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见】 从里克后裔管窥“汾阳之邑”——文献与史料互相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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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见】 从里克后裔管窥“汾阳之邑”

——文献与史料互为佐证

春秋时的晋国第十九任国君晋献公，算是一代英主，致力于开疆拓土，史称“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不幸的是，晚年的晋献公因宠溺骊姬，受其挑拔，引发了晋国历史上长达15年（前665~前650）废长立幼的宫廷争斗——史称“骊姬之乱”。致太子申生自缢身亡，迫使次子重耳逃奔翟国，三子夷吾逃奔梁国；晋献公死后（公元前651年），托孤大臣荀息立奚齐（骊姬所生）继位，被太子申生的少傅、中大夫里克的戮杀，荀息又立卓子（骊姬妹所生）为君，又被里克刺死于朝堂之上，荀息深感有负于献公，遂自杀，骊姬也投水而死。其后，里克欲立逃居翟国的重耳为君，遭到婉拒；再遣使臣去梁国邀请夷吾，夷吾为争取回国继位，开出了三张支票：一是许诺秦国割让河西八城（一说为五城）为谢礼，二是诺封里克汾阳之邑田百万，三是封赠丕郑负葵（一说负蔡）之田七十万。《史记•晋世家》：“晋献公二十六年（前651年）九月，晋献公死。十月，里克迎夷吾于梁…夷吾遗里克书曰：‘诚得立，请遂封子于汾阳之邑’”。《国语•晋语》：“夷吾退而私语公子絷（秦穆公的亲族）曰：‘中大夫里克与我矣，吾命之汾阳之田百万；丕郑与我矣，吾命之负葵之田七十万。’”

　　秦穆公乃发兵送夷吾入晋，并在里克等人的拥戴下继位，是为晋惠公。及立，（夷吾）而使丕郑携《辞秦书》谢秦，背约不与河西城（《史记•秦本纪》）。惠公又以重耳在外，畏里克为变，赐里克死，谓曰：“徽里子，寡人不得立，虽然，子弑二君一大夫，为子君者不亦难乎？”里克对曰：“不有废也，君何以兴，欲诛之，其无辞乎？乃言为此！臣闻命矣。”遂伏剑而死（《史记•晋世家》）。

　　正是夷吾这句诺封里克的“汾阳之邑”，指称不甚明了的话，竟成为二千六百多年后一个众说纷纭的迷团。有说是今日之汾阳市，其在春秋晋国时就曾称名“汾阳邑”（下称肯定说）；也有认为春秋时期“汾阳邑”，非指其称名“瓜衍县”的今汾阳，而是另有所指（下称否定说）。笔者试图通过对文献与史料的互相佐证，桥接信史与实物，大体上勾勒出基本脉络，倾向于今日的汾阳市即是夷吾许诺里克的“汾阳之邑”。现将鄙见提出，或能丰富肯定说的史料，同时指出否定说之缺陷，期望读到拙文的文史爱好者参与商榷，早日解开这一历史之谜。

一、文献概述摘录

关于汾阳之邑所指何处，因晋国历史上有多处曾暂称汾阳，不同时期史书多有注释，其指称之地多样，成为了不同两说作者引用的依据。现将笔着接触到的文献内容简要摘录如下：

（一）今汾阳肯定说

1、清•康熙《汾阳县志》序中载（知县周超）：“汾阳邑名久著春秋，而以为汉始则疏矣。”疆域中记载：“汾阳，汾之阳矣。汾水仿山而行，北出管涔，南丽羊肠，过大陵西，南迳文谷，迤东斜绕二十五里，结为府郡曰汾州，附邑曰汾阳…旧志，汾阳名始于汉。按：《史记•晋世家》：夷吾遗里克书曰：‘城得立，请遂封子与汾阳之邑。’则汾阳之称，不自汉始矣。”沿革部分记载：“汾阳自古来或为州，或为郡，或为国，或为军，或隶于他州郡，或为他州郡所隶，或朝分暮合，或此升彼改，或移治而仍袭其封，或创新而复其旧。疆域无广狭，时代有废置，惟置郡隶邑自明迄今，历年愈百，未之或改也。苟不渊源竞委，得毋遗考古者无稽之叹欤？”藩封部分记载：“余按：…盖汾州之称汾阳从古不变，即如汴州之号汴梁，西安之号长安也…即汾阳之称托者甚众，若苛岚、若岚县、若兴县、若静乐，皆曾暂称，而惟汾州之为汾阳，则自周迄明，相沿独久。”

该《汾阳县志》的纂修者、时任汾阳知县周超为浙江上虞人，教谕贾若瑚为山西阳曲县人，训导樊之楷为山西临汾人，均为外籍（县）官员，应不含地域偏见。该《县志》主要是将汾阳与汾州绑定，充分论述了汾阳的历史渊源。

　　2、汾阳市当地学人郭世科先生《汾阳称名历史久远》一文中载：现今汾阳这块地方，不论历史上以设县、设州、设郡、设军、设府冠以何名，在跨越26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无论史书记载，还是碑碣勒刻，以及古诗印证，汾阳之称一直延续至今。

文中引用《史记•晋世家》：“诚得立，请遂封子汾阳之邑”的记述。其后，里克家族为避不测，迁相城（今汾阳大相、小相）改姓相里，是相里之祖。并对《辞海》解释：“汾阳，古邑名，春秋晋地，在今山西静乐西。晋惠公未立时，许封里克于汾阳，即此”的解释，认为不准，缘于春秋时期静乐西并不属晋地。

又引清•乾隆《汾阳县志》载有朱彝尊为相里金碑跋云：“汾阳县有大相里、小相里，相里氏聚族居焉。按：相里氏东周时即有之，庄子称相里勤弟子是已。”清楚的表明，汾阳之称名由周而始。

沿至唐代，又有先后出土的七块唐代墓志，明确刻记从公元735到871年，在郭子仪封爵汾阳郡王（761年）前后，今汾阳市唐时就称作汾阳（详见《七块唐代墓志，佐证汾阳称名》一文）。随后引用《汾阳县金石类编》（作者 王堉昌）中的二十六块（历宋、金、元、明时期）碑碣勒石刻记的汾阳称谓为证据，此处还有古诗印证：魏博•郑国仕有一首诗，题记《汾阳怀古》，开头句为：“君不见汾阳宫，昔时殿阁连碧空…”此句还言证隋代汾阳宫之雄伟。文中特别提到，子仪公爵封汾阳郡王更是铁证…诸多海内外郭氏，史书、史料、家谱都明确记载迁自汾阳…

该文力证历史上汾阳之名与汾州、西河等名是同时存在的。

　　3、汾阳市另一文人韩守林先生在《汾阳地名的产生是一个谜》一文中写道：“汾阳历史上的兹氏、汾州、西河等古称，均有确切的区划命名资料。但汾阳一名的来源，按照旧版《汾州府志》及《汾阳县志》等史料记载，因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在汾州置汾阳军，故一般推断得名汾阳始于北宋。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汾州升格为府，依郭置汾阳县，这是准确的汾阳县名最早来历，而为什么叫汾阳却一笔带过，好像自然而然本来应该是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汾阳博物馆收藏的大量墓志，成为了研究地方文化的绝好文献。通过对这些墓志进行研究，惊奇的发现，官称汾州（或西河）的今汾阳市，在唐代民间早已被称作汾阳（俗称？待探讨），文中摘录五块，其中一块为《大唐故宋府君墓志并序》：“君讳胤，字承祖，西河孝义人也。…以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八月廿三日，葬于汾阳城西南七里平原…”还有四块唐代墓志铭，皆刻汾阳字样。

以上五块墓志铭均发现或征集于今汾阳城附近，时间跨度118年，郭子仪受封汾阳郡王的上元二年（公元761）正好涵盖于内。另外文中也列举了历代的游历诗中，也不乏用汾阳指代汾州的例子。“一般而言，古代小地名是由民间确定的，如村镇名、地亩名；而大一些的地名如山、河、城郭等，通常都是由官府确定，当年在汾州、西河之外，又有了汾阳的俗名，且在宋代被军队启用，在明代被定为官用，其原因确实是个谜。”

此文言之有物，是在追问汾州西河为何在宋代称为“汾阳军”？与唐代郭子仪封爵汾阳郡王前后，在民间墓志铭中为何广泛刊刻“汾阳城”，明代万历二十三年官方依郭设置汾阳县缘由的历史追问。

　　4、原汾阳县志办主任王希良先生在《千年古城话汾阳之三——汾阳小考》一文写道：据《汾阳县志》（1998年版）记载：汾阳，春秋属晋，为瓜衍县；战国、秦汉三国魏为兹氏县；晋、南北朝、隋唐（至肃宗上元元年）为隰城县；肃宗上元元年改为西河县，经五代、北宋、金、元；明洪武初（1638）取消西河县，并入汾州，至万历二十三年（1595）升州为府，依郭置县，始称汾阳。如此看来，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汾阳县的建置，当为397年。而汾阳县的县城，“世为曹魏所筑”，较有根据的说法是晋封司马炎西河王时所筑。但这并不意味着明以前这里不叫汾阳。

据《汾阳县志》记载：此之前的北宋、金、元设汾阳军于西河县，朝野均称汾阳军。县而又称军，说明汾阳军事位置的重要。

唐代也称汾阳。同样引《大唐故宋府君墓志铭并序》，说明当时西河县的县城在民间又称汾阳城；另一块《唐故赵夫人墓志铭并序》也记载：“夫人以大中六年（852）十一月二十九日，遘疾终于汾阳私第”…当时县名为西河，碑刻却称“汾阳私地”，说明唐朝时，汾阳之称已是约定俗成。所以郭子仪封汾阳郡王（762）是很自然的事。

再往前，到春秋时期，这里也叫汾阳。《国语》载：“夷吾封中大夫里克以汾阳之田”，在志书上首次见到“汾阳”这个地名…并以《相里金神道碑》作为实物证据，就是说，春秋时，这里虽为瓜衍县，却也称汾阳。

同时，文中也列举了西汉置汾阳县，在今岚县；隋开皇十六年（696）改阳直县析置汾阳县，在今阳曲；西晋时司州河东郡设置汾阳县，在今万荣；北魏时，南汾州设汾阳县，在今河津县；唐武德四年（621）由管州置汾阳县，在今静乐县等。

另文《千年古城话汾阳》中又着重记载二十年前写的关于瓜衍县即今汾阳市的考证情况。主要依据春秋《左传•宣公十五年》：“晋侯赏桓子狄臣千室，也赏士伯（士贞子）瓜衍之县。”文末写有“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改了名字，就说他不是这个人。”

王希良先生将已有《汾阳县志》中的汾阳，春秋属晋（仅指归属并无实地）的记述确指为瓜衍县（治所贞子城），着实下足了功夫。为探寻汾阳纵深的历史阶梯增添了新的横杆；也为后来者继续探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今汾阳否定说

1、发表于诸城郭氏图书馆的《清•康熙汾阳县志及当前“汾阳称谓”正误辩（之一）》（作者：贾祝文），针对郭世科先生《清•康熙汾阳县志有关汾阳称谓与汾阳王封地记载》一文及类似观点，提出交流商榷。

根据春秋时“汾阳”及“邑”的属性，可知夷吾诺封里克的“汾阳之邑”起码应该具有这样三个特征：

一是地理位置特征，即其地符合“水北为阳”的地理学方位概念，必是位于汾河北岸就近地域；

二是规模等级特征，即其地范围较大，起码是能封出“百万之田”封给里克的“县邑”级行政建制；

三是晋国属地特征：即其地域为晋国的旧都，或为晋国的重要城郭，最起码也应是夷吾封里克“汾阳之邑”时属于晋国辖地。

可见，符合这三个基本特征的春秋时晋国某属邑，才可能是夷吾诺封里克的“汾阳之邑”。

除了《史记•晋世家》等史料提到却指称不详的晋国“汾阳之邑”外，有史料记载且明确称名过“汾阳县”的，自汉迄今，先后有今静乐、河津、阳曲及今汾阳市四县市。这四地中是否有夷吾指称的汾阳之邑？这就要看何者最符合晋国汾阳之邑的三个特征。

该作者通过汾河横向流段北岸就近，结合静乐、阳曲二县及其交界的一部分地区，在汉、隋、唐曾数次称名汾阳县，虽符合地理学命名汾阳的条件，也达到了不乏“百万之田”的县邑行政等级，但静乐、阳曲二地在晋献公时尚非晋国属地，且称名在汉、隋、唐期间，明显不是夷吾诺封的汾阳之邑。河津市在北魏时曾名龙门郡，领地有汾阳县，但其地在春秋时一直称名耿国，公元前661年晋献公灭耿国后，将耿地封给晋国大夫赵夙为采邑，直到十年后，夷吾诺封里克的公元前651年，其地一直称名“耿地”，仍为赵夙封邑，三家分晋后的战国时归魏，其地置龙门郡，方领有“汾阳县”。故而这些三县市均非夷吾诺封里克的“汾阳之邑”。

其后对春秋瓜衍之地是否就是夷吾诺封里克的汾阳之邑，从四个方面略析：

第一，今汾阳，即春秋瓜衍其地是否可称地理学角度的汾水之阳

“汾阳，汾之阳也。”这是清•康熙《汾阳县志》从地理学角度的解析。今汾阳市官网也称：“汾阳，因位于汾河之阳（西）而得名。”但是查遍地理学方位名称命名之则及民间八卦风水命名俗例，则唯有“水北为阳”的共识，而无“水西为阳”之认可，其说难立。

第二，夷吾诺封里克时，瓜衍之地是否属于晋国辖地

清•康熙《汾阳县志》载：“汾地自夏、商皆称魏，晋献公并魏故属晋。”即是说：“今汾阳之地，早在夏、商时就被称为魏地，春秋晋献公吞并魏国后，时为魏国属地的瓜衍即并入了晋国，因之晋献公之子夷吾才可能将其诺封给里克。”然而，史实证实晋献公所并之魏，与其时的瓜衍并无关联。此说与史实不符。

第三，春秋瓜衍之地究竟从何时、因何故开始正式称名汾阳县

清•康熙《汾阳县志》载：“汾阳邑名久著春秋，而以为汉始则疏矣”，这就是说，“今汾阳非自明朝始称汾阳县，而是早在春秋时就已叫汾阳邑。”据历版汾阳县志（康熙版除外）及今汾阳市官网载，今汾阳市，春秋时始称瓜衍，之后还称过兹氏、西河（郡、国、县）、隰城、汾州、浩州等，直到明万历二十三年汾州升府之际，也就是郭子仪授爵汾阳郡王833年之后，汾州府附郭县方称汾阳县。汾阳县唯有关联者，明显是因了感恩、尊仰和纪念汾阳王郭子仪的人文缘由。

第四，明汾州升府附郭命名的汾阳县的另一鲜为人知的因素

除了前述汾州民众感恩、崇敬、纪念汾阳王郭子仪的主要原因外，尚有一相关因素也应提及。《城邑考》载：“（汾州）府城，一名四阳城。世传曹魏所筑，四面皆向日也。”不能完全排除以下因素，即：其时汾州之称的“汾”字，已成该地最具代表姓的代名词，而四阳城的“阳”字，则集中代表了汾州城独特的城池建筑方位特点。因之取汾州正名之中的“汾”字与别名之中的“阳”字组成附郭县“汾阳”之称，是最合史情民心，最顺理成章，最机缘巧合的县名。

综上可知，春秋晋国时的汾阳之邑，并非其时的瓜衍之地。

最后，该文认为今襄汾之地，最具春秋晋国“汾阳之邑”的客观特征，支持此说的依据有三：

一是襄汾其地自春秋时就称汾阳之地

襄汾的前身襄陵及汾城二县的治所及大部分辖地长期位于汾河由北向西转折处的北岸，完全符合地理学概念的“汾水之阳”。自古及今襄汾境内就有汾阳铺、汾阳岭与东、西汾阳村等地名。《庄子•逍遥游》载：“姑射（ye）之山，汾水之阳。”姑射山紧依襄汾县北部的襄陵镇。可见，比姑射山更靠近汾河北岸的襄汾县，较之春秋瓜衍而言，才是自古云然，名副其实的汾阳之地。

二是襄汾其地为晋国的始封之地

襄汾是周时唐叔虞所封唐地所在，其子燮父以晋代唐，迁都于“翼”后，襄汾与翼仍同在汾水与浍水之间“方百里”的初封之地内。晋文公重耳之子晋襄公逝世后葬于襄汾其地，因之其地长期称作“襄陵县”。可见，其地被称晋国的“汾阳之邑”是最合规制的。

三是襄汾其地屡有晋国大臣封地，其境不乏“百万之田”

当今质疑襄汾之地为春秋晋国“汾阳之邑”者，认为春秋时襄汾之地不可能作为封地封给大臣，如《汾阳疏证》（作者：吕世宏）一文称：“早期晋国封邑多取边缘地区封给大臣…”疏考之误有三：其一，并非不能分给大臣。襄汾于春秋时，曾为晋国大夫筼筜的封邑。另外，晋武公灭荀国（今襄汾县董村附近）后，以荀国旧地赏赐晋国大夫原氏黯为邑，原氏黯从此以荀为姓，改称荀息。因之，夷吾将襄汾其地的百万之田诺封给亦为晋献公大臣里克，不仅有先例可循，而且也是夷吾竞争晋侯大位的必行之策。

所以，清康熙《汾阳县志》关于“春秋晋国汾阳邑就是瓜衍，即今汾阳之地”的认定不能成立。

笔者以为：此文尚有多处论说显得偏面，值得商榷。

2、另一篇网文《庄子“逍遥游”一句话，解开“汾阳邑”千古之谜》（不开心的皇帝2018、5、26）一文写道：“汾阳之邑”指何地？“汾阳之邑”在哪里？夷吾诺封里克地，尽成后世千古之谜。

据相关正史记载，历史上曾称“汾阳县”名的，先后有今山西静乐、阳曲、河津、汾阳等四县市。四地中前三个之所以称“汾阳县”，皆因地处汾河二段（西向东或东向西）北岸之故。而今汾阳之为汾阳，则另当别论。

　　今汾阳其地，因地处汾河之西，所以不符合以地理学角度和风水学说命名汾阳的条件。正因之，其地之所以称名“汾阳”，其实是因了与唐汾阳王相关的人文因素，即汾阳王郭子仪曾于汾州（今汾阳市唐时的名称）以其威望兵不血刃平定了仆固怀恩兵乱，致汾州民众幸免了一场大规模的血火之灾。因之，汾州吏民感恩、崇念郭子仪的恩德，方于明•万历二十三年汾州升府时，将附郭县命名为汾阳县。

然而，静乐、阳曲称名汾阳县是在汉、隋、唐之期；河津称名汾阳县，则在东魏时期；今汾阳其地则是在明•万历二十三年方始称汾阳县。由此可见，该四地称名“汾阳县”，最早也仅在汉朝，所以皆与春秋晋国夷吾诺封里克的“汾阳之邑”无所关联。

那么，春秋晋国的“汾阳之邑”竟指称何地呢？鉴于正史记载中求索无解，因此只能从分析“汾阳之邑”应具备的三个方面基本客观特征入手求解。

首先是地理方位特征：即“水北为阳”是其必具的地理方位特征；

其次是土地规模特征：春秋时的“邑”，相当于后来的县，即其范围较大。应符合《史记》所载的“邑县”级别和《晋语》所载具的“百万之田”的记载。如此土地规模的县邑，只能出现在汾河二百里以上东西向流段的北岸区域，而不可能出现在二大东西流向之外的小曲折处。

另外，是晋国属地特征：在手握大权的里克相继杀死二君，欲继晋侯大位者的血腥背景下，夷吾欲图大位，如无里克相助，则不止无望，且有死身之危。因此，夷吾许封给里克的“汾阳之邑百万田”，必是晋国实打实的属地，绝不可能拿其并非晋国属地的空头支票来忽悠里克。

可见，符合这三个基本客观条件特征的春秋时晋国某属地，才可能是夷吾诺封里克的汾阳之邑”。

根据多方面史料看，地处汾河最长段北岸的今襄汾县，既地处汾水之阳，又是晋国的初封之地“汾浍间，方百里”的核心圈内，且县境内亦曾有晋国大臣的封地。因之，今襄汾之地最具有春秋“汾阳之邑”的三个客观特征。

但是，即便襄汾之地符合春秋晋国“汾阳之邑”的基本客观特征，但因无相关史料记载为据，所以还不能令人信服地解开春秋晋国汾阳之邑指称何地的谜团。

　　由庄子《逍遥游》可知，“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这是文献中最早被称为“汾阳”的地方，然而姑射是山，而非“县邑”。那么，汾阳之地姑射山与襄汾为春秋“汾阳之邑”有何关联呢？

姑射山，横亘一百多里，位于汾河北岸今襄汾县北部与临汾市交界处，中间隔着襄汾县的姑射山，尚且被庄子称为“汾水之阳“。那么，位于姑射山之南，滨临汾河北岸的襄汾县，则更是名副其实的汾水之阳。

以上，不论是姑射山与襄汾同为汾水之阳的地域关联，还是尧初封于“陶”，继封于“唐地”，再登帝定都于“平阳”，又往汾阳之地姑射山访问神人等等，无一不与襄汾所关联，且均指向了一点，即襄汾即为春秋晋国“汾阳之邑”。

正因为有庄子《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之记，方使后人找到了解开春秋“汾阳之邑”指称何地的钥匙，襄汾为夷吾诺封里克“汾阳之邑”的认定。也由此可知，春秋晋国“汾阳之邑”之“汾阳”乃地理方位之称，明万历二十三年始称名汾阳县的今汾阳市之“汾阳”，则因了郭子仪“汾阳郡王”爵号的人文之故。可见，春秋“汾阳邑”与今日汾阳市，名虽无异，然而并无什么“前世今生”的关联。

笔者认为：此文论述方式与上文雷同。但是自己提出了姑射山为山，而非“县邑”的疑问？尽管引用了尧初封于“陶”，继封“唐地”，在登帝后定都“平阳”，又往汾水之阳的姑射山访问神人的史料自答。庄子用寓言中遥远的姑射山，其汪洋的笔法，丰富的想像，奇托的构思，夸张的描写是记述尧帝拜访神人，用来证明真实的地理名称，可算是“创新”之举。至于说今汾阳是由于郭子仪封爵“汾阳郡王”的人文之故而得名，早于郭子仪封爵汾阳郡王二十七年，刻于唐代墓志上的“汾阳”字样，自会作出无声的回应。

3、其它以郭子仪封爵汾阳郡王论证汾阳之地的还有阳曲说、静乐说、绛州说等等，本文不再赘述…

二、史料文献互证

针对以上两种“汾阳之邑”判然不同的论述，笔者研读相关史料，认为造成两种不同之说的原因盖为：一是解读这段历史的眼光不是太小，而是太大，大多停留在大的目标上（最起码是县邑），而忽略了自然村落名称背后的意蕴；二是仅论其地，而忽略了相关人物的联系；三是当时对汾阳之邑的记录缺乏，其后不同朝代有多处同名为汾阳，且注释多样，致使当时的历史真实掩埋于荒草野莽，难以辨识…事实上，同一地名可能有两个或多个命名方式；多个地域先后共用同一地名，皆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但任何地名的命名缘由都不会凭空而生，要么反映自然的特征，要么反映社会历史背景，渊源有自，并非妄说。

笔者从小相村村志编辑组收集的现有资料入手，试图穿越时空，挖掘有温度的自然村名背后的意涵，通过桥接信史与自然村名，勾连文献与史料佐证，从历史深处探寻春秋时夷吾诺封里克的“汾阳之邑”指称之地，忝列其中，与前辈大咖磋商，简单分享一些个人浅陋之见…诚望博雅君子斧正。

（一）否定说之辨析

笔者针对否定说的三个方面的基本客观特征进行初步辨析，一是地理范围特征：即“水北为阳”是其必备的地理方位特征。古人认为“山南水北为阳”是各郡县地名命名的常例，春秋《谷梁传》确有记载。东汉应劭曾撰写了专门研究汉书中地名的《汉书集解》：“发现44个地名与阴阳有关，仅有四个带阴，呈现出阳盛阴衰的现象。命名原因大都跟河流有关——即位于河流之北，如高阳、饶阳、益阳等。”但也有例外的个案，笔者查阅湖北襄阳地名，从地图上直观看出，襄阳地处汉水南岸（古代也叫沔水），按常理来说，叫汉阴或沔阴或更为贴合。

　　襄水，汉江右岸支流。汉水历史上在襄阳附近并没有改过道，襄水不是指汉水。而《汉书•地理志》称：“襄阳位于襄水之阳”，其中的奥秘何在？《襄阳县志•山川》有：“襄水即今襄渠，由渠入汉者借是也。”清末历史地理学者杨守敬的《水经注•疏》记载：“古代襄阳城西南有檀溪、襄水两条较小的水系注入汉江。”其中的襄水就是襄阳城南边这条东南流向的沟渠（人称南渠），长约14公里。

襄阳的命名不用标志性的汉水为凭依，而是以一条沟渠（南渠）以北命名，应属特例。此处还有昔阳，其故城名为夕阳城，援引《尔雅》：“山西曰夕阳，山东曰朝阳”的解释，昔阳乃因在太行山以西而得名；阳泉，古称漾泉，为古时人们在此凿石取煤，挖出五个水势旺盛的泉眼，称为漾泉，后讹传为阳泉，这也许就是传统文化的力量使然，一概以山南水北为阳之论审视，会出现不应有的错误。

其次是土地规模特征。瓜衍县的县境，从《左传》出现的地名看，为南临“随”（介休南、土贞子原封地）、西至“蒲”（今隰县、蒲县、永和县、乡宁县及石楼一带）、“屈”（今吉县、大宁县一带）、东北邻“平陵”、“中都”、“邬”（今文水县、平遥县、祁县一带）、北接狐氏地。即瓜衍河上游山区、中游丘陵及今汾阳、孝义及文峪河流域的大片平原，都属于瓜衍县的土地。县城初在瓜城（汾阳小虢城）及其附近，后迁至瓜城偏北十里的今汾阳市东南七公里处的巩村一带（有遗址）。封赠“百万之田”绝无问题。这就是清•康熙《汾阳县志》所言：“汾疆于水，而阳域于汾焉，则曲阳不得于旧汾阳争，而与汾阴之阴相望于千里间乎？”

关于晋国属地特征。说到晋国属地，必须提到晋国“假虞灭虢”的历史典故。春秋时期，晋献公为了扩张势力，利用虞国和虢国地理位置相邻且关系密切的特点，通过向虞国借路来进攻虢国，晋献公采用了大夫荀息的计策，用垂棘之璧和屈产良马作为礼物贿赂虞国，派大将里克先后成功两次攻打虢国（下阳和上阳），第二次得胜之后的班师回朝途中，又顺道灭了虞国。《左传•僖公二年》：“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以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

晋国侵占虢虞之后，为巩固新占领区域的统治，模仿姬周先人灭商后迁殷民的办法，将虢、虞国的贵族和族人迁到远离晋国都绛的边鄙之地，设置了虢衍县（瓜城）。既使两国遗族不能报仇复国，还可以让他们去对付戎狄少数民族，起到晋国守护边疆的作用。同时对虢国的国都采用了“扫穴犁庭“的做法，不但将地面建筑夷为平地，而且连地基也都给破坏，把“上阳”城址辟为一处平民用地，用于埋葬阵亡的军人、新迁来的百姓或留守在原虢国的遗民，彻底破灭了虢人东山再起的梦想。

《左传•宣公十五年》“晋侯赏桓子狄臣千室，亦赏士伯以瓜衍之县。”这是晋献公假虞灭虢六十四后，晋侯（景公，晋文公之孙）封赏士伯（士贞子）之地，也是瓜衍县最早的文字记载。宋代《太平御览》载：“相传，晋灭虞虢，迁其人于此，筑城以居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山西名胜志》：“瓜城在（孝义）县北十里，本虢城也。”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清末杨守敬等编撰的《历史舆地沿革险要图》、建国后由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均对此有叙述和标志，1998年《汾阳县志》云：“晋灭虞、虢，迁其人于此，置瓜衍县”。这些文献记载说明，此时的瓜衍县已属晋国实际控制范围。

　　（二）、文献史料滤沥

1、典籍记载里克

假虞灭虢发生于晋献公时的公元前658年~前655年的历史事件，是里克作为大将而亲临指挥之战。晋献公去世后，夷吾诺封里克的汾阳之邑，是公元前651年，为了争夺王位，写契（竹简）给里克，承诺里克若帮助其获得君位，将封赠里克汾阳之邑。然而，夷吾（晋惠公）即位后，却背信弃义，不但不封里克汾阳之田，反而夺之权并加害里克，里克拔剑自刎后，其妻司成氏为免遭灭门，携少子季连逃居相城以避祸（见《元和姓纂》及相里金神道碑），相里金碑刻载：“协避窨全身之道，见因地得姓之由。”

《史记•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载：“晋侯（景公，晋文公重耳之孙）赏桓子（荀息之孙荀林父，中行桓）耿臣千室，亦赏士伯（士贞子）瓜衍之县。”这里的瓜衍县是晋国最早出现的“县”之一。光绪《汾阳县志》称：“战国兹氏县城为贞（甑）子城。”

结合文献、碑刻记载，剖析以上史实，晋献公十一年（前666），使太子申生出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城，公子夷吾居屈地，惟奚齐、卓子在绛（晋国都城），献公二十二年（前655）春，晋献公逼杀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夷吾皆出奔，重耳奔翟，夷吾奔梁（见《中国古代历史备览》）。

献公二十六年（前651），晋献公的生命走到尽头，生前的托孤大臣荀息，先后立奚齐（14岁），卓子（9岁）为晋君，均被里克所弑。从以上史料可知，里克大将领兵第二次假虞灭虢之年，正是晋国三公子一死二逃的当年，夷吾逃居梁国达四年之久。对晋灭虞、虢，迁其族人至晋国边鄙之地筑城以居应是只有耳闻，不知此地详情；或许仅知是当时晋国汾水之最北边（其时太原及以北尚不属晋）。为回国即位，诺封里克的汾阳之邑的地理位置了解大概，今人不应过多苛求夷吾严格按照“水北为阳”的横向流段去称之；笔者研判：当时里克心里应该明白其地所在何处？事实上，新筑的虢城、虞城位于虢衍河（原名金沙水）之北，且为汾河的支流文峪河的支流，若参照汉水之南的襄阳，借用襄渠来命名，则“汾阳之邑”为瓜衍之地，借助汾水支流（虢衍河）之北命名汾阳，道理上是可以说得通的。里克生前，其妻司成氏应该是听闻里克说过假虞灭虢后迁其族人筑城以居之事件，并亲见夷吾遗里克书契，在里克罹难后，携少子季连逃居瓜衍县境域，在小相村西南一隅“零落潜藏”，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国语•晋语》记载：“公子夷吾出见使者曰：‘君苟辅我，蔑天命矣。亡人苟入扫宗庙，定社稷，亡人何国之与有？君（秦公之絷）实有郡县，且入河外列城五。”似乎说明在此之前秦国己置郡县；《左传》载：“（鲁）哀公二年（前493），赵简子（鞅）在讨伐范氏和中行氏前，在誓词中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说明此时，县的地位比郡高。但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郡县之别是：在腹里繁华之地称为县，在边鄙之地称为郡，并非两者有统属关系。”顾氏的见解应是正确的，但应指出的是，郡起初也是邑的一种形式，郡字从邑君声，也从侧面说明了这一点。晋国置郡始于何时？史未明言，然由上面引文推测，应是春秋时期，郡的设立当在外围边境地区。假虞灭虢后迁虢、虞族人至晋国的边鄙之址设置虢城、虞城二城是公元前658~655年，五年后夷吾诺封里克“汾阳之邑”于瓜衍境域是非常可能的事情。

晋景公六年（前594），晋侯赏瓜衍县给士贞子，是瓜衍县首次见之于正史，而早其57年前夷吾诺封里克的汾阳之邑，因夷吾只是空诺并未实际分封，因而并无官方正式命名，或许在克妻司成氏及少子季连逃居瓜衍县境域，人们在逐渐了解实情后，口口相传这段历史，而在是地出现了汾阳之称。笔者推断，瓜衍县前的“汾阳之邑”称谓，可以认为是瓜衍县的“乳名”。

持今汾阳否定说者，言及汾水之阳的襄汾之地，实为晋国的核心地带，何况在晋武公（献公之父）时已将拓展占领的荀国之地分封于原氏黯（荀氏）大夫，用以说明襄汾之地是可以分封的之论是不现实的，因为春秋时期大夫的封地是可以世袭的。从夷吾诺封里克汾阳之邑，赠封丕郑负葵之田与《左传•宣公 十五 年》：“晋侯（景公）赏桓子狄臣千室，亦赏士伯瓜衍之县”的相互比对中应能看出端倪，其所封之地多为晋国掠地而分封有功之臣，而非原晋国的初封之地。

2、遗址碑碣佐证

《汾州沧桑•小相篇》载：“古时村域包括五个自然村，大致为：零藏、辛庄、小相东堡、小相西堡、小相北堡。故村人衍传：先有零藏，后有小相。”“零藏之西为辛庄，相传辛庄是为相里氏的祖居旧地。”

零藏村位于小相村西南一隅，历史原貌已无法知晓，现存遗址上仍有房屋存在。《汾阳县金石类编》收录有：《满公大师经幢》的石刻文字：“法师讳义满，字叔谦，俗姓郭，本邑零藏人。父母舍送小相里灵岩院，礼僧道宁为师，治平四年（1067）比试经业合格…”是有确切纪年的零藏村住民，《汾州沧桑》也作如是记载。现今小相村仍留下一街一巷名为零藏，村民发音为“闾藏”，近代的文章记述、房产契约、手工绘图等又出现了灵藏、林藏，云藏、离藏的字样，多数人初见零藏村名甚感别致，且无法知晓其蕴义。笔者依据涉里克的相关文献为“信史”，结合字、音、义解读为里克妻儿逃居汾阳之邑境域时“零落寒门、避窨潜藏”的缩略语，得到了村志编辑组和当地学人侯廷胜先生的认可。辛庄在解放前已夷为平地，但在原地留下了辛庄地垙名，现为中汾酒城南门。

　　在零藏自然村一里之距的小相村北“太师茔”耸立着相里后裔的两块神道碑，一为武后时所立的相里瑞碑，一为后晋时的相里金碑；还有大相村原崇胜寺北齐天保三年的相里寺碑（佛造像碑），三块碑刻应是相里姓氏存在的国内最早实物证据。为管窥“汾阳之邑”提供了有力支撑。

相里寺碑下方题名中刻有众多相里氏族人，且六位相里氏人有官职，可证是时相里姓氏已是当地的名门望族；相里瑞碑，顾炎武推断为唐•武后时所立，民国县长王堉昌也做如是记载。相里金神道碑，首题“大晋故建雄节度使、左龙武军统军、检校太尉、赠太子太师、西河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三百户相里公神道碑并序”。前面一大串前缀，是对其【使职官+职事官+检校官+追赠官+封爵+食邑】（序文中还有勋官上柱国）的详细介绍；其后缀的并序，盖言“铭主序从、以序释铭”之意。序文中记述了神主相里金的“十三事”，即：名讳、字号、姓氏、乡邑、族出、行治、履历、卒日、寿年、妻事、子嗣、葬日、葬地等完整信息，铭序互参，合而见义，方可准确理解碑文。值得注意的两点：一是对乡邑（志主出生地或家族居住地）的记载，使用了两个其先的句式，首以“其先河间人，颛顼高阳氏之苗裔焉”，随后言“…公七代祖唐相州剌史遵，其先为冯翊人，远祖食禄西河，因居汾晋间，奈为汾州西河县人也”的写法应与铭文：“于赫茂族、颛顼灵苗…仲师逃祸、去其王字，里克羅难、季连避地，潜居相城、配姓有自”相互参证，了解相里氏的起源及三易其氏（从理——里——相里）的族源由来以及“近囗祖祢（祖宗与神主）、食禄（享用食物及俸禄）并汾（并州和汾州）”，“迁神即路、归葬故园（家乡）”方可正确地认定其乡邑；二是对封爵爵号前寇以的“西河郡（县）”也须序铭参证，对其后唐初封西河县开国男，后晋改封西河郡开国侯的事实，其地名至少应是隋唐时的西河郡（县），碑文中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字，这是相里姓氏有史可据的实证，同时也为通过相里后裔追溯“汾阳之邑”的提供了重要依据。

事实上，近年来编印出版的《汾阳市博物馆墓志铭选编》一书中选录的唐代墓志铭，其中一块《大唐宋府君墓志铭并序》刻有：“开元廿三年（735）八月廿三日葬于汾阳城西南七里平原…”另一块是大中八年（854）《唐故李府君墓志并序》刻有：“…择兆于汾阳西南五里西河郡万户乡界新造茔堂…”极具说服力，证明在唐代时，民间已大量使用“汾阳城”来记述，且在郭子仪封爵汾阳郡王前后。上文今汾阳否定说所言：万历二十三年始称汾阳县之名，是因了郭子仪“汾阳郡王”爵号文人之故而得名的说法，应该是不攻自破；至于由汾州之“汾”与四阳城之“阳”组合而成，是最合史情民心，顺理成章，最机缘巧合的县名，应是含有臆测的成分，史上所见组合地名皆为不同两名的第一个字组成，绝非随意选用两字组合。

　　按照相里金神道碑序文“后有相里武、相里览，武任汉朝御史，览为前赵将军。”互参铭文“居汉御史、为赵将军”的记载，更可追溯至前赵国（304~329）将军相里览，汉代（西汉：前157~前141）御史相里武，这些记载沿伸了上溯“汾阳之邑”的重要线索。北齐天保三年（552）大量相里氏题名中，确有隰城令相里荣矩（《魏书•地形志》：“隰城县隶属汾州西河郡”），前西河太守相里兴龙（《魏书•地形志》：“汾州西河郡，汉武帝置，晋乱罢，太和八年（373）后领县三。”），部分地印证了碑文中“远祖食禄西河”的记述；至于由冯翊北迁的相里遵先祖是指碑刻上的相里览、还是相里武，抑或是姓氏典籍记载的相里祉未有交待，从相里祉始居西河的记载，其可能性较大？期待更多更新的史料发现。《贾家庄镇志》载：“相里武在汉景帝时（前157~前141）任御史中丞，樊启俭先生在《大相村考察简记》也是作如是记述，相里览《前赵录》中仅一行几个字：“相里览，前赵将军。”

典籍文献中《庄子》（前369~前286）有：“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的记载，应是最早记载相里氏这一姓氏，《韩非子》（前280~前233）也有：相里氏之墨…”的记载，再次证实相里氏这一姓氏，早已存在。唐代谱牒始氏权威专著《元和姓纂》载：“晋大夫里克为惠公所灭，克妻司成氏，携少子季连逃居相城，因为相里氏，季连玄孙（应为云孙，笔者注）相里勤。”宋代郑樵《通志•氏族略》也有类似记述，季连元孙勤见《庄子》，《韩子》云：“相里子，古贤人也，著书七篇。…齐阴太守相里祉，始居西河。”《钦定四库全书•元和姓纂•粗校》有：“…西河隰城，相里祉始居焉，今汾州相里城是也”的记载。

清•乾隆《汾阳县志》载：朱彝尊在康熙五年考察相里金碑跋云：“…按：相里氏东周时即有之，庄子称相相勤弟子是己。”百度网查《禽滑釐》词条下：“墨学派系考证：相里勤即相里氏，钱宾四（钱穆）先生据地方志考证，相里氏祖居今山西汾阳。”也可作为今人参考。

　　3、皇封郡县入爵

神道碑，是旧时立于墓道前，记述死者家世功业的石碑，属于纪念碑的一种。史载：神道碑之名，汉己有之。后来纪事渐趋详细，成为人物传记的一种变体。

《唐会要》卷十八云：“旧制，碑碣之制，五品以上立碑，，七品以上立碣。有隐沦道素，孝义著闻，虽不仕亦立碣。”具有强大展示功能的神道碑，理所当然地受到朝廷的严格审检。

唐代官员去世之后，从赴阙报丧到最终下葬立碑都有一定的礼仪和制度。《新唐书•百官志》云：“考功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文武百官功过、善恶之考法及其行状。若死而传于史官，谥于太常，则以其行状（叙述死者世系和生平）质其当不；其欲铭于碑者，则会百官议其宜述者以闻，报其家。”可见，行状是丧家与官方沟通的枢纽性文书。《旧五代史•唐书闵帝纪》：“藩侯逮带平章事以上薨谢，许立神道碑，差官撰文”（注：后晋石敬瑭追谥后唐李从厚为闵帝）。又因相里金逝后，朝廷有赠官“太子太师”，必有皇帝颁布的赠官诏令，碑文中：主上轸悼良深，恻怆弥久，且曰：“天不愍遗，予将畴依，遂降优诏，辍朝厚赙”，是为明证。

正是由于神道碑材料来源真实可靠，并经朝廷的严格核实；且撰写者为当朝中散大夫行尚书刑部员外郎臣李霞蒸奉敕所撰（李霞蒸，名李象，著名文学家，纂《二舞赋》，受后晋高祖赏识），其文字功底和历史知识确保了碑文内容的准确性和权威性。

碑刻序文中的西河县开国男及题首西河郡开国侯都有准确的纪年，是后唐闵帝李从厚应顺元年（934）和后晋高祖石敬瑭天福元年（936）的皇封。

相里金神道碑碑文，除称颂了相里金“立殊勋、兼大节、挽士庶”的功绩外，最可贵的是对相里这个姓氏的起源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相里氏源自皋陶（庭坚是号），尧时为大理官，后裔世袭官职，以理为氏；至殷末理徵敖伯，其孙仲师避纣之祸，改为里氏；东周时晋大夫里克被惠公所杀，其妻司城氏携少子季连逃居相城，遂为相里氏。季连为相里氏的得姓始祖，这一点已成共识。

碑刻序文中对相里金两次封爵西河县开国男，西河郡开国侯做了准确的纪年。其爵号前半部分地名西河县（郡），应是“郡望”入爵。有史家论者认为：“古代封爵，其县名、郡名多循汉魏之旧，以显示家族渊源有自。”

国家图书馆藏有《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中国姓氏郡望的第一手资料。其中S2052残卷首尾俱全，卷首题为《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谨录元出州郡，分为十道如右，第四道河东道十郡，汾州西河郡出十姓：靳、卜、宋、林、植、相里、任、临、栾、通”，相里姓氏序列汾州西河郡郡望第六位，宋代《太平寰宇记》也作相同的记载，其他州郡未见相里氏字样。

　　经中国科学院学者陈丽萍等考证，《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的编纂时间，大约在唐大历十四年（779）至元和元年（806）之间。这份珍贵的文献，史学价值不菲，为我们揭示了各个姓氏元出州郡的详细名单，可以让今人更深入的了解古代（唐以前）的姓氏分布和演变，文献中的汾州西河郡与后晋相里金爵号前冠以的地名西河郡能够互相印证。也与其初封时西河县（唐肃宗上元元年改为西河县）吻合对应。

初考后唐、后晋封爵，皆循唐代之制，其爵号的命名与郡望密切关联。以郡望为爵名，不仅见于世家大族，也见于一些攀附郡望的寒庶和改名换姓的宦官、胡人；同时并非出生某郡望就一定授予该郡望地为封号。也有以任官地、建功地、来降地、嘉美名等与爵号命名有关。相里金封爵开国男前冠以“西河县”、开国侯前冠以“西河郡”，既非血缘始祖的高阳、河间地，也非七世祖相里遵先人的冯翊地，还不是建功地（上党解围、胡柳献捷），也不是任官地（陇州、陕州、晋州），更不是嘉美名，唯一的可能是郡望地所在。

郡望是姓氏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且历史悠久的专有名词。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连用，即表示某一地域或范围内的名门大族，意即先祖世代居住某郡，为众人所仰望，也称郡姓、望姓。

《新唐书》所载柳芳《士族论》：“郡姓者，以中国士人差等阀阅为之。”由于某一姓氏的姓源和发祥、聚集、变迁之地并非一处，于是一姓常常不止一个郡望，但通常以其中一个郡望为主，以区别主从及尊卑。由于相里氏为稀有姓氏且只有唯一的郡望，笔者根据史料及学者考证，推断相里氏的郡望地与得姓之地紧密关联且同为一地。

从村志编辑组收集的资料看：海见收集记录的《山西通志•古迹•解州安邑县》载：“相城，咎繇之后为理氏，商末有里證，孙仲师遭难，去王姓里，至晋里克被戮，克妻司成氏少子季友（《元和姓纂》为季连）居安邑相城，为相里氏。今相镇犹称相里，也曰相城。”今人相秋喜（安邑人）在《相城相里相枣略考》也载：“里克妻司成氏携少子季友，从绛都逃回相城，族裔改为相里氏，与相姓混同。”上述志书与文章携“季友”，明显与姓氏典籍《元和姓纂》记载的“季连”不同，与相姓混同之说似可商榷，存疑待证…经查阅资料，相姓姓源较多，且血缘始祖无一处与颛顼相同。何况安邑历史上与西河郡（县）无有关联。

白永胜老师收集整理的《相里氏家族历史及姓氏考证》载：“韩城相里堡也言及里克妻携小儿子季连从相城西逃，过了黄河隐匿在韩原的三个大山沟之间的村子里，用前住地加原姓改为相里氏…据各方史料反应的情况应该是先有汾阳相里氏，后来一支迁徙到韩城，相里堡因此而得名。尽管说法不一，但得姓始祖相里季连这一点是一致的”。“武山县滩歌镇关庄村相里姓一支是清朝末年因灾荒从韩城相里堡迁徙而来。”

继先主编撰写的《从唐相里瑞 后晋相里金神道碑说相里》载：“相里遵的远祖食禄西河，因居汾晋间，可以理解为相里遵的先祖从西河迁徙到冯翊，他的族群在西河…”。

如有收集的今大相村相里族人珍藏的“神秩”挂图（清代或民国制作），其供奉始祖为相里金，还有民国、解放初的涉相里氏的分家单，小相村相里后裔的卖地契约、供奉的神龛等，证明大、小相村的相里后裔延续着祖先的荣光。

《 钦定四库全书•元和姓纂粗校》载：“相里祉始居西河，西河隰城，今汾州相里城是也。”明确指向了西河、隰城、汾州、相里城。

陕西《三原县相里氏家谱》（道光谱）记载：明洪武初年奉诏从徙晋右族（豪门大族于陕），吾远祖从而迁焉，入籍三原东乡张村里。其后人相里忠祥考证，是远祖相里琰奉诏从山西汾阳县相里村迁徙至三原东乡张村里而繁衍形成三原相里氏，后晋太师相里金是汾阳三原相里氏供奉始祖。该谱已捐赠三原县图书馆收藏。

　　正是由于后晋中散大夫行尚书刑部处员郎 李霞蒸奉敕撰写的相里金神道碑并序，表明该碑“铭”为主体，而作为“并序”的序文反而处于辅助位置，起到了“以序释铭”的作用。其杼思冥搜，摭实纪述，馨其鄙才，囗为铭曰：

“里克罹难，季连避地，潜居相城，配姓有自”。序文对相里氏的渊源描述为“协避窨全身之道，见因地得姓之由”，而自然村名零藏恰好将季连母子零落潜藏之意凸显出来。“间生杰士，桂馥兰芬，居汉御史，为赵将军”，序文将相里族人的文武不坠进行了精细的阐释，笔者按相里僧伽为相里祉的十一世孙反推，相里祉应是东汉时人，【知乎】在疏理东汉济阴太守时，也载为东汉时人。而神道碑序文中相里武（应是虎，唐时因避讳为武）应是西汉时御史，为继续上溯提供了指引。“近囗祖祢，食禄并汾”，序文中记述为“相里金七代祖，唐相州剌史遵，其先冯翊人，远祖食禄（享受食物和俸禄）西河，因居汾晋间，奈为汾州西河县人也”，对于汾晋间的准确理解，可按《新唐书•武士彟传》：“武士彟（武则天父，文水人，其前妻相里氏），字信，世殖赀，喜交结，高祖尝领屯汾晋，休其家，因被顾接（赏识和接纳）。”宋代《狄武襄公神道碑铭》（狄青，汾州西河人）：“…狄始周成王封少子于狄城，因以为氏。其后代居天水，至梁文惠公（狄仁杰）乃显于有唐，其子孙或徙汾晋间，公实乃西河人…”其汾晋间实指并州、汾州是地。“卜吉远日，宅兆高原，迁神即路，归葬故园”，序文中用“即以当年十月十七日，护丧葬于汾州西河县唐化乡大相里原（实际为小相村北太师茔），礼也。…离汴水以涉长政，归汾川而就玄寝”。将从东京（汴州）迁移灵柩，运回故乡家园埋葬的史实记述的清晰明了…按中国传统“以东为上”的习俗，葬于唐上骑都尉相里瑞的西侧（顾炎武推断瑞碑武周时立），即今日汾阳市境域的小相村北“太师茔”。为今人管窥春秋时期的“汾阳之邑”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证据。

而今汾阳市博物馆收藏的《大唐故宋府君墓志并序》一碑，是早于郭子仪封爵汾阳郡王27年前，碑刻出现了“汾阳城”字样，墓志铭的这一记载客观上说明唐代己称汾阳，其背后自有原因，尽管是否为当时汾州西河县的“俗名”尚待考证。但足以对今日汾阳否说的作者所言“汾阳之所以称名汾阳是因了与唐汾阳王郭子仪相关的人文因素而得名”的论点，提出了严肃的挑战。笔者以为：今汾阳否定说的作者明显含有臆测的成分。

真正与人文汾阳有关的是在汾州升府前十年的万历十三年知州白夏在汾阳小相堡废佛寺改为汾阳王祠，其背后的深意，或许是希望将里克后裔的聚居地“汾阳之邑”与人文汾阳郭子仪封爵之地“汾阳王祠”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至于汾州在宋代时出现“汾阳军”之称，笔者初步推测，州与军似为平行机构，一管行政，一管军事，是沿袭唐时当地俗称汾阳而得名，可认为是汾州西河县的别名；《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六十七记载：“永乐七年辛未（1409），设山西汾州之汾阳、石州之清龙、玉亭、吴城四驲（ri，驿站）”。表明在汾州境内已有汾阳的称谓，直至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改汾州为府，附郭设汾阳县，是为官方根据历史渊源（乳名）及民间俗名和宋代别名，明万乐年间驿站名等沿革，而正式定为官名。成书于乾隆四年（1739）的官修《明史•地理志》：“汾阳县，奉宋、金、元汾阳军，汾阳军取义则因地当汾河之阳（西北）。”这应是官方的定论。1996年撤县设市时在汾州和汾阳之间仍然选择汾阳市之称谓，是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使然。

　　从现有的典籍文献记载、实物史料辨析可知，汾州西河郡（县）是相里氏的唯一郡望，相里金封爵爵号前冠以西河郡（县）之地名，是为皇封，其真实性毋庸置疑；李霞蒸奉敕撰写碑文内容的权威性毫无疑问；神道碑上的相里世系中三易其氏，远祖信息单独拎出七世祖遵来叙述其先冯翊，其它远祖未予标注，根据“远祖食禄西河，因居汾晋间，奈为汾州西河县人也”，可推测其远祖与志主相里金同属一地。今汾阳市涉相里氏的三块碑石曾引来了清代学者朱彝尊、顾炎武、民国县长王堉昌的考察，且都留下了珍贵的文字记载，朱彝尊在相里金碑跋云：“相里氏，东周时已有之，庄子称相里勤是已”，王堉昌《汾阳县金石类编》也如是记载，顾炎武更是留下了：“史言武士彟娶相里氏。士彟，并州文水人，此去不远，至今千年有余（注：指北齐相里寺碑至清康熙年间），而裔孙犹居于此。不独晋俗淳朴，而山谷之险犹足以自保，故能累代不迁。若山东、河南，则兵火之余，人民亡散，欲求元时遗族，已寥寥不可见矣。”其“元时遗族”与《新集天下郡望氏族略》中的“元出州郡…相里…”能够相互印证。更有民国大师钱宾四：“相里勤即相里氏，其祖居旧地今汾阳县”的考证结论；汾阳文化学者李应杰先生撰文：“据传，辛庄为相里氏的祖居旧地”等多种信息证据。

综上，典籍文献与零藏遗址、三块遗碑、相里遗裔，唐代及宋、金、元、明多块碑刻汾阳字样，神道碑中前赵相里览，西汉相里武（虎）载刻、《元和姓纂》战国时相里勤、春秋时期相里季连的记载，与《史记•晋世家》夷吾诺封里克的“汾阳之邑”等，形成了完整的历史人文证据链。这在全国分布相里氏族人的地方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充分说明相里姓氏的州郡地、元出地即是今日汾阳市的小（大）相里村。本文通过零藏自然村将里克后裔与汾阳之邑桥接联系在了一起，通过管窥相里后裔的客观存在与汾阳之邑的正史记载，梳理辨析加之史料滤沥，应能厘清古老的汾阳之邑所在地即今汾阳市，自认为是能够逻辑自洽的一已之见。更正确和科学的做法：应结合家族牒谱和考古实证等多方面因素进行综合判断，笔者拙文仅是依现有文献史料作出管窥，期待更新的史料或考古发现。

此说若谬有可采，庶或能丰富汾阳之邑的史料，同时对《元和姓纂》中“克妻司成氏携少子季连逃居相城”的“相城”补上文字遗阙。

笔者非文史专业人员，概不敢任意穿凿，仅是资料搜辑整理而成，供村志编辑参考，诚望博雅君子指正！

2025年2月24日草于兴隆家园

说明：拙文仅供村志编辑组参考，不作他用；文字与图片摘录自相关资料，对原作者深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