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者(小镇春秋)

黄美德

　　火山把石头抛掷出来，革命把人们赶出国外，许多家庭流亡到远方，离乡背井，妻离子散，好像出云端落下来……

有钱就是罪！父亲说，被定为开明绅士的二伯，这次回来是领罪的，但他似乎闻到了血雨腥风。

伯祖家向来好热闹，尤其是十冬腊月和开春，都要大宴宾客。比如说，腊月的杀年猪，开春的请春客。这时，伯祖家宾客盈门鞭炮连天，原路里充满欢声笑语，一片红红火火的气氛。

然而，这一年则悄地变化了。十月间芬姐出嫁，伯祖家便不敢大操大办。我的祖父是伯祖的胞弟，芬姐是伯祖的亲孙女，但父亲就不敢去做客了，去做客的只有母亲。母亲不得不去，因为作为本家，母亲必须去送亲。

到了杀年猪的时候，母亲便不敢去，母亲便回避了。只有父亲牵着我的手，高一腳低一腳地向伯祖家走去。十冬腊月寒风瑟瑟，冷寂的街上行人寥寥。偶尔，街边的门洞里探出个头，很快又缩回去了。只有“金凤子开红花……”的歌声，断断续续地随风送来。父亲低头不语，青石板路上只有足音跫然。

五年前伯祖过世，现在当家的是他的二儿子毓琛，我称他为二伯。很快地，二伯颀长的身躯出现在台阶上，二伯颔首微笑挥手招呼。二伯的身后，有几个年龄与我一般的小孩，一个个欢喜雀跃。然而，没有宾客也没有鞭炮，门庭冷落冷冷清清。就在这时，传来乌鸦凄厉的鸣叫声。我遁声望去，堤坝上的攀枝花树一片猩红。

男女有别，二伯的餐桌上，唯一的宾客就是父亲，二伯说：“我没有叫外人，只叫了几个本家。”

俩人边吃边聊，聊着聊着，二伯压低声音说道：“看来，我得出去避避风头。”说话时，二伯神色凄然。

到处都是风声鹤唳，机警的人开始作两手准备了。日后父亲说，《约法八章》是他的定心丸儿。

院子里，一群天真无邪的孩子跑来跑去，二伯的眼里掠过一缕阴霾，难道他意识到覆舟之下无完卵乎？

年猪客后，二伯真的走了。二伯走的时候赶着两匹骡子，其中一匹是跟亲戚借的，二伯经商的资金里，有一部分是我姑妈的投资。从这也可以窥出，二伯家也没有什么钱。

那天凌晨，二伯头戴篼笠踏着寒露出发了，他沿着公路向南走去，走着走着他突然停住了。二伯在外闯荡历练多年，交友广泛见多识广，遇事深思熟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时，他想起了他的三弟。

《县志》载“1949年10月10日，原在南区活动的反蒋武装--张某某部760余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编为滇西人民自卫团(边纵八支队前身)第四支队，1949年12月25日祥云下庄街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八支队三十六团。”

他的三弟是这支部队的领导和骨干，但二伯依然不放心。二伯是要叫他的三弟也一起逃难。于是，他折回来向着东边山谷走去，穿过峡谷就是弥渡，二伯在弥渡找到我的姑妈，托我的姑妈到楚雄面见他的三弟。姑妈的儿子后来讲，姑妈找到了三舅，三舅态度异常坚决，他说：“我不走！我要帮助张灼落实政策。”

张某某是高举义旗的头头，解放后任地区供销合作社主任，经销商品途中路过家门，于1950年5月被当地政府抓捕。我的父亲是及其淳朴忠厚老实的人，每想到这事便鄙夷不屑的说道：“天下竟然有这样的傻瓜！”

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二伯才走，大逮捕像瘟疫般的蔓延开来，三伯要跑还来得及，他是楚雄供销合作社的会记，他的身上有通行证有公款。大概还是为了帮助张某某落实政策讨回公道，他公然向省城走去。这时，到处哨卡林立，到处布满路障，到处布下天罗地网。三伯吓得东躲西藏，整个白天不敢出门，直到晚上才出来透透气， 那个大环境哪里有藏身之处，三伯最终还是被抓住了。继三伯之后，二伯的独生儿子，“民青”成员也被抓捕了。

猫街小学校长陈某，有人算了个鸡卦不顺，约他一起逃亡，被大军劝下了，后来也被枪毙。还有蒙化县最后一任县长，带着人马到了耿马，当天就可以出国，被卢汉一封电报劝住了，后来同样被镇压。羁留在家的“地主”不是束手就擒，就是被镇压。如果二伯不走，也是难逃厄运的。

之后，三伯和二伯的独生儿子被镇压。二伯儿子的罪名是“恶霸地主”，他罹难时年仅二十岁。

土改末期，地主被撵到乡下，二伯家被撵到团山。当时有种说法，撵地主到庄户村子。我后来问过父亲，团山有二伯家的地吗？父亲说没有，撵他家到团山的原因--

家乡洪涝成灾，每逢暴雨，洪水滚滚而来，夹沙带泥，崩溃溢岸，垣破壁，洪水过后，河床淤积，涵洞雍塞。洪水威胁，成为家乡人的心腹之患。因此，每年都要组织民众修堤筑坝，这个组织者称“坝管”。当时的分工，根据各地的资源，团山有石头，便将石匠活摊派给团山人，石匠活苦，就说成是二伯对他们剥削和压迫。

二伯途经版纳的时候，遇到了家乡人杨兆清，二伯说：“杨老弟，这些盐巴留给你卖，回来我俩再结账。”这批货，杨兆清不敢接手，被一个姓白的接手了，依然是回来再结账。

避避风头，这几乎是当年逃亡者的想法，他们舍不得华夏大地，他们舍不得故土家园，他们舍不得慈父慈母和娇妻儿女。过了两年，疾风骤雨般的镇反过去了。二伯踏上归途，临近国界的地方，二伯遇到了家乡人，听说二伯要回家，一个个惊得倒吸口气，半晌，他们说道：“你还敢回去？你的弟弟和儿子都被镇压了。”

许多年以后我老舅告诉我，南来北往的马帮人早就将这个信息告诉二伯，但二伯不相信，二伯以为是谬论。

听了老乡的话以后，二伯掉头南下。即使如此，对于弟弟和儿子的死讯，二伯还是将信将疑，尤其是对他的儿子，那可是思想红透的赤色青年啊！

1956年的夏天，一日放学以后，我“噔噔噔”地爬上楼梯，心想搜索点充饥的零食。那个年代已经是以瓜菜代饭了，碗里清汤寡水，肚子容易饿。当我钻楼梯口，听到窸窸窣窣的说话声，我张大眼睛遁声望去，发现父亲蜷缩在厦子下，旁边还有一个女的，仔细一看原来是二伯母。我走进去一看，见父亲的手里捧着张邹巴巴的纸，父亲眯着眼聚精会神地在看。我的腳步声惊醒了父亲，父亲转过头睖了我一眼，父亲说:“下去！小孩子家。”

这一年，我十一岁。我发现父亲和二伯母，牺惶里带着稍许的惊喜。

去到厨房，只见母亲坐在灶前发呆。

“妈妈，又出什么事了吗？”我努努嘴指着楼上。母亲把我拉近身边，小声说道:“你二伯父来信了。”

这封皱巴巴的信，大意是:如果复兴还活着，让复兴亲笔给他写封回信，如果复兴不在了，信则叫老孃亲自执笔。

二伯的这封来信，也被政府收走了，因为这封信二伯母被斗得死去活来。国内的这些事情，国外的二伯竟然也知道了。打这以后，二伯再也不敢与家人联系。二伯，也像断线的风筝，越飞越远从家人的眼里消失了。

二伯留下的那些盐巴，因为二伯再也没有回来，老白家意外地得了这笔钱。杨兆清大爹提起这事，还有点五味杂陈。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老白家后来成为地主。

岁月悠悠，一晃就过去了三十年。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一致同意政治局所提出的决策，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即日起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呼吁和平统一中国。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委员长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关于实现祖国统一的方针政策。1982年7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发表《致蒋经国先生信》，希望他捐弃前嫌，促成第三次国共合作。

八十年代初的一天，二伯的女儿美贞姐找到我，她递给我一个信封，她说：“这个信封留了将近三十年。”

我细瞅，信封完全地发黄了，但信封的字迹还可以辨认。这封信，就是父亲当年蹲踞在厦子下，眯着眼睛看的那一风。太幸运了，当时没收了信件，竟然忘记了没收信封。美贞姐说：“你在边境工作挨近泰国，你要想办法找到你二伯。”

都过去三十多年了，我捧着沉甸甸的信封，心里没有半点儿把握。我想死马当活马医吧，说不定瞎猫撞上死耗子。就这样我开始了寻亲之路。

我是一名医务工作者，在我服务的患者里有一个哮喘病少年，少年姓朱，我们都叫他小朱，小朱非常可怜，他没有父母，与姐姐相依为命。姐姐对小朱还好，但姐夫会打他，看着他身上的淤青，我泪眼盈眶，不由自己地，我将小朱視作我的兄弟姐妹 ，对他多方照应。人心都是肉长的，小朱给我的回报就是无话不说。就这样，我知道了小朱的家史。

小朱，祖籍广东。他一家也是在大动荡时期逃亡的，他的父母亲拖家带口，带着四五个孩子，不远万里逃亡外国。来到边境版纳的时候，他的父母亲舒了口气，心想，先带着小的孩子过去，等那边安顿下来再来接大的，于是，将小朱和他的姐姐留在这里。父母亲走后不久，这里解放了，关卡封闭了，父母进不来，他们出不去，小朱和他的姐姐从此留在当地。生活无着，姐姐只好嫁人。小朱人小又多病，虽然是少年却愁容满面。身在异国的父母，时时牵挂着留在这里的子女，父母和俩姐弟书信来往，而且还给他们寄钱。我记得寄的是港币，寄到中国后还要换算成人民币。

寻找二伯的事，我就托付小朱。小朱立马行动，将我的信寄给他父母。根据我二伯的回信来看，小朱的父母也是立马行动没有耽搁。

二伯的来信：“收到你的信，我老泪纵横……”

断了线的风筝，终于联系上了。

二伯的来信，还提到了我的老舅。二伯说，我的老舅在新加坡。

我的老舅，中学毕业便跟着二姨父做事。1949年初，老舅也参加了张某某的反蒋武装，但在这些人大部被抓捕后，便开始了逃亡之路。外公外婆为人好结下善缘，这些亲朋好友多方帮助，将老舅送往安全的地方。国境线上老舅踟蹰不前，几次托马帮带信，说他要回来了。听到这，父母焦心如焚，当即去信“你死了这条心吧，去得越远越好，”并叫老舅在外成家立业。从此以后，老舅也是杳无音信几十年。

二伯来信后不久，我老舅的信也来了，老舅的信意简言赅，说他已经成家立业，并付上几张儿女照片。八十年代，老舅才五十出头，父亲的回信：你要多保重，说不准我们有见面的一天。

至于二伯父，这时将近七十岁，知道他活着就好，谁也没有想到还会有重逢的一天。后来形势的发展，出人意料的快。那时，那些戳着香港红十字会的信封，竟然没有引起我们的猜想，原来二伯和老舅他们都在台湾。

事实上，特工还是蛮厉害的，已经知道他们在台湾了。我母亲七十年代末期有一次牢狱之灾，母亲的“罪行”之一就是台湾特务，三个月以后母亲无罪释放。到了地富分子摘帽的时候，父母亲第一批就摘帽了，再后来母亲还当上政协委员。1984年，中央为某某剩地下党平反，二伯的弟弟和儿子平反昭雪 。

1989年，二伯跨过台湾海峡衣锦还乡。二伯见到我的时候，他感慨地说：“我走的时候，你还是满地跑的孩子。”四十年过去了，我也感慨万千。

县上的领导来看望二伯 ，之后，二伯提起当年任“坝管”一事。他说：“别人当坝管，一年修筑堤坝一次，我当坝管一年修两次，钱不够的时候，我自掏腰包补上。”说着二伯笑了笑，他说：“我走的时候，还有两个未遂心愿，就是修建洗澡堂和夹河。”

八十年代，原八支队三十六团幸存者写了本书，书名为《奔向光明》，书里称二伯是军需官。

一次，有人提起徐某某，徐某某是他家的亲戚。当年，做生意归来，在城门口碰到邻居，邻居告诉他：“里面正在斗争你父亲。”徐某某扑通一声跪地上，喃喃自语：“父亲，儿子不孝了。”然后向南边走去。

徐某某是我老舅的朋友，我询问老舅，徐某某在外面做什么？老舅说，先是做生意，1956年也入伍了。这说明， 当年流落异国的国军九十三师，除了国军的残兵，还有一些是逃亡者，这些人后来辗转台湾。

1991年8月20日，中国红十字会代表曲折、庄钟希抵台北探视“闽狮渔号”18名被台湾扣押的渔民，这是自1949年以来大陆公职人员首次到台湾。曲折在机场强调“亲莫大于骨肉，痛莫大于分离”，希望以此态度解决“闽狮渔案”。

独在异乡为异客

独在异乡为异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