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理想大于天 烽火烟雨任平生

静如练

一一革命老前辈赵德尊评传

【题记】

赵德尊是我敬重的革命老前辈之一。他193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9月)36岁任黑龙江省委书记，(1954年8月至1979年2月)蒙冤被贬25年，(1979年)66岁重返黑龙江省任职书记和人大主任，直到离休(1985年9月)。他一生跌宕起伏，充满了传奇色彩，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初期建设及改革开放等重要历史时期。他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百转千回不忘初心，革命理想大于天，烽火烟雨任平生，实为我辈敬重与学习的楷模。

巧的是，他的大女儿赵萍(曾用名赵汉萍)在辽宁大学读书时，因"文革″，打破系、班界限，我们互相认识了。他父亲"闲″在家，我曾前去探访交谈，他喜欢看书，我常从单位资料室或友人处给他借些内参书藉，供他研读，直到他重返黑龙江。后通过赵汉萍，我也一直关注着他的发展业绩。期间，赵汉萍提供资料素材，我於2015年2月和2017年4月先后写作《不尽的缅怀 心中的丰碑》《抗日救亡的青年先锋一一记″一二.九″运动中的赵德尊》两篇文章(收在我的文集《余霞散成绮》中)，被有关书报采用。

先辈已去(2012年赵德尊病逝哈尔滨，享年99岁)，但他的音容笑貌，精神风彩印记在我辈心中，激励着我们。我们纪念他的最好方式之一，就是把他的革命历程故事，真实地按编年记录下来，略加评说抒怀。赵德尊先辈对自己要求甚严，极为低调，关于他的历程资料留下的零散，也不多，报刋传媒上也有些似是而非的讹传。赵汉萍也83岁了，她愿从家属留存纪念角度，提供照片原片，文字原件等，瞩我编制这个美篇，分享亲朋好友。

本美篇为评传体，即以史实记录为主，以评说为辅，文字约五万，照片一百多张。其目录为:

1.父亲早逝家境寒 母亲撑起一片天

2.耳闻少女遭强暴 怀恨离沈考清华

3."一二.九″运动冲在前 抗日救亡显锋芒

4.艰苦转战在太行 千里迢迢赴延安

5.枪炮声声黑龙江 下乡蹲点写经验

6.忍辱蒙冤25载 初心不改忠于党

7.事实解决回龙江 老兵新传续新篇

8.终身伴侣陶竞华 革命家庭故事多

9.离休未曾忘忧国 晚霞似火沐春风

10.两部文献留人间 四个子女均自強

附一 中共中央组织部 《赵德尊同志生平 (1913一2012)》

附二 赵德尊同志生平年表

编者感言

父亲早逝家境寒                                      母亲撑起一片天

赵德尊1913年3月24日出生于辽宁省辽中县(现为沈阳市辽中区)冷子堡镇冷后村。据赵德尊长女赵汉萍(现名赵萍)整理的一份《赵氏家谱》显示，赵家原籍河北省抚宁县一带，清末时由于灾荒严重逃到奉天省新民府。赵德尊的曾祖父赵惠是个木匠，逃难来到东北时，一肩挑两个筐，一筐里是赵德尊的祖父，一筐里是祖父的哥哥。赵德尊的父亲赵鸿禧是个教书先生，曾与友人合伙开了个染坊，结果意外被人骗，一急之下患上脑膜炎，不治身亡。当时赵德尊刚刚出生一年，家中的重担全部压在了赵德尊母亲赵金氏身上。赵德尊在家中最小，他还有一哥一姐。赵鸿禧临终前曾留下遗言，希望三个孩子都能有书读，赵金氏为此整日操劳，白天种地，晚上纺纱，收入几乎全部用来给三个孩子交学费。经济紧张时，哥哥姐姐不得不先辍学一段时间，全力保证赵德尊(号松涛)读书，条件宽松时再复学。在这样窘困的条件下，哥哥赵德明(号竹心)和姐姐赵德荣(号友梅)相继考上东北大学。“其实我哥哥也考上了清华大学，但清华学费贵，东北大学对本地学生有学费减免，哥哥就去了东大，因为东大理科学费和试验费太贵，哥哥又考了文科第一名，读了经济系。”哥哥赵德明从东大毕业后，辗转在关内各地的税务所担任小职员，解放后，赵德明来到沈阳，成为辽宁大学的一名老师。姐姐赵友梅毕业后到重庆女子中学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校长，解放后，成为成都科技大学的老师。

赵德尊对母亲感情非常深厚，他回忆道： “家里生活困难，母亲总是尽其所能地照顾孩子们的生活。那时家里吃饭从来没有炒菜，只有咸菜、大葱蘸大酱，春夏秋季，就到地里挖些野菜吃。一星期改善一次生活，也只买半块豆腐，母亲为了让我们多吃一口，自己从来不吃。”赵德尊回忆自己的儿时，说:“我父亲去世的早，母亲辛辛苦苦拉扯我们三个孩子，非常不容易，我很怀念她。母亲为了供我们读书，给我们交学费，想尽了一切办法，卖房子、卖地。″赵德尊1920年9月——1926年9月在冷子堡村小学读书。上小学时，身体非常弱。本校的体育老师逼着他进行体育锻炼，成为本班的网球选手。后来，乒乓球刚刚传来，便又增加了一个爱好。

1927年赵德尊到沈阳报考二中时照片。

1926年9月至1929年7月，赵德尊在沈阳第二初中学习。在语文教师夏漱石的帮助下，开始阅读一些进步书籍，鲁迅先生的《呐喊》《彷徨》《野草》等杂文，对他的人生之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1年暑期高中考试发榜后，母亲卖地筹学费拖了些时间，赵德尊入学晚了近一个月，为了上学方便，母亲带几个孩子在沈阳市里租了一间房子。……赵德尊在回忆母亲时，写道:1949年，黑龙江、嫩江两省合并，省会设在齐齐哈尔，仍称黑龙江省。张启龙同志调走后，我接任省委书记，后又兼任省主席、军区政委。1952年由大哥(赵德明)处将老母亲接到齐齐哈尔市，由我和老伴陶竞华奉养。1953年我被调任东北局。全家一起回到沈阳。出乎意料，1954年发生了“高岗反党集团”事件，在东北局召开的全东北干部大会上我被批判，被下放到东北制药厂。以后就是“十年文革”。1969年冬走“五七道路”。我家被“造反派”遣送到辽宁义县乡下老君堡大队，接受农民再教育。这样，我只好将我的老母亲送到我的大儿子赵豫平家。因此，直到老母亲过世，我再未能见上一面!我现在再说这些，首先自己肯定自己离家干革命，在地下工作时期和战争年代，我不能顾家，这没有错。另一方面，我也不能不说，这生我养我的这样一个农村妇女的老妈妈，后来在她去世前的最后几年我也未能奉养尽孝，每当想起这些，感到很是歉疚和自责。对于我的老妈妈，我只有永远的怀念!

1950年，赵家在齐齐哈尔拍的全家福，前排坐者左一为赵德明，左二为赵德尊岳母，中为赵金氏，左四为赵德尊，后排右一为陶竞华。

耳闻少女遭強暴                                  怀恨离沈考清华

开学不久，1931年9月18日晚，赵德尊和同学们在教室复习完功课回到宿舍。半夜，突然被隆隆的大炮声惊醒，大家出来后，只见一道道闪亮的火光从日租界发出，经我们头上往北大营方向飞。第二天，各校停课，沈阳沦陷。赵德尊和哥哥、姐姐从学校不得不回到在沈阳北关的租住处。"九.一八″事变彻底打破了赵德尊平静的读书生活。更让赵德尊悲愤的事情还在后面。“九·一八”事变后，赵德尊无书可读，在租的房子里闷了半个月。但年轻人是闲不住的，房东亲戚有两个女孩子，在同泽女中读书，有一天，两个女孩子跟着房东出门送客，结果意外发生了。“她俩慌张地跟着房东往屋里跑，后面紧跟着两个持枪的日本巡逻兵，他们在我家的后窗台上向里面看。我母亲将我姐一下推倒用大被子蒙起来，日本兵转头就闯进了房东家。过了近一个小时，日本兵走了，房东家哭声一片，两个女孩子被日本兵糟蹋了！我的心头火腾一下冒出来，沈阳真是一天也待不下去了。”(见《赵德尊回忆录》)10月初，赵德尊接到住在北平皮库胡同东北难民收容所的同学康国钧的来信，赵德尊决心去北平，皇姑屯火车站与北平恢复通车的第二天，赵德尊买了一张去北平的火车票。离开那天，为了怕母亲难过，他没有当面辞别母亲，敲了敲门，在门外说了一句″妈，我走了″,因为若不是断然这样办，稍一迟疑，家里绝不会放他走，……当即他跑到车站，一个人扒上火车，流亡去了北平。

赵德尊看着橱窗里的北平地图，找到了皮库胡同的东北难民收容所，这里收容的多是东北流亡学生和教师。据先到的同学讲，之前他们每天到市府门前喝大锅粥，等他到来后，这里已由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接管并得到张学良资助，每天发10大枚铜板，合计两角钱，可以买5个火烧(烧饼)。最开始办的叫自励中学，11月12日，根据张学良手谕，王化一奉命办东北学院中学部事宜(1932年初改称东北中学) ,接收了自励中学全部师生。12月22日，东北学院中学部举行开学典礼仪式。学校当时有流亡学生共三四百名，分编为高三、高二、高一、初三、初二、初一和补习班。赵德尊被分配到高二班，班上共有三、四十名同学，赵德尊于1933年夏毕业。期间，学校进行军事训练，聘任东北军军官任教练，总教练姓傅，下设3个大队，都有东北军军官教练。当时没有教材，发白字本，东北教师教国文、数学、英文、三民主义等。这对东北流亡青年来说，不算什么苦，大家都可接受，因为总算有了个家，又可学点知识。学校没有教材，教员们的水平也不高，为了能多学点东西，赵德尊经常跑到北平图书馆自学。除了上课，就在图书馆勤工俭学，用挣来的一点工资买书。考清华时，赵德尊感觉“很苦闷”,他认为″自己高中缺课，想继续把高中遗漏的知识补完，还想考师大。“于是就报了两个学校，师大和清华。他在初中时就由国文教员夏漱石先生介绍阅读了不少新文化小说，尤其受鲁迅影响很深，考入清华大学的作文题《路》就以鲁迅先生的名句:“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作结尾，获较高分数。结果都被录取了，但那时师大在城里，住公寓需要花钱，而清华住宿是免费的，赵德尊就选了清华。

″一二.九″运动冲在前                           抗日救亡显锋芒

在东北中学时，赵德尊曾团结全班同学进行了一些革命活动，毕业后又组织了毕业同学会，但半年才能聚会一次，很松散，没有力量，他很想找到一个进步组织来领导。1933年9月，赵德尊带着对光明的渴望与向往进入清华大学进入文学院外浯系学习。

他喜欢以“罗白″作为笔名写一些短文章。赵德尊在 1935 年组建“左翼作家联盟”清华园小组，成员有王瑶(后为著名教授、中国文学史学家)、郑天翔(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赵俪生(后为著名历史学家)、冯契(后为著名哲学家)等人。这是秘密组织，还需要有个公开的名目，于是又组织了“国防文艺社” ,又扩大改组为“清华文学会" ,以高尔基的"人生的每一时刻都应当有它的高尚的目的"相互砥砺。这是一个以“左联”为核心的统一战线群众团体。赵德尊在1936年6月27日发表在《清华周刊》上一篇介绍清华文学会的文章中大声疾呼"在这革命的前夜，时代暴风的吹动，和现实的丑恶的狞视之下" ,清华人应该放弃“自我的讴歌，幻美的冥想”,丢掉“文坛登龙"的捷径，配合全国人民一致的步调，做点点事，尽点点力。这期间，赵德尊读了不少进步书籍，如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山川均的《社会主义简史》等，还听北师大教授杨秀峰讲“社会发展史”的课，开始懂得一点国家、阶级本质和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开始用学到的理论分析残酷的现实情况并开始建立共产主义理想。

1936年6月，赵德尊在《清华周刊》向导专号上撰文介绍《清华文学会》。

1935年，华北局势加速恶化。时为中共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中文系学生蒋南翔执笔的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喊出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震撼人心的吼声，号召民众起来抗日。北平学联决定1935年12月9日发动和组织大中院校的学生上街游行，清华大学党支部和学生会组织进步同学参加了这一行动。赵德尊和同学们走到西直门，城门关了，当即就地聚会，他们用简易喇叭筒向市民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散发游行领导人之一蒋南翔起草的《告全国民众书》，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收复东北失地！武装保卫华北!”等口号，表达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呼声。12月16日，中共北平市委和市学联再次组织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继续反对成立伪“冀察政务委员会”。清华、燕京大学的队伍受阻于西直门，后转到西便门，赵德尊和同学们合力撞开大门，闯进城内，在和平门外冲破了警察的封锁，接应出师大的同学，一同赶到珠市口，参加了天桥到前门的游行示威和随后在前门车站广场举行的市民大会。同年 12月，经过组织考察和运动中的表现，赵德尊由考入师范大学的东北同学、共产党员王仁忱介绍入党，后转到清华大学党支部，由宮日健开过一次小组会，以后由方琦德领导。入党当晚，他激动地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大愿得偿，生死以之，抗日救亡此其时！”

“一二·一六”游行后，南京政府行政院下令解散平津学联，并宣布平津各校提前放寒假，学生一律限期离校以使学生分散，孤立进步同学。为了粉碎这个阴谋，北平党组织和学联商定，组成一个抗日救亡的宣传队，南下到工农中去宣传抗日救亡。1936年1月2日，平津学联组成“南下扩大宣传团”，共分四个团。其中第三团以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为主，共150多人。宣传团下设先遣队、宣传队和后勤等，赵德尊担任宣传队队长。 1月4日，宣传团从西郊蓝靛厂出发，沿平汉路南下，经八里庄、长辛店、良乡、宛平、涿县、固安、高碑店等地进行抗日宣传。一路上，大家吃的是大饼咸菜，住在学堂或寺庙里，睡的是冰冷的土炕，用刺骨的冷水洗脸。女同学教小孩子唱抗日歌曲，赵德尊、丁则良等向老乡演讲当前形势，宣传抗日救亡，并帮助地方成立抗日组织。同学们初步体会到工农大众是真正抗日的主力军，学生必须与工农结合起来。1月14日第三团在高碑店遭到军警阻挠袭击，经过抗争， 15日全团被监送回北平。经过南下宣传受到深刻教育和实践锻炼的同学们纷纷要求组织起来，以便将抗日救亡的运动坚持到底。

返回北平的第三团在燕京大学开会，正式成立了永久性的战斗团体，命名为“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2月1日，一、二、三团联合在师范大学召开宣传团员代表大会，大会决定把原第三团成立的“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和第一、二团在保定成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合并为一个统一的组织，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赵德尊是“民先”的首批成员，以南下扩大宣传团团员为骨干的“民先”清华分队队员，3月时达到了180多人。在反动当局镇压爱国学生时，清华大学首当其冲。1936年2月29日，清华的“民先”队员、学生纠察队和上早操的同学首先发现了来搜捕的警察，便相互呼叫，与军警斗智斗勇。学生们砸了军警开来的八辆警车，并救出被抓关在西校门传达室的蒋南翔、姚依林、方左英三同学。赵德尊得到组织上的通知隐蔽起来，将所有党的文件寄存在魏兆麟同学处，与全校同学集中在体育馆，五千军警盲目大搜捕，无实质性收获而离去。此后赵德尊应在救国会工作的黄绍湘之约，以“赵铁”笔名，在救国会报上写了“纪实”。1936年3月，赵德尊时任清华大学“左联”支部书记。他的直接领导人方琦德交代他中共北平市委要组织反镇压抗争，追悼河北北平高中（原十七中)冤死狱中的郭清同学，举行抬棺游行。方告诉他，估计这一斗争会受到镇压，为保存领导力量，你可以不参加。赵德尊没有考虑个人安危，觉得要同志们参加而自己不参加心中有愧，当即秘密通知“民先”、“左联”骨干。30日晚他进城到北京大学的东北同学处， 31日与同学们三三两两进入北大三院。大家唱着《国际歌》《囚徒歌》《五月的鲜花》等歌曲，很有压倒一切的气概。当时操场已被警察包围，在简短仪式后，抬棺游行大队冲出校门，从缺口那边的孔德学校出去，准备到东西长安街游行。赵德尊、李昌、杨学诚、王瑤、郑天翔、赵俪生等人走在队首。抬棺队伍行进到南池子南口不远的地方，遇重兵机枪把守，同学们不畏强暴和军警冲突起来，学生赤手空拳，被警察打散，五十余人被捕。赵德尊被三个警察逮住，集中在一巡警房内，碰到了燕京大学的黄华等同学。晚间，警察把他们押至北平陆军监狱，十多人挤住在一个监号，睡觉翻身都困难。次日放风时，赵德尊才知道被捕的绝大多数是进步同学，还有早已在押的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申府夫妇。赵德尊用小片纸办了《牢狱之光》,栏目有张申府教授的哲学讲话连载， “时事新闻”“世界语入门”,以及监友生活需要等。清华狱友傅国虎还作了《牢獄之歌》:“坐监牢，真正难受，一天两顿窝窝头，咸菜汤没有一点油。”赵德尊续写： “坐监牢，真正难受，对敌仇恨深入脑海，狱友情谊刻在心头。”互相鼓励，在放风时各监号秘密传递。赵德尊还发展两名同监青年入党。对革命者来说，监狱也是个大学校。四月下旬，中共北平市委和救国会同志推动社会营救，校方保释出獄，救国会还组织了欢迎座谈。会上，赵德尊把獄中生活的种种情景用钢笔画描绘在纸上，展示给与会同学。

赵德尊出獄后，接任清华第 24 任支部书记(1936年8月至 10月)。副书记为李孝芳，组委先后由李昌、杨学诚、吴继周担任，宣委先后由纪毓秀、曹国枢担任。这期间，支部大致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1.积极而又严肃地做发展党的工作和青年团、“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社联”等同志的转党工作，同时严肃党员小组生活和教育工作。由于有“一二·九”运动的考验锻炼和同志们的积极努力，支部组织发展很快。新党员无论是“民先”队员、青年团、“左联”、“社联”的同志，都由分管支委个别谈心，自愿自觉谈思想转变过程，在斗争中表现积极坚定的，举行简单入党宣誓，讲解党的基本知识，编入小组，定期过组织生活。生活会一般谈的是分析国际国内形势、以后任务及工作汇报、批评与自我批评。当时都是单线领导，党员都有化名，除一个组的同志外，没有横向联系。因此，赵德尊确切认识的有支委会及其直接联系的“左联”党员小组、语联(新兴语言联盟)何礼、女同学小组长高景芝(又做民校工作)、黄绍湘(做救国会工作),以及直接联系过的孙兰(原名韦毓梅)。出狱回校的荣高棠（原名荣千祥），经赵德尊手接转党的关系后到西郊区作农民工作。其他同志，赵德尊手里有的只是各小组的化名名单。赵德尊直接领导的“左联”支部的赵甡、郑继侨、赵继昌等同志，入党时，赵德尊都谈过话。

2.加強对全校各方面的领导。主要是“民先”，以及学生会、救国会、校刊、女同学的工作，协力加強反击国民党右派的明争暗斗。

3.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由于深感单纯学运力量的不足，而社会爱国力量之深广，全体支委与“民先”队员都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如与进步老师张申府、冯友兰、朱自清教授及青年讲师浦江青等联系捐款；办刊物，办清寒食堂，办子弟小学，办海燕歌咏团和各种学会；慰问二十九军，搞军民联欢，举办纪念鲁迅诞辰座谈会，办西山夏令营，加强与市学联联系等。

在“一二·九”运动中活跃的绝大多数同学，在蒋南翔、赵德尊、杨学诚等人的引导下，无论是通过清华党支部，还是中共北平学委，都陆续入党。1936年9月，赵德尊等接待北方局彭真同志，汇报了清华工作，得到了他的肯定。1936年冬，赵德尊介绍郑天翔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组织上提出“党员养党”，印制北平学委刊物《生活通讯》的油印机、钢板、纸张都是赵德尊和郑天翔自筹的，出版也是自费。赵对郑说，我是北平学委秘书处负责人，你就在学委秘书处工作，任务就是印刷和保管。你不编入清华支部，由我单线领导。随后，赵德尊拿出一个綠色帆布箱子，里面是油印机和文件。郑天翔于是把箱子带回宿舍。没过多久的一个星期六晚上，赵德尊来到郑天翔的宿舍，挂起大床单，把窗户遮住，然后拿起笔就干起来。赵德尊刻好蜡版，郑天翔印。《生活通讯》也就是一张蜡纸的篇幅，大致半月一期。印出来后，迭成小册子，赵德尊带走，由党的地下交通员用夹层手提箱送出。这时，红军已到达陕北，并连得胜利喜讯，他们配合红军将地下和合法斗争结合起来，作为“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延续，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巩固发展下去，直到“七七事变”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为党培养了大批学生干部。1937年全面抗战前夕，清华九级(1933年入学)至十二级(1936年入学)约有900多名学生，其中“民先”队员183人，党员40多人，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走上了革命道路，后来成为新中国领导各方面建设事业的高级干部。

在北京植物园樱桃沟内，一棵大树下，有一大块元宝型大青石，高1.2米，长2米，上面刻着“保卫华北”四个大字，是由清华大学学生赵德尊和北京大学学生陆平于1936年所刻。他们都是九一八事变后从东北走出的流亡学生，一个毕业于东北中学，一个毕业于东北中山中学，两所专门接收东北流亡学生的学校。他们经历了东北沦陷之痛，比关里人有更深切的危机意识。

1936年7月，华北局势日益严峻，为迎接全面抗战的到来，培养和输送抗日骨干和有生力量，北平学联和“民先″队在香山樱桃沟举办了第一期夏令营。营员是来自北平多所大、中学校的"民先″队员或具有双重身份的共产党员，200余人。1936至 1937年，北平地下党在西郊香山樱桃沟共举办三期“平西抗日救国军事夏令营”,北平各校“民先”队和爱国学生参加，达三千多人次。夏令营活动丰富多彩，除了组织歌咏队、舞蹈队、管弦乐队、爬山队和适合青年特点的文化活动之外，还有军事常识、游击战术学习，半军事训练和军事演习，邀请著名教授演讲，举办时事讨论会和救亡路线讨论会，演出救亡戏剧等。利用多种形式的活动，不仅陶冶了青年的性情，还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加強了团结，壮大了队伍。

在这块石头前有一块开阔地，夏令营的演讲、授课大多在这个地方进行。大家围坐在山石旁，听杨秀峰、黄松龄等教授分析抗日战争的局势，听总队长兼军事教官白乙化等阐述军事理论、作军事报告。大家在这里争相传看《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等当时很难见到的党的文件；热烈谈论红军北上抗日的消息和爱国志士的抗日活动；激烈争辩当时的社会问题、理论问题，抨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赵德尊是具有民先队员和共产党员双重身份的营员，在参营的某一天下午，他决心在那块山石上凿刻“保卫华北”四个大字，以表达当时广大抗日青年心声。当他凿刻岀个蒼劲有力的“保″字，同为营员的北京大学学生陆平(后来曾任过北京大学校长)循声走了过来，于是两人交替合作凿刻，赵德尊刻了"保卫″两个字，陆平接着刻″华北″，四个大字呈十字排列，每个字有六七寸大小，字体方正有力。“咚咚″的锤声，凿出了热血青年发自内心的强音。

如今，“保卫华北”四个大字仍然镌刻在樱桃沟的山石之上，继续向人们讲述着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1937年6月，赵德尊从清华大学毕业。

艰苦转战在太行                         千里迢迢赴延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全面抗战正式开始。赵德尊调到全国总队部党团做秘密工作，任组织委员，于光远任宣传委员。“7·7”事变后，日军占领了北平。9月2 8日，时任北平地下党领导、″民先′全国总队长李昌通知赵德尊：“明天早晨，你和于光远尽快出城，任务有两项：一是去保定建立‘民先′临时总队部，二是交上密写的全国‘民先′组织联系地点和联系人，以便全国‘民先’组织准备迎接全面抗日民族战争。″同时，当即给他们30元现大洋作路费。赵德尊一夜没合眼，连夜将全国各地“民先”队部的通讯地址用画图纸的细尖笔在密纹纸条上抄写好，然后卷细压实夹在两个脚趾中间。第二天，赵德尊和于光远直奔西直门。由于离城仓促，既未通知家里亲人，也未向同学好友告别。前行到黄村附近遇日本人三辆坦克车队，一边行进一边开火。坦克从于光远躺的垄沟上辗过，幸免于难。日本兵上来搜身，什么也没找到，一个当官的通过汉奸翻译一个一个盘问，赵德尊说是北平成城中学的学生，回南方家里，火车不通，走到通车的地方再坐车，他们才得以放行。过门头沟后进入保定界，见到了地下保定市委和″民先″队部的荆杰同志。这三天里，他俩才吃上一顿饭。9月30日，赵德尊和于光远进入古城保定，见到了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长彭真。彭真仔细听、看、问，然后点头说： “你们的两项任务胜利地完成了。你们都留在北方局工作吧。”不久，北方局任命赵德尊为平汉省青年工作负责人，带一批干部向冀西挺进，建立起包括冀西13县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成立了冀西游击队。曾在东北军工作的郭峰到冀西与赵德尊接头，他担任了冀西游击队的政治部任，副主任是杨克冰。

1 0月25日，平汉省委在泉落镇举行誓师大会，宣布八路军冀西游击总队正式成立。 赵德尊率部进入冀西后，马上遇到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一一溃兵、刀会、汉奸成为抗日的三大障碍。溃兵，均为东北军旧部。冀西游击总队采取团结、教育的办法，协助 1 2 9师收编了一股股溃兵，使他们走上了抗日道路。“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清除三大障碍后，冀西游击总队收枪扩兵，不到一个月扩大三倍多。游击队边整训、边战斗、边发展，在烽火中成长壮大起来。攻击葱峰之敌，据守马岭关，夜袭内邱城，处决伪县长……冀西游击总队成为一支平原抗日劲旅。1938年10月，赵德尊由冀西调任晋冀特委组织部长，后又调任晋冀豫边区二地委组织部长、地委副书记和六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此时，几天几夜爬山涉水，白天工作，夜晚赶夜车，上万字的《冀西周年小史》当天就完成了。他领导根据地建设，率领地方部队和民兵参加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 ,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百团大战”后，形势恶化。

1937 年10月中旬冀西民训处解决了溃兵与山西昔阳县公安局的冲突，昔阳县政府派代表(中）赠旗致谢，并与民训处部分人员合影留念。二排右二李雪峰、右三孙文淑、左一李友九，左二为赵德尊，前排女为郭丽娟（郭力）。

1939年在太行山。

1941年5月，日军两万多人再次进攻太行山。八路军129师政委邓小平亲自来到新组建的六分区，言传身教赵德尊带领部队打击侵路者，派出10支武工队深入敌后袭扰日伪军。邓小平的简捷明快、踏实干练使赵德尊铭记一生。1943年9月9日，时任六地委书记的赵德尊被区党委指定以七大代表的身份奔赴延安，离别了烽火连天的太行山。“我走了，我还要回来打鬼子!”山谷林涛，回荡着赵德尊的呐喊。赵德尊回忆道:同王维纲(八地委书记)、赵武成(三地委)、申之澜(做青年团工作)等几个人同行，和我们一起走的还有黄震的爱人，她是到延安学习的，大家一路关心她，过河时王维刚拉着她。在到延安的路上，遇到敌人“扫荡”，铁路线、公路线都被敌人封锁了。我们几个人在山上，没有饭吃，就吃松蘑充饥。没有部队护送我们，但一路上有人接应，我们沿着秘密的交通线，一站一站地被送过黄河，进入陕甘宁边区。我们从太行到延安，步行了一个多月，到达的时间大概是10月中旬。

让赵德尊意想不到的是，他到延安的第一天就见到了人民领袖毛泽东。秋日的大西北，天高云淡。那天，赵德尊迈步走进古城延安，找到中共中央组织部，递上了介绍信。干部科长王鹤寿热情接待了这位来自前线的年轻同志。 王鹤寿带赵德尊一道去中央小食堂吃饭。饭厅里己来了不少人。过了不一会儿，一位身材高大、衣着朴素的中年人走了进来，膝盖上打着大补丁，赵德尊看着这个人挺像报纸上的一张照片，莫非他是……他正想着，这位中年人径直朝他走来，王鹤寿连忙扯了扯他的衣角： “这是毛主席。”毛泽东上前一把抓住了赵德尊的手，一口浓浓的亲切湘音：“你是新来的同志吧？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呀？”赵德尊万分激动，颤着声说：“主席好！我叫赵德尊，刚从太行山来。” “噢，从太行山来，我看你满身征尘像是前线来客嘛，前方情况现在怎么样呵? ”毛泽东饶有兴趣。“报告主席，太行山经过开展大生产运动，经济状况已经好转，军民吃、穿都不发愁了。日军的几次‘大扫荡’都被粉碎了，现在部队扩大了，村村有民兵，区区有武装，妇女做军鞋，儿童去站岗，根据地人民都发动起来了，已经是全民皆兵、拼命杀敌，我们冲破了黎明前的黑暗，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我来的时候开了个大会，让侦察员去抓两个日本鬼子来，说到就捉到，鬼子在咱们的大会上出尽了洋相。抗战胜利的一天不远了！”“好、好、好！哈哈哈！……”毛泽东连声称赞，禁不住爽朗地开怀大笑。“看，毛主席多高兴!”毛泽东、赵德尊成了满堂注目的中心。这下，赵德尊倒不好意思了。毛泽东又用力握了握赵德尊的手： “好了，吃饭吧，不然肚子要造反喽。一路辛苦，多吃点。改日我再找你聊。” 这顿饭，赵德尊吃得特别饱，特别香，特别幸福。不久，赵德尊作为七大代表进入中共中央党校一部学习。 他说:我们的驻地在一个小山沟，四五个人住在一个窑洞里。代表们组成几个党支部，我们支部书记是陕北省委书记马文瑞。记得陈赓、朱瑞也是我们支部的。 “七大”召开前，集中到中央党校学习的还有薄一波、罗瑞卿等人。我到延安时，“抢救”运动已经过去，所以没被“抢救”上。为了统一全党思想，党中央决定，从1943年10月起，在党的中高级干部中重新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学习的主要材料是《两条路线》(上、下)一书，该书编入了建党以来的一系列文件、文章，起自1922年党的“二大”宣言，迄至1943年10月发表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共137篇。大家以自学为主。学习方法是以马列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为指导，从学习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入手，经过学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再回到抗日战争的路线问题上来，把当前的现实问题和党的历史问题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更好地解决现实问题。大家通过学习，了解党的历史，分清了是非，认清了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错误路线发生的根源和危害，也认识到我们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与错误。一次，在讨论周恩来作的《六大报告》时，我们支部推选我发言，我肯定了“六大”总的路线方针是基本正确的。对党的“六大”如何评价，大家持有不同意见。后来提任过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的张君是持反对意见的，说“六大”路线是错误的。我们在全校讨论会上发言，开展辩论。最后，罗瑞卿说：“赵德尊的意见是对的。”肯定“六大”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就这样通过反复的学习、讨论，使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根据地的代表统一了认识，增进了团结，为“七大”的召开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

1945年4月23日一一6月11日赵德尊出席党的笫七次代表大会。赵德尊后来回忆说:″我作为晋豫根据地的代表，参加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开幕时，由任弼时同志宣布开会。他说：我党自成立以来，已有24年了。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三个时期。24年来最主要的收获是：在24年的奋斗过程中，我们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已经掌握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在这个时期，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各国人民，都在注视着我们，在这巨大的事变中我们将采取什么政策、什么步骤，来最后驱逐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我们的大会，就是在这样的时机召开的。”

紧接着，毛泽东致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他说，这是一个有关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命运的大会，这是一个打倒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这是一个团结全国、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他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后，指出我们的任务就是团结全国全世界一切可能的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力争光明前途，反对黑暗前途。在开幕式，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相继发表演说。随后，毛泽东在4月24日大会作政治报告；朱德25日作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刘少奇5月14日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七大”共开全体大会22次，8个代表团会议及小组会议举行许多次，进行讨论。周恩来、彭德怀、陈毅等二十多人在大会上发言。大会通过政治决议案、军事问题决议案和新党章。最后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

6月11日，毛泽东致闭幕词《愚公移山》,号召大家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奔赴各个战场，要宣传大会的精神，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这次大会为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特别是《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全面地总结历史经验，系统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着重提出了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建国方略、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构思了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国体与政体等等，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建立新中国做了理论、思想、组织等方面的准备。这次大会的历史功绩是巨大的、永存的。

在延安党校的学习和参加"七大″，让赵德尊对于延安的崇敬心情终生难忘。这种感情，首先来自对革命的崇高理想和信念，来自延安的八路军和党政老一辈领导好的思想作风。在延安党校的两年，赵德尊思想上和政治上都有了更为明显的进步和提高。中央党校门前“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是毛泽东亲笔题写的，赵德尊多次驻足沉思，品味这四个字的深刻含义。

8月1 5日，“日本投降了！”这一胜利的消息轰动了整个延安。毛主席到中央党校作形势和任务的报告，说我们就是要夺取全国解放的胜利。他说，这抗日战争胜利的桃树是我们栽的，水是我们浇的，现在蒋介石，要下山摘桃子，抢夺胜利果实啦。所以我们要赶紧奔赴前线，到各个地区，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毛主席的讲话非常形象和幽默。他还讲到，我们许多的根据地，如果总是分散，最终成不了气候。要有大块的整个的地区，首先是东北，东北有企业，还有兵工厂。他动员大家到东北去。许多七大代表和领导干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奔赴东北。

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中央根据党的"七大“提出的争取东北的战略任务，从延安等根据地组织赴东北的干部团分批次派出 20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其中有 4 名政治局委员，率领2万名干部和10万大军挺进东北。刘少奇代表毛主席和中央找干部团负责同志做了谈话布置。赵德尊是东北人，深感对进军东北责无旁贷。他积极报名参加了奔赴东北干部团。中央任命黄永胜为东北支队司令员，张秀山为东北支队政委兼干部团政委，李寿轩为副司令员，谢方为参谋长，朱子休为副参谋长，刘芝明为政治部主任，钟光殿为供给部长。东北支队司令部也是干部团的团部，主要工作是管干部团的几个大队和东北支队。团里有一些陕北的干部，有党校的干部，由张秀山带队。干部团成立了党的领导小组，张秀山任组长，赵德尊任组织委员，杨英杰任宣传委员，李寿轩、兰桥任军事委员等。同时，中央决定，此次去东北的干部一律不许带家属，所以延安干部团人员比较精干，有241人。1945年9月2日，彭真等同志和中央机关、中央党校的干部前来送行。延安群众热情地送上红枣和鸡蛋。"赴东北时我们穿得破破烂烂的。我因生病晚出发了两天，让我正怀孕的爱人陶竟华骑上我们纺线挣钱买的毛驴子，去追赶队伍。经过两个月的行军，或急行，或车马，翻山越岭，风餐露宿，还要应对敌人的阻截和袭击，以顽强的毅力，日夜兼程，与国民党的火车和汽车轮子抢时间，经张家口、承德，於11月10一13日陆续进入东北沈阳，将带来的千名干部交与东北局组织部。″(见《赵德尊回忆录)

1947年9月陶希晉与赵汉萍等在河北武安县王二庄。

枪炮声声黑龙江                                        下乡蹲点写经验

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彭真命令赵德尊带一个240名干部大队马上赶赴合省前的老黑龙江(当时省会在北安)。在前往北安途中，路过哈尔滨(当时是松江省驻地)时，驻哈司令员聂鹤亭同志需要军事干部，赵德尊便给了他一个小分队。赵德尊于11月15日到达北安，干部有195人。当天，与先期到达的抗联干部和第二批王堃骋带的晋察冀干部会合，一共230多人，组建了中共黑龙江省工作委员会(当时黑龙江地区包括黑龙江、合江、嫩江、松江、绥宁5省和哈尔滨特别市),王鹤寿任省委书记，范式人为副书记，主管部队工作，赵德尊任组织部部长，王堃骋任宣传部长，杨英杰任省政府副主席。

1946年，赵德尊与王鹤寿(右)在北安对弈。

为了争取时间，尽快地开展工作，赵德尊同志五天五夜没合眼，分配派往黑龙江省各地的干部；为了有效地使用和团结来自各方面的干部，作为省委组织部长的赵德尊同志尽可能地让熟悉当地情况的抗联干部担当较为重要的职务。针对敌特活动猖獗，严重阻碍我党工作开展的状况，赵德尊同志亲自奔赴海伦、绥化、望奎等县，布置破获了国民党从哈尔滨派出的“地下军”组织，赵德尊力主“挑大的干。现在局势不稳，叛乱不断，我们应该置四周小县叛乱于不顾，全力打下泰安(今依安)!"省委同意了赵德尊的意见。泰安，位于黑龙江省、嫩江省交界处的铁路枢纽，是国民党军在黑龙江的大本营，国民党先遣军第一军尚其锐部。经过四昼夜激战，消灭伪匪200余人，俘虏200余人，守敌被一举全歼，於年三十拿下县城，泰安解放了，城头升起了鲜艳的红旗。这是我军集中兵力在黑龙江打的"带有决定性的一仗″。得到前线胜利的捷报后，赵德尊立即召开全体党政机关干部大会，大声宣告胜利消息。泰安一仗使大家坚定了信心，认为省委是有能力，有战斗力的。我军掌握了北满根据地老黑龙江省，为党在这一带开辟工作扫清了道路。

1946年7月，赵德尊、陶希竞于北安黑龙江省委楼前。

1946年5月，根据中央“五四指示”的要求，赵德尊与省委一起领导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赵德尊同志根据土改运动每个阶段的特点，组织和布置工作，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赵德尊时任黑龙江省组织部长，在龙南检查工作后，於1946年12月11日针对深入土改问题在绥化写信给东北局《深入土改问题》(见赵德尊著《征程鳞爪》118一123页，从而保证了黑龙江的土地改革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为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东北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47年7月，中共中央工委在河北平山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当时东北各省的主要领导因工作关系不能离开。于是，东北局决定由赵德尊担任东北代表团团长，带队出席会议，同行的有合江省委组织部长王伯谨，辽南省委陈一凡，辽东省委卫之，辽西省委岳胜。21日，赵德尊在全国土地会议上发言，报告了东北土改运动的情况和经验(同上，详见131一206页)。回到东北后，积极贯彻土地会议精神。以后，赵德尊担任了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等职，直到全国解放战争胜利。

1949年9月，赵德尊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这一年他刚刚36岁，是共和国成立之初最年轻的一位省委书记。1950年，已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的赵德尊同志仍然保持我党深入群众，注重调查研究，工作务实的作风。

1950年赵德尊在齐齐哈尔(省委大院内)。

1950年7月，赵德尊、陶竞华摄于齐齐哈尔。

原中共黑龙江省委部分领导成员在黑龙江省首届人民代表会议上。前排左二为赵德尊，左四为于毅夫，左五为杨英杰。

1950年6月，赵德尊参加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照片二排左四)。

赵德尊在北京参加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照片细部:二排左三)。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党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以赵德尊为书记的黑龙江省委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迅速在全省掀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为前线输送干部4500人、志愿军战士2.2万人和大批物资，动员社会各界群众开展支援、慰问、支前活动，为取得抗美援朝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1951年赵德尊任黑龙江省委书记，他代表省委在全省劳模大会上做了讲话。以志愿军赴朝参战取得的伟大胜利讲目前形势，以黑龙江人民实行土改翻身解放讲爱国情怀，鼓励劳模在"巩固国防，巩固经济，团结人民，继续进步″等方面，支援抗美援朝前线的正义斗争，为祖国建设強大的经济力量，培养更多新劳椟，争取1951年继续作劳模。

赵德尊担任规划调整后的黑龙江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并兼任黑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等职务，党政军一肩挑。赵德尊精力充沛、成绩优异。在黑龙江工作方针的制定上，结合省情实际，提出了“城乡兼顾，农业为主，根据可能和必需，积极发展工业，切实搞好合作社”的方针，对黑龙江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工业上，我们抓住抗美援朝沈阳工厂北迁的机遇，大力协建军工和一、二机床厂，如当年劳动模范马恒昌小组就出在此；另外，抓住苏联援建156项之机，创建特殊钢厂，为重型机械厂选址，配备党委书记。由此为大型企业打了个底子。在农业上，除继续提倡“插犋换工”，还搞互助组，把农民组织起来，又搞了初级合作社的试点。1952年秋，肇源县农业大丰收，赵德尊立即组织两批干部进行调查研究，为了改变黑龙江省地广人稀，粗放经营的旧习惯，赵德尊曾到肇源农村蹲点一个多月，总结了肇源农户“宽播密植等距全苗”，粮食生产逐年有所提高的增产经验。最后形成了一篇关于肇源县丰产经验的调查报告《我们应当重视肇源县今年农业爱国增产运动的新经验》(同上，详见222一231页)，此文曾得到当时东北局领导高岗的批示，以及胡乔木的支持，并于1952年10月18日在《人民日报》《东北日报》《黑龙江日报》刊出，向各地推广，这对当时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忍辱蒙冤25年                                  初心不改忠于党

1954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后，东北局遵照中央书记处部署，召开了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传达七届四中全会精神，揭发批判高岗、饶漱石反党问题。4月24日，东北地区高干会议通过了《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和《东北地区的高级干部会议向中央的建议》。1954年5月4日，在中共中央批发的文件中这样写到：“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和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撤销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五同志现任东北局副书记和东北局委员及其他党内职务向中央的建议，已经由四月二十八日政治局会议批准。”1954年4月 28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撤销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五同志现任东北局副书记和东北局委员及其他党内职务问题向中央的建议》下达以后，张秀山、赵德尊、郭峰等五人均被降职使用：

张秀山被派到辽宁盘山农场担任副场长，张明远被派到中国科学院任办公厅副主任，马洪被派到北京第三建筑公司任副经理，赵德尊被派到东北制药厂任副厂长，郭峰被派到旅大机械五金总厂任副厂长。后来被添加到反党集团中的陈伯村(东北局原组织部副部长，后调任中共旅大市委副书记),则被派到哈尔滨市水泥厂任厂长。

1954年2月，中共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揭露"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虽说没有像以后的党内斗争引起那么广泛的株连，事实上还是有株连问题。所谓高岗在东北局的"五虎上将",指的是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五人。张秀山时任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张明远为第三副书记，赵德尊为东北局委员、秘书长兼农村工作部部长，马洪原为东北局委员、副秘书长(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专职委员、秘书长),郭峰为东北局委员、组织部长兼党校校长(1953年11月调任中组部副部长，未到职)。张秀山在谈到当年这桩冤案时说:“说到高岗。我们之间都是工作关系。因为我在历史上与高岗有着长期的工作关系进行株连，还可连得上。张明远与高岗有什么联系？无非就是多干了些工作。马洪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年轻同志，1952年时，他就随着高岗调国家计委工作了。尤其是郭峰、赵德尊两人，还是在高岗去中央工作之前，才到东北局来的。赵德尊是由黑龙江省委书记调到东北局任农村工作部部长，郭峰是由辽西省委书记调到东北局任组织部部长。当时他们都是较为年轻、有能力的干部，作为培养对象调来的。而且由一个省委书记调到东北局当一个部长，这也是很正常的人事调动。这种人事调动安排，从各方面看，也是适当的。当初高岗说过他们是年轻优秀的干部，这也是事实。但是批判高岗时，也就因为这些把他们打成‘五虎将′里去了。这种搞法显然不实事求是。”

经过 25 年之后，张秀山等人在 1979 年先后得到了重新安排：张秀山任国家农委副主任，张明远任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马洪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郭峰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赵德尊任黑龙江省委书记，陈伯村任国务院水电部副部长。在重新安排这几个人的工作时，陈云对张秀山说：“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薄一波在与张明远谈话时说：“中央对五个人的工作安排，不受过去问题（指‘高饶事件')的影响，高岗是高岗的问题，你们是工作关系，没问题。后来东北追查历史根源，搞了张、张、赵、马、郭没道理，风马牛不相干。”

赵德尊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述了这段历史:我调任东北局农村工作部长，以后又兼任秘书长，时间也就一年，即1953年2月底到1954年3月底。这时的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已于1952年调中央工作，任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但仍兼任东北局书记及东北军区第一政委；东北局党的工作由副书记张秀山全面负责，副书记张明远兼重工业部的领导工作，原秘书长马洪已随高岗调到国家计委，常委顾卓新任东北局计委主任；开始时期张秀山兼任组织部长。辽西省委郭峰于1952年调任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宣传部长是李卓然。我去时，李卓然还在外地疗养；林枫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军区司令是贺晋年，副政委是周垣。过了一段时间，张明远副书记说，他除协助张秀山工作外，照顾机关，又主管重工业，负担很重，再兼任秘书长这一摊，顾不过来，决定由我兼任秘书长。我兼秘书长，也就半年时间。1954年2月上旬，中央开七届四中全会，会上批了高饶反党联盟。4月，东北局由林枫主持，召开东北各省高干会议，传达四中全会精神。就在这次会上，我被东北局批斗了一个月，于是有了“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高岗在东北反党集团的“五虎上将”之说。

那时的我，党内经历不多，经验也还很稚嫩，只记得别的什么错误都可以承担，反党的罪名是怎么也难以接受。一时间，两眼发黑，觉得天昏地暗。自己检查“宗派情绪”等都过不了关。会后，睡了一天一夜。最后心里想：已发生的就发生了，也就过去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就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主要是今后，只要全心全意为人民，不管什么遭遇，更当积极处之，永远、永远!不管现在如何，由人民、实践、历史去做结论吧！从而心里也就亮堂了。好在只是撤职、降级处分，没有开除党籍。我从6级降到12级，到东北制药厂任经营副厂长(在党内据说控制使用)。这对于我来说，不算什么。就这样在东药干了11年。1965年化工部调我到沈阳化工研究院任经营副院长。

先说在东北制药厂的11年(即从1954年9月至 1965 年8、9月间，从41岁到 52岁)。

一是，以质量效益为先导。为了加强企业自身管理，发挥岗位工人积极性，我总结了一个车间班组成本核算的经验，并在全厂推广。“质量第一”这可不是我提的。这是药厂领导的老传统。药厂老厂长龙在云（后任化工部医药局局长）说：“药品是特殊商品。别的产品质量不合格，顶多效果差，顶多是报废；药品则不同，药品质量不好，那就是图财害命。”这话，我赞成。我不懂化工制药技术，只能从企业的经营管理上用功夫，在保障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启发岗位工人自觉把关，把提高岗位工作自身效益和提高车间产品经济效益及全厂的效益结合起来，后来，会计科的一名同志因为在一个车间发现成本员在一个班组搞了成本核算：制定了保证先进的质量指标，制定了物耗(即原材料投入)指标和产出的指标，并把这些指标计算为成本及赢利的具体数字。以后，又把包括劳动消耗以及车间管理在内的各项费用，都计入各个工序岗位工人、车间的成本和盈利总账。这样，各岗位工人都有一本台账，一目了然，从而促进了自觉提质降耗，少投入多产出，形成了原始记录、每月核算、半年全厂奖励、全年评先进的一整套管理办法。由此，东北制药厂的各项指标进入全国制药厂的同类指标的先进行列，从而形成了厂际竞赛。我们的经验也在全国化工部厂长会议上做了介绍。从当时看，是起了点积极作用的。

二是抵制了“大跃进”中的“浮夸风”。

1958年“大跃进”，沈阳竟有人提出“打倒大烟囱”。上级来视察，我们就停产检修，不冒烟了，以此就汇报说已经“打倒了大烟囱”。当厂里有人真的要动烟囱时，我们制止说：“现在没有这个条件，那样就得全厂停产，大家失业！”工会主席是个很好的同志，工作热情，到氯磺酸车间，发现有潜力，就提出翻番增产一倍，产量几百吨。我说，没销路。这东西腐蚀性大，对方订货有定量，多了不收，自己保存不起，增产就是增加浪费。厂党委同意了我的意见，因此没造成浪费。那时工厂农村一些脱离实际的浮夸风及基层干部强迫命令，造成极大损失。我在厂子里以我当时“五虎上将”下厂考验时期的身份，自知抵制当时风行一时的“浮夸风”确实是要冒极大风险的，但为了国家人民的利益，个人风险又算得了什么。后来听说，确实有人要拔我这杆“白旗”,党委未通过。多数同志还是正直的，我也就平安过来了。

三是和厂领导干部、科技、管理人员和工人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不懂技术，只有向大家学习，弄通厂内各车间的原料药品的生产工艺。又拜厂内机械维修车间老工人为师，学车工，也只学个半拉子，但却和老工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我这个“五虎上将”在全国是“知名人士”,受党纪政纪处分，下厂做经营副厂长，市委大概对下面也有交待。但，相处时间长了，广大干部、技术人员、工人师傅们都注意实际。我这人说实话，办实事，正直，没有虚情假意，也不会那一套。所以“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时间、历史、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见证人！从而，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基层锻炼和一些工业管理知识，更宝贵的是东北制药总厂工人们的深情厚谊！

1965 年8、9月份，化工部将我调沈阳化工研究院任经营副院长，我一方面舍不得离开工作11年的药厂，另一方面，化工研究院技术性更强，我不懂技术，更是“老外”,为此，我当即向当时高扬部长请辞，但未能获准，只好到沈阳化工研究院上班。在此期间我也尽心尽力做了点工作。为了熟悉业务，我认真研读药厂总工程师赵建新送我的一本《化工学简明教程》。此外，经过一段时间，觉得科研岗位应当更具严谨的科学性和作风。因此，就率领各研究室主任就近到抚顺炼油厂学习。他们推广大庆的岗位责任制经验，很有成就。回院后，即布置从一个研究室做起，从各课题组进行试点，待取得自己的经验后，再从自己的具体经验出发，推广到各研究室。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来了，大家起来造反。每个单位都纷纷起来。院里分成“三派”。我从外地参观回院，除一位从部队转业到我院任党委书记的同志外，其他老的院长、领导干部包括几位老红军院长都被“打倒”，大字报罪状贴得满院都是。我更不能例外，除“五虎上将”还加上一条“推行大庆岗位责任制″，即所谓走资派的"管卡压″。对我来说，这个罪名已经不算什么了不起的大罪了。因为主要罪名是“历史定论”，即所谓“死狗”，每次大会批斗都得陪斗。除了一些侮辱、戴高帽、挂大牌子、上街游行、跪板凳外，就是身体受折磨，造反派们真揍，低头弯腰、做“喷气式”，我家被抄三次。仅这个院就打死五六个职员和干部。我则因竞华给我在裤内膝盖处缝了一个棉垫子，所以膝盖没跪烂。十年内乱使国家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政治上，党的中坚、老党员的折损对我党的损害实在太重了！我对此是有意见的。中央“五四”指示不是明确讲“我们党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或基本上是好的”吗？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走资派”了呢？！我就写了一封信向毛主席申诉。老伴知道了，叫孩子到邮局取出来(后被女儿从邮局找回烧掉)。说这信是送不到主席那里的，一伙人把持着运动，再给我们个罪名，全家就不用活了！下情上达“天庭”难哪！对我来说，研究院的批斗算不得什么。我只觉得研究院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多，又都年轻，青年人响应上级号召“造反闹革命”,无可厚非。但全国全东北都闹成这样，真是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叫“哭笑不得”。那时被斗对象是不准讲话的。为什么不准讲话呢?因一次有两个研究室联合批判我在研究室推行大庆岗位责任制是走资派的“关、卡、压”，准许讲话，我就讲了点道理。我说“搞好研究院，我们大家对党对国家都有责任。我不懂化工技术，班组是研究院的基层和基础，大家自觉的根据自己的特点制定应有的责任，自觉执行，正好不“卡”不“压”,有什么不好?请大家考虑!”年轻同志讲不过我，造反派结论是会议失败了！从此批斗再也不许我开口，都是大会批斗戴高帽子，游街，大会上要弯腰蹶着，在门口跪着“低头认罪”。这还是轻的。在一次大会上，一个女职工也不说话，上来兜头就是一板凳腿，打得我鼻孔穿血，就晕死过去，拖出去半个小时人才醒过来。那时谁对“走资派”斗得狠谁最革命!我被折腾得腰椎塌陷，直到现在仍脊骨从里往外透骨寒，只好每晚烤电，才能睡着。但这对我这个从苦日子过来的人来说，已不算什么。我总算活过来了!更何况那时中央老一辈革命家如刘少奇、贺老总、陈老总，全国的老干部几乎没有不被打倒的，我这又算什么?全国走了一个大曲折的路，我这只是个人的小曲折的路。

之后，赵德尊全家被下放到农村劳动。在辽宁义县(半山区)的白庙子公社老君堡大队三年半时间里，他不埋怨，不消沉，重活干不了，他就与老伴买了两个粪篓，为生产队捡粪。我们不能白吃农民的饭！我们捡了三年半粪，老伴捡三年粪(林彪事件后，解放一批老干部，竞华先回，我晚半年)。1971年春天到了，各村都已开始播种，但老君堡的班子散了，没有大队长，下面东、西老君堡和孤家子三个自然屯也没了队长，党支部也散了，眼看着没有领导，种不了地。共产党员不能眼看着老乡们不种地。我当即去老村长、支部书记家恳谈，请他出来，并一道主持三个自然屯的队长选举，支部也恢复了党的生活，这样老百姓的地也就种上了。

我们还与一道下放到白庙子一带各村的沈阳仪表研究所的青年技术人员“五七战友”结下深厚友谊。许多战友从公社回来都到我家吃饭，我家成了这一带“五七”战友的集散中心，这当然主要是老伴的功劳，她待同志热情。特别是我们本村一个怀孕在身的女技术员王燕，孤身一人，老伴就叫她在我们家吃饭，她是福建厦门市人，以后长期与竞华保持通信联系。“五七战友”这是大家同声亲切的称谓。农民是最讲究实际的。虽有研究院造反派交待我们“是两个老走资派，给一间破房子就可以了”。可是时间一长， “日久见人心”,不久，很多老乡都成了我家常客，竞华都一一热情接待，三年间，农民一年给换一次房子，越换越大!小儿子上学了，女儿江萍被竞华从盘锦接回，她不适应稻田盐碱水泡，腿上生了九十多个烂洞，后来慢慢才治好。真正值得向农民学习的就是他们那种勤劳朴实讲求实际的精神。总的说，这段日子，对我们来说，还是一段安静的生活时期。

1973年底，陶竞华就被调回沈阳纺织局，经过多年“文革”教训，这个老局长受到全局职工热烈欢迎。我到1974年7、8月才被调回沈阳化工研究院，院党委仍要我重任原职。工作一年，才知道军管市委并未批准我的任职。“名不正，言不顺”,我当即回家赋闲，这在那时是没有办法的事。

1979年党中央对“五虎上将”问题采取"事实解决″的办法，恢复安排了几位受牵连迫害同志的工作。有的老同志耿耿于怀，赵德尊见到他们，还做思想工作，解读政策，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给我们恢复工作了，事实上解决了，还争那些论干什么？用我们余下不多的时间为党、为人民多做些工作，这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老人家的磊落胸怀，令人敬仰。

1982年，赵德尊领着家人重访岀生地:辽中冷子堡镇。

事实解决回龙江                                   老兵新传续新篇

赵德尊回忆道:1979年春，一天突然接到辽宁省委电话，要我回黑龙江省委任职，主管农业。在我第一次请辞后，又两次传达中央意见。第三次与我面谈的就是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我们曾在哈尔滨见过。他说，他是代为传达中央电话的原话，说黑龙江正在准备召开党代会，省委已经提名，中央要我再回黑龙江省任职，并要他代为动员。这时的黑龙江已是五江统一(即黑龙江、松江、嫩江、合江、牡丹江)的新黑龙江省了，由杨易辰(曾在辽西省政府任副主席、主席、书记)任书记，李力安同志为副书记。我对任仲夷说，我是经过深思慎重考虑过的：现在中央还记得我，再回黑龙江工作和三千万黑龙江父老见面，不仅我个人，我的全家都为之高兴和对新的党中央感激，这是我的心里话。但是，我的恳辞是因为还有顾虑，一是我这时已经66岁，我40岁离开黑龙江省，已经26年了。黑龙江的新变化我很高兴，但经过26年，人事变迁，很多各级领导干部变动很大，我多半不熟悉了，工作起来，可能不好接茬。第二，主要的是，要我重回省里主管农业，黑龙江省是全国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重要基地，这个担子太重！特别是现在讲“农业要现代化”,我的农村工作经验，只搞了“插犋换工”,季节互助组到长年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就这点老经验。现在讲农业现代化，我真不知道现代化是个啥样。因此，很可能完不成这个任务，这要使党和国家受到影响和损失，这个担子担不起！分配我任何具体工作，只要我能做的都可以。因此，这是第三次恳切请辞。任仲夷说，他“是遵中央的原话代为传达动员的”,听了我的想法，他立即将我的意见报告中央。结果中央组织部当即通知，要我去北京面谈。我就去了北京，到中央组织部。当时党中央总书记是胡耀邦，组织部长是宋任穷。宋任穷可以说我早就认识。过去在太行山作战时，他在一二九师政治部任职。谈话非常简单干脆，他说：“这是中央决定，你是党员，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这我没话说了。我只是回答说：“让当年的‘五虎上将’之一重回黑龙江任职，这对我们党的影响不好吧?”他答道：“做实际解决，做实际解决!”这我倒是同意，这有利于党的团结。后来邓小平说：“不算旧账，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我完全拥护，我也是这个意思。以上就是重回黑龙江做实际解决的经过。我又回黑龙江是在 1979年春，即 66 岁，到1985 年我已 72 岁。中央为了培养提拔年轻干部，规定正省级年龄一般为70岁，我已超期服役两年了(72岁兼任人大主任)。我又回新黑龙江工作了六个年头。

赵德尊重返黑龙江，历任黑龙江省委书记(时设第一书记)、省政府副省长、省纪检委书记、省政法委书记和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务。赵德尊与当时省委班子带领全省人民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大力推进改革开放，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组建了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常驻办事机构，并对人大立法、选举、监督等方面的工作有重大改进。1 9 8 2年，伊春市发生了领导干部子弟贪污大案，赵德尊直接过问、一抓到底，罪犯被严惩， “老子”被查处，轰动了全国。1 9 8 3年9月，北安市一些领导干部子弟结成流氓团伙， "五虎二狼”称霸一方，赵德尊派出5 8人的强有力专案组，亲笔两次批示"从严、从重、从快……坚决、彻底、全面……”， “五虎二狼”做了枪下鬼， 3 1名恶魔坐了大牢， “后台老板”全被端，再度轰动全国。一部《徐秋影案件》的电影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风靡全国、久映不衰，却很少有人知道这是一桩发生在哈尔滨的特大假案、错案、冤案。“女特务”的原型邵玉魁被判处死刑，差点枪决，蒙冤数十载。赵德尊拍案而起： “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实事求是，那还叫什么共产党? !”“女特务″邵玉魁被彻底平反，恢复了工作，又一次轰动了全国。

1984年7月，时任黑龙江省人大主任的赵德尊与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在一起。

1984年8月，赵德尊陪同胡耀邦总书记视察黑龙江。

1984年11月赵德尊在佳木斯农村视察。

1995年11月，赵德尊与王鹤寿在一起。

赵德尊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把一生献给了党。他说：“我们水平不高，经验不多，在工作中产生一些缺点错误是很难避免的。因此，问题不在于我们的工作中有没有错误毛病，而在于我们能否依据党和人民的利益勇敢地检查、揭露，不断改正我们的缺点毛病。”针对党内存在的弄虚作假的风气，赵老建议省委“要闻过则喜，贴近基层，逐步求真，以至全面，带出全省求真务实的好作风。”赵德尊对自己的错误从不隐晦，敢于承认错误，勇于自我批评。在参加省委整党学习中，他认真查找党性党风存在的问题，查找在农业、政法、民主建设和人大工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进行深刻反省和反思。赵德尊自律极严，哪怕是工作上一点点的疏忽和问题，他也绝不放过。一次，赵德尊去日本北海道访问，北海道议长送给赵老一个小座钟作为礼物，回来之后，小座钟被他的孙子当作玩具拿走了。后来，他得知这一情况，立即让秘书把小座钟取回，上交省人大办公厅，并向人大党组作了书面检讨。他说： “小座钟应交人大保管，这对我省与日本北海道友好往来有好处，对同志也是一个教育，以吸取我的教训!公事公办，防微杜渐，以正党风!否则，我将一生于心不安，死不瞑目！”

赵德尊忠诚于党的事业，注重干部的培养和锻炼，既严格要求，又爱护有加，这是他的一贯作风。当年在率领延安干部团到东北创建革命根据地过程中，他提出要处理好延安的同志和抗联的同志的关系，要求延安的同志不能和抗联的同志比级别，对抗联的同志要团结爱护，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当黑龙江发生“田、韩案件”之后，他主动建议中央领导同志，黑龙江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他们熟悉情况，有工作经验，有工作热情，发挥好他们的积极性，对事业是有利的；提出要本着“既要打击少数严重腐败分子，又要争取教育挽救大多数”的原则，对于那些问题不大、愿意改正错误并继续为党工作的同志，应继续让他们适当发挥作用。他集一生所思所言所行著《征程鳞爪》一书，赠送年轻同志、现职同志，他说：“一个成熟的革命者，既要经受得起困难的考验，也要经受得起胜利的考验。衷心祝愿新一代的领导者，能够永远保持清醒头脑，比我更能更好地自处。”语重心长，发人深思!陈俊生同志曾经给赵老当过秘书，在去基层工作的时候，赵老送他四句话，"松树精神，杨柳风格，人民沃土，育我成才”。陈俊生说：“我这一生如果说是干了一点事情，就是这四句话把握我、激励我。”

1995年11月，赵德尊与陈俊生夫妇在一起。

终身伴侣陶竞华                                         革命家庭故事多

1950年，赵德尊与陶竞华在齐齐哈尔合影(省委大院内)。

陶竞华(1919.12-1995.2) ,生于溧阳西郊陶家村，原名陶国珍。陶希晋、陶鲁笳胞妹、赵德尊夫人。

1935年，十六岁她赴石家庄随长兄陶希晋参加革命，在长嫂朱琏诊所参加地下工作， 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参加女兵连，1939年与赵德尊相爱结婚。婚后随赵德尊参与创建太行地区根据地，1945年到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工作，1950年任黑龙江省组织部副科长，兼省妇委委员、省妇联主任。1953年调任辽宁省沈阳市委候补委员、市妇联副书记和妇联主任，1954年任沈阳市第二工业局副局长、轻工业局党组书记兼副局长。1973年5月下放后又回沈阳任纺织局党委书记兼局长，1979年任黑龙江省经委副主任，1983年离休、享受副省级待遇。

挺身抗战，临危不惧。

1937年春，陶竞华根据党组织安排，到山西太原军政干部训练班女兵连学习。母亲知道她要去当兵，连续几封信召她回家，不准她去当兵。她毅然决然走上参军抗日之路，成为文艺宣传队骨干，到街头、海边等人口密集处演唱，演出节目《放下你的鞭子》《血衣》《莲花落》等等。“七·七”事变后，她加入慰问团，到北平前线慰问对日作战的29军将士。1937年年底，陶竞华回到石家庄，协助兄嫂开展革命工作。有一天，周恩来和彭德怀到石家庄进行抗日动员演讲，由于情报外泄，日寇派飞机狂轰滥炸。在此起彼落的炸弹声中，陶竞华和大嫂朱琏抬着一副轻便担架，冒着生命危险，沿街串巷飞跑着。在整个石家庄市，就这样一对姑嫂，就这样一副担架，抢救着被侵略者炸伤的老百姓。这一幕幕画面，一直感动着清华大学出来的热血青年赵德尊，成为爱她恋她的基石。和赵德尊结婚后，两人一起在太行地区参与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对日斗争。陶竞华先后担任左权县的区委书记、武乡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后来又随丈夫调到太行六分区，丈夫任地委书记，她到沙河县担任区委书记。当时的区委书记就是战斗在前沿阵地的指挥员。一位20多岁的女青年，在抗日战争极为艰难的岁月中，冒着生命危险，成天走乡串户深入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抗日和反磨擦斗争，积极发展党的组织。

胸怀开阔，广受爱戴。

陶竞华性格亲和宽厚，得到大家公认与称赞。由于战斗和工作的缘故，她简直可说是居无定所。但是，不论到哪里生活，她和邻里同仁总是能够和睦相处，亲如姐妹。1970年1月，陶竞华和丈夫下放到辽宁义县白庙子公社老君堡大队。遣送他们下乡的一个“造反派”，告诉生产队干部说：“这两个老坏蛋，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给间破屋子就行了。”可是没过几天，左邻右舍的妇女就在她家坐了一炕，与她谈笑风生，有时连丈夫都进不了屋。陶竞华的真情诚意，很快与大家融洽了。大队干部看到他们不是坏人，就帮换了一间较大的房子。有位沈阳化工研究院的女同志，下放在她同一个村庄。她发现这位女同志怀孕了，行动与生活非常不便，就像母亲待女儿一样，每天做好早、午、晚三顿饭，请到家里来吃。这位女同志十分感动，一直铭记在心，后来回到厦门工作，立即写信邀她前往作客。两人在厦门见面，那股亲热劲胜过了母女俩。1973年5月，陶竞华经沈阳市委批准，回到沈阳市纺织局，恢复了局长兼党委书记的职务。纺织局及下属各厂干部、职工举行欢迎大会，很多批斗过她的人都很尴尬，陶竞华微笑着说： “当年一些同志对我进行的所有批斗，是当时的形势所迫，我都谅解，决不计较! ”她的讲话，博得了全场震天般的掌声。

相濡以沫，忠贞不渝。

1954年，丈夫赵德尊在东北局任职刚一年，被定为高岗反党集团“五虎上将”的第三员大将，撤职降六级，贬到东北制药厂控制使用。丈夫遭贬，妻子当灾，陶竞华在沈阳市妇联被批斗了两个月，说她是黑帮安插在市里的“黑钉子”。把她从市妇联的领导岗位上调到市纺织局，让纺织局下属几个工厂轮翻揪斗。文革期间，陶竞华又一次受尽折磨。挨骂、遭打、罚跪、关牛棚，不许与家人见面。造反派说：“走资派是共性问题，那倒没有什么大不了，主要问题你丈夫是高饶反党集团黑干将，你不划清界限，批斗就不会停。”划清界限，一要离婚，二要声明，三要揭发批判。陶竟华不理睬造反派，宁愿自己挨批斗、遭伤害。她伤痕累累回到家里，丈夫心疼地说：“你答应他们不就得了。”她说：“什么罪名，什么处罚，我都可以接受，但就是不能和你划清界限。”丈夫问：“为什么？”她说：“我们是患难中的夫妻，别人不了解你还情有可原，我可知道你绝不反党。我如果和你划清界限，那不等于和党划清界限了吗？这样我还算什么共产党员？”丈夫听了这话，异常感动。当晚，两人又回忆起当年战火风云，相拥而泣。就这样拖了几年，陶竞华始终没有与丈夫“划清界限”，造反派最后也就不了了之。陶竞华始终坚信丈夫 对党忠诚，五十六年患难与共，坚贞不渝，在党内外都被传为佳话。

生活节俭，传承美德。

早在战争年代，陶竞华就是生活俭朴的楷模。抗战初期，她怀孕了。大家劝她到后方去，或是回娘家歇歇。可她很倔强，挺着大肚子打游击。有时骑毛驴，从驴背摔下来，她也不吭一声。有一段时间，每人发一块钱津贴费，她从不花在自己身上。有了孩子后，把大人穿过的衣服改成小孩的衣服，老大孩子不能穿了，就留给老二孩子穿。她常说：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1953年，实行了低薪制，夫妻两人不仅养活自己一家人，还要照顾困难的亲友。第二年，丈夫受到处分降了六级，每月的工资不够维持生活。她很乐观，幽默地向女儿说：“咱们是老虎，山上山下就一张皮，不怕贼偷贼抢。”她照顾丈夫、孩子，惟独不顾自己。即使夫妻俩恢复原待遇后，仍教育孩子们： “不要乱花钱，好钢要使在刀刃上。”她赞助慈善事业，接济困难亲友，自己穿着打扮还是50年代的老样子。她说，尽管我们的国力增强，人民生活也有改善，但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不富裕，还应当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陶竞华离世后，赵德尊回忆时说：“我的爱人，跟我南征北战，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运动中受我的牵连，遭受非人的折磨和屈辱。她为国家付出了很多，为我、为孩子、为这个家付出很多，而对她自己却照顾得太少。每思及此，我内心便感到无比愧疚和自责。”丈夫还写了一首诗怀念她：“地下时期同志，抗战时期伴侣。患难中的夫妻，温饱时期离去。结婚五十六年，革命家风已立。丧事从简早定，长眠龙江大地。来从艰苦中来，去更清白而去。”

1964年，陶竞华访问前苏联时的照片。

照片上为1980年赵德尊、陶竞华摄于哈尔滨("李范五″大院)。照片下为1984年赵德尊、陶竞华摄于南京玄武湖畔。

1989年10月，赵德尊与夫人陶竞华金婚纪念照。

黑龙江省老干部局发表的:《陶竞华同志生平》(1995年2月21日)

陶竞华同志是江苏省溧阳县人， 1919年12月8日出生，于1995年2月17日17时20分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终年76岁。

陶竞华同志1935年在河北石家庄朱琏(中共党员)诊所做秘密革命工作。1936年春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2月入山西太原牺盟会领导下的女兵连。“七七”事变后，参加“山西各界赴平慰问团”去北平慰问抗日将士，同年到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先后任中共辽西二区区委组织委员，晋东地委党校中共总支书记，山西武乡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共太行山六地委沙河县一区，武安县二区副书记兼宣传委员。1945年9月由延安到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工作， 1950年起，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组织科副科长，兼省妇委委员，黑龙江省妇联副主任。1953年调辽宁省，曾任中共沈阳市委侯补委员、市妇委副书记兼市妇联主任、沈阳第二工业局副局长、轻工业局党组书记兼副局长、纺织局党委书记兼局长等职。 1979 年任黑龙江省经委副主任。1983年离休。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

陶竞华同志出身于革命家庭。无限忠诚于党和共产主义事业。她经受了长期革命战争的考验，也备受了错误路线和十年动乱的伤害。尽管身处逆境，历经磨难，仍斗志旺盛，痴心不改，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充分显示了一个老党员、老干部的高尚品德。

陶竞华同志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她长期担任领导职务，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以党的事业为已任，积极工作，努力为人民服务。她离休后，仍然勤奋学习，关心国家的繁荣和龙江的振兴，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仍然严格要求自己，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党支部的各项活动。表现出一位老共产党员的组织纪律观念，深受同志们的尊敬和爱戴。

陶竞华同志与赵德尊同志相伴了56年，始终保持革命风范和良好的家风。她在人生旅途中虽受挫折和牵连，但对其坚信不移，爱之尤深，可谓伉俪的楷模。她教子有方，始终对子女严格要求。子女虽受父母的株连，在提干、升学、分配工作上受到影响，但他们在父母的教育下不计较名利，热爱党和人民的事业，都能努力地完成本职工作。

陶竟华同志是人民的好公仆。她平易近人，联系群众；严于律已，宽以待人；淡泊名利、不求功名；为人谦和，关心同志；谦虚谨慎，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廉洁奉公，不搞特殊化。在工作和生活中，无论与领导、群众，还是身边工作人员都能和睦相处。

陶竞华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党员，好干部，好大姐。她来从艰苦中来，她去更清白而去。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为党和人民做了大量工作。她把毕生的精力全部献给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我们要学习她的高尚革命品德和革命精神，化悲痛为力量，锐意进取，努力拼搏，为实现我省“翻两番、奔小康”的战略目标而努力奋斗。

送 竞 华

赵 德 尊

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七日五时二十分

地下党时同志 ， 离休早已多年，

抗战时期伴侣， 党的事业不离，

患难中的夫妻， 来从艰苦中来，

温饱时期离去! 去更清白而去。

结缡五十六年， 共产主义大海，

革命家风以立， 个人只是一滴。

丧事从俭早定， 寄语后贤下代，

长眠龙江大地。 小康富强建国，

天南地北结合， 仍须艰苦努力！

革命一心同气。 努力努力努力！

离休未曾忘忧国                                     晚霞似火沐春风

1 9 8 5 年，赵德尊72 岁了，已进入古稀之年。他向党中央三次提出辞职、离休的请求，终于获得了批准。这一年5月15日，他高高兴兴地辞去了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职务，这也是他担任的最后一个领导职务。他说:“职位可以离退，共产党员没有离退二字。”离休后，他继续关心全省的工作和百姓的疾苦。

1 9 9 8 年松花江抗洪，老人家致信省委提出捐一年工资，说不能亲上前线但要尽一份心力。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老人家第一时间捐款2万元，说这是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党费。每年春节有领导去看望他，送去慰问金，老人家推辞不掉，都让秘书捐了，并且说，马上捐，一天都不要耽搁。他累计为困难地区、困难群众和希望工程捐款30余万元。赵老一生除了工资和稿费没有任何其他收入。赵老要求所有子女、亲属、身边工作人员不许以权谋私，不许打他的旗号办私事，不许干预各种工程和经营事务。赵老的子女无一人经商，都在普通工作岗位上，凭工资维持生活。他在原黑龙江工作时的警卫人员的儿子，涉嫌刑事犯罪，觉得判重了，来找赵老，赵老说我们是共产党员不能干预法律，一切按法律办，亲属说赵老不近人情。

赵老生活艰苦朴素，一件旧衬衣穿了多年，一副眼镜带了十几年，一块手表戴了几十年。而他自己，身上多年穿的却是一件旧衬衣，睡的一张旧床不过百元，沙发扶手的油漆已脱落。他对孩子们说： “爸爸没有给你们谋‘官位’和‘财路’ ,没有给你们留下任何财产，留给你们的只有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来从艰苦中来，去更清白而去，不办私事，不谋一点私利，因为我是共产党人!”

1991年4月，赵德尊与郑天翔在一起。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期间，赵德尊与郭峰在一起。

1997年9月，赵德尊在北京与黑龙江省代表团一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

2000年7月，赵德尊赴京参加《忆"七大″座谈会》。

2001年5月 3 1 日，年近九旬高龄的赵德尊，健步登上黑龙江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 周年文艺演出舞台，与同志们一起引吭高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他太爱自己的党、自己的祖国了，他习惯了战旗猎猎、鼓角雷鸣、呐喊冲锋，希望后人们也像他一样地热血沸腾、赤胆忠诚。“历史一长河，奔腾永向前。华夏有脊梁，英豪何畏难。回首怀先烈，放眼赖后贤。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赵德尊书怀自勉，这是他的肺腑之言。

赵德尊一生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生命不息，奋斗不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自定离休三原则，对现职年轻领导一支持，二不干扰，三是拾遗补缺。他坚持读书看报，坚持调查研究，力所能及地向省委建言献策。82岁的时候，他在给郭峰的信中写道，“不能再往农村和企业基层跑了，李涛还能调查研究，这我很是羡慕，但是我则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我想再为党和人民做点好事实事，也颇困难了!”2004年10月， 92岁高龄的赵德尊给黑龙江省委和中央写信《大力倡导原辽宁省委书记郭峰住院期间拒收礼品的"六不”做法，弘杨廉洁自律的气》。这位耄耋之年的老共产党人，始终为反腐倡廉鼓与呼。胡锦涛总书记作了批示，中共中央纪委、组织部、室传部於11月发文件《树清廉风气 作自律表率一一关于印发郭峰同志"六不″公开信和赵德尊同志建议信的通报》，中共黑龙江省委办公厅也发了通知。

2007年10月，赵德尊94岁的时候，当选党的十七大黑龙江省代表，在接受采访时，他激动地对记者说： “当选十七大代表，我觉得自己又担负起了一份责任。离休22年了，但是，我对党的事业、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是永远不变的，永远的，一直到我故去也不变!”

10月16日下午，在北京金台饭店二楼金樽厅，黑龙江代表团讨论报告的会场上，赵德尊老人的发言声音洪亮、话语铿锵： “我1935年入党， 72年来，共产主义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现在虽然年纪大了，发挥余热、为落实科学发展观作贡献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啊，思想啊、心啊是无限的!”一名老共产党员发自肺腑的声音，博得在场人们的无比敬意和阵阵热烈的掌声。

20日中午，记者来到赵老下榻处，交谈中，提及报告中关于“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的论述时，赵老十分感慨： “我们党永远不能脱离群众啊！早在‘七大’时期，毛主席、党中央就为全党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是几代共产党人不变的追求。”

老人指点着报告中关于“切实改进党的作风，着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阐述，激动地告诉记者： “前些年我省发生少数腐败案件，当时我心里很沉痛，这些人为了自己、为了自己家，忘记了共产党员的信仰、忘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我们广大党员干部要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反腐倡廉，这是关系到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回首过去，赵德尊说： “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共产党人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艰苦奋斗，哪怕丢掉性命也在所不惜。进入和平年代，少数党员当官儿了就脱离人民群众，怕艰苦，追求个人享乐，甚至贪污腐败，那就完蛋了。”他教导后人： “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很不容易啊！越是在富裕起来的时候越容易腐败，值得注意啊！”！赵德尊说： “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是很难的，不是一天半天的事，是一条要长期坚持走下去的道路。目前，我们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还没有实现，路还很长、很远啊!任务很重啊!”他说： “领导干部要带头廉洁自律、艰苦奋斗。心里要装着人民的困难、国家的大事，那才行啊！只有人民群众普遍富裕起来了，国家才能强大，国家才有希望。我们几代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国富民强啊！国富民强了，中国才能自立于世界之林。”情之殷殷，言之切切。一名老共产党员的博大胸襟令人仰止。

一一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一人民网(2007年10月21日)采访稿《十七大代表赵德尊:信念之火 永无止熄》

赵德尊晚年仍坚持读书看报，关心国家大事，建言献策，倡导亷政建设，宏扬初心使命，展现出一位老革命家的从容与定。



以下所列31篇，均选自赵德尊《征程鳞爪》一书，仅从题目和时间顺序就可以看岀:他离休而不离岗，始终和党、人民心连心，时刻关注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把自己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报告给组织和人民，拳拳赤子之心溢于言表，一个把一切献给党和人民的革命老前辈的光辉形象矗立在我们心中。

1.坚定共产主义信念 做合格的共产党员(1981-1-7)

2.在省委、省政府召开的老红军老干部春节茶话会上的讲话(1986-2)

3.西北行简记(1986-7-10)

4.社会要关心老年人、老年人要关心社会

——在全省老龄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6-12-14)

5.全党和全社会都应当重视老龄问题(赵德尊时任省老龄问题委员会名誉主任。此文被选为黑龙江省老年学工会学术讨论会论文，并在《黑龙江日报》发表)

6.天津市城市建设观感点滴(1987-11-16)

7.发挥离退休干部在发展商品经济中的作用(1988-5-4)

8.发扬革命传统 坚持改革开放

一一纪念辽沈战役胜利40周年(1988-10-31)

9.关心教育下一代，老同志负有更重要的责任

——在全省关心下一代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1989-6-30)

10.为种上地，尽可能种好地而坚决奋战

一一致信孙维本、侯捷同志并省委各常委及陈雷、李剑白、王钊同志 (1989-5-8)

11.关于我省经济建设和发展中的领导重点问题

一一给孙维本、邵奇惠同志的信(1992-3-25)

12.你们干出了很大成绩

——视察肇东工作时的讲话(1992-8-22)

13.春风拂面，热浪袭人

——关于江苏省溧阳市和福建省考察学习的体会(1992-5-31)

14.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革命精神(1995-5)

15.这是我们治国安邦、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宝贵精神财富

一一致信岳岐峰同志并省委常委会全体同志(1995-9-25)

16.我顾念的和感到不足的只是两个问题

——致信郭峰同志 （1995-11-19)

17.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经过长期奋斗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致信岳岐峰、王建功同志 (1995-11-19)

18.战争年代的光荣革命传统不能丢

一一致信徐有芳同志并省委常委会全体同志(1997-12-29)

19.与你们同在

一一1998年松花江抗洪期间致信省委(1998-8-16、9-8、9-10)

20.完全拥护“三讲”教育

——致信徐有芳同志并省委常委会全体同志(1998-12-27)

21.全省动员起来进行抗旱斗争

一一致信徐有芳、宋法棠同志并省委常委会全体同志 (2000-7-13)

22.记忆深刻的"七大″(2000-12)

23.祝愿省领导带出全省“求真务实”的好作风

一一致信徐有芳、宋法棠同志并省委常委会全体同志 (2002-2-18)

24.同意、支持“十六大”精神 衷心拥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在省直离休干部写作协会上的讲话(2002-12)

25.这是一件为全市人民造福的好事情

一一就太阳岛开发建设问题致信哈尔滨市领导(2003-3-10、2004-4-6)

26.坚决拥护科学发展观

——致信宋法棠同志并省委常委会全体同志(2004-3-11)

27.要重视三江平原湿地保护问题

——致信张左已同志 (2004-2-2、2004-5-8)

28.归根到底在党的脊梁

一一致信郑天翔老同学(2004-11-14)

29.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共同为老工业基地振兴而努力工作

——致曾庆红同志的建议信 (2005-3-22)

30.全线人民平安度过

一一松花江水污染事件过后致信张启亮、韩书庚老同学(2005-12-4)

31.实事求是，伊春求到“是”了

——赴伊春参观考察纪实(2006-8-3)

(以下略了20多篇)

2009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同志到黑龙江检查工作，特到赵德尊家中探望"清华大学老学长″。两位清华校友亲切交谈，赵德尊把《赵德尊回忆录》相赠。

两部文献留人间                                        四个子女均自強

赵德尊同志共给我们留下两部文献著作:

《赵德尊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9月岀版，15万字，印行2000册。2003年又岀《赵德尊回忆录续补》，约2万字。

《征程鳞爪》(黑龙江人民岀版社)1994年1月第一版，2007年3月修订再版，31万字。

赵德尊在本书岀版"后记″中写道:我原来没有出个人回忆录的想法。后来北京有邀订“百人传记”一事，加之过世的老伴陶竞华同志也有这个愿望。为此，在85岁的年龄才勉力提笔。一天写三四页，断断续续写了近一个月才算完工，由于年岁大了，过去的人和事许多记不起来了，难免有遗漏和片面之处。只有一个信条那就是力求“真实”。对此，自己愿对党对人民对历史负完全责任。

赵德尊在第一版"自序″中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年近八旬，精力日衰，来日无多，着急要做的事就是怎样把一生比较大的经历、经验教训，回报给哺育我的人民和培育我的党。本着这一心愿，结集了这本小书《征程鳞爪》,也就是一名共产党员前进征程中东鳞西爪的意思，但愿它有益于阅读它的尽可能多的人们。

在修订再版的"自序″中，他说:《征程鳞爪》出版于1994年，记录了我大半个人生历程。之后的十三年，自己又搞了一些调研，写了一些文章，提了一些建议，整理补充成为现在的《征程鳞爪》再版版本。

2006年，已经93岁高龄的清华九级（1937届）校友赵德尊在清华大学94周年校庆的时候重返母校，把《赵德尊回忆录》捐献给母校。校党委常务副书记庄丽君代表学校接受了这本宝贵的回忆录。

赵德尊和陶竞华生有四个孩子，长女赵萍和长子赵豫平目前在沈阳居住，二女儿赵江萍和小儿子赵沈平则随父亲在哈尔滨定居。家人为何要分居两地？长女赵萍回忆说:″‘文革’后，父亲从沈阳调往黑龙江省工作，当时组织规定，只允许带一个子女过去，我和豫平都已经在沈阳成家，江萍还在大学读书，弟弟沈平最后和父母去了哈尔滨。”以赵德尊的职位，他后来完全可以将四个子女都调到自己身边，但赵 萍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父亲一生廉洁自律，我们子女的工作都是自己找的，父母调到哈尔滨时，江萍也想去，但她当时正在辽宁大学读书，想去哈尔滨就只能转学，按照平级调动原则，江萍转到了黑龙江大学。”

现已80 多岁的赵萍，退休前是沈阳建筑研究院的一名高级工程师，提起自己童年。她说:"当年，父亲以党的七大代表的身份奔赴延安，此后便再没有回到太行山根据地，1945年，陶竟华也准备带两个孩子去延安。“当时封锁扫荡严重，我头上生了一个疮，行动不方便，无奈之下，母亲最终把我交给根据地一个姓刘的兽医家抚养，她带着弟弟豫平去了延安。” 这一别就是 8 年，赵萍成了一个标准的农村娃。1948年，舅舅陶希晋通过种种渠道寻找赵萍，终于将孩子找到。“由于没有见到我父母，老乡不肯把我交给舅舅，舅舅最后没有办法，找到母亲的一张照片拿给老乡，老乡这才相信。”赵萍先是和舅舅从石家庄去了北京，“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我很认生，到了舅舅家，死活不愿意进屋，舅妈朱琏最后气得把手枪从腰里拔出来，往桌上一拍，你进还是不进？”在北京，赵萍还近距离见到了毛主席。“有一次，舅舅带我到中南海怀仁堂看戏，看的是《打渔杀家》和《野猪林》，我们坐的位置和舞台很近，戏开始前，毛主席进来了，正好坐在我的前面，舅舅就捅我，让我上去和毛主席打招呼，我那时胆子也大，就过去了，毛主席看见我这么一个小孩子很开心，问我多大了，在哪读书，还鼓励我好好学习。”1953年，和父母分别了8年的赵萍来到了沈阳，赵德尊当时已经是东北局秘书长、兼任农村工作部部长。此时，赵德尊无暇照看刚刚与自己团聚的女儿。不久，他被定为高岗反党集团"五虎上将″，壮年政治失意被撤职(从六级降到十二级)，全家搬到了东药职工宿舍。赵德尊叮嘱家人:我们不要提什么意见，要和大院里的小朋友打成一片。那段时间，赵萍并没有发现家里有什么情绪上的变化，她说:“父母从来不和我们说他工作的事，这么多年过去了，1954年究竟发生了什么，父亲从来没对我们子女讲过，那段历史的多数细节，我们也是后来自己找书籍材料了解一些。”其实真相是:赵萍揹着"五虎上将″女儿的帽子，独自考上辽宁省实验中学，入团入不了，十分压抑地走完中学之路，刻苦学习，考上辽宁大学。大儿子赵豫平，即在河南太行山武安所生，曾经在抗美援越前线担任高射枪班长，因为赵德尊的缘故被遗送回沈阳，在黎明机械厂高炉当了炉前工。小女儿赵江萍，是在黑龙江齐齐哈尔所生，中学毕业后下乡，在稻田水中不适，腿上烂了98个窟窿，随家走了″五七″道路。小儿子赵沈平在沈阳岀生，在院子里玩耍，被喊作″狗崽子″，有一次被打受伤流血，送到医院缝了很多针。其长女婿邱洪发为某基地团职干部，也因赵德尊的问题，不让进基地，而转业地方。“文革”结束后，赵德尊复出，担任了黑龙江省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那时的赵德尊位高权重，但在子女们看来，父亲就是个普通人，“他不讲究吃穿，吃饭有蘸酱菜就很满足。”女儿赵萍在沈阳建筑研究院工作期间曾被任命为科技开发公司经理，赵德尊听到消息后立即给她打了电话，让她“立即辞掉”，他绝不允许子女经商。就这样，虽有政治风波迭宕起伏，赵德尊始终波澜不变，严于律己，不忘初心使命，正确处理党、国家和个人、家庭的关系。

1955年，赵汉萍、赵豫平、赵江萍与母亲陶竞华在沈阳的合影。

赵德尊全家1963年国庆节纪念(摄于沈阳)。照片中为赵德尊、陶竞华、赵汉萍、赵江萍、赵沈平。

赵德尊四个子女，1963年於沈阳留影。

赵德尊四个子女，1968年於沈阳留影。

1984年春节期间，赵德尊全家摄于哈尔滨家中。照片中为赵德尊、陶竞华、赵豫平、赵汉萍、赵江萍、赵沈平。

1995年，赵汉萍、邱洪发夫妇在父亲赵德尊家合影。

赵德尊四个子女，2005年8月於哈尔滨留影。

赵德尊四个子女，2012年2月於哈尔滨留影。

赵德尊的四个子女中，长女退休前在沈阳建筑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长子退休前在东药总厂工作，二女退休前是黑龙江政府一名处级巡视员，小儿子是黑龙江省电视台的一名主任。即使父亲已经是省部级干部，四个子女却最多做到处级。 赵萍说:“我们非常感谢父亲给了我们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他能够长寿，除了由于坚持锻炼，也在于他有一颗宠辱不惊的心。”

2021年10月21日《沈阳日报》第五版"九一八特别策划″《人物志:赵德尊 东北中学峥嵘岁月》一文，全文刊登了赵萍写给爸爸的信，题目是《告翁书:华夏有脊梁 英豪何畏难》。文中全景观照了赵氏家风，值得一读。

亲爱的爸爸：

今年是您离开我们的第9年，借东北中学报道的机会，我想和您说几句贴心话。

1953年您到东北局工作不久，受到批判而被撤销了党内外职务。在我们搬家到东北制药总厂宿舍时，您叮嘱我们不要提什么意见，要和大院里的小朋友打成一片。您买了化工学和医药书籍攻读，适应新的工作需要。您是个书生气十足的人，日常生活要靠妈妈照顾。一次装午饭的饭盒中忘了放勺子，结果您没吃饭又原样带回来；厨房屋顶被楼上冲坏了，您出去看看说“哦，漏了”，就又进屋看书去了。妈妈说您“油瓶子倒了不会扶”，但你们就这样相濡以沫走过了一辈子。政治上经历了风风雨雨，您没有一点怨言，乐观处之，这点对我的教育很深。

1970年，您和妈妈到辽西最贫困农村插队落户，您每天捡粪，妈妈养鸡，小弟弟挖野菜。您一辈子粗茶淡饭，每顿饭有个蘸酱菜就行。您和妈妈给每只鸡起了名字，在墙上列有光荣榜，记录每只鸡下多少蛋。当我抱着孩子来乡下看你们时，你们今天说杀这只鸡，明天说杀那只鸡，直到我走，也没舍得杀一只鸡，但鸡蛋没少吃。

1979年，当中央“事实解决”恢复您的工作时，化工部和另外几个省都想请您去工作，但您选择了重返黑龙江。除了1945年您随着中央赴东北干部团到黑龙江工作过，人熟地熟有感情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边境紧张，您认为共产党员就应当到最艰苦的第一线。

赴任时，您和妈妈严格按规定只带了小弟弟一人，其余子女都留在沈阳。

我在沈阳建筑研究院工作，单位让我组建“科技开发公司”并任经理，当时缺经费就想搞点外贸，您知道后说“干部子女不许做买卖”。小弟弟也因为您在省委工作的关系，不让他进省委机关工作。您以身作则，一丝不苟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不为子女谋官铺路。

你我清楚地记得，你只在家里做过一次饭，“那时母亲去北京开会，我又怀孕生产，只剩爸爸一个人，没人做饭，他终于给我下了一碗面条吃，面条很好吃，我这一生，父亲就为我做过这一次饭，因为这是百忙中的一次，怎能不令我终生难忘。母亲的同事每次和她聊天都说，你真是太惯你们家老赵了。”妈妈去世后，一生低调的你写下三首悼念妈妈的诗，从冀西太行写到白山黑水，二人为革命奋斗，坚如盘石的感情挥洒在字里行间，感染着我们一代人，告诉我们革命家风才经得起风雨见彩虹。

您是长寿之人，一生生活俭朴、有规律、爱运动。在沈阳时，您每周日骑自行车去市文化宫打乒乓球；休假去大连游泳，不止一次把眼镜掉到大海里；年龄大了，还坚持每天走4000步，每天坚持读书看报，看电视除了新闻联播，永远是中央五套体育节目。

您一辈子廉洁奉公，在91岁时还向黑龙江省委和党中央建议在党内倡导辽宁省委原书记郭峰同志廉洁自律的“六不”做法。2005年，当您看到房改后的房产证时写过一段话：“吾革命一生，产权从不在念。今逢盛世，党的政策关照，有一房产成了有产阶级。今将房产赠与吾儿沈平。”我们其他子女均无异议。您和我们说：“我没给你们谋官位和财路，也没给你们留下任何财产，留给你们的只有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来从艰苦中来，去更清白而去。”

生前，您不愿因私事给我打电话，经常写信，我保存的几十封来信就是您留给我的精神遗产，我会牢记您的自勉诗：“历史一长河，奔腾永向前。华夏有脊梁，英豪何畏难。回首怀先烈，放眼赖后贤。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女儿:赵萍

2021年10月20日

再请看赵德尊的二女儿赵江萍写的纪念文章《怀念我的父亲》:

2012年2月1日，我的老父亲去了。

当我在键盘上敲下这一行字的时候，原以为已经流干了的泪水又涌了出来，眼前一片模糊。

按说，我不应当这样软弱。父亲今年九十九周岁，如果按老百姓论虚岁的算法，那他就是一百岁了。松龄鹤寿，据说应当叫喜丧。但是，理智归理智，感情不听招呼。何况我向来就是任情任性的野猫子。小时候，爸爸妈妈叫我小猫，随着岁数见长，职称就也晋级为老猫了。我家原是一个多子多女的大家庭。父母在战火中相识相恋相依相伴，那时候没有计划生育这一说，他们二老革命生产两不误，孩子非常密，几乎是一年一个。高产固然是高产了，但是成活率不高。枪林弹雨，有的孩子没等到取名就夭折了，有的送给老乡家寄养后失去联系。待到江山打下天下太平，仅仅找回来两个。加上进城后出生的我和一个弟弟，硕果仅存四个孩子。

我们四兄妹中，我可能是最不让老人省心的一只野猫了。自幼生性顽劣，有幸在两岁时恭逢全国解放后党内第一次路线斗争，从此随着爹娘被打入另册。再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八卦炉，陶冶煅炼，反复折腾，结果就是使我那老而弥坚、越老越铁了心“壮志坚信马列”的老爸老妈时时担心我思想上离经叛道；我却是私下里颇不认同他老人家当年的选择。我一直以为，我那书呆子气太重的老爸，如果当年老老实实地做他的学问，应当是一个学业有成、著作等身的学者；可是他偏偏要去当“共匪”，义无返顾地走上了血雨腥风打江山的革命道路。结果是天下刚刚打下来，他就从革命者莫名其妙地变成了反革命。作为“五虎上将”的虎女，政治上的压力，生活上的艰辛，社会底层的辛酸苦辣，政治运动的翻云覆雨，怎么可能再养成领导说什么就信什么——即使这领导就是我爹娘——的乖孩子呢？当然了，这些都是我为自己不听老人言所作的辩护，强词夺理， “虽九死兮其犹未悔”,如果用文革语言来翻译，就是死不悔改。就从这一点看，,,我就不是一个孝顺的好女儿。现在老人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我有时恍惚疑惑，是不是龙年就是凶年呢?我又属龙 …打住，不能再想了，再想就从唯物主义者变成祥林嫂了。

1979年，父亲重回黑龙江工作。1985年，中组部正式批准父亲离职休养。 1992年，省里为离休的老同志在哈尔滨赣水路修建了几栋小楼。全家搬进去以后，父亲却是郁郁寡欢，好几天不开晴。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当年出生入死打天下，不是为自己求田问舍。现在这小楼修得这么好，造价这么高，跟老百姓的差距太大了。但是，如果他不搬，别人也不好搬。但不管怎么说，他的心里很不安。我知道，他这番话是真诚的，而不是“君子远庖厨”。因为，他没有向任何外人做这番表白。他不是贪官，但他也绝不是果断明决，能够力排众议、力挽狂澜的人。制度性腐败、非典型腐败，他无可奈何。有时书生气发作，“内举不避亲”，2004年10月，他毅然向党中央建议在党内倡导辽宁省委原书记郭峰廉洁自律的好作风，全不避同是当年“反党五虎”的嫌疑。那天恰好我在他身边，省委机要室送来辽宁的传真件， “赵兄是不是老糊涂了? ”郭叔叔可能是身体不好，也可能是气急败坏，字写得太潦草，他辨认不来，就叫我“丫头帮念念!”我读给他听，并解释了几句，他却不以为然，照旧写他的建议。他这个人牛脾气释上来，是不大听人劝的。这辈子能管得住他的，只有我妈妈。但我妈妈那时已经逝世好几年了。

回想他的一生，几多坎坷，几多磨难，但他总是依然故我，优哉游哉。我小的时候，他骑自行车上下班。一到星期天，他就像上班一样早早出门，骑上车去市文化宫打乒乓球。有时高兴了就把我放在后座上带着，到了地方，把我放在电影厅里一遍一遍看循环电影，他打完球再来接已经睡着了的我，爷俩一车回家了。晚年重回黑龙江以后，有一年省里组织了一场家庭杯乒乓球赛，他一时兴起，让我和他搭档组建了一个赵家队报名参赛。但我们这个班子实在是兵不强马不壮，场场第二。他却是兴高采烈， “胜固欣然败亦喜”,成绩一点儿不影响情绪。我生小孩的时候，妈妈怕我晚上弄不好孩子，又怕我住的那间房间比较冷，冻着小外孙，就在书房临时搭了一张床，楞是把老头赶到书房里睡了一个月，让我带着孩子就住在他们二老的卧室里，她白天晚上全天候监护。而爸爸呢，每天一回到家就过来看孩子，还自鸣得意地告诉秘书： “别人家这么大点儿的孩子不好看，我们家的那个挺好看！”我妈妈笑他是“黄鼠狼夸孩儿香，刺猬猬夸孩儿光！”离休回家，没见他有什么失落，第二天他就早早地上老干部活动室玩儿去了。平常在家里，他就喜欢摆扑克拣十三点，见人就央求： “摆三把!”活脱一个老顽童。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我上他那里去不方便，我就想把他接到我家里住一段时间，好好侍奉他陪陪他，但他到我家吃顿饭就走，总是不肯留下来住几天。我一直疑惑，他对钱可能没有什么具体概念。柴米油盐酱醋茶，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和不那么必需的商品现在都是什么价格，他也许不是那么清楚。2005年，我买了一套70多平方米的商品房，把住房条件极大地改善了一下。搬进去以后，我兴高采烈地接他到我的新居里来，吃饭时他问我： “这套房子是你们单位分给你的吗?”我笑着说， “是我自己买的! ”他不作声了。过一会儿又问：“那是办公厅给你的吧? ”我恍然大悟，在他的印象里，这么好的房子只能是公家分配的。于是，我怕他担忧我打着他的旗号走后门，占了公家的便宜，就再三解释说这房子确实是买的，花了好多钱呢。我没说具体数字，他也没有再问什么。可没想到的是，我再去看他的时候，他悄悄塞给我一个早就准备好了的信封，里边装了整整一万元钱。父亲刚强了一辈子，从不愿意麻烦任何人。这次发病，已经脑出血的他，还是坚持自己走进医院的。医院全力抢救，但最终还是无力回天。换衣，整容，悲痛中我只提了两点，一是把他们含到老人口中的东西拿掉，盖着党旗含那东西不伦不类，成什么样子?二是不要戴帽子。他那一头白发，多年来早已经成了他的标志；而政治上的帽子，从1954年以后父亲戴了一生，直到此时盖棺，还要让他再戴着帽子走吗？虽然这帽子不是那帽子，摘得一顶是一顶罢。这是我作为女儿的心结。就从这一点看，我也永远赶不上老父的胸怀和境界。“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名”！男子汉生也磊落，死也坦然，父亲的遗容非常安详。

生身老父，一路走好。

在赵德尊遗体告别仪式上，巨幅挽幛写道:

求真求实求索历经风雨信念坚定正气千秋

爱党爱国爱民率先垂范鞠躬尽瘁奉献一生

附一  中共中央组织部 《赵德尊同志生平 (1913一2012)》

赵德尊同志生平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共黑龙江省委原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赵德尊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2年2月1日5时46分在哈尔滨逝世，享年99岁。

赵德尊同志1913年3月出生于辽宁省辽中县冷子堡镇冷后村。1926年9月至1929年7月，在沈阳第二初中学习。 1929年7月，考入沈阳第三高中。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只身流亡北平。同年11月，在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创办的东北中学学习。青年时期，他追求真理，发奋读书，如饥似渴地读了许多进步文学书籍，为在思想上信仰共产主义打下了基础。

1933年夏至1937年6月，赵德尊同志在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学习，在校期间，开始组织同学会开展革命工作。193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清华大学“左联”支部书记、中共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中共北平市学委秘书、全国民先总队部秘密党团组织委员。参加并组织领导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英勇无畏地斗争，不幸被捕入狱。在狱中，仍编写革命刊物，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狱友入党，壮大革命力量。1936年4月出狱，继续从事革命工作，参与创建全国抗日民族先锋队。在此期间，他开始探索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为抗日救亡运动的长期发展作出了贡献。

1937年7月至1943年10月，赵德尊同志参加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历任太行山冀西、晋中地委统战、组织、宣传部长，地委副书记、书记。参加过多种形式的对敌斗争，有力地领导了根据地建设，率领地方部队和民兵参加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为冀西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3年10月至1945年10月，赵德尊同志在中共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并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学习的两年，他的思想理论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为日后奔赴黑龙江开展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5年10月，赵德尊同志根据中央指示，参加赴东北干部团，任团党组组织委员。同年11月到达北安。1948年10月，任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1949年5月，以北安为省会的黑龙江省和以齐齐哈尔为省会的嫩江省合并成立新的黑龙江省，赵德尊同志任省委副书记。他认真贯彻中央精神，坚持走群众路线，成功完成接收政权、剿匪镇叛、土地改革等工作任务，1947年率东北代表团赴西柏坡出席全国土地会议，并在会上介绍了东北地区的土地改革经验，引起热烈反响。他根据黑龙江实际，提出“城乡兼顾、农业为主，根据可能和需要，积极发展工业，切实搞好合作社”的工作方针，粮食生产稳步提高，工业基础得到加强，使黑龙江成为东北根据地的可靠战略后方，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为东北和全国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3月，赵德尊同志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 1953年1月，兼任黑龙江省政府主席、省军区政委。同年4月，调任中共东北局委员、农村工作部部长，后又兼东北局秘书长。在此期间，他大力发展生产，积极支援抗美援朝前线，对如何加强党对政权工作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并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4年8月至1965年7月，赵德尊同志任东北制药总厂副厂长，他学技术、学管理，努力改善生产经营状况，倡导质量效益先导，总结并推广车间班组成本核算经验，提高了企业效益，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办好企业积累了经验。

1965年8月至1970年1月，赵德尊同志任沈阳化工研究院副院长。1970年1月至1973年9月，在辽宁省义县走“五七”道路插队落户。1973年9月至1979年2月，在沈阳化工研究院工作，1978年10月任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初期，他被第一批揪出打倒，隔离审查，挨打受辱，但始终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信党的事业，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自觉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

1979年2月至1979年12月，赵德尊同志恢复工作，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当时设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1979年12月至1985年9月，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在此期间，赵德尊同志坚决拥护、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实事求是地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他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把握方向、加强领导、沉着冷静、知难而进，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农村工作全面推进，政法和纪检工作成效卓著，人大工作打牢基础，各项工作进展顺利，黑龙江省经济建设出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的良好局面。他倡导并推行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出了农业抗灾夺丰收的思想，推进了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现代化，实现了农村经济工作的全面发展。他组建了省人大常委会常驻办事机构，并对人大立法、选举、监督等方面的工作进行了重大改进。赵德尊同志非常重视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高度重视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坚持勤政廉政，密切联系群众。他认真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干部“四化”方针，加强了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坚持抓班子、带队伍，为党的事业发现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年轻领导干部。他坚持与时俱进，勇于改革创新，在省委的重要领导岗位上，为黑龙江的经济建设特别是民主与法制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1985 年 9 月，赵 德 尊 同志离 休。在退出领导岗位后，他坚持老有所为，担任黑龙江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名誉主任、黑龙江省老龄问题委员会名誉主任，认真负责地发挥老同志的作用，继续关心全省工作和百姓生活。他非常关心群众疾苦，对人民充满深厚的感情，坚持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向省委反映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离休期间，累计向“希望工程”、扶贫救灾捐款20余万元。他坚持每天阅读文件，对重要文件认真思考，变成自己的体会或形成系统的建议。先后数次就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加强党的廉政建设向中央、省委建言献策。2004年10月， 92岁高龄的赵德尊同志向党中央及省委建议在党内倡导辽宁省委原书记郭峰同志廉洁自律的好风气，呼吁“要让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光辉在党内照耀，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誓言在全国唱响！”胡锦涛、曾庆红、吴官正等中央领导和黑龙江省委主要领导同志采纳了其建议，在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开展了“树廉洁风气、做自律表率”的党内教育活动。他坚持黑龙江党史的撰写工作，完成20余万字的书稿，得到中央和省领导的肯定。他克已奉公，率先垂范，自觉遵守党的纪律，严格要求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

赵德尊同志是党的七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无论是在领导岗位上还是离休后，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他都矢志不渝地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始终如一地牢记党的宗旨，无限忠诚地履行共产党员的职责，始终坚持和发扬共产党人以身作则、严于律已的优良作风，一身正气、清正廉洁的高尚情操，坚持党性原则、永葆先进本色的优秀品质，对党忠诚、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革命情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为地方政权巩固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殚精竭虑、艰苦奋斗；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他为黑龙江省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党的建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赵德尊同志的崇高信念、高尚品德、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赢得了全省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的普遍尊重和衷心爱戴。

赵德尊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党的事业奋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赵德尊同志永垂不朽！

中国邮政2013年发行"一二.九学生运动″参与组织者领导者之一赵德尊的首日封，纪念"一二.九学运动78周年.赵德尊诞辰百年″。其简介写道:

赵德尊(1913.3.24-2012.2.1) ，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于清华大学外语系，曾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太行山六地委书记、黑龙江省委书记、东北局秘书长兼农村工作部部长、黑龙江省人大主任等职，中国共产党七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代表。曾参加组织并领导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北京植物园樱桃沟"一二，九”运动纪念亭附近有1935年赵德尊和陆平同学共同凿刻了写有“保卫华北”的石刻)。参加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创建，参加并领导了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及新中国成立后东北地区经济建设，组建了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离休后仍以一名老共产党员的身份继续就一些重大问题向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省委省政府建言献策。

赵德尊是《革命家庭》的一员。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陶承同志的自传《我的一家》,后由夏衍改编为电影《革命家庭》,放映后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大家公认这是份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徐特立在该书的"序”中说，在革命战争年代里，全国有不少这样的革命家庭，溧阳新昌陶家村上的陶家，就是革命的一家，陶希晋(原名陶国华)曾任华北人民政府秘书长、国务院参事室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法制局局长。陶鲁笳(原名陶国葆)任山西省省委书记。陶竞华曾任黑龙江省妇联主席。陶国萃(牺牲)。赵德尊曾任黑龙江省省委书记，曾参加组织并领导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朱琏曾任延安中国医科大学代理校长、晋冀鲁豫边区医院院长、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副院长(陶家青史留芳一一江苏常熟溧阳新昌陶家村上的陶家，三国时期徐州牧陶谦的血脉)。

《首日封》策划设计：李公 张若一 李海军 张和平 聂名琛

发行单位：中国邮政

《首日封》定价：7.8元

发行量：1935套

2005年4月25日陆平子女看望赵德尊(于北京)。

附二  赵 德 尊  同  志         生 平 年 表

1913 年

3 月 24 日(农历) 出生在奉天省冷子堡（今辽宁省辽中县冷镇)一个普通农家。起名赵德尊。

1920年9月——1926年9月

在冷子堡村小学读书。

1926 年9月——1929年7月

在沈阳第二初中学习，在语文教师夏漱石的帮助下，读了许多进步文学书籍。

1929 年——1931 年

1931年7月 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沈阳第三高中。母亲赵金氏将家里的土地变卖以资学费。

1931 年

“9·18”事变之后，只身流亡北平(今北京)。 11月 在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创办的东北中学学习。

1933 年

夏 入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专业学习。在校期间，开始阅读一些进步书籍如《共产党宣言》、《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社会主义发展简史》、《国家与革命》等，并组织同学会开展一些革命活动。

1935 年

12月 经王仁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2月9日 参加“12·9”学生运动。后任中共清华大学“左联”支部书记。

12月16日 参与组织清华学生与北平其它高校学生进行“12·16”示威游行。

1936年春 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

2月29日 国民党政府对各校学生镇压，大批军警闯入清华大学逮捕学生，赵德尊组织同学们解救出了已被逮捕的蒋南翔、姚依林、方左英三位同志。

3月31日 参加“3·31 抬棺游行”，在运动中被军警逮捕，投入北平陆军监狱。在狱中坚持斗争，编写了“牢狱之光”革命刊物，并发展了两名党员入党。

4月 在党组织和社会各界营救下出狱，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8月 调任中共北平市学委秘书。

10月 调任全国民先总队部秘密党团，任组织委员。

1937年

6月 从清华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

8月底 与于光远在接受民先总队交给的任务后，从北平出发，闯过敌人封锁线到达保定。

9月 被中共北方局任命为平汉省委青年工作负责人，之后在冀西民训处，杨秀峰任民训处特派员领导下，任组训部副主任，党内任总支书记。

10月25日 冀西游击队成立，杨秀峰为总队长，赵德尊为组训部主任，仍为党总支书记，奔赴冀西，从事创建太行冀西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斗争。

1938 年

10月 调离冀西，任晋冀特委组织部长。晋冀分开后，仍任组织部长，后又兼任宣传部长，党校校长。

1939 年

8月 经组织批准，与陶竞华结婚。

10月 调任晋中地委(二地委)组织部长、副书记。 1940年

10月 调任六地委书记。主力地方化后，任副书记，负责地方工作。

1941年

5月 邓小平到新组建的六分区。并带领分区部队进行游击战。

1942年

4月领导六分区广大干部、群众抗旱救灾。

1943年

9月 作为七大代表，到延安党校一部学习。

1944年

在延安中央党校一部学习。

6月27日 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太行六分区救灾经验介绍》。

1945年

4月23日--6月11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

9月 根据中央指示，参加赴东北干部团，任该团党组

组织委员。

11 月10 日干部团到达沈阳，与杨英杰受命率 195名干部于11月15日到达北安。

1946 年

3月 到北满分局陈云处汇报工作，受到陈云的热情接待。

12 月 11日 就深入土改问题写了《致东北局的信》。

1947 年

7月 根据东北局决定率东北局代表团参加在河北平山县召开的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并在会上做了发言。

1948 年

10月 任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

1949 年

5月 以北安为省会的黑龙江省和以齐齐哈尔为省会的嫩江省合并成新的黑龙江省(齐齐哈尔为省会),任副书记。

1950 年

3月 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

1951年

1月 在全省劳模大会上作重要讲话。

1952 年

秋 经深入调查研究后，撰写了《我们应重视肇源县今年农业爱国增产运动的新经验》一文，并在《人民日报》发表。

1953年

1月兼任黑龙江省政府主席、省军区政委。

4月调任中共东北局委员、农村工作部部长，后又兼秘书长。

1954 年

4月 在东北各省高级干部会议上，被定为“高饶反党集团”成员，被批斗 1个月。

8月受到撤职、降级(从6级降到12级)处分，下放到东北制药厂，任经营副厂长。

1957年

7月在东北制药厂总结出班组成本核算经验，并在国家化工部厂长会议上做了介绍。

1965年

8月 被化工部调任沈阳化工研究院任经营副院长。

1966年——1969 年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

1970年

1月 被下放到辽宁省义县白庙子公社老君堡大队劳动。

1971年

春 帮助当地农村恢复党组织选举队长，使当年春播生产得以进行。

1972年——1973年

继续在农村劳动，走“五七道路”。

1974 年

8月 被调回沈阳化工研究院，仍任副院长。工作一年，因军管市委不予批准，回家休息。

1975 年——1977 年

继续在家赋闲。

1978 年

10月 回沈阳化工研究院任党委书记。

1979年

2月21日 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省政府副省长。

12月21日 当选黑龙江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

1980年

赴京参加由国务院召开的关于建设东北商品粮基地座谈会。

1981年

4月 率黑龙江代表团赴南斯拉夫访问。

1982年

2月 出席并主持召开了哈尔滨市社会治安座谈会。

1983 年

4月 再次当选黑龙江省六届人大常委会主任。

6月1日 兼任黑龙江省委政法委书记。

7月22日 出席中共黑龙江省第五届党代会。

1984年

7月31日 陪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彭真视察黑龙江。

1985 年

4月12日率黑龙江代表团对日本北海道进行友好访问。

5月15日 黑龙江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批准赵德尊辞去六届人大常委会主任的请求。

9月2日 中组部正式批准赵德尊离职休养的请求。

1986年

3月 赴京出席全国六届人大四次会议。

8月 被聘为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名誉主任。

10月 被聘为省老龄问题委员会名誉主任。

1987年

4月 在奋斗杂志上发表《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一文。

10月25日 赴京出席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88年

1月出席黑龙江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5月 出席中共黑龙江省第六次党代会。

1989年

3月 黑龙江发生严重春早，及时向省委、省政府提出动员全省党员、干部奔赴抗旱春播第一线。建议被采纳。秋 与夫人陶竞华获由全国妇联颁发的全国金婚佳侣纪念奖。

1990年

1月 出席黑龙江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1991 年

春赴京参加清华大学建校80周年校庆。

5月应邀参加哈尔滨经贸洽谈会。

1992 年

9 月 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

大会。

1993年

1月 出席黑龙江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

3月 赴呼兰考察备耕生产情况。所提出的建议被省主要领导采纳。

1994 年

1月 参加哈尔滨冰雪节开幕式。

1995 年

6月向“希望工程”捐款1000元。

10月 赴京参加由文化部举办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全国老干部书画展。

1996 年

春 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陈云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一文。

6月 就省里提出的“四大精神”提出补充的建议，被省领导采纳。

1997年

4月 应邀赴京参加杨秀峰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李瑞环、王兆国、叶选平等中央领导出席了会议。

8 月刚上任不久的省委书记徐有芳到家看望赵德尊。

9月作为赵德尊正式代表出席党的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2002年

赵德尊作为正式代表出席党的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2007年

94岁被黑龙江省选为岀席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并岀席会议。

2012年

赵德尊99岁时，被选为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后因病未岀席。

2月1日赵德尊在哈尔滨逝世。

编  者  感   言

赵德尊，这位可敬的老人离我们而去了，回忆起他的一生经历，我们总是感慨万千……赵老百年人生，历经沉浮而心若磐石，历经磨难而百折不回，历经风雨而信仰弥坚，像一面永远飘扬的旗帜。

赵老的百年人生，始终与国家的命运呼吸与共。在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年代，他从小立志救亡、追求真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毅然投身革命，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不计个人荣辱得失，为地方政权巩固和新中国建设殚精竭虑、艰苦奋斗；在改革开放以来，他根植龙江大地，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不同历史时期，在不同的岗位上，他都为人民的利益忘我工作。他用求索、奋进、战斗、奉献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史上书写了精彩篇章。

赵老的百年人生，始终追随党的脚步。他亲历了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来披荆斩棘、乘风破浪的历史征程。中共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传播、不断实践、不断发展的历史，是党在实践中不断自我修正、自我创新、自我完善的历史。赵老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一天起，就坚定不移地追随党、守望党、理解党、相信党、捍卫党。党阔步前进的时候，他立于潮头；党曲折徘徊的时候，他仍在坚守。党错怪他的时候，他无怨无悔；党召唤他的时候，他又冲锋在前。他是一位纯粹的共产党员。中共近百年的发展，赵老是参与者、实践者、推动者；中共近百年的辉煌，有赵老的身影、足迹和贡献。

赵老的百年人生，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老一辈共产党员代表了这个党的创党价值，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精神，他们的作风，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航标，更是我们战胜困难的强大动力。小康社会，中国梦，现代化，两个百年目标，需要党的坚强领导，需要我们广大党员的广泛参与。党的事业薪火相传。老一辈共产党人完成了他们的使命，把担子交到我们这一代人身上。他们的奋斗和追求，他们的嘱托和厚望，令我们不敢稍有懈怠。唯有夙夜在公，勤勉工作，才能不负重托，不辱使命。 “历史一长河，奔腾永向前。华夏有脊梁，英豪何畏难。回首怀先烈，放眼赖后贤。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赵老书怀自勉，这是老人家百年人生的真实写照，更是他老人家，一名优秀的老共产党员对我们的深情寄语和殷切嘱托！

深切怀念革命老前辈赵德尊同志！赋诗一首以记之:

七律·赵德尊前辈颂

白山黑水育英豪，百战征衣带血飘。

太岳挥戈驱寇虏，龙江策马卷春潮。

廿年霜雪松犹劲，九秩襟怀志未凋。

两卷丹心昭日月，人间正气贯青霄。

编制 赵澄江(静如练)

2024-11-15至2025-2-25 完成於沈阳

本美篇参阅主要资料如下，在此一并诚挚感谢！

中共中央组织部《赵德尊同志生平(1913一2012)》

中央文献岀版社岀版《赵德尊回忆录》1998年9月印行2000

中央文献岀版社岀版《赵德尊回忆录续补》(内部发行)

黑龙江人民岀版社岀版 赵德尊著《征程鳞爪》1994年1月第1版 2007年3月修订再版

《黑龙江日报》2012年2月6日第1、2版《赵德尊遗体告别仪式在哈举行》等

《沈阳日报》2021年10月21日第5版《人物志 赵德尊 东北中学峥嵘岁月》

《沈阳晚报》2011年4月20日第14、15版《赵德尊和他的革命家庭》

还有《中国廉政报道网》《东北网》《北京日报》等媒体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