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遇教条的鉴定

郑州三多堂路教瘦

古玩圈轶事之六十一

图片说明：友人藏雍正拾壹年匾款欣赏。

　　今天见到一具雍正拾壹年款的木匾，这让我想起多年前，在云南

某地捡漏的一具非常罕见的雍正拾肆（乾隆元）年云南学政提的“瑞风高标”匾。

那时，正在此地采风，偶遇当地文博系统组织的鉴宝活动，此活动有这么几层意思：一摸底本地老物件数量，建档备用；二本地博物馆即将落成，征集文物；三使本地民藏流通起来，盘活民藏。

​ 自然而然的，这样的活动，对于喜爱古玩的我来说，是定要前往一观的。

​ 铜鼓、晚清民国时期的民窑瓷器、生活用品、民俗件倒是不少，高、精、珍、稀达到收藏级别的物品几乎没有。

​ 看了一个多小时，正要离去，被一块大木匾吸引了，匾被专家定为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没文化的粗人用旧门板仿制的：“雍正只有13年，这个款却是雍正拾肆年，就这一条，就拍死！”

​ “就是就是，”很多人附和：“没文化真可怕。”

​ 两个老汉无精打采的抬着沉重的大木匾往人群外走。

​ 本来就要准备走的我也紧跟了过去，走出人群有一段距离后我才叫住两个老汉。为什么要与人群间隔一段距离我才叫住老汉呢？这是因为人多做不成生意——几年前，我在中原某地一个古玩店相中了一元代磁州窑系的玉壶春瓶，本来讲好价了，要交易了，他的几个牌友突然进来找他打牌，这几个行外人的牌友见我与店主聊成交，边鸡一嘴、鸭一嘴的都嫌我出价低，由于这些人的带着个人心理色彩的——帮着熟人大幅度抬价，能多赚外地人一分是一分的态度，最终因为价格超出了我的心理预期没有成交。后来，这个店主因长时间没人要这件玉壶春瓶，就以我当时给的半价出手了——兜兜转转，我又以比我当时出价低很多的价钱收储了这件玉壶春瓶。

​ 有了这番经历，我就留了些心，一则人多乱掺合不好讲价，再则易影响自己观察物件的心情，扰乱人的思路。

​ 叫住老汉后，我询问老汉要怎么处理这件被专家定为后仿的匾，“还回家当床板去。”老汉一边擦着额头上的汗，一边对我说道，这个木匾用料扎实、厚重。“我说我爷爷的爷爷都用这当床板，睡了几代人了，专家说是假的，还说我是为让人把匾当成真的在讲故事。”

​ 我看了木材的老旧、磨损程度，又看了匾文格式、字体、制作工艺，这么一眼老的东西，就因为题款——之前曾经有出土文物，在年款上“多”出来一年的现象，如果留意或者说知识面足够广阔的话，这都不是问题。

图片说明：个藏文化时期璎珞纹陶花浇。

　　“这么沉，别抬回去当床板了，我给你钱买张新床，这个床板卖给我，我研究研究。”我对还有怨气的老汉说，“买一张新床得多少钱？”

​ 两个老汉用他们当地的方言商量了一下后，给我报了一个极低的新床价，一听这价格，就知道二老汉的质朴、实诚。

​ “这样，我再给你们加一倍，多出来的钱，你们就当往家拉新床的运费，余下的你们俩下馆子吃个饭，当酒钱。”我也实诚对实诚。

​ “买床没有运费的，我俩能背回去。”老汉的质朴是刻在骨子里的。

​ 最后，我还是以让他们把匾给我送到所住的宾馆为由，按我说的价格付款给两个老汉，省得他们因为多要了我的钱而心里不安：多付的钱算是我给的搬运费。

两个老汉才同意接受我多给一倍的价钱。

图片说明：此花浇底内凹，胎土疏松干老。

　　历史上，雍正年号的确是用了13年，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五日，雍正皇帝在圆明园暴毙，享年58岁‌。同年10月17日，雍正十三年的最后一天，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在太和殿登基为帝，次年改元乾隆‌。所以，次年改元后再传到偏远地区的云南，在民间就有个时间的延后性，本来已经是乾隆元年了，但偏远地区却还在延用雍正年号：本来仅用了13年的雍正年号，在偏远地区出现雍正14年也是极其正常的现象——毕竟那个时候交通不便，信息滞后是很正常的，不能仅仅因一个年号不符就否定一个物件，这有点太教条了，要综合考虑：材质的老旧、磨损程度、格式、工艺等等，鉴定物件新老虽然有“一点不符，直接拍死”的规矩，但更要视实际情况而定，决不能有“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宁枉勿纵”‌的治学态度：有的，如有一点不符可以直接杀掉；有的，还须分析其成因、合理性，细细揣摩、辨真厘伪，在鉴别古物上，且不可犯教条主义，更不能教条主义泛滥成灾，必须持实事求是之态治学、鉴物。

图片说明：此花浇器体压光——应用抛光工艺，使器体表面光洁滑亮似婴儿皮肤，亦是此类陶中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