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农村参政干部那两年

老乐

我的路（4）

蹉跎岁月——吃百家饭做公安助理员的日子

　　1976年7月26日，我告别恋恋不舍的学校，告别刚刚建立感情的学生，告别一年的民办教师生活，到向阳公社革委会报到。开启我“当参政干部”的蹉跎历程，那年我正好二十岁。

　　那时向阳公社有党委会和革委会两套班子，革委会相当于现在的乡镇政府。一趟红砖瓦房，公社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周德禄与我谈话，交待此次全公社录用两名参政干部。我任公安助理员，做人保组长张忠政的助手，县财政开资，月薪35元。工作性质就是负责全公社老百姓的安全保卫工作，行使派出所职能。有治安和刑事案件第一时间到现场侦办，平时以下乡包队蹲点为主。

　　报到第二天我就被下派到鱼亮子大队刘家屯小队蹲点，与公社水利助理于海洋同住在李大妈家里。
　　正是三伏天，一年四季中最热的时候，也是旱田铲趟完，水田薅完草的农闲空当儿。那个年代种地没有化肥，所以牛、马、羊、猪、鸡鸭鹅、人等排泄的人畜粪肥，是提高地力增产增收的主肥，连各家各户灶锅下的烧柴灰每天都要有专人挑桶挨家挨户收集做为优质肥。除此之外，各地普遍采取割杂草薅草绊上水土沤肥的方法增加粪肥数量。我下乡蹲点的第一课，就是发动群众割杂草沤肥。期间还要组织社员读书读报学习小靳庄，田间地头举办赛诗会。

　　初秋时节，时任柳河县委书记赵洪卿发动全县力量，组织大兵团作战，实施一项世纪工程——根治三统河。
　　三统河，是第二松花江上游辉发河一条支流，其流域是半山半水半耕田的柳河县粮食主产区，因每年雨季洪水泛滥，冲毁大片肥沃农田。为彻底降伏洪水，根治水患，县委和县革委会决定，以全县18个公社2个镇为单位，从全县所有大队抽掉社员从上游三源浦起至中游姜家店柳河县界全域，开展声势浩大的大兵团作战，彻底根治柳河县界内50公里河段。修筑河堤，河道取直，河堤沏护坡石，一劳永逸的根治三统河水患。我们向阳公社14个生产大队，共抽掉民工1000多人，全县抽掉20000多人的治河大军。住扎在沿河两岸所有大小队。我是这个治河大军向阳公社工地宣传报道员。负责收集撰写治河新闻稿件，在向阳公社治河工地广播站播放。
　　治河期间，正值秋收大忙季节，白天在红旗招展，推土搬石的治河工地上忙忙碌碌，晚上还要响应县委号召，就地就近帮助生产队收割玉米和水稻。常常收割到晚上十点。第二天早上7点必须到达治河工地，完成每天额定的土石方。

　　上冻以后，治河工程暂停猫冬。我随民工返回向阳公社，被派到十里大队蹲点。那个年代，冬天就是抓打场送公粮。生产队要把最好的玉米水稻大豆上缴国家。各小队都是用四马拉的胶皮轱辘大马车到公社粮库送公粮。当年从粮库门外排队送公粮的马车常常有500多米远，是那个年代冬天里特有的一道靓丽风景线。每个小队生产的玉米、水稻和大豆三种主要粮食和油料作物，基本上是一半上缴公粮，一半分配给社员，再留少量种子。
　　送完公粮，就是挖草碳土烧粪。我包的十里大队最东头那个小队，是公社党委书记的联系点，年末召开全公社烧草碳土积肥现场会。那天全公社14个大队书记和大队长参加，由于现场烧草碳土积肥示范失败，我这个包队的公社干部被党委书记当场严厉批评数落。而对涉事大队长小队长更是破口大骂：你们这是光腚拉磨——转圈丟人。前面有山后面有河，你们想办法吧，别再继续丢人现眼了……

　　1976年，国家发生了那么多大事件。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去世，7月6日朱德委员长去世，7月28日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9月9日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与世长辞，10月6日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

　　那时，农村没有饭店，公社干部下乡蹲点要搞“三同”，就是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住在南北炕的社员家（一般住在北炕，南炕是主人），与社员们同时上工干活，由大队妇女主任负责往社员家派饭，也叫吃百家饭。统一标准：每顿饭付给老百姓一毛钱四两粮票。
　　每个村的民风和贫富不同，饭菜质量也就不同。刘家屯相对富裕，老百姓都能做2个甚至4个菜，而十里大队比较穷，派饭经常吃煎饼卷大葱。有一户人家特穷，八口人两床被，六条棉裤六件棉袄。那家六十多岁的老太太与小儿子穿一条棉裤棉袄。谁出门谁穿上棉裤棉袄，另一个人就呆在家里。晚上老太太没有棉被盖，就把双脚伸到儿子的裤筒里……

　　1977年春，我转到向阳大队集场子五队蹲点。住在道南五十多岁领着四个儿子过日子的林大爷家。林大妈去世几年了，林大爷又当爹又当妈，白天到队里劳动，晚上回家烙煎饼，里里外外一把手。屋子漏了，我出面找队长要来十多捆稻草盖上。按公社要求：“不种五月地，不插六月秧”，已经是五月下旬了，水田地的泥水刺骨的凉，社员们你看我？我攀你？谁都不肯跳下水。最难的时候干部冲在前头，社员才有奔头。于是，我挽起裤子第一个下水插秧，接着社员们也一个接一个下水忙乎起来……
　　柳河25厂下乡知青还剩2名女生没有回城，没柴烧了求助我，我找到队长从队里马号柴堆上抱去十几捆柴禾解决燃眉之急。
　　在样子沟大队下联合小队蹲点，住在刘大妈家。刘大妈命硬，找了三个男人生了三个娃，每个男人过六年，都是硬汉但跟她过一段时间都得重病死了。她说她妨夫，找谁坑谁，不能再找了。就领着三个娃过日子。这个刚强的女人跟我说：人生谁都不易，当你处于绝境的时候，只有挺起腰杆直面困难。如果我挺不住了？孩子咋办？为了孩子，我必须坚强的活下去。

　　做公安助理员，我先后侦办了夏家偷牛案，西岗子强奸案。

　　1977年8月，柳河县发生了“8.2”反革命案件。我奉命抽调到柳河县公安局，参加由吴局长牵头，政保科张科长主持的侦破专案组。忙乎两个月将犯罪嫌疑人缉拿归案。接着专案组改成清理积案组。就是看守所里缉押了好多案件嫌疑人，有的一押就是四五年，由于人手不够，不能随时侦结案件。我和孤山子派出所的王警官负责一个关押四年家住黑龙江省呼伦贝尔盟（当时归黑龙江省管辖）阿荣旗霍尔奇的盗窃犯的清案工作。10月下旬我俩乘坐火车去阿荣旗外调。在返回列车的广播里，听到恢复全国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大中专学生的特大喜讯。

　　就在11月28日统考前一周，我突然脸黄、尿黄、白眼球发黄，全身无力，无食欲，更没精神复习。大队卫生所钟广海初步诊断我是急性黄胆型肝炎。我不甘心失去这千载难逢的统考机会，带病坚持参考。考完试返回柳河县医院治病。化验肝功能各项指标都高，确诊是急性黄胆型肝炎，县医院怕耽误病情发展成肝坏死，立即把我转到通化传染病医院。吴局长派公安局吉普车专程送行。在那里住院治疗43天痊愈出院。

　　机遇难逢， 命运多舛。1977年的高考我落榜了，盼了多少年的这一刻就这样无情错过。沮丧、苦闷、彷徨、无奈的情绪缠绕着我。是就此沉沦颓废？还是重整旗鼓迎接下次大考？我选择了后者。

　　1978年3月，金榜题名的统考者都打点行装奔赴大中专学堂，有的同学穿上军装蹬上开往军营列车上，我却默默的背着行囊独自下乡，走在安口镇公社大沙滩大队搞基本路线教育的路上。不过，我没有沮丧彷徨，行囊里装满了书籍心中装载着再搏再考的愿望。我要一边工作，一边复习，再次参加统考，去圆我的升学梦想……

与我同住一铺炕的副组长李维林，是个英俊白皙刚过而立之年的县科委干部，毕业于长春畜牧大学。得知我准备报考大学，他表示肯定和支持。从此，我和他白天各包各的队，同吃一桌派饭，同睡一铺火炕。晚饭后我复习数理化，遇到难题时，他就帮我解答。1978年全国有上千万下乡知青和返乡知青加上应届初中毕业生参加统考，竞争异常激烈。我这个病愈后的参政干部居然还一边工作一边复习。是上帝赐予我这样一位同事加恩师，来助我一臂之力，让我马到成功！

　　6月国家公布了有关统考的两条消息：一是全国统一考试时间定在7月7、8、9三天；二是大中专分卷考试。我犹豫了几天，为了保险起见，最后决定报考中专。我向李维林请一个月假，准备回老家脱产复习。他立即向上级领导做了汇报，令人惊讶的是上级领导居然不准假。领导如此不尽人情的回绝，我无语，李维林也无语。最后，他顶着压力瞒着领导，暗地里放我回乡复习。结果我以语文85分，理化78分，政治62分，数学49分，总分274分的成绩，以全公社第一全县第四的成绩金榜题名，被吉林铁路运输经济学校录取。当年中专最低录取分数线是180分。

　　我坚信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只要不停歇学习进取的脚步，斗志昂扬，奋发努力，厚积薄发，鸿运终会眷顾你，一定会美梦成真。

　　奋斗的年代，我是二十刚过的愣头小伙儿，也算是一表人才的帅哥，也有七情六欲，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是，我家太穷，父亲伤残，四个弟弟，一个姐姐，两间草房，家徒四壁，冒支三千多块。哪个傻姑娘会往这个火坑里跳啊？我没有资格向漂亮姑娘拋投橄榄枝，也没有向姑娘暗送秋波的资本。所以，我就那样平平淡淡，干干净净，清清白白，傻傻乎乎的学习做事。保持淡定心态，不去拨动情感神经，顺其自然，没给同学同事写过求爱信件。那时，像我这种没有情感牵扯的农村小伙少之甚少……

　　后记：那个年代，我高中毕业后，当过民办教师、参政干部，为党做过那么多复杂工作。与下乡知青，只差一个字，结果，当我退休的时候，“返乡”知青的身份，却害苦了我。升学前后不能连续计算工龄，让我与同龄的城市下乡知青少了6年工龄。尽管国家有相关文件规定，我的工龄可以连续计算，但我找了有关部门，最终答复我的还是落实不了，我只能无语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