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的人生旅途(二)1艰难的求学之路

珺子Junzi

　　由于生在艰苦边远山区，母亲常年生病卧床需要护理，耽误了我们兄妹读书的最佳时期，我和弟弟有福都是11岁才入学，而妹妹有惠付出更多，为照顾母亲完全失去了上学的机会而终身务农。

我十余年求知走过了不寻常的坎坷路。一是学生出事停课转学；二是三年大旱造成贫穷饥饿；三是“文革”动乱荒废学业，深造无缘回乡种田。

解放初期，边疆地区教育事业落后，学校很少。1956年9月父亲送我到距家约三公里外的脱皮树小学就读，学校很小，仅有两个老师和三十来个学生，那年不招收一年级，我只好到二年级插班，同邻村的李玉洪、李玉恩在一个班，常常结伴同行。

我的启蒙老师是个转业军人朱增林，他性格开朗，对工作认真负责，语文、算术、音乐、体育都是他教，课余时间他给我们讲战斗故事，给同学们理发；因我没有读过一年级，他还经常单独给我辅导。

朱老师对学生要求很严格，一次有个同学上课不听话，老师提醒几次他都没改正，朱老师从讲台上用教鞭朝他甩来，只听“啪”的一声响，教鞭落在那个同学身旁的笋叶帽上戳了个洞，幸好没有伤着人，同学们都被吓着了。第二年朱老师被调到其他学校，他调走后脱皮树小学就只有李世伦老师一人，他一人教两个班，晚上还要到群众中办“夜学班”扫盲。

1957年6月的一天，他带领两个班的学生挖积肥塘，由于天热，劳动结束后他就带同学到附近的一个水库游泳。因为没有组织好，有个叫罗远周的同学和其他几个同学擅自冲在前面，到了水库他就先跳入水中，等老师和其他同学来到他已溺水。

李老师知道后衣服都没来得及脱就跳入水库中打捞，他多次潜入水中摸索，由于水深面广，摸了近半小时都没找到，当地干部群众闻讯后也来帮忙打捞都没有找到，第二天又请法斗的人来打捞了一天，还是没有找到，直到第三天他才浮出水面。为处理死者后事，经上级批准，老师宣布停课一星期。

罗远周的死李老师有一定责任，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唯成分论的年代，李老师家庭成分高，他越想越害怕，思想压力很大，复课一星期后的一天晚上，他去教夜学班回来，又把学生作业批改完，整齐地放在办公桌上，小煤油灯还亮着就上吊自杀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去上学看到很多群众在教室里，才知道老师死了；没有老师上课，当地领导又宣布停课听候通知。直到9月开学，上面派来个女老师，并说只教一、二年级，原三、四年级的学生只好转学；无奈我又转到距家四五公里的法斗小学三年级插班。

法斗小学是完小，老师多、场地宽，一至六年级都办，学习风气也很好。我每天照常很早起来自己做点饭吃了去上学，下午放学回到家，看看生病的母亲，然后随便找点东西吃了就去找柴或找猪食、做家务，生活一切照常。

到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和小春大革命，学校也被卷入；五、六年级的由年轻力壮的老师带着进山烧炭或挑炭供高炉炼钢铁，吃住在山上。我们低年级的就在学校附近就地参加小春大革命，和群众一起整理田地种小春作物。

吃饭在法斗街大食堂，晚上打着火把和群众一起加夜班，收工后我们离家远的就在学校用稻草铺着睡觉，突击了一个多月学校才恢复上课。

紧接着就是全国三年大旱灾，人们在贫穷饥饿线上挣扎。我的求知越来越艰难了。由于因灾减产，大食堂也越来越难办了，扇子地和秃杉坝另办一个食堂，我们被划到扇子地食堂，不再放开吃饭了，实行按劳力和非劳力定量供给，我们学生算非劳动力，只供给一半。

事务长还规定学生每天放学回来必须到山上扛一扛柴交给食堂才能打饭。那时我们正是吃长饭长身体的时候，常处于半饥饿状态，有一天放学后我和李兴康在路边找野马桑吃耽误了时间，回到扇子地食堂已打饭了，扛柴任务没完成。事务长李兴柱就把我们俩的晚饭克扣了；我们向他认错求情，在场的其他人也说就那么一回，教育一下行了，本来就饿饭，还是把饭打给他们；可是事务长因为当年他家没有小孩读书，他根本不管，硬把我俩的晚饭克扣了。同时还规定学生星期天和假期要参加生产队劳动，不参加的照样克扣饭。

跟我同龄的都有父母带着做活，而我因母亲生病，父亲常被安排去做其他活计，如犁地等；我没亲人带，常被歧视。

当时集体干活是出工一窝蜂，干活磨洋工；为杜绝这一现象，生产队长常实施分时段划片包干，先干完的先休息，劳力按人头抽签一分为二。有一天在扇子地薅苞谷时，抽签后有人就嫌我人小没有父母带，不要我跟他们在一组，叫队长单独分一点给我干，我被歧视后哭了。

这时有一位我们的长辈李忠明，他是我母亲的姑爹，我们叫他姑公，他说，你们不要太欺负人，他会长大的，你们不要他，我们组要他，换个大人给你们，大不了我们多挖几锄，少休息一下。从那以后，干活凡是父亲不在，我都经常跟着那位老人在一起，其他人也不再说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