧毁树立汉民族的民族意识和自尊，先后颁布“剃发令”和“易服令”，叫嚣“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入关的数十年间，掀起了畿南之屠、潼关之屠、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江阴八十一日、四川大屠杀、常熟之屠、金华之屠、泾县之屠、赣州之屠、同安之屠、平海之屠、南昌之屠、邵武之屠、湘潭之屠、同安之屠、南雄之屠、信丰之屠、蒲城之屠、曹州之屠、汾州之屠、大同之屠、广州大屠杀、潮州之屠、永昌之屠等遍及全国的血雨腥风。三千年的“衣冠文明”在满清的屠杀中崩塌倾覆，有思想、敢反抗的忠贞之士几被屠杀殆尽，以至于“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 鲁迅先生感叹：“清军入关屠尽明朝汉人的骨气廉耻” 留下了一些顺服的“奴才”，其恐怖程度旷古绝今。

　　在这种恐怖的氛围之下，中原各民族痛恨地将清朝女真视为“蛮夷”，认为其统治是“乾坤颠倒，中原陆沉”，民间一直涌动着各种“反清复明”的活动，文人也通过诗文等各种形式表达对清朝的仇恨和不满，习惯于杀戮的满清统治者当然不允许这种民族意识和反清情绪在民间蔓延，任何有可能引发民族情绪的言论和行为都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谋反”行径，受到了极其残酷的迫害和镇压，这就是“文字狱”兴起的根源。

　　天下初定，执政的多尔衮和亲政的顺治主要精力还在于消灭此起彼伏的民间抵抗力量，但这时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打击带有民族反抗意识的文学作品。康熙年间，清朝的统治逐渐稳定之后，各种“文字狱”就逐渐兴起，在此后百余年间愈演愈烈，波及也越来越广。康熙初年，湖州府学教授赵君宋举报当地富户庄允诚刊印前明内阁大学士朱国祯的遗作《明书大事记》、《大政记》、《大训记》及未完成的《明书》一部。书中不仅使用前明天启、崇祯等年号纪年，而且直呼清太祖努尔哈赤名讳。权臣鳌拜闻听大怒，将上述书籍全部列为“逆书”，将庄允诚家中15岁以上男子全部处斩，诛杀相关连带人员220余人，庄允诚案也成为清初最早的文字狱。

　　康熙亲政之后，安徽桐城大学者戴名世著述明朝信史《南山集》寄托亡国之痛，书中不仅尊奉南明三帝为正统，而且直言“若循蜀汉之例，而顺治不得为正统”，认为皇太极、顺治皆僭越之徒。康熙接到奏报之后立即展开大规模的抓捕行动，将《南山集》作者戴名世、资助人方正玉、尤云锷，作序者方苞、汪灏、朱书、王源等人及家属三百余人全部被押解关进刑部大牢，下令将《南山集》烧毁，全国各地与戴名世和方孝标有关的书籍全部付之一炬。由于《南山集》涉及者多为江南大儒，作序的方苞更是当时文坛领袖，康熙出于收买人心的考虑，只将戴名世一人处决，其余人等发配为奴以示宽仁。这样的举动不仅让方苞等人感激涕零，也令天下文人为之震动，其手段不可谓不高明。

　　与康熙的“宽宏大度”相比，以冷酷刻薄著称的雍正在文字狱上就显得残忍决绝很多。征西大都督年羹尧的幕府汪景祺在其《西征随笔》中收录了一首“皇帝挥毫不值钱，献诗杜诏赐绫筏；千家诗句从头写，云淡风轻近午天”的打油诗。雍正看到后立刻以“大不敬”的罪名将汪景祺枭首示众，将其妻女发配宁古塔，并为年羹尧定下“不行参奏”的罪名；内阁学士浙江海宁人查嗣庭任江西主考时，出了一道“维民所止”的试题，雍正认为“维止”二字是将“雍正”砍头，不仅将查嗣庭逮捕入狱，甚至迁怒浙江全省文人，一度取消浙江六年科举；翰林院庶吉士徐骏的诗集中因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诗句，也被雍正认为是存心诽谤清廷，按照“大不敬”的罪名将其斩立决；湘中士子曾静游学嘉兴与明末大儒吕留良门生及再传弟子一起研讨诗文，感慨于吕留良“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的民族气节，开始筹划“反清复明”。雍正震怒之余认为曾静不过是民间“迂妄之辈”，真正有影响的还是吕留良的文章和思想，于是不仅将吕留良开棺戮尸，所有著作付之一炬，就连其子孙、族人、亲友、弟子、再传弟子也都被杀头、抓捕、发配，其牵连之广获罪人数之多造就了满清最大的文字狱。

　　乾隆执政时期，清朝在三代帝王积累之下国力臻于顶峰，这样的“盛世”更加助长了乾隆好大喜功的浮夸之气，任何稍有冒犯的文字和言语都被冠以“叛逆”或“大不敬”的罪名而招致杀身之祸，所以文字狱在乾隆朝也达到了历史的顶点。据故宫博物院《清代文字狱档》记载，康熙朝文字狱12起，雍正朝17起，而乾隆朝文字狱高达130起以上。凡是涉及文字狱动辄就是立斩、弃市、凌迟、寸磔、开棺戮尸等酷刑，文字狱相关人员动不动就株连三族或九族，足见其恐怖和血腥。

　　乾隆统治的中后期，自诩为“十全老人”的乾隆想在“稽古右文”上超越历代所有帝王，于是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查抄抵触本朝的“反书”，搜罗历代民间“遗书”，组织人员在明朝《永乐大典》基础上编纂修订《四库全书》，意图以一部空前巨典彰显其“不世之伟业”。在搜罗和查抄过程中，凡是不利于满清的书籍皆被删除篡改或查缴焚毁。据不完全统计，在修订《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共查缴禁书3000多种十五万部，焚毁图书超过七十万部，无数珍贵文献和民间野史被付之一炬。明末科学巨著《天工开物》就是因对满清有“北虏”、“夷狄”的称呼而被封禁焚毁，直到三百年后才从海外找到原本，历史学家吴晗惊叹“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

　　文字狱百余年的血雨腥风中，反抗的大多都已倒在了菜市口的尘埃里，留下来的脸上写满了顺从和奴性，文人们渐渐已经习惯了不再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心声。明朝的大臣可以在朝堂痛骂皇帝，而清朝的大臣则只会匍匐在尘埃里口口声声“奴才该死”。文字狱如同一条看不见的铁链，禁锢了自由的思想，摧折了创新的精神，压制了反抗的斗志，丢弃了文化的自信，丧失了高贵的灵魂，扭曲了民族的性格，将中华民族拖入长达百年的屈辱，也为清王朝的统治敲响了丧钟。

　　思想的自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基石，科技的繁荣是伟大复兴的有力保障。回望那段黑暗残酷才会更加珍惜今天的百舸争流，让自由的思想在蓝天下翱翔，让文化的自信在新时代闪光，让科技的成就在智慧中碰撞，让中华民族早日回归到昔日的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