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战争.3. 母亲的战争

刘树生

　　我母亲从当年画报上剪下我的相片，并在上面写着字，还有当年的报纸，母亲把这些珍藏着直到去世。我为母亲的痴情吃惊，原以为母亲是为儿子的风采骄傲。直到2015年，我们的老连长吴志群，副指导员林朝能，带领我们去看望连队烈士的母亲，从母亲近乎迷乱的述说中，我们才知道，母亲的痴情并不是儿子的风采，而是儿子的归来。

　　不是有歌儿这样唱的吗？“也许我倒下不再起来，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这歌唱起来真好听，事过境迁，35年后，这一次迟到的看望，我们不唱歌，只是牵着母亲的手，让她感受我们的体温。

士兵在这一天阵亡，1979年2月27日。板兰，大军如云，我们向越南推进。如果顺利，我们会占领境外542高地，为50军148师打开通道。等到我们到达预定地境，一阵炮火落在我们的进攻出发阵地。我连伤39，牺牲3人。

我们围着母亲，绝口不提那些个事。我们常常去看望她，年年月月惦记着她。

我们都永生难忘。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一发炮弹落在连指挥所，连长，副连长，通讯员，报务员一锅端，全倒掉。一个连队几乎丧失了战斗力。那个早晨，我记得阳光亮亮的，太阳初升的时候，几名士兵轮流着把连长背下山，一个是谢敬德，一个是林炳文，两个都是我老乡。连长个头大，谢敬德几乎是背不动的，半道上碰到林炳文，林炳文个头大，便把连长背到公路上，伤员和烈士集中在公路上一派惨烈，还有人在哭，很刺耳，事务长周再开冲着一个哭的人吼，“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周再开直嚷嚷，“共产党员流血不流泪！”

那人果然就不哭了。周再开是连队的救护组长，便为那个人包扎，那人伤着膝盖，知道疼，有知觉。“死不了！”周再浑身血污，火线上救过很多人。现在，今天，我身边经历过那些事而走在一起的老兵，在我们中间，有时也会唠嗑那些事。其实，身在其境的时候，并没有刻意要记住那时的情景。伤员被抬下来的时候，不吭不哈的，多半是生命垂危的重伤员，人在垂死的时候和已经死去是没有两样的，软绵绵的身体，安静的表情，如果恰逢是相识的人，你还是忍不住要唤他几句的，有时候还难免要去把他乱停乱放的胳膊大腿给拾掇一下，好让他死得体面些，而那些放声呼号的伤员多半是不顾体面的，他的大声呼号只是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你走近他，为他包扎，抚慰他一下，或者他就安静了，可也有的人却是这样的，他出奇镇定又马上死去。

回光返照。

卫生员余斯喜是我的老乡，他为一个伤员包扎，伤员我认识，普宁人，是机枪班长，叫啥我不知道，战斗间隙相逢着相互开个玩笑，“你还没死啊！”可这回他倒大霉了，炮弹在身边爆炸，引爆身上的手榴弹，屁股上四枚手榴弹有三枚炸了，一条腿整整的没了，不见着流血，股上的肉却是红白分明的新鲜，活象菜市里砧板上刚刚开市的肉品，那会儿他眨动眼睛，表情平静，他也认识余斯喜，我们都是潮汕人，他用潮汕话说，急救包在裤兜里。可哪有什么裤兜！一条腿整整地不见了踪影，另一条腿裤子也烂了。余斯喜把雨布垫在地上，好让伤员的身体与地面的泥巴隔离开来，像个手术台之后，他撕开了几个急救包，合在一起，把那堆烂肉敷在一堆包了起来，这个过程很短，三五分钟吧，伤员慢慢把脸歪到一边去，眼睛还睁着，盯着一个地方，就这样，牺牲了。那个早晨，阳光下，汽车开来把死伤的人运下火线，躺着的坐着的装了几卡车。那时哭号的共产党人，也许他自己不在意，可我还记得他的名字，他好歹活到今天，每天在微信群里，发个早上好晚上好之类的问候，发个红包什么的，其乐融融的，不管怎么样，活着就好，战场上各有造化。

战争是一定要死人的，用鲜血换得胜利，从概率上讲，战友的牺牲才换得我们的生存。1979年2月27日，经历此劫，英勇善战的21连丧失了战斗力，我们再没参加战斗，顶替我们攻打542高地的兄弟连，伤亡惨重，20连激战三天才拿下542高地，在他们伤亡过半的数字中出了一位董存瑞式战斗英雄梁英瑞。我也当过爆破手，弄不好的话，真的要“那个”了。要不是那顿炮火，伤亡过半也会落在我们头上，也许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就是我们。这就是概率，得有人去牺牲，才会有人生存。母亲们也在这样的概率中等待裁判。

在板兰最后的日子，天气晴朗，白日和黑夜，炮声伴着枪声，时而激烈时而低落，50军运载伤员的军车从我们面前撤下来，往前增援的辎重开上去。早春二月，山坡上的梨树已经开了花，白色的花朵在等待春风。每天听着战场炮声，偶尔也会盯着梨花，想象母亲等待的心情，心里悄然发疼的时候，有一种叫心灵感的生物磁在肉体中作祟。战场上，最不愿意想起的人就是母亲，而我们的母亲，是最伟大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