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樵邑梦录》（五）

荣华

第二辑 艺文谈片（一）

“覆缶”之书，不写也罢

某日，一出版社送来近出新书六本，名曰“xx丛书”-纸质高档，印刷精美，内容却空泛无物。近来此类事儿颇多，故生感慨。

笔者认为，书是传播知识、积累文化的载体，否则徒劳人力，浪费资财，甚而至于灾梨祸枣，不过一堆垃圾而已。

著书立说，在古人视为“三立”中的大事，虽然“立言”位列“立德、立功”之后，然而其临事也十分慎重。古者孔子删繁就简，议定六经，于己则述而不作；一部《论语》，乃是弟子编次而成，为千秋后世垂典范。其事尚矣，姑不论。

近人黄季刚，四十岁以前即遍览唐以上重要典籍，年轻时亦曾留学东瀛；博通古今，淹贯中西，真正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一代名儒。然其五十岁之前不轻言著书。直到五十岁寿日，乃师章太炎赠联“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裁好著书”以促之。惜乎此公天不假年，寿庆过后不久遽归道山。我们今天读到的《黄批十三经注疏》《黄季刚小学笔记》等等，乃其门人弟子所转述，也算是柴薪尽而爝火传，让我们后辈在慨叹其过分矜慎之余稍感安慰。

诚然，倘若真是在科学上有发现，思想上有所得，不仅可以，而且必须著之于书帛。因为只有如此，才可传之于异地，留之于异时，让天下后世共享之。职是之故，“视学术为公器”，既是一种襟怀，也是一种美德。相反，如果秘而不宣，私诸一己，于公不能用其智，于私不能留其名，也是为士林所不齿的。

人类文明，正是在层积累加中显示其光辉灿烂与丰富多彩，所以孔孟庄荀、马恩列斯等等，也就因了他们永载史册的思想而彪炳千古。故而，我们对于那些思想深邃而又勤于著述的人是肃然起敬的。

问题在于，是书不一定都记录了思想。有的空言无物，有的现饭重炒，读者既不能得其利，著者便只会污其名。史载某君新著一书，一君看过以后说：“直可覆缶耳！”在密封要求越来越高的现代，这种连盖酸菜坛子都用不上的书，我以为不写也罢。

（原载《深圳特区报》1995.8.29文化）

“照着讲”和“接着讲”

——读孙枫《无形无限》札记

孙枫先生的《无形无限》最近由海天出版社出版，由于某种原因我能在此前先睹为快。对于孙先生我了解不多，只知道他是一金融企业的头儿。但他的积学有素、沉潜好思，是能够从其书中读出来的。

《无形无限》是一本有关企业管理内容的随笔集。作者将其颇为丰富的实践经验通过其深厚的学养发酵，再以并无拘束的话语形式表而出之-或风樯阵马淋漓畅快，或一唱三叹摇曳多姿-确实比那些正襟危坐、耳提面命式的高头讲章要亲近得多、痛快得多。要不然，像我这种于企业管理基本上为外行的人，是不可能拿起来读它的，更不要说是“每有会意，便怡然自乐”了。

《无形无限》收文30篇，作者说是去年“年初开篇，岁末搁笔”，涉及企业运作、企业文化、人的价值、管理团队等方方面面。其中关于“人”的内容予我印象最深，在篇幅上也几占全书之半。如“能够扩展资源的唯一资源是人力，人力资源是唯一能够增长和发展的资源。”（P97）“作为企业主管把问题想透了必然明了一个道理，做企业实质上是在经营人”。（P121）“培养人超过自己甚至取代自己，这其实是优秀企业和平庸企业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在GE这样的企业帝国里，企业领导人的主要工作就是寻找培养那些可以取代自己的人。”（P115）“把一半的工作时间用于人力资源的培训，不断地训练，努力把B类人员变成A类人才，不断地筛选把识别后的C类人员淘汰出局。”（P130）“压制人才是一种罪恶的行径，埋没人才是企业的大忌。能否敢于并善于启用超越自己的人才，是企业各级主管面临的最大挑战。发现人才，提携后生，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经理人是自己砸自己的饭碗。”（P120）诸如此类的话，触目即是，不下一二十处。这里有的是人尽皆知的大道理，也有的确实是作者的心得之言，甚至是作者胸怀气度的展示。

说到“人”，总会有不少的话题，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十分强调人际关系的国度。人人都知道优秀人才对于企业的生长发展乃至起死回生的决定性作用；但一个企业、企业的领导到底怎样选人、用人，尽管目前西方MBA教材中有关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的理论不少，但哪些可以“照着讲”，而哪些只能“接着讲”（“照着讲”和“接着讲”是借用冯友兰西方哲学对中国影响以后中国哲学如何研究的提法），恐怕就只有依凭具体操作者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了。

某企业新提拔一部门主管，初衷也是为了追求企业利益的最大化考虑之使然。可企业领导对此刚履新的主管说，本来大家要提拔的是别人，后来因为我的坚持还是提了你。言下之意要记他一份情。假如此君与他的头儿关系不属亲近者之列，他就会觉得自己并没有捡到什么便宜货，更不要说身在其位也是要付出聪明才智的，为什么我要领你的情呢？假如这位上任新官确实与头儿关系不一般，即使头儿什么都不说他也会心知肚明。可这回就该轮到旁人犯嘀咕了：企业里面藏龙卧虎，而这小子何德何能，提拔他还不是因为他与某人的关系等等。有了这些疙瘩，对于选用人者初衷的实现都会多少打些折扣。还有“外举不避仇，内平个避亲”也都不太容易做得到，要不然春秋时期的祁黄羊之举也就成不了佳话而流传千古了。

《史记》中记载了一个故事很有些意思。刘邦取得天下之后大封功臣二十多人，没有受到封赏的争而不决。有一天刘邦从洛阳南宫的走廊上往下看时，有不少人在议论纷纷。张良告诉刘邦说是这些人想谋反，并说明其原因是：“陛下起布衣，以此属取天下。今陛下为天子，而所封皆萧、曹故人所亲爱，而所诛者皆生平所仇怨。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不足遍封，此属畏陛下不能尽封，恐又见疑平生过失及诛，故即相聚谋反耳。”刘邦听了一筹莫展。张良问他平生最憎恨而又为大家所知道的人是谁，如果你封了这个人的官，其他人就不会有什么顾虑了。于是刘邦将他最讨厌、最憎恨，当然功劳也是不小的雍齿封为“什邡侯”。此后群臣皆喜曰：“雍齿尚为侯，我属无患矣。”这个故事是否对于今天的企业领导也会有另外一层启迪呢？

像上述那些讲“理”之外还要讲“情”，有时甚至是“理”“情”同重的做法，也算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吧。凡事涉“人”的问题就必然绕不开文化这个民族结。所以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光有西方那一套还不够，对于资本主义国家那些人力资源管理上的成熟理论除了“照着讲”更要“接着讲”。

孙枫先生的《无形无限》对于这个问题很多是“接着讲”的，书中“从心中开始沟通”“交融协和的趣事”“几分忧苦”“另类感觉”等篇章就很是精彩。

（原载《深圳特区报》2002.4.27阅读）

“正月”说“正”

今年的正月来得早，早到的公历元月份还没有过完，农历的正月就来了。由于农耕文明的长期浸染和因袭，国人对农历的节令多一份特别的情愫。这种情愫已经渗透到主流文化乃至政府法令中去了。不管满世界的人如何喜滋滋屁颠颠隆重庆贺世纪交替，2001年的元旦也没有因此而多放一天假。但是，农历春节的三天休息，则是每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可以享受的权利，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

中国人重视农历，因此农历的一些月份便有另外的名称。比如三月又称“蚕月”，是因其正值采桑养蚕的时节；九月秋霜侵凌，万物凋敝，一片肃杀之气，故别称“玄月”；十一月又叫“冬月”，乃为“冬至”节气之所在；十二月别名“腊月”，则是由于每到年终岁末，按例要腊祭百神，以祈祷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故而得其名也。

至于一月因何而称“正月”，可以说聚讼纷纭，疑莫能决。一种意见认为，在我国古代，天子于每年一月，都要召集文武朝臣，商议一年政务大事。因而，一月即为“议政之月”，简而称之，则为“政月”。后来，因了一个暴君秦始皇，他姓“嬴”名“政”，“政月”之称，就犯了他的名讳。于是，朝廷敕令，一是改字，“政”易作“正”；再是改音，“正”读作“征”-“政月”就成为“正（音征）月”了。

清人黄生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在《字诂》一书中辩之曰：“世传秦始皇讳政，故民间呼正月之正作征音。此说非也。始皇本名政，今政字何以反不讳而作去声乎？盖正月之正本平声，后人不详其义，故驾言于祖龙耳。”根据他的考证，“正之为字本训射的，文从一、从止······古者因斗柄所指之方，以其月为岁首，盖准此以为标的，故曰正，犹言斗柄所指之月耳。”黄生以为因避秦始皇名讳而读“正（去声）月”为“正（平声）月”是无稽之谈，似有一定道理。但他所考定的“正月”得名之由，也只能说是一家之言，很难使大家信从，因为照他的说法，无法解释古代的所谓“三正”说（见下文）。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春秋战国时代，有所谓夏历、殷历和周历，三者之区别，即在于岁首的月建不同。夏历以建寅之月（即后世通行的农历一月）为岁首；殷历以建丑之月（即夏历十二月）为岁首；周历则以通常冬至所在的建子之月（即夏历十一月）为岁首。每个朝代改“正”一次月份次序，于是便将更改后的第一个月叫“正月”。“正”是“改正”的意思。所以夏历、殷历、周历又叫“三正”。在春秋时代，“三正”可以互用，甚至在同一篇文章中还可以并用。如《诗经·豳风·七月》中凡言“七月”等处是夏历，“一之日”等处是周历。直到汉武帝时才正式确定夏历（即今农历）一月为“正月”而沿用至今。

“改正”之“正”当然读去声。而“正月”之“正”读平声，如仍要回到避秦始皇名讳之说的话，则还是逃脱不了清人黄生的诘难啊。

（原载《深圳特区报》2001.1.26罗湖桥）

《称物体为“东西”的来由》辩正

《深圳特区报》4月3日B4版《发现》专刊中，有一篇《称物体为“东西”的来由》的知识性文章，看过之后不敢苟同。理由容申述如次，以就正于原作者和广大读者。

比如文中说“甲骨文的“东＇字是会意字，意指太阳从草木顶端露出来的地方”。而事实是在甲骨文中，“东”是象形字，“象橐中实物以绳约括两端之形，为橐之初文。甲骨文、金文俱借为东方之东，后世更作橐以为囊橐之专字。”（见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当然，依《说文》的说法：“东，动也。从木······从日在木中。”《说文》盖以后起之篆文字形为说，是不确切的。

又比如作者说，““西”字在甲骨文也是会意字，把口与上下两排牙齿画出来，隐示从齿间挤出“西＇声（引者按-依作者的描述，“西＇当是指事字。可见作者并不懂中国传统的“六书”理论）。甲骨文的“西＇字也是音、形、义的绝妙揭示。”

如果说对“东”的分析表明作者还有一点《说文》的底子，那对“西”字的分析恐怕就是据楷化后的汉字而为说的了，完全缺乏字源学的意义（这对作者的立说至关重要）！因为，《说文》：“西，鸟在巢上也。象形。日在西方而鸟棲，故因以为东西之西。棲，西或从木妻。”按《说文》的解释，“西”是“棲”的古体字。甲骨文中“西”也是象形字，王国维释为“象鸟巢形”。（《观堂集林·卷六·释西》）罗振玉谓：“日既西落，鸟已入巢，故不复如篆文于巢上更作鸟形矣。”（《增订殷虚书契考释·中》）

尽管就总体而言，对于甲骨文的辨识，学界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但就“东”“西”二字来说，中外汉文字学者并无异议。作者对这些已有定论的问题不知就里，妄论什么“称物体为“东西＇的来由”，只能是无稽之谈了。

至于说到“西”的古读音，周秦至汉，“西”字都在文部（一说元部）。如《礼记·祭义》：“日出于东，月生于西；阴阳长短，终始相巡。”“西”“巡”为韵。又如班固《西都赋》：“带以洪河，泾渭之川；众流之隈，汧涌其西。”“川”“西”互押。可见“西”的发音也不是像作者所描述的仅仅“从齿间挤出”“传播距离最小”的细音，相反它的主元音还比较洪亮，而且还带有鼻音韵尾呢。

这样的错误在作者的文中还有不少，读者可以对照该文一一覆案。不赘述。

关于称物体为“东西”的由来，有两说可供参考。

一、“物产四方，约言东西”说。《辞源》：

物产于四方，约言之曰东西，犹记四季而约言春秋。《南齐书·豫章王嶷传》：“上曰：“百年复何可得，止得东西一百，于事亦济。””唐大中二年正月制：“所在逃户见在桑田屋宇等，多是暂时东西，便被邻人与所由等计会推去代纳税钱，悉将斫伐折毁。”（《文献通考·十·户口》一引）皆指产业而言。后来泛指物件为东西。

按，《辞源》的《南齐书·豫章王嶷传》这条书证有些问题。因为这段引文的前面是：“嶷谓上曰：“古来言愿陛下寿偕南山，或称万岁，此殆近貌言。如臣所怀，实愿陛下极寿百年亦足矣。＇”而后才有“上日”云云。

据周一良氏考证：“东晋南朝时钱陌不足，以西钱七十、东钱八十为百，故齐武帝以为百岁难期，遂借东西钱短陌之数为喻，犹言寿如东钱之八十、西钱之七十于事亦济。”（参阅《魏晋南北朝史论集·读书杂识》）可见这条书证里的“东西”是七十、八十岁的代称。第二条书证里的“东西”才是指产业。

二、“东方木，西方金”说。这来自一段有趣的故事：

相传宋朝时，有一次理学家朱熹在途中偶遇朋友盛温和。正巧这位精通天文地理的好友提篮上街说是去买“东西”。于是朱熹便问他：“为何不是买南北？”诙谐幽默的盛温和狡黠一笑，反问朱熹：“博学如你，难道也不知道与“五行＇金木水火土相配的是什么？不就是东西南北中吗？东方属木，西方属金，凡属金类、木类的我这个篮子就装得；南方属火，北方属水，火类、水类我这个篮子如何装得？所以只能买东西，不能买南北嘛。”朱熹听罢才恍然大悟。据说“东西”一词指称物件即由此而来。

应该指出的是，第一种说法中《文献通考》的那段引文也见于宋朝王溥的《唐会要·逃户》里，说明以“东西”称物件在宋朝时已经流行开，恐怕不一定只是盛温和一个人的发明吧。

（原载《深圳特区报》2003.4.10文化）

《明日歌》和它的作者

《明日歌》作为一首劝诫人们珍惜时日的俚曲乡谣，其影响是很大的。凡是拜过孔夫子的老先生莫不念过《明日歌》。因为旧时《明日歌》是被当成教材载在课本上的。新中国成立后进学堂的后生，教材中没有了《明日歌》，大概是因为听父祖辈哼过的原因吧，“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这两句还是念得来的。直到今天，一些有兴趣的编者，还要把《明日歌》编入小学普及读物，好叫我们后生的后生不要忘记了它。比如科学普及出版社广州分社1982年5月出版的《少年读写之友》就是一例。可见《明日歌》的影响之深、之广、之久远！

这样一首影响极大的《明日歌》，它的作者是谁？回答起来似乎颇感困难。近来某些报纸杂志所载，作者逞其臆说，以为见“庐山面目”；实则大谬不然。我在这里略考其源，以正视听。力或不逮，尚祈博雅君子有以教我。

清人钱泳《履园丛话·七·臆论》“不会做”条载：

后生家······做一事，辄曰：“且待明日。”此亦大谬也。凡事要做则做，若一味因循，大误终身。家鹤滩先生有《明日歌》最妙，附记于此：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

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

世人若被明日累，春去秋来老将至。

朝看水东流，暮看日西坠。

百年明日能几何？请君听我《明日歌》。

这就是古今传诵的《明日歌》。它的作者是钱泳的本家钱鹤滩。无论是旧时的教材，还是今日的科普读物，都是这样记载的。

但是，《四库全书》收的《文氏五家集》，其中有文嘉的《和州诗》一卷。内载《明日》诗一首云：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

日日待明日，万事成蹉跎。

世人皆被明日累，明日无穷老将至。

晨昏滚滚水东流，今古悠悠日西坠。

百年明日能几何？请君听我《明日歌》。

这首《明日》诗，和上引的那首比较，除掉下面加线的五处不同外，其他如形式、语气，直至内容都差不多。当然，从这不同的五处来看，下面一首的文句确实要逊于上引那首一筹，这大概正是这首《明日》诗未能流传的原因吧。但是，我们无论如何看得出来，这两首《明日歌》或诗同出一个蓝本是无疑的！如果排除有第三作者的情况，那么我们可以说：《明日歌》要么是钱鹤滩作的，文嘉有所改动，因为改得不好，而未能流传；要么是文嘉作的，钱鹤滩有所改动，因为改得好，而得以流传。成则王侯败则寇，账记在流传下来的头上，这是自古以来不成文的原则。

然而，作为蓝本的《明日歌》的作者究竟是谁？这只好稽查一下钱氏和文氏两人各自的“基本情况”。下面的材料是可供参考的。

钱鹤滩，名福，字与谦，明代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区）人。所居近鹤滩，因以自号。孝宗弘治三年（1490）状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又由于他诗文藻丽敏妙，一时名声大噪，远近以笺版请求他题诗为文的无虚日。奇怪的是这样一位煊赫的人物，明史却无记载，故其生卒年不详。我们只知道他弘治末前后在世（弘治始自公元1488年，终于1505年）。一生所著有《鹤滩集》，收入《四库本书》集部。

文嘉乃明代书画家文徵明的二公子，字休承，号文水，江苏吴县人。生于弘治十四年（1501），卒于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曾官和州学正，能诗善书，画工山水。明史附文徵明传内，但字数寥寥，不可详考。

从上面提到的几处时间看，钱鹤滩较文嘉为长辈，且年龄起码大文徵明30岁以上，而钱鹤滩死的时候，恐怕文嘉还没有出世呢。如果这个推测不错，那么《明日歌》的作者就只能姓钱而不姓文了。退一步讲，鹤滩与文嘉曾经一日共戴皇天，我想一位久负盛名的老头大概也不会去剽窃一个尚不算省事的小孩的诗作来钓誉吧。

（原载《语文教学》1984年第6期）

才子、学者、哲人

唐代刘知几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有一次礼部尚书郑惟忠问他，为什么自古以来吟诗作赋的文士多，而著书立说的史家少呢？他回答说，因为史家需要才、学、识三种素质，而世上同时具备这三种素质的人少，所以成就一个史家不容易。他进一步说，如果有学无才，就像是一个人有很多钱但不会经营，这些钱就不能增值；而有才无学呢，就像是一个能工巧匠却没有材料和工具，他能做得成房子吗？

对于才、学、识这三种素质，我们可以有另外一些表达和体认的形式。比如“颖悟敏捷，倚马可待”，是对“才”的形容；又比如“博洽淹通，腹笥充盈”，是对“学”的描述；再比如“见微知著，入木三分”，是对“识”的夸张。大凡一个人，在这三者中或仅得其一，或兼有其二。如果三者具备，那也不是像刘知几说的每一个史家都能享有这种天赐之福的。不过，谁只要在某一方面表现突出一些，就有可能用或“才子”或“学者”或“哲人”以名之。

中国历史上，宋人苏东坡、清人纪晓岚，在世人眼里是“才子”的典型；明末清初的顾炎武、乾嘉时代的段玉裁，无疑是名载史册的大“学者”；而能戴上“哲人”这种桂冠的，恐怕只有老、庄、孔、墨之类了。

“才子”率性放达，不忌“想当然耳”的虚构，有时也许是为了抒发情感的不得不然。“学者”无征不信，追求“无一字无来历”的谨慎，肚子里的东西多了，挤压得胆子自然也就小了。“哲人”谈言微中，以少胜多，那都是人情世故经过深思熟虑反复发酵的结晶。可不是，一部《道德经》五千来字，只是“才子”们不要一天的工作量-然而思想含量岂可同日而语？！

而在中国的近现代，却出现了一位才、学、识三者具备的人，这就是鲁迅。说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文学家，同时也是名副其实的大学教授，这些名号于他都当之无愧。鲁迅是不可并世而出的一代学人。而像王国维，可以说是思想深刻的学者；梁启超，可以说是学问渊博的才子。如有人以当代陈寅恪、钱锺书二公问于我，恕我妄言：陈与王为同类，钱则与梁差似。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原载《深圳特区报》2003.7.18B5）

城市如女人

吾生也幸，半辈子到过不少地方，也曾在一些有名的城市生活、学习、工作过相当长的时间。我有一个感觉：城市如女人。

比如北京，就像一位风韵蕴藉的少妇。初遇乍见，也许你对她不太留意；一经接触，便会产生作彻夜长谈的欲求。这时候，你会觉得她额头上的每一条皱纹就是一个悠长的故事，她的一声柔语、一个浅笑，更让你迷醉而不能自持。人们一谈到北京，总会赞叹故宫的皇家气度、长安街的坦荡从容、八达岭的雄奇伟岸；我在北京三年，却更喜欢她那种小胡同的深邃幽静，四合院的肃穆端庄。我爱北京，北京是我一位优雅娴淑、温柔敦厚的大姐。

再如苏州，就像一位血色鲜嫩的少女，她芙蓉出水般的清纯和不施粉黛的淡雅，会让你顿生怜意；她的妩媚妖娆、楚楚动人，很容易撩起你把她拥入怀中的想法。我第一次到苏州时便有这种感觉。苏州自然也有她的故事，但那些故事似乎都是给你看而不是给你听的。苏州是我梦中的恋人，我和她常常相对无言而目光却久久不能移去。

不曾想，在年近不惑的时候，我与深圳结下了白头之缘。如果也以女人比深圳，请恕我的坦言，现今的深圳我倒觉得她是一位刚刚从乡野步入都城，喜欢浓妆艳抹，偏爱珠光宝气，但又未脱淳朴和稚气的村姑。

不知别人是否也有这样的感觉，当列车快要驶入深圳，高楼新厦挟裹着现代城市的气息扑面而来，那时候我就觉得血涌情躁；入夜，徜徉在霓虹灯变幻闪烁的深圳街头，耳际飘过缠绵动情的流行歌曲，这种情景真叫人目迷心醉。深圳确实有“美艳”和“魅人”的地方。

然而，当你在此待上十天半月，如果你除了“钱”之外还有别样的追求，你就会感觉出深圳的内蕴尚嫌肤浅，文化缺乏个性，你就会觉察到她的举手投足、一笑一颦中，往往伴生着某种浮躁，你就会发现“珠宝”里少了一份灵秀，“脂粉”中多了几许俗气。作为村姑的深圳，目前似乎急需增加丰蕴与厚重。

当然，深圳毕竟是一个年轻的城市，仅此一点，我们就不能过分苛求于她。她还要有一个不断成熟、不断丰富的过程。我想，任何一个愿意与她厮守终生的“男人”，在期待她成熟、丰富的同时，都应该认真想想要为她做些什么。

（原载《深圳商报》1995.3.19人间万象）

大家玩“家家”

一天，随朋友去看他的朋友。朋友的朋友送上来的名片上赫然写着“深圳xx画院画家”的头衔。但看过他的“大作”之后，觉得也不过是初入门者水平而已，以“家”称之，难免有些过火，贻笑大方。联想到那些刚写几个字就称“书法家”，发表几篇文章就称“作家”，拍了几张照片就称“摄影家”之类的事，不禁生出所谓“家者，环深圳滔滔皆是也”的想法来。

忽然记起听启功先生的一次闲聊。

启功先生说，世人对他有两大误会：一是称他为“书法家”，二是称他为“红学家”。

启功先生很坦诚地告诉我们，他的书法生涯缘起于一次很刺激他的事情：大家知道启功先生年轻时画竹就很有功力。一次一位朋友向他要一幅墨竹，但告诉他画好后不要题款，言下之意是对他的字不太满意。启功先生当时认为这是奇耻大辱！于是立志发奋练字。启功先生说，真正可以称得上“书法家”的，应该是真、草、篆、隶各体兼擅，而我只能书写用以题款之类的行、楷字，怎么能称为“书法家”呢？

至于“红学家”，启功先生说，大概起于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20世纪5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红楼梦》，其前言是出版社约请启功先生写的。当时写了两万多字，后来出版时做了很大的删削。另一个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启功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研究《红楼梦》中满人起居行止的文章，除此之外，于《红楼梦》就没有其他特别有分量的东西。而据此冠以“红学家”，启功先生认为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知道，启功先生是一位国内外公认的大学者。他在中国书法学上的贡献不但有实践而且有理论，出过专著、编过教科书。他曾经荣任过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无疑是书法界执牛耳者。

在《红楼梦》的研究方面，启功先生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他是满人，又是清室后裔。那篇写《红楼梦》行仪的文章，他自己就觉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杰作。启功先生说，了解满人传统行仪的人早就死了，没有写过此类文章；而启功先生本人虽然是1912年生人，但他从小就和爷爷生活在一起，爷爷是个守旧的人，耳濡目染，启功先生也就熟谙一些旧时的东西，因而也就有了一种亲历亲为的感受和理解，这篇文章自然也就成了研究《红楼梦》满人行仪的经典之作。

然而，启功先生竟然认为称他为“书法家”“红学家”是两大误会，这除了他虚怀若谷、谦虚谨慎的美德外，从另一个角度看，是不是也说明了所谓“家”者，应该不是可以随便名之的吧！

反观深圳的这个“家”那个“家”，到底又有几个真正受之无愧、面无赧色呢？

（原载《深圳特区报》1995.8.22文化）

黄秋园小记

20世纪的江西、出丁三位大师级国画艺术家-陈师曾、傅抱石、黄秋园、前两位都是留日学生。生前在画界即负有盛名、陈师曾祖籍修水，出生于湖南凤凰，而艺事活动主要在北京，且英年早逝；傅抱石是新余人，新中国建立后任江苏省国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黄秋园，名明琦，1914年生于南昌县，中学未毕业即人裱画店当学徒，新中国成立后任银行职员直到退休。黄秋园甫七岁，即开始临摹《芥子园画谱》。读中学时课余从民间画家左莲青习画。学徒期间得以纵览古今名画，眼摹手追，心领神会。后又从其师赴庐山、三清山、武夷山写生，画艺精进，有作品先后于南昌、武汉、长沙、济南等地展售。1963年夏天，黄秋园赴井冈山，绍古人，师造化，得心源，回南昌后创作了一批尔后令艺坛叫绝的画作。

黄秋园是土生土长的江西人。他一生的足迹基本上都是在江西的红土地上践履和寻觅。他画的是江西的山、江西的水。然而，黄秋园生前，即使在江西，知道他的人也不多；在全国更是寂寂无闻。他的最高艺术职务是非官方的“南昌国画研究会”会长-这个研究会是20世纪60年代初，他和几位好友周文辉、杨明高等民间画家自己创立的。

黄秋园生活清平，他穷到想买一些质量好一点的宣纸和印泥，以便画作保存得长久一些，终未能如愿。黄秋园对国画艺术勤恳执着，唯美是求；但为人耿介，不肯趋于时俗，而安贫守道，自得其乐。直到1979年5月，当他知道有部门可以为他办画展，一时激动，突发脑溢血而溘然长逝。

20世纪80年代中，黄秋园遗作先后在南昌、西安、北京、济南、扬州、南京、香港等地展出，从而震惊天下，好评如潮。李可染谓：“黄秋园先生山水画有石溪笔墨之圆厚，石涛意境之清新，王蒙布局之茂密，含英咀华，自成家法。苍苍茫茫，烟云满纸，望之气象万千，扑人眉宇。二石、山樵在世，亦必叹服！”启功题：“秋园健笔是人豪，近比张爰远石涛。首夏晴窗开卷处，海天如镜映霜毫。”台北出版的《近代十大名家书画选》，将黄秋园与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溥心畲、潘天寿、张大千、傅抱石、石鲁诸家并列。黄秋园的画，成为中国美术馆、中国画研究院等地方的珍贵藏品；他教学生的画稿，也成了中央美术学院的长期示范教材。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感叹：“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其黄秋园之谓乎？！

（原载《深圳特区报》2003.7.11 B4）

骂赃官的拆字联

拆字联机巧有趣，形式隐晦，故其作用或为启人神智的文字游戏，或为不便明说的嘲讽讥诮。因而在历史上用来骂赃官的拆字联就比较多。

清乾隆间，直隶学政吴省钦主持乡试时收受贿赂、贪得无厌。如不能满足其私欲，你纵有不世之才，也只能名落孙山。闱战士子，恨之入骨。据说某次吴在四川主考，一蜀中寒士自知家贫无望获中，便在考场门前贴出一拆字联：

少目焉能评文字，（“少目”，省）

欠金岂可望功名。（“欠金”，钦）

横批：口大吞天。（隐“吴”字）

将一贪官嘴脸揭露无遗。

这位吴大人还有一次有案可稽的笑话：乾隆甲寅乡试，吴在浙江主考。他出的经义题为“《周易》“离为日＇”，但误作“离为目”而不察。士子只好以《离为目》谋篇，结果名列榜首的是一位叫汤金钊的考生。对此，有好事者戏为一联：

少目不知文，错出经题偏有目；

欠金休想中，特标榜首是多金。

此联嘲讽吴氏不长眼，出错题；“多金”即暗寓吴曾受贿，也含指汤的名字中有两个“金”字-不过有人指出，汤列榜首凭的是真才实学，而联语于他有行贿之冤枉。

清末广东番禺人梁鼎芬，在做溥仪的老师之前曾在湖北为官多年，虽然他晚年以“风节”誉满天下，当时却是一个出名的赃官。他竭尽搜刮民财、敲诈勒索之能事，即使青菜小贩、医卜星相亦无一幸免。老百姓怨声载道，苦不堪言。有位姓刘的商人用拆字格拟了一联，以表达沸腾的民愤，曰：

一目不明，开口便成两片；（隐“鼎”字）

廿头割断，此身应分八刀。（隐“芬”字）

横批：梁上君子。

民国时期，江苏省党部一卞姓委员五天后要到属县阜宁视察。该县熊姓县长是个善媚之徒，有上司下顾，正是大行巴结的好机会。于是调集各方人士，组织班子，一应接待事宜，可谓安排周密。不要说衣食住行，就连时髦的陪伴女郎都物色好了。那卞委员下来之后，也不视察民情世务，终日在县衙吃、喝、玩、乐，还差人四处搜刮古玩、字画、土特产。老百姓对熊、卞二人的行径非常气愤，有人即以二人姓氏制成一副趣联：

熊县长能者多劳，跑断四条狗腿；

卞委员下不堪言，缩起一点龟头。

此联讽刺辛辣，知之者无不拍案叫绝而又拍手称快！

（原载《深圳特区报》2003.8.1B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