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打工潮

新泉流`

朋友们可曾记得九十年代打工潮，那些年农村人多地少，劳动效率提高造成劳动力过剩，而沿海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制造业崛起，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需要大量劳动力，外资企业（1994年后外商直接投资激增）也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而户籍制度松动，国家鼓励劳动力合理流动，各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空前绝后的打工潮。那时我在交管部门工作，与交通客运整天打交道，看惯了扛着编织袋装行李的人们，肩上还挎着大包，气喘吁吁使劲往车上挤，呼兄唤弟，生怕丢下同伴，打工路难行，却心中向往新生活，发家致富是最现实的目标。

打工之路相当煎熬，扛着行李走出家门，就像吹响了前进的号角，挤班车、扒火车，一票难求，削尖脑袋想办法，只为早点踏上打工路，脑子里想的是“滚滚而来的钞票”。那时火车站、汽车站内外总会看到打工仔身影，席地而坐或坐在行李上，吃着简单干粮，等候车子到站，他们结伙而行，互相照料，打工路上，大的带着小的，老的带着少的，“老乡”是最亲的称呼，相同相近口音的打工仔自动聚在一起，交流打工信息和心得，改革春风迅速吹满了祖国大地。

最早的打工仔以年轻人为主，多数是18-35岁青壮年，他们体力充沛、学习能力强，渴望到城市追求更好生活和发展机会。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世界罕见的人口流动现象，从那时有了“春运”这个词汇，每年春运大规模人口迁徙成为中国独特的景观。人们打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如电子厂、玩具厂、服装厂和流水线作业。打工流出地主要是中西部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如四川、湖南、湖北、河南等，流入地集中在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北京等经济发达地区。

　　计划经济时代的国企因效率低下、冗员过多、设备陈旧等问题陷入亏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国企改革加速，推行“破三铁”（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数千万工人下岗。1998-2000年间，年均下岗人数达700万以上。下岗工人开始与农民工的就业竞争，下岗工人因习惯国企的高福利和稳定工作，难以接受私企低工资与高强度劳动，而农民工对薪资要求更低且更吃苦耐劳，逐渐占据制造业和服务业岗位。

农民工填补了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缺口，推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1996年农民工数量达8000万，占制造业劳动力的60%以上。农民工通过汇款反哺农村，改善家乡基础设施（建房、修路），同时将城市生活方式带回农村，加速乡村现代化经济。我的农村同学朋友几乎都有外出打工经历，吃苦耐劳是他们的本色，在外面不舍得花钱，花最少的钱支撑打工生活，攒钱是唯一的目的。

打工潮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劳动力，推动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繁荣，促进了城市化进程，带动了消费增长，改变了人口分布格局，加速了城乡融合，不同地区文化相互交流碰撞，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逐渐改变，也给城市交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带来压力。但打工者获得了比在农村更高的收入，改善了家庭经济状况，不少人学到技术和管理经验后回乡创业，带动家乡发展经济。打工潮绵延至今，虽然打工行业、工种和要求不断变化，但走出农村的人们大多已不想回到农村，很多村庄只有老年人留守，人们不禁感叹，家似乎还在，但已经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