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里的人生（上）

爱山

档案里的人生（上）

我有我的档案，是11年前我退休的前一个月弄到的，厚厚的一叠，在那个保密制度还有点严格的年代，有点不容易。

11年前，我的有单位有组织看管的历史就尘埃落定了，退休后的路就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了。

这几天突然想起了又把那一叠档案翻出来看，那些退休前的往事便历历在目刻骨铭心五味杂陈，感觉好有意思，于是就动笔把那些有意思的往事记述出来，不然等脑壳不够用了或者老年痴呆了就记不住了。

2014年1月我该退休了，2013年12月上旬的时候，人事部通知我，写个退休申请书，提前走一下手续，于是我便按格式写了个退休申请书。本来公司的头要留用我，我都答应了的，后来一想我计划了2014年10月要去重走长征路，2015年10月走到陕西吴起县庆祝中央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我不能失言呀！于是又给头说我不留用了。退休前我从事了15年销售工作，正是经验丰富老当益壮的年纪，按说是可以发挥余热的，可是没有什么比重走长征路更重要的了。

到人事部交申请书的时候，还按了两个手印，一个按在签名上，一个按在参加工作时间上，因为我把参加工作时间写成1976年进水泵厂的时间了。领导提醒我，应该改成1972年1月我下乡当知青的时间，加上回城读技校要算连续工龄，这样一来，我的工龄就是42年了。

改了时间按了手印，我又突发奇想，何不借此机会弄一套我的档案呢？于是我试探着给处领导说，我想复印我的档案，看行不行？处领导犹豫了一下说，可以嘛，看在是你，换个人不得行，你自己复印了，最好不要告诉别人，我连忙谢了。看来我没有白活，还有点“豁得转”，还有不少人欣赏我，在为人处世方面是做到位了的。其实我心里明白，在那个时候，个人档案仍然属于“秘密”，原则上是不允许给个人的，只是没有从前那么“那种”了，政策有些松动，不然领导也不会答应。

人都有好奇心，我也有。个人档案本来就有点神秘，好奇心驱使我想进一步了解我自己，看看我60岁前的人生轨迹，看看档案里都装了些什么我不知道的东西。我想，我这个“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根红苗正”的“红五类”，工作上积极认真光明磊落，档案里是应该没有“黑材料”的。

复印了档案，哇塞！有163页，好多，看来我这个人的人生经历还他妈有点复杂。

我迫不及待的翻阅了自己的档案，原来里面的东西确实有点多，从1972年1月下乡当知青到回城读技校再到参加工作再到转干和多次工作变动，多次工资变动，还有参加各种组织，各种登记，审查，表忠心，劳动合同，培训学习，心得体会，自学成才等等，林林总总那么多内容，怪不得有163页。不过这163页也不都是干货，没有填满的目录就占了8页，学习心得体会和政审表格也占了很大比例，仅在重庆市总工会干部学校写的心得体会就有12页。

我的档案里最早的材料是1972年5月31日在老家当知青时写的入团申请书和1973年6月29日公社团委的批准意见以及入团誓词这些东西。那个时候我还是生产队的政治辅导员呢，我都忘了。那时的我人年轻思想单纯，加上家庭出身好，社会关系不复杂，本人简历也很简单。我填的1961年至1966年在东方红小学（也就是沙坪坝莲光小学）读书，职务是少先队，1969年至1971年在重庆102钢厂冶金中学（也就是后来垮求了的重庆特殊钢厂办的冶金民中）读书，职务是红卫兵，然后就是1972年下乡。那个时候入团很容易，表现好就行。那个时候我的字写得很丑，歪歪扭扭的，自己都不满意自己，后来到老了字也写得不好，和是左嗓子一起，这两件事几乎成了我的心病，跟了我一辈子要直到最后哦豁那天。

当知青的档案里比较有分量的是我被推荐回城读书的材料，包括“高等学校选拔学生登记表”，“高等学校招生体格检查表”，“推荐对象复查表”，“报考大、中专学校学生政审表”和“入学通知书”等等。

1972年1月下乡，年底的时候招兵，我下乡还不到1年，没有资格，当兵的梦破灭了。1973年，国家高考，出了个白卷英雄张铁生，闹得沸沸扬扬。那年我下乡还不到两年，也没有资格参加高考，但是我也有大学梦，一直在备考在复习，我还到成都工学院大舅那里去，大舅找了老师帮我复习。只是我数理化不好，加上下乡前的复课闹革命也没有读什么书，因此对高考一直没有信心。为白卷先生张铁生的事情，后来国家干脆取消了高考，1974年就改为推荐选拔读书了。

我是回老家四川富顺挂钩下的乡，二爸是大队秘书，公社书记的老婆又是我的本家姐姐，推荐读书占了点起手。不过我各种条件都符合，推荐我上大学，还不算走后门，因为推荐的时候我已经下乡两年零七个月了，本来就符合条件，而且表现不错，期间还抽调到公社“一打三反”专案组工作过，属于被看好的“择优推荐”“择优录取”的知青。不过当时我也觉得，因为名额有限，这种推荐，对那些富顺县和邓井关镇比我先下乡的当地知青是不公平的。只不过后来随着形势的好转，他们也陆陆续续的回城了，其中好几个都是我的好朋友。

记得那阵重庆有一种说法，叫“八搭二”，就是凭粮票供应粮食的时候，细粮不够就搭配粗粮（比如玉米），就是8斤细粮配2斤粗粮。后来“八搭二”被在农村招生招工用上了，就是说除了招知青外，地方上还要求把农村的青年也搭出去，这是硬性指标。于是有背景的农村青年就跟着进城了，比如我们大队支书的儿子 ，就是在我走的第二年出去读书的。其实农村青年进城读书工作也无可非议，只是他们占了知青的名额，有些知青就要晚回城。有的知青在农村呆了七八年，特别是女知青更惨，有被强暴了不敢吱声的，有没有指望了嫁给农民的，甚至有用身体和干部交换了才回城的。

我们公社有两个大学推荐名额，富顺县委副书记的女儿小梅和我在一个大队，这两个名额就落到我们两个头上了。很巧的是，当时整个宜宾地区的招生组组长是成都工学院（后来的成都科技大学），富顺县当然也是他们负责，而我的大舅是成都工学院房管所的，我外婆又是成都工学院家属委员会的主任，因此多多少少有些熟人。招生前，大舅利用出差的机会约了在重庆长安厂上班的三舅到农村来看我，大舅告诉我，他跟学校招生组的老师打了招呼了，只要公社把我推荐出来，读书就没有问题，能不能上大学就不一定了，至少能读中专或者技校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公社往县里推荐两个大学名额，到了县里，只能有一个名额被推荐到宜宾地区去，我心里明白，读大学是没有指望了，我不可能争赢县委副书记的女儿。但程序还是要走的，我甚至和城郊区的通讯员朋友小张一起，跑到小梅家里，她父亲不在，我就给她妈妈说，看能不能想办法把我推荐到宜宾地区去，她妈妈还答应我尽量想办法，你看我那时是不是胆子有点大。

经过层层推荐后，我到县医院体检，报告学校填的成都工业学院高分子化工专业和重庆钢铁厂技工校，体检前和成都工业学院的招生老师见了面，也就是面试。成都工业学院那个胖胖的女老师还问了我一些问题，问我学过化学没有，我说复课闹革命时在中学读的工业基础，化学只沾了点边。那老师旁敲侧击的给我递了拖，她是受了我大舅委托的，我们心照不宣，走程序而已。

后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没有被推荐到宜宾地区去，重庆钢厂技工校的名额也满了，成都工学院的老师安排县招生办通知我和重庆水轮技校的招生老师见了面，于是我就被重庆水轮机厂技工校录取了。我的大学梦也因此破灭了，虽然那个时候上大学叫工农兵学员。

我们富顺县有14个人（其中2个重庆知青12个富顺知青）被招进重庆水轮技校。我于1974年12月下旬收到入学通知，要求1975年1月10日到校报到。而县委副书记的女儿小梅，在宜宾没有通过大学录取，后来去了内江铁路学校读中专，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再后来听说她在学校表现不好受到了什么处分。按理说，县委副书记的女儿，被推荐读大学应该是十拿九稳的，恐怕就是那一稳没有稳住，或者是因为名额有限她没有争赢比她家更强势的人，其实那个时候小梅的父亲还没有“解放”，恐怕这是主要原因。我知道，县委副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吃了很多苦头，家庭子女受的影响很大，我因此还在心里隐隐为小梅感到可惜，有点各人的稀饭没有吹冷去吹别人的汤圆的意思。世事无常，可能这就是老天爷安排的吧！

有趣的是，现在来看当年的读书推荐表，生产队、大队、公社对我的评价都很高，诸如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怕苦积极参加“双抢”，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参加公社专案组，勇于同阶级敌人和不良倾向作斗争，积极参加宣传“十大”，积极参加“批林批孔”，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等等。总之，把那个时代的红色烙印都给我打上了。因为当时推荐读书是层层上报，我并不知道那些推荐评价，现在来看，评价还是很高的，但都是实事求是的，因为那就是当年的我，全劳动力什么都能干的积极向上的重庆知青。在那个年代，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讲的是“政治挂帅”，和现在讲的“政治正确”如出一撤，而当时是知青的我，是符合那个时代的要求的。

有点喜剧的是，在生产大队的推荐意见中，我的缺点是：“该同志爱看小说书”。我们大队书记大字不识，估计大队支部讨论了由我二爸写上去的，好像找不到我的缺点，就错把爱看小说当缺点了。我二爸是大队秘书，解放前读过私塾，有点文化。这就是贫下中农的认知，把优点看成缺点了。那个时候我们并不清楚为什么要到农村去接受没有文化没有思想的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们拿什么来教育同样是没有知识的知识青年呢？若干年后我才弄明白，原来是国家被搞得停工停产停校，经济频临崩溃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几千万老三届新三届学生没有利用价值了没有地方搁，老人家一挥巨手就把学生们赶到农村和边疆去了。还美其名曰：“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现在想来，有锤子个作为，有锤子个必要呀！

我对档案里参加“一打三反”专案组的印象很深，那个时候我跟着公社吴公安（我的本家）跑，到有地富反坏右的生产队去给那些人训话，要求他们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老老实实不要乱说乱动。我看那些人被训得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因为那些人好多都上了年纪了，看上去不像是坏人，而且他们大多数都家徒四壁有些贫寒。在那个年代，我这种同情心，叫阶级立场不坚定，因此不敢流露出来。

在专案组我才了解到，解放初期，划分成份的标准主要是看拥有多少田土，有没有农具和耕牛，雇没有雇人。在当时，有四亩田土有农具有耕牛就是地主，田土再多一些雇了人就是大地主了。在快要解放的时候，聪明的地主变卖了田产跑到城里去了或者跑到台湾去了海外去了，本来不是地主的，砸锅卖铁或者借了钱买了田土，一解放就变成地主了，真是霉起了冬瓜灰的冤大头，害得一家人都脱不了干系，从此没有了好日子过，子女更是倒了大霉读不了大学不能入团当不了兵。其实地主富农不都是坏人，是我们的宣传走了样，我甚至还有一种观点，人的好坏，不一定是阶级决定的，很大程度是由环境决定的，比如北方环境恶劣，北方的坏的地主就要多些，南方的鱼米之乡环境好得多，南方的地主就有良心些绅士些对雇农好些。可能有人要说我思想反动，但是事实就摆在那里，是严酷的阶级斗争把事情搞绝对了复杂了。

我们生产队有个姓付的医生，因为出生不好，在单位给领导提了意见被打成“右派”坐了牢被遣返回乡，我看他一边劳动一边给群众看病治病不厌其烦勤勤恳恳一片善心，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好人。那个姓付的“右派”还送给我一本苏联作家写的书，书名叫《命运》，书中有一句话：“要使人们的生活由于自己的存在而更加美好”。后来这句话成了我的座右铭，影响了我一生，用上手机有了QQ的时候，我在QQ签名上就是用的这句话。

这便是我的档案记述的青葱时期在农村当知青时的蹉跎岁月……

（未完待续）

爱山 20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