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樵邑梦录》（六）

荣华

第二辑 艺文谈片（二）

勉为家国写魂灵

——胡平著《千年沉重》读后

记得几年前，有一次与几位语言学界的前辈在一起讨论方言分区的标准，他们问我赣方言的特点是什么？我想来想去找不出一条“人无我有”的硬条件，便告诉他们说，赣方言似乎赣菜系，其甜腻像吴越淮扬，其辛辣如川黔湘鄂，其味重好比齐鲁胶济，其生鲜又类同闽粤潮汕。方言学家、中山大学教授黄家教先生深以为然，并进而归纳说，多特点正是赣方言的特点。

读著名作家胡平近作《千年沉重》，他在体认赣文化时不禁也生出类似的感喟：“与特征相对完整和鲜明的江浙文化、荆楚文化、蜀文化、齐鲁文化等比起来，赣文化则很像一张因为聚焦出了问题而影像模糊的照片。”

方言如此，菜系如此，其形而上的文化亦如此，这种现象颇值得玩味。

以写报告文学见长，并曾以《世界大串联》《中国的眸子》等作品蜚声海内外的胡平，何以突然研究起赣文化来了呢？盖其有感于吴头楚尾、居南北要冲的江西经由中古时期的灿烂辉煌，至明清渐趋保守衰落，到现代竟积贫不振，以至于连一块初唐文人王勃专为“星分翼轸，地接衡庐”之地而写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金字招牌”也保不住，使这八个字成为任何地方都可以套用的广告语，而且别人用之堂皇不悸，原主再用反而不像那么回事······如此现象，激发作家直面现实，穿透历史，“上穷碧落下黄泉”，试图从文化基因上来为江西的问题寻找病根。

几度钩玄索隐，一番爬梳剔抉，胡平用极为文学化的语言，和盘托出了他的观点：“数千年前赣地所谓的土著文化，本身就是赣巨人、“黑人＇与楚越文化的混血。白云苍狗一番后，如果说赣土著文化是卵子的话，那么向其淋漓射精的就是中原文化了······”

由于中原文化的激活，在中古时期的赣地不仅发展了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而且也成熟了誉载史册的书院文化、理学文化、佛道文化，造就了名闻天下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朱熹、陆九渊乃至汤显祖等等这样一些历史名人。

宋明两代，无疑是“赣人脸上溢满了风光的年代”。那时候的江西，如果套用今天的话来说，“虽不是经济特区，却已是文化特区”，文化之发达，令世人惊诧。16世纪来华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在广州待了12年以后来到南昌，赞叹这里“较广州更漂亮，更高尚······房舍美观，街道宽广又直······”，“它的面积以我的看法较翡冷翠（今译佛罗伦萨）大两倍，文风极盛······”（《利玛窦书信集》）

然而，中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以及由此派生而愈演愈烈的理学文化，其负面则是排斥异类，鄙视工商技艺，对科学思想表现出极端的冷漠与麻木······因而，明末清初以来，江西就只有在反洋教斗争中凌厉奋迅，血脉贲张，闹腾得轰轰烈烈，而于科教工技则寂无声息。有两个显例：一个是被当代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称之为“中国的狄德罗”的江西奉新人宋应星，在他的家乡默默无闻；其所撰写的皇皇巨著《天工开物》，“在任何一个朝代的地方志中，却未留下一个字的痕迹”。另一个是，“自唐至清，江西有书院1071所，数量居全国之首”，可在19世纪末，全国各类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先后设立20余所时，江西竟无一所。就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直至1994年以前，江西还是一个无重点大学、无学部委员、无博士点、无博士生导师的“四无”省份。这多么不协调啊！

胡平进而指出，明朝嘉靖万历后开始的江西及赣文化的衰落，恰恰同时伴生着江浙沿海沿江一带资本主义萌芽的兴起与实学思潮的涌动。然而，后者并没有在中国普遍成长开来，从而引起新的生产力与新的生产关系的巨变．倒是赣地成了整个中国衰落的先兆。如果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标志，早已做了破落户子弟的江西，如春寒的山坡上点点的白花、黄花，在这之前，为其母体苦苦地做了150年的镜子？

啊，原来作家寄慨遥深，他是要用江西这面镜子，来照见中国的历史与现状。“在很多方面，江西只是一个缩小了的中国。”这不由得使人们想起20世纪80年代那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讨论来。尽管有学者认为，儒家文化的价值系统，无论对于社会或个人都有潜移默化的积极功能。就社会而言，中国自秦汉以下，大体上便没有森严的等级制度；社会上既没有世袭的贵族阶层，也没有欧洲18、19世纪尚普遍存在的农奴阶级。中国的行政官员，自汉代始，即由全国各地选拔而来，并以德行和知识为绝对的标准，这是世界文化史上仅见之例。中国的“士”阶层与农、工、商同属平民，“四民”之间至少在理论上是可以互相流动的。即如科举考试这种在实践中发生过不少流弊的制度，它在比较文化和社会史上的独特意义也是无可否认的（参见余英时《钱穆与新儒家》）。但反传统一派，总是把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原因，归结到儒家文化保守的一面。

为什么一种文化传统在某一段历史进程中，其积极的一面起主导作用，而在另一段历史进程中，其消极的一面又起主导作用呢？从江西这面镜子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出一个传统中国、乡村中国、内陆中国与一个现代中国、城市中国、沿海中国在文化上的矛盾。江西属封闭的自然经济形态的内陆省份，而“赣文化于中原文化来说尚不是一个被辐射。被渗透的问题，两者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承传关系”，因而江西比任何其他省份都具有典型性。

由此看来，当年有关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讨论毕竟宽泛了一些。而胡平这本研究地域文化的著作就因其实在而显得特别有意义。

我和胡平只见过一次，彼此并不熟稔。但他的尊人是我大学时的业师。虽然对他书中的有些观点我并不完全同意，比如他在序言中对“赣巨人”的分析可能就有问题，但我觉得有心于中国文化研究的人，此书非读不可。

（原载《深圳特区报》1998.10.4读书）

潘金莲死得有点冤

——看电视剧《水浒传》有感

当电视剧《水浒传》至《狮子楼》一集，武松将潘金莲像一摊泥巴一样掼于地下，然后手起刀落，一个年轻鲜活的生命即化作几注鲜血，溅向武大灵前。这时候，观众似乎并没有多少大快人心的感觉，相反还有一些怜悯和同情。潘金莲死得有点冤。这确实是电视刷改编原著给观众带来的印象。

在小说《水浒传》中。潘金莲是淫妇、祸水；《金瓶梅词话》演畅其义甚而变本加厉，潘金莲成了色情狂、杀人狂，这完全是作者站在封建道统的立场上，对一位女性的理解和歪曲。如果从人性的角度来观照，潘金莲的沉沦自有其时代和历史的必然性。

潘金莲本为清河张大户家的一个使女，因为年方二十余岁而又颇具几分姿色，常被张大户纠缠。潘金莲不肯依从，遂告之于主人婆。那张大户记恨在心，便报复性地将她嫁与既丑陋又无能而且不解风情的武大，张大户因此还倒赔了一些妆奁。潘金莲婚姻生活的不幸是可想而知了。

偏偏在这种时候，打虎英雄披红挂彩来到潘金莲新移居的阳谷县，而这英雄恰恰又是她的亲叔子武松，潘金莲得以聆其謦欬睹其仪容，这对寂寞中的潘金莲来说不啻是干柴得遇烈火、久早而见虹霓。兄弟两人一个是三寸丁谷树皮，一个是八尺汉伟丈夫，潘金莲对武松不由得春心勃动，死水泛波，由钦敬而起爱意，由爱意而露真情。没想到反遭恪守孝悌之道、严于男女之防的武松的呵责。但不管怎么说，潘金莲对武松的情愫符合一位年轻女子的正常心理，从电视剧中潘金莲的作为来说，也与“淫”“荡”二字尚有相当的距离。

武松的出现，重新燃起了潘金莲对爱情生活的希望之火。假若在今天，潘金莲与武大的离异乃必然之势。可在潘金莲生活的时代这却有悖于社会规范！然而，我们有什么理由要让潘金莲青春的欲望永远地死去呢？

也就在这种时候，西门庆在潘金莲的生活舞台上昂然登场了。出现在潘金莲眼前的西门庆毕竟是一位衣冠华丽、言辞典雅、仪表堂堂、风流潇洒的男子汉。尤其是潘金莲在酒后被西门庆诱奸，心理和生理上都有了一种全新的感受后，她觉得人生竟然可以如此美好！从今往后她就越来越离不开西门庆了。

偷人养汉，当然不为任何社会道德所容忍，但在“一纸休书”之权利仅仅为男人所具有的封建社会里，对生活充满渴望的潘金莲还有什么路可以走呢？！

杀夫求乐，这无疑是下下之策。但在电视剧所表现出来的谋杀案中，潘金莲只是一个胁从者。她曾为踢伤的武大到处抓药治病；她也曾想过要和西门庆“断”了；她甚至痛斥西门庆害得她家破人亡；她直到死前还冷冷地“啐”了王干娘一口痰······

但是，潘金莲终究是一个沉沦者，她经受不了灵与肉的诱惑而沦为杀人犯。她是一个性格复杂的悲剧性人物，她有令人同情和惋惜的一面，她又必然招人谴责和唾骂。潘金莲的形象引人深思。从这一点来说，电视剧的改编是成功的。

（原载《深圳特区报》1998.1.27艺海潮）

平易处见深刻

——邓志瑗教授《训诂学研究》读后赘言

邓志瑗教授的《训诂学研究》，原定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邓师让他的几个学生，各写一序以弁其端。下面是我交给老师的一篇习作：

恩师邓志瑗教授的《训诂学研究》交出版社出版，邓师要我在前面写点文字。我离开学界多年，学殖荒废，故踌躇旬月，不敢下笔。

邓师于文字、音韵、训诂是大师级的学者，我有幸从大学本科时就开始听邓师的课。后来读硕士研究生，拜在邓师门下，真正是亲聆謦欬，亲炙耳热！当时，我在音韵学方面有些悟性，故得邓师错爱，先后写了几篇文章，其中都有邓师的心血在里面。

现在邓师大著出版，要我写几句话，我正好借此机会，对邓师教育我的隆恩厚德，表示我内心最深切的感谢！对于邓师高深莫测的学问，我虽为及门弟子，而也难窥堂奥，故只能从一个学生的角度，谈一点最深刻的感受，这或许对读者理解邓师有些借鉴。因为本书的内容是训诂学，所以谈的话题也不好离开训诂。如果哪天邓师出版音韵学的书，我自信会谈得更好一些。不过，总的精神不会有两样。

我在邓师身边问学前后不少于五年，感觉邓师最能在看似简单的地方发现深刻，在错综复杂之处理出头绪来。比如：

唐王勃《滕王阁序》：“临帝子之长洲，得仙人之旧馆。”“得”，一般注本以为是常语，不做解释；如有语译，则与“临”字无别，以“来到了”译“得”字，如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即是。清人吴楚材、吴调侯编选的《古文观止》：“得，谓登其上也。”大概是看到了骈体文的特点，文意“得”与“临”要相对，因而做出这种评注语；但没有说出所以然来。

邓师谓“得”用如“登”，根据是《公羊传·隐公五年》：“登来之也。”何休注：“登，读言得来。得来之者，齐人语也。”“登”古音端母蒸韵，“得”古音端母职韵，是对转通用，也是当时口语的实录，所以何休注为“齐人语”。当然，王勃反过来以“得”代“登”，应该是出于对仗的考虑，前面“临”是平声，如果再用平声的“登”就不合律，而用“得”字代之，这算是用字上的“稽古”吧。

邓师之论，可谓是深中款曲，获古人之心啊！此非既腹笥充盈又善揣摩人意者不能办。

又，魏曹丕《典论·论文》：“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隐约：穷困失志。康乐：富贵安乐。加：转移，改变，通“驾”（此说实肇端于唐人吕延济）。这种解释历经千年，人无异议，似乎已是定论。

邓师则认为，“加”字通“驾”，语训转移、改变，于义似可通，于上下文意则相悖。其实，“加”在这里应该作“止”解。

“驾”字籀文从牛各声（见《说文》）；“驾”从马加声。可见“各”“加”音近，“加”便可作“各”解。《诗·周颂·维天之命》：“假以溢我。”“假”解作“嘉”，意谓用嘉美之道来戒慎于我。“嘉”，从壴加声；“假”，从人叚声。《说文》：“徦，至也。”在《方言》等书中，“徦”的或体从彳各声，训止、训至（止、至义相因）。后代作“止”作“至”皆用“格”字，乃是借“格”为“徦”。（按“各”字，甲骨文、金文并像人足自外来至门前欲入之形状，是其字之或为表“止”“至”义之本字，“从彳各声”者则为后起-甲、金文已见-形声字，“格”则又为时代更晚的通假字。）故《小尔雅·广诂》：“格，止也。”《史记·梁孝王世家》：“太后义格。”就是说太后的主张被搁止下来了。“加”“各”“叚”“格”音近义通，“格”训“止”，“加”也可以训“止”。“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止＇思。”遂前后通贯，怡然理顺。

邓师发千年不白之覆，实不惟吕延济辈之诤友，亦魏文帝之功臣也！

以上，是我做学生时邓师授课讲的两个例子，至今还牢牢地保留在我的记忆里。

在本书中，邓师对明末清初黄生《义府》“敬寡属妇”一条评述亦精义纷披，值得一说。

《尚书·周书·梓材》：“至于敬寡，至于属妇。”《伪孔传》以“敬养”之义释“敬”，以“妾”字释“属”。黄生在《义府》中引《小尔雅》：“妾妇之贱者谓之属妇。”并演畅其旨曰：“属，逮也。逮妇之名，言其微也。”按黄生的说法，“属”之所以有“微贱”义，是借作“逮”；但“逮”的“微贱”义，也是借为“隶”字才有的。这样，黄说于义虽得之，但论证就显得迂曲，不足为训。其实，“属”字从尾蜀声，而“蜀”古与“豕”通，都可兼指男势女阴。男势女阴在人体之下部，故有“微贱”义。所以邓师说：““属”字从蜀得声，因此“属”字不但有附着义，而且也有男势女阴的意义，其为微贱，更不待言了。”

至于“敬寡”，黄生怀疑当为“矜寡”。“矜寡，即鳏寡，古音近通用。”邓师征引古书，证上古无妻男子，不管是曾已婚或从未婚者，都可假借指矛柄的“矜”字称之。汉以后，才假借指鱼名的“鳏”字。就这个意义上说，“矜”与“鳏”是古今字。“矜”从今得声，“鳏”从眔得声，今、眔古音同为见母，韵部侵、缉对转。中古音变，“矜”读巨巾切，入“真”韵；又为“哀矜”之意，读居陵切，入“蒸”韵。

邓师寓作于评述之中，条分理析，不仅把“属妇”“敬寡”的意义说得清楚明白，而且交代来龙去脉，金针度人，读者能有所得也必矣！本书中类此者多，有心人一一可以覆案，用不着我来饶舌呢。

是为序。

邓师收到此文后，在原稿上批语曰：“高君此《序》，不仅将我当时授课的话叙述得很周详，而且有很大的发挥，写出了水平，写出了创见。真够得上是学术性序文中的大手笔。”我知道，这是邓师对我的鼓励，实际水平曷克臻此！

后来，《训诂学研究》改由湖南师大出版社出版。为了节省印刷费用，只保留了同门蒋冀骋教授一序（蒋任湖南师大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而且书的内文也做了较大的删减。不得已，邓师命我另写数语，题于书的扉页上。于是，我就拟了一联：“训诂肇自亨苌，迄通德景纯，二百年来无此作；诗文弘于屈宋，至陈思商隐，一千载后有斯人。”

邓师去年4月9日仙逝，享寿93岁。今也墓庐已青，小子谨刊出此文，向世人介绍恩师的著作并为纪念。

（原载《深圳特区报》2009.6.1阅读）

千古一大千

——写在张大千百年诞辰之际

文化无论隐显，艺术不管雅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点，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面貌。张大千的作品，无疑是20世纪中国传统绘画最具代表性的产物之一。

张大千出生于1899年5月19日，他几乎是在20世纪的前夜踵门而入，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如今，当其百年诞辰、逝世也有十几年的时候，我们来品评其艺术的成就，或许能做到“虽不中亦不远”矣。

张大千完全是受传统文化滋养而成就的艺术家。他弱冠之年即拜曾熙、李瑞清为师，学习诗词书画，临摹石涛、八大、石溪、渐江等古人名迹，目游心想，研摩切磋，以至于落笔可以乱真。艺界有关此类掌故不少，如据郑逸梅先生撰文介绍：某岁，上海巨贾程霖生，称以高价购得八大山人花卉四幅，每幅长1.2丈，宽仅尺许。其中一幅荷花梗长8尺有余，一笔到底遒劲异常。程告人曰：“大千虽善摹仿，但决无如此魄力。”后程逝世，或谈及此，大千说：条都是我画的，当时把纸幅置于长案上，边走边画而已。

当然，大千临摹古作，其意并不是为了鬻钱贾利，他是要藉此揣摩笔墨真谛，学得前人绘艺神髓。故其一旦心领神会，便自创新格，独出机杼。大千弟子丁翰源回忆说：大千画荷深得八大用笔及章法气势，并常喜亲临荷塘观察、写生，故他画的各式花型取法自然，就不同于朱耷了。朱耷画荷多用湿笔，大千兼用渴笔。湿笔墨活、浓郁、深厚、凝敛而不滞；渴笔飞白、苍劲、流畅、华滋而不枯。

正因为大千能够远绍古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而又旁搜广征，多方突进，遂于而立之年便骤得大名。20世纪30年代初，大千以其山水画作赴欧展出，“其清丽雅逸之笔，实令欧人神往。故其金荷，藏于巴黎，江南景色，藏于莫斯科诸国立博物院，为现代绘画生色”（徐悲鸿语）。1936年，徐悲鸿为《张大千画集》作序，更是誉其为“五百年来第一人”！

如此之评价，也许有人觉得溢美。然而，大千亦未满足。盖所谓“五百年来第一人”者，不过是元、明以来一人而已。事实上，抗战期间，大千变卖多年搜集的明、清字画，醵资远赴敦煌，先后在莫高窟、榆林窟历时近三载，临摹壁画逾300余幅，从此艺术生命再攀高峰。仅以人物画而言，也由原来仿唐寅仕女、赵子昂九歌、李公麟七贤，进而至于敦煌供养人等，其线条刚健，设色明丽，亦已超迈元、宋，直逼唐、隋矣！20世纪50年代以后，大千遍游亚、欧、美诸邦，浸润中西方文化交融会通之际，将现代精神与古代传统糅合为一，独创泼墨泼彩山水，而成为一代宗师。

1958年，国际艺术学会在美国纽约举办世界现代美术博览会，大千以国画《秋海棠》荣膺该学会颁发的金质奖章，并被公选为“当代世界第一大画家”。能当此盛誉者，真可谓“千古一大千”了。

还是那句老话：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大千能有如许成就，在于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刻体悟和把握；而其之所以然者，又在于他涉猎广，读书多。他曾说，有些画家舍本逐木。专在技巧上讲求。殊不知要回过头来多念书才是根本变化气质之道。他又说：“作画如欲脱俗气。洗浮气，除匠气，第一是读书，第二是多读书。第三是须有系统、有选择地读书。”此话颇值得玩味。

（原载《深圳特区报》1999.5.23罗湖桥）

巧对与工对

传说早先有一老儒，携俩弟子到江南游学。某日至江西星子县境，见一水分流。当地人告诉说，此地名叫“三叉港”。老儒似有所悟，便口占一句：“三人同过三叉港。”意欲弟子对出下句。不想两位搜肠刮肚，无以应之。几天之后，三位来到匡庐脚下，远望数峰连绵，如五老打坐。其中一弟子知其名，且喜老师的上联有可对的了。于是告曰：“老师，我已有了下句，然说出来恐怕于老师大不恭敬，不知如何是好。”老儒说：“但说无妨。”该弟子即回曰：“五眼共观五老峰。”盖老儒乃一目眇也。

如果说上述只是传说，而传说多属好事者杜撰，下一例却是有案可稽的：

抗战前夕，阎锡山曾到无锡游览。当地名士冯国徽老先生戏拟一上联，送上海《大公报》征对。出句曰：“阎锡山，过无锡，登锡山，锡山无锡。”久而未得下联。直到1942年，

原《大公报》记者范长江转赴苏北解放区（范于1938年10月离开《大公报》），某日来到安徽天长具（现改天长市）新西军驻地，不禁触景生情，想起当年那次征对。遂吟哦有顷。而后脱口而出，“范长江，到天长，望长江，长江天长。”堪称妙绝。

上两例在联语学上有一个名称。叫“嵌名对”。第一例仅嵌地名（当然还有“三人”与“五眼”之巧）。第二例既嵌地名又嵌人名。这种“嵌名对”多为“巧对”，难有“工对”。因为严格意义上的“对”必须具备如下三点：一、同类词相对；二、同结构相对；三、平仄相对。第一例符合这仨条件，那是人编的。第二例“范长江”与“阎锡山”平仄失对，（“到天长”倒是可改为“经天长”。）故只能算是一“巧对”。“巧对”则需要一定的情境来触发联想，以造成“巧合”，只凭才气则往往不能办。

下面俩地名联也颇有意思：

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翌年元旦，南京夫子庙六朝居贴出一门联云：“中国捷克日本，南京重庆成都。”上联仨国名，下联仨地名，集而成之，别无余字，切情切景，真是“佳偶”天成！但也只是一个“巧对”。（“捷克”，仄仄；“重庆”，平仄。失对。）

1949年5月，江西南昌解放，不久新政权建立，天日重光的劳苦大众欢欣雀跃，载歌载舞。有一佚名塾师撰联以贺之，联语是：“新建石城万年万载，永修铜鼓乐平乐安。”此联妙在上下联八地都是江西省的县名，不仅意义上可再三读之，耐人咀嚼，而且在节奏点上的字平仄无不相谐。此联以“工”“巧”论之，都在南京夫子庙一联之上。

（原载《深圳特区报》2001.1.19罗湖桥）

如火如“茶”话深圳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茶的历史可谓尚矣。然而，成书于公元121年的《说文解字》，于所收9353字中却无“茶”字。不过“艸”部有“荼”，许慎释为“苦荼”，即一种苦菜；传统训诂学认为，东汉以前，“茶”正作“荼”，大概是古人把可以兑水品饮、其味清苦的“茶”，与名为“荼”的苦菜视为同类，故亦以“荼”称之。顺便说一句，在古代，不仅“茶”形作“荼”，而且音也相同；所以，“如火如荼（茅草上的白花）”这个成语，在特定历史时期，假如你硬要把它写成（或读成）“如火如茶”，恐怕没有谁敢说你错。

深圳自建特区以来，一直很“火”。那“三天一层楼”的建设速度“火”，那“一夜造就一个百万富翁”的股票交易“火”，那十多年内把一个荒僻渔村变成一座现代化城市的奇迹更是“火”得红了半个世界。

“火”起来了的深圳却少了许多品茗啜茶的时间和情趣。

《潮嘉风月记》载，潮州人喝功夫茶讲究红炉细炭初沸水，连壶带碗泼浇之。尔后斟而细呷，这才气味芳烈，较嚼梅花更为清绝。又说炉火与茶具相距以七步为度，沸水温度方合标准。而且做客潮州人家，主人予小盅而饮之，若饮罢径自返盅于盘，则主人不悦；须举盅至鼻头猛嗅两下，如是则已。

深圳有不少潮州人，虽然喝功夫茶一仍旧贯，但喝法却大为简省。红炉细炭自然由电子暖瓶所取代，七步之度就更为年轻人所罔知了。既如此，遑论气味芳烈、梅花清绝，也就不必要有鼻头猛嗅的虚应故事了。至于在潮味酒店用餐，时或有小盅置于大盘的功夫茶奉上，那更只是提供一个品种而已，全无品茗啜茶特有的雅致。

深圳的江浙人也很多。江浙本地茶风颇盛，街头巷尾茶肆林立。来这里品茶的或为文人雅士，或为耆老旧故。这种地方往往能激发文人的才思，抚慰老者垂暮的情绪。周作人、郁达夫等文坛硕儒们多少性灵文字都是给茶“泡”出来的。

1991年秋，我到苏州参加一个全国学术会议，遇到当地名士朱季海先生。朱季老是硕果仅存的章太炎及门弟子。我以师孙的名义与他在观前街某茶坊泡了整半天，得以感受那种浓郁的文化气氛。朱季老告诉我，中华书局刚出二十四史标点本时，他拿着一本《南齐书》天天在茶坊研读；茶香满口，书义解颐，每有会意，援笔记之，便有了后来中华书局出版的那本《南齐书校议》。

看来，茶还可以孕育文化。

据我所知，精明的江浙人在深圳有搞产业的，有事贸易的，也有开酒楼的······但如何不见有人在此侍弄出一个茶坊来呢？

前两三年，北京倒是有人在深圳搞了一个“老舍茶馆”。据说北京的“老舍茶馆”靠着老舍先生的福荫而生意红火，不仅国人饮者云集，而且在京城工作、学习、生活的“老外”们也趋之若鹜，他们去那里品茶、听书、“票”京戏······可深圳的“老舍茶馆”却冷落备尝！不知道是因为田面村附近立交桥下的地段不好，抑或是别的什么原因，反正日前我们发现此地早在去年就已经“易帜”，由“老舍茶馆”变成“关公城”了，尽管其字号依然高置屋顶。

其实，江浙人不在深圳搞茶坊是正确的，否则，其下场不可能会比深圳的“老舍茶馆”的下场更好。江浙人还是精明的啊！

像广东的其他地方一样，深圳也兴喝早茶。但此种所谓“茶”，乃不过是早点的佐饮料，“喝”只是辅助“吃”的，全无清心解乏、沁人脾肺的情致，更没有启人志虑、淡定情绪的雅韵。

曾与一位老板在上海宾馆喝早茶，席间不过一个半小时，他就用“大哥大”打了8个电话：一会儿与广西谈合作，一会儿向南京讨债账······我不知道他感觉如何，反正我是兴味全无。

深圳到底是个讲求效率和效益的商业城市，而且是个年轻人的城市，对于那种慢条斯理的品茗啜茶的“传统文化”不说排拒，但目前至少还不具备接受的环境。所以，当一茬茬快节奏、强刺激的酒吧訇然而起的时候，“老舍茶馆”却在人们不知不觉中悄然消失，这完全是情理中事。

然而，大“火”特“火”的深圳毕竟需要几帖清淡的药剂。既助消化，又平心气的“茶”似仍在可选之列。否则阴阳失调亦非正常的事情。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在深圳尽一次品茗啜茶的雅兴？！

（原载《深圳特区报》1996.4.19专题）

深圳何必去找“秦砖汉瓦”

一说起深圳，人们往往一方面惊叹其经济发展之快，另一方面又遗憾其文化积累之薄。一位西安来的朋友不无得意地说：“在我们那儿，一弯腰就可能捡到秦砖汉瓦；而深圳，太缺乏历史的厚重感了。”

对此，深圳的文化官员不免有些气短，而那些学富五车的文史工作者，则极尽爬罗剔抉之能事，钩稽起深圳“悠久”的历史来。于是，笔者看到不少《6000年了，深圳》诸如此类的文章。在这样一些文章中，作者上溯夏商周秦汉，中经魏晋南北朝，再是唐宋元明清······遍数深圳文化的辉煌与历史的悠久。

如此一来，深圳文化人的自尊心似乎得到了满足。但呈现在外人面前的、能够使人发思古之幽情的、确实又具有深圳地域特点的文化“物证”的贫乏，仍然让深圳人头难昂、气难壮，因此便有人钩沉索隐、画迹摹形，然后大兴土木，仿建出一些假古董来。于是乎，一个“古老的深圳”好像就存乎心而见于目了。

其实，深圳这一方热土，令天下英杰心驰神往，四方云集，其魅力正在于它作为一座新兴城市，没有历史重负，无须循规蹈矩，而能够面向未来，开拓进取，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创造出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即使以文化而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其品格与精神，必须与产生它的时代相适应。我们不忘历史，目的在于激励我们建设未来，否则我们就愧对曾经创造过灿烂文化的祖先前辈。深圳人在这方面亦颇堪称道，“锦绣中华”“民俗文化村”“世界之窗”等等，就是深圳人对人类文化做出的杰出贡献。

因此，当一些人以先人的成绩炫耀于我们的时候，无愧于先人也无愧于时代的深圳人有什么自卑的呢？

笔者以为深圳的文化工作者不必在钩稽和仿建方面太花心思，深圳近十几年的辉煌远远胜过历史上的几千年；深圳即使没有“秦砖汉瓦”也无须沮丧，我们毕竟有亚洲第一高楼“地王大厦”。如果说我们还有什么要花心思的地方，那就是在深圳这块土地上如何再创造新的历史奇迹。

相反，如果视历史为只可仰慕而不可企及的巨人，我们只是在其身上做些修指甲、抹脂粉的工作，那才真正是没有出息的事。

（原载《深圳特区报》1995.11.14文化）

生活在“伟哥”“伊妹”时代

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新词新语层出不穷的时代。

关于这，有一个经典事例值得一说：

斯坦利·鲍德温，曾经先后三次出任英国首相。他有一个侄女名叫莫妮卡·鲍德温。这位年轻姑娘从1914年许愿进修道院，过着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直到1941年才重返外界。于是乎，她出门旅行坐车，听不懂“Luggage in advance”（行李先托运）这种说法，只好由搬运工看着办；在家阅读报纸，看不懂述评和社论中诸如Jazz（爵士乐）、Gin and it（甜味苦艾酒和杜松子酒的混合饮料）、Hollywood（好莱坞）、Striptease（脱衣舞）等词语。28年的变化，使这位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小姐几乎成了一个识字的“文盲”，甚而至于连餐馆里的菜单她也弄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因而在日常生活中洋相百出，闹了不少笑话。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49年，在她出版《我跳出院墙》——书时才渐有好转。

和上半个世纪相比，当今社会科技发达，信息传播快捷，新生事物比雨后的蘑菇生长得还快。一个人不与外界接触恐怕只需要两年八个月，就会有“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隔世感觉，哪里还用得着28年之久？

突然记起有一个段子，说的是有一道IQ题，问20世纪末风头最劲的一对男女是哪两位。答案竟然是“伟哥”和“伊妹”！我当时听了不得不由衷叹服制题者的机趣。因而一次老家来人，我又把这道题转述他听，谁知道他竟一片茫然，并没有收到“得其会心，相视而笑”的预期效果。后来一想也是，人家农村里的人，吃的是五谷粗粮，干的是体力重活，身体棒得像牛一样，压根儿就不知道“伟哥”是谁家的公子何人的崽，当然更不会想到要用它了。再说虽然改革开放已经20多年，我那老家还不属于“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一个村里的几家人挤着有台电视看就已经对邓公感激涕零了，买电脑上网发电子邮件还不知道是哪个猴年马月的事呢，谁管得上“伊妹”是妍是媸？-然而，对于城里的人来说，“伟哥”“伊妹”真可谓无人不识、尽人皆知。要不然，没有“知名度”，怎么会成为20世纪末风头最劲的一对儿呢？算起来，这一对儿行时当运也就是近两三年的事吧，你说快不快？！

英国学者布赖恩·福斯特曾在他的一本很著名的书中写道：“如今，由一位坐在洛杉矶一家办公室里的新闻记者创造出来的一个词语，可以在几天内就传遍整个英语世界。”我记得他那本书的中文译名叫“变化中的英语”，英文本出版的时间是1968年。他那时所谓的“如今”到现在又是30多年过去了，人类社会也已进入网络时代。站在目前的时点上说“如今”，我们觉得他说的“几天内”有必要改为“几秒钟内”，而且“传遍整个英语世界”的“英语”一词也是赘笔必须删去。

至若对于新词新语的研究，那是社会学、文化学、语言学十分有趣的课题，非有专文而不能办。就此打住。

（原载《深圳特区报》2000.7.15文化空间）

仕而优则学

读书，对于有的人来说，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存状态，甚而至于还是一种生命的第一需要，就像是人要吃饭、要睡觉、要满足某些生理的要求等等一样。

不幸而又十分有幸，我就属于上述“有的人”之一。

我不以为像某些人那样，仅仅把读书作为“医“俗＇”“养心”的不二法门，我还没有那份雅趣、那份闲适；我甚至觉得那些在媒体上高自标榜、明诏大号用读书来医“俗”、养心的人本身就何其俗不可耐，那种存于基因、化入骨髓的“俗”不是用读书所能医治得了的。

坦率地说，我开始要千方百计地找书读是下放农村的时候。由于粗识几个字，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外，不读书就没有别的事情好做。后来上过大学后又以教书为职业，读书就成了谋生的手段之一。这不光是“以其昏昏”难以“使人昭昭”，完不成“授业、解惑”的任务，而且要撰写论文、著书立说，为职称为待遇为改善生存环境而到处翻资料、找书读；否则就会被职业所淘汰，同时也会被时代所淘汰——在一个文明日益进步的社会，只有不断地读书、不断地充实自己，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我记得在大学当老师时，有一次一个学生问我，人们常说“学而优则仕”的意思是说“书读好了就可以做官”，而在《论语》中，这句话的前一句是“仕而优则学”，那是不是说“官做好了才可以读书”呢？如此理解当然是不通的。这里的关键在“优”字不是“优秀、优良”的意思。在先秦时期，“优”字一般作“优裕、优渥”讲。《说文》：“优，饶也。”“饶”也就是“多、丰富”的意思。因而《论语》里这两句话中的“优”意思是“精力有多、精力过剩”。宋人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对“优”字的解释也是“有余力也”。所以，“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意思就是：已经参加工作了的人，只要有可能——有多余的时间、多余的精力，就应该去读读书，这样可以不断接受新的知识，适应新的要求，从而提高工作能力；当然，即使是还在学校读书的人，如果是精力过剩，也不妨去做一些社会工作，这样可以不断在实践中验证书本知识，从而提高学习效力。这也是孔子教育思想的精髓之一。我们现在把“学而优则仕”理解成“书读好了就可以做官”，进而推演为“好好读书就是为了做官”，不但曲解了孔夫子的原意，而且也掩没了他老人家“仕而优则学”——这种终身教育的思想，此岂非不读书之过欤？

如此说来，一个人只要不想被时代所抛弃，就必须一辈子读书，读一辈子的书。这种“不得已”的读书法，莫不是人之不幸么？然而，一旦习惯成自然，日日与书朝夕相处，耳鬓厮磨，难免日久生情，以至于案头枕边，须臾不可离此君了。更不要说每有会意，便怡然自得，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真正是读书之乐，乐不可支呢。当我在悟到“仕而优则学”就是孔夫子终身教育的思想时就有这种感觉。我辈以读书为职志，正所谓幸莫大焉！

偶尔记起不久前读唐振常先生《重读＜柳如是别传＞忆陈寅恪先生》一文，其中提到当年陈先生讲元稹《悼亡诗》，至“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句，忽然问学生“为什么说“长开眼＇”？唐先生当时被问得瞠目结舌，讷讷无以对之；而其他学生亦不能答。陈先生乃从“鳏鱼眼长开”说起，谓元稹表示将不再娶之意云云。乍一看真是新鲜，义宁陈氏果然博学，能道人之所未道。转而一想又觉得不尽然，如果按陈先生的说法，“终夜”一词就没有着落了。其实所谓“长开眼”就是“辗转反侧”“寤寐思服”睡不着觉的意思。“终夜长开眼”，作者就是用这种最直白也是最真切的描述，表达了最沉痛的鼓盆之慼。陈先生求之过深、过迂，反而有损于诗的艺术感染力。我用这个例子，旨在说明：无论读什么书，只有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时时刻刻都要有自己的思想在活动着、把持着，如此才会有乐趣。否则，惟书本是崇，惟名人是尚，只被别人牵着鼻子转，那种读书法难有乐趣可言。这是我的一点心得，不知道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11月份是深圳的读书月，因有所感触，而成此小文。最后还得缀上一笔：就如我者来说，任何一个月都是读书月，不惟只在11月也。这句话或许不应该被认为是“蛇足”吧！

（原载《深圳特区报》2000.11.28罗湖桥）

仕优则学 涵泳自得

——读夏海《品读四学经典》有感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是孔子的学生子夏说的两句话，见于《论语·子张》篇。其中后一句话今天似乎已成常语，但使用者往往不是那么准确。《说文》“优，饶也”，是宽裕、有馀力的意思。所以杨伯峻的译文是：“做官了，有馀力便去学习；学习了，有馀力便去做官。”

夏海是中央国家机关的官员，著有《中国政府架构》《政府的自我革命》《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管理制度》等书。这应该有他经历、经验的心得在里面，或许仍然可视为其官员职务的延伸。但他2007年还出版了《论语与人生》；前不久，又将一本27万字的《品读国学经典》推到了读者面前。看来，夏海先生还真是一位“仕”有馀力，勤奋好学的官员。

夏海在其新书《自序》中说：“《品读国学经典》视野宏阔，从先秦管子《牧民》开篇，到清朝《曾国藩家书》收笔，横跨两千多年时间，品读三十六篇经典。”我翻读此书目录。品读的国学经典的作者中，政治家、政治思想家、有政治经历或政治抱负的文学家占了绝大多数，如管子、刘邦、诸葛亮、魏征、曾国藩。孟子、荀子、韩非子、贾谊、晁错，曹操、韩愈、苏轼、文天祥、龚自珍，还有王勃等。有关治国理政、修身治学的国学经典。尤其是品读的重点。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我觉得它体现了夏海的身份和情趣。

《品读国学经典》的每一篇文章，我认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作者介绍，含事功履历、思想贡献和文学成就。二是作品分析。含文章结构、主要观点和美学情味。三是著者用力最多的一块，也是展示著者知识结构、思想修养的所在。用著者自己的话说，即“有的是集中阐述经典主旨，有的是介绍写作背景和技巧，有的是品评作者的心路历程，有的是研读作者的相关文章”。著者力图通过“自己的阅历、知识、思想和情趣，着力重构对经典新的理解”。四是著者品读经典的启示和感悟。

就我个人的阅读经验，予我最有收获的是第四点。因为无论什么文字经典，一旦形成，便有其或思想或审美的某种恒定价值。但是由于不同的人或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去阅读它，便有可能产生不同的启示和感悟。这种新产生的东西，就是经典的增值。唯其有这种增值，又会给别的阅读者带来新的启示和感悟。任何一本阐释经典的书，如果没有增值，我就觉得没有阅读的必要；哪怕它堆积了再多的材料，都只不过是一叠废纸罢了。

品读魏征《谏太宗十思疏》给夏海的启示：治国理政要固其根本，厚积德义。人民是国家的基石，只有巩固国家的基石，政治才能稳定，国家才会安宁。因此，固其根本，就是要以人为本。所谓厚积德义，就是要爱民富民化民，既要在物质上帮助民众，也要在精神上引导他们；既要让老百姓上得起学，看得起病，住得起房，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又要让老百姓接受教育，为良从善，诚信守法，坚守精神家园。

夏海认为，品读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给人们最大的启示是：人生可以有多种选择，不唯入仕为官一途。即使在农业社会，人的选择机会相对较少，也可以像陶渊明那样，仕途不顺遂，就选择归隐田园，享受自然美景和农耕乐趣。如今人生选择有了广阔的空间，更不应孜孜以求于入仕为官，把智慧和才华都淹没在官场往来的繁文缛节中。夏海同时也提到，人生的选择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机缘巧合，风云际会，让你走上为官从政之途，那你就要奋力前行，为国尽忠，为民造福。

我有一个习惯，常常喜欢以某人对陶渊明的评价，来判断其价值取向。因此，我很欣赏夏海的这几句话：

“无论何种选择，都要像陶渊明那样，纵然在农家田园，还是那么本真，“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还是那么勤奋，“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还是那么笔耕不辍，留下许多诗文名篇，让千古传颂不已，在精神和文化的追求中获得永生。”

这是否夏海的“夫子自道”，吾不得而知也！

（原载《深圳特区报》2014.9.27读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