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1970年代（一）——飞机降落

梁余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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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教授、作家王尧说：“贫困和寒冷的记忆从未在我的生活中消失过，虽然如此，我还是带着温暖上路的，许多人的理解都错了，贫困和寒冷本身并不能自生暖意和善良，只是因为极端之下的美好德行是维持生存的唯一理由与力量，才让我们刻骨铭心。”
“我们大多时候存活在记忆之中，并且不断修改着自己的记忆。”

在接下来记忆1970年代的系列文章中，我试图以太行山巅一个普通的山村——故乡温源村作为原始发射点，勾勒一幅七十年代中国农村的清明上河图，描绘一幅色彩斑斓的民俗画卷，让五零后的叔叔阿姨、六零七零后的兄弟姊妹、八零九零后的侄儿男女等人群，通过鄙陋之文初步了解我的祖辈父辈们在那个时代，过着艰难贫窭的日常生活及表现出忍辱负重的坚韧执着，同时了解七十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的“政治时势、民情风俗、伦理道德、生存状态”，从而践行以史为鉴、保护传统、承袭文明、引领未来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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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的我，奔跑着进入了1970年代。
1970年4月，一个风沙很大的春天，我三周岁半，灰黄的天空，阳光无力地呆着，吃过中饭的午后，我和姐姐（五周岁半）在炕上玩着，忽然街上传来喧嚣和热闹，高亢而兴奋的各种男声女音的呐喊，“落（音lao）飞机了，快！快！”，“去泊里村，看飞机”，母亲赶紧放下手中的针线活，连忙给我穿鞋戴帽，姐姐比我大两岁，自己就穿戴整齐了，母亲安顿好不满周岁的弟弟，托给奶奶看护，就像电影上逃难似的慌乱不堪，母亲拉起我和姐姐的手，一阵风般冲到街门外。
大街上的景象，让我如此吃惊且喜悦，平时能并行两辆马车的街道，可谓人头攒动，几乎能走动的男女老少把街道拥堵的水泄不通，父母背儿驮女奔走，老者拄着拐杖奔走，大人拉着小孩奔走……上学后，读到杜子美的《兵车行》，觉得有似曾相识之感，不过此景非“牵衣顿足拦道哭”之悲，而是“尘埃不见泊里村，欢声直上干云霄”之喜。
泊里村（鼎鼎大名的耿彦波市长的故里）其实与我们温源村是连村，一条东西走向的3米宽的乡村土路把两村的民舍分隔开来。滚滚人流向泊里村涌动之时，天空已经传来飞机发动机巨大的轰鸣声，人们相互的话语被噪声裹住，只听过过年时的二起炮和元宵节焰火的铁铳等巨响的村民，觉得庞然大物就要砸在自己的后脑勺，阵阵恐惧不断袭来，人们顾不上抬头看，只听见鞋底与坑坑洼洼的路面的敲打声，不断传来急促的呼吸声、催促声、哭闹声、训斥声；一会儿，大人的鞋掉了、小孩绊倒了、老人气紧走不动了……
大约二里路程奔走，到了泊里村的南道北端东面的田地边上，放眼望去，那才叫人山人海，地上、房上、树上，全是黑压压的人，大人都托举着小孩，后来听说李阳公社和县城也来了很多看热闹的人。母亲拉着我和姐姐气喘吁吁到达后，银色的飞机正在天空上盘旋（后来知道是直升飞机），飞机的螺旋桨（村民称之为风突轮儿）煽起的风猛烈地卷起人们的衣服和头发，就像一阵阵波浪在头顶掠过，人们的呼吸紧张起来，直升机临近地面降落时，春日的土地少雨干涸，还没有下种，螺旋桨产生的气流把黄土搅成了一个体积庞大的土球，方圆百米周围看不见人影。
直升机降落了，等到灰尘散去后，看见通体是银色的机身，机翼上印着红色“八一”标志（后来才知道），四支螺旋桨像细长的树干，围观的人们自觉地在100米远处观看，好像也没有公安人员维持秩序，有几个穿戴整齐的政府官员模样的人走近直升机，机上下来两个飞行员，拿着杯子喝水，然后互相交流着什么，大约过了半个小时，直升机在巨大的轰鸣声中缓缓起飞，消失在西北方向。
人群悠闲而满足地散去，浩浩荡荡的队伍充满了欢声笑语，这时候我才感觉脚脖子隐隐作痛，姐姐拽着我往前走，随着村民各回各家，生产小队长又开始吆喝男女社员上地劳作，乡村的一切恢复了平静和寂寞。
据说，这次直升机降落，是为了探测温泊万亩坪能否做军用飞机场，如果条件允许，就把温泊万亩坪征做飞机场，同时把温源村207国道以东的葫芦套山削去一半，然后挖山洞做军用飞机库和弹药库。后来传说，我村周围的山岭及地下有磁铁矿，不利于雷达信号的接受，修飞机场的事情自然就泡汤了。
这一天，落（lao）飞机的事情成了村民此后多日的有趣的谈资，人们一直引以为自豪地言言不休。在那个七斗八斗混乱闭塞的时代，在那个物质短缺精神贫乏的时代，看看天上的飞机，足以让天天吃玉茭面窝头、看八个样板戏的村民有种精神的抚慰与寄托。
这次在泊里村降落直升机的事情，并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母亲生前曾在电话里和我共同回忆起这件往事，母亲还说，我一岁多的时候（1968年春），泊里村就降落过一次飞机，许多村民因为没赶上看，而叹悔不已。
等我升入初中后，阅读了一些文献资料，才知道在温泊万亩坪修飞机场的事情，是和始于1964年的“三线建设”有密切关系的。1969年爆发的中苏珍宝岛战争，也是催化剂之一。
在最高指示下，国家决定在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的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其开始的背景是中苏交恶与美国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攻势。“三线建设”是中国经济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过程，其规模可与抗战时期的沿海工业内迁相提并论。
“三线建设”，国家投入2052.68亿元巨资，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人次的民工，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风餐露宿、肩扛人挑，用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由于建设地点都太过偏僻，这种建设方式为后来的企业经营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和不便。

六十年代，温源村党支部成员开会学习 七十年代初，温源村党支部组织党员开会学习 七十年代前后，温源村党支部组织群众政治学习 一年之后，还发生了一件与飞机有关的大事。
1970年代的晚上，广大的中国农村没有任何的夜生活和娱乐活动，电视机还没听说过，露天电影一个月一两次，县晋剧团的样板戏一年一次（父亲担水时，总爱哼哼那时流行的样板戏《海港》中的一句：“大吊车，真厉害，轻轻一抓就起来……”），偶尔听听收音机里播放的慷慨激昂的大批判社论和《东方红》等御制红歌，村民最多打打扑克牌，诸如“三反五反”、“争上游”等带有明显时代色彩的名词及玩法，以此消磨时间且愉悦一番，通常村民晚上聚在某家聊天（村民称叨舌），谈天说地说古论今，颇为畅快。
1971年的冬天异常寒冷，大约12月份的一天晚饭后，几个街坊汉子在我家西房取暖，父亲和他们坐在炕沿，边聊天边抽烟，村民自己种植的旱烟散发着柴草香味，把昏暗的15瓦白炽灯泡完全笼罩在烟雾中，我趴在父亲的背上晃来晃去好不自在。
突然，几个汉子都弯下身子，一个人指着墙上和毛伟人并排贴着的林副统帅的画像，压低声音说：他出事了！众人惊诧不已，那个时代，正处文革中期，因言获罪司空见惯，于是此人一番详尽讲述：某月某日，林带着老婆、儿子等坐三叉戟飞机从山某关机场出逃，向北飞行，想叛逃到苏修，自绝于党和人民，没想到仓皇逃到外蒙古的温都尔汗上空，燃油耗尽，飞机坠毁，林等人摔死在漠漠荒野，真是罪有应得。
这时，大家才感觉林已经好长时间没在广播和报纸上出现过了，国庆节也没有他的身影。于是汉子们七嘴八舌地评论起来，“看，他长得猴眉寡脸，一看就不是忠臣”，“对，他瘦马圪筋，看见就没福气”，“他连头发都不长，他能当大官吗”，“他总是站在主席后面举语录本，阴险狡猾，是个奸臣”……
现在想来，村民当时评价林的言语论断，纯属以貌取人、捕风捉影，封建君臣思维根深蒂固，甚为怪诞可笑！
记得那天晚上，父亲和汉子们的聊天很晚，我努力地撑着瞌睡的眼睛，断断续续地听了很多政治轶闻，以后，我上了小学后的批林批孔的闹剧，更加深了对此事的印象。
林事件发生后，此时中国的民间开始认识和反思文革之劫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无法挽回的磨难与祸殃，侧面宣告文革的失败，中国步入文明正常社会的变革和创新有了隐隐约约的可能性。
1971年还有三件大事值得记忆：一是我国3月3日发射的第一颗科学实验人造卫星，全国人民连续几天能在黄昏时分听到大收音机一样从天上传来的《东方红》乐曲；二是我国加入了联合国，结束了被世界孤立的局面和闭关锁国的困境；三是苏联前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逝世。
我所看到的直升机降落的事情和听到的大人聊天的内容，只不过是历史长河的一粒沙子而已，但这粒沙子却深深地嵌入了我童年的记忆之中。
看飞机是我人生最清晰的初记忆，我多次跟家人谈到这件事。我在漫漫土路上、在团团黄尘中，跑步进入了197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