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平定州“文献名邦”称号的合理性辨析 ——兼论科举状元与地方文化评价的多维性

爱石者

试论平定州“文献名邦”之三

一、“文献名邦”的内涵：超越状元的综合文化生态

“文献名邦”一词典出《论语•八佾yi》，原指典籍与贤人，后引申为“以文载道、以献传世”的地方文化体系。平定州获此称号，核心在于其系统性文化成就，而非单一科举标签：

1、学术著作的丰碑

明代白士麟著《四书说义》被收入《四库全书总目》；清代张佩芳编纂《黄山志》开中国山志编纂新体例，其子张穆撰《蒙古游牧记》被誉为“西北史地学奠基之作”。

2. 书院教育的兴盛

冠山书院（元代创建）为山西最早书院之一，明清两代培养进士29人，藏书量达上万卷，远超同期晋北书院。

3. 文化世家的传承

窦氏家族（窦瑸、窦容邃等）七代出进士12人，形成“诗书传家、文武并重”的独特门风，代表地方精英文化的持续性。

结论：状元仅是科举体系的顶点，而“文献名邦”评价的是文化生产、传播与传承的全链条能力。

二、科举局限与地方文化特质的错位

1、科举配额制下的结构性压制

山西乡试录取率长期低于江南（约3% -8%），且名额向运城、太原倾斜。平定州士子需突破“省内—区域—全国”三级竞争，突围概率极低。

数据佐证：明代山西进士983人，平定州占4.8%，但多为二甲（如孙继先列二甲第7名）。

2. 地域文化偏好分流人才

军事传统：作为明代九边防御体系组成部分，窦氏、马氏等家族更倾向武举（清代平定出武进士9人）。

手工业传承：煤铁、陶瓷、砂器产业催生技术世家，部分精英选择“工商立身”而非科举（如清代砂器名家张氏）。

对比案例：同期江苏常州府出状元6人，但其棉纺织业家族同样存在“弃文从商”现象，说明科举非唯一上升通道。

三、重新定义“名实之辩”：多维参照系下的再审视

1. 横向比较：未出状元的“文献之邦”

浙江余姚（王阳明故里）明清无状元，但心学影响辐射东亚；

安徽婺源（今属江西）清代无状元，仍以朱熹理学源流被视为“东南邹鲁”。

2. 文化贡献的“长尾效应”

平定州在方志编纂（《平定州志》首创“矿产志”专章）、金石学（傅山曾访冠山摩崖石刻）、边疆史学（张穆著作影响晚清西北边防）等领域的开创性成就，构成其文化声誉的基石。

3. 民间记忆与象征资本

地方戏曲“平定迓鼓”保留宋元军礼元素，傩戏“雩祭”融合儒道仪式，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成为“文献”概念的延伸表达。

反思：若以“有无状元”否定“文献明邦”，实则以官僚选拔标准替代文化生态评价，陷入“制度性遮蔽”。

四、现代启示：重估历史评价的认知框架

1. 破除“状元中心论”

当代研究发现，明清进士中仅7%的状元有传世著作，而二甲进士的学术贡献占比达63%（数据来源：《明清进士文化产出统计》），印证科举名次与文化创造力非正相关。

2. “文献名邦”的当代转化

平定州现存古建筑、碑刻繁多，其密度居山西前列，冠山书院遗址享誉海内外，证明该称号具有持续的文化生产力。

终极结论：

“文献名邦”的本质在于一个地域能否构建自洽的文化生成机制并产生跨时代影响力。平定州通过学术流派、教育机构、技艺传承等多维度输出，实现了对“文献”概念的完整诠释。状元缺席恰折射出中国古代文化评价体系的复杂性——制度性荣耀与民间文化生命力，始终在互动中塑造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