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姑婆—周韵

张涟

1950年年初的一个寒冬天，北风萧萧。

傍晚，天色已微暗，外婆烧好晚饭，端着脸盆刚要跨出门去倒水，突然看见外公已出嫁的四妹周韵挺着大肚子，手里拉着三岁的女儿站在安置房的门口。只见她穿一身的粗布衣服，肩上背着一个大包裹，脚上踏着一双破布鞋，头上的发髻也散落下来，一股迷茫又疲惫的样子，腿边倚拉着的女儿，穿着一件脏兮兮的倒背棉袄，头上绑着一块方头巾，小脸蛋饿得耷拉着。寒冷天母女俩的脸颊和双手都被冻得通红，外婆出屋看着一下子惊呆了。

“二嫂，是我。”四姑婆朝着外婆喊了一声，眼泪就涌了出来。

外婆急忙放下脸盆，上前去接过包裹，抱起女儿跨进了屋里。进屋后，外婆朝隔壁喊了一声：“姆妈，四妹回来了。”一边掀起锅盖来盛饭菜。

这时隔壁的太婆和大外婆（外婆的妯娌）听见了声音也奔了过来。太婆见到已有两年未见的女儿变成这个样子，立刻心痛得整个人都发抖起来。两个都失去了丈夫的母女俩都不知道怎么安慰对方，泪眼相见，天旋地转，心如刀刮，只有跪倒在地，抱成一团轻声的痛哭了起来。

外婆回忆说：“当时看到你四姑婆这个心酸的样子，真是不知道如何告诉她父亲已经被镇压了，哥哥已去坐牢，也不知道如何问她怎么会成了今天这个模样了？湖南的丈夫（国民党少将）已经在国共战场上牺牲，她带着些家产和女儿回到杭州生活，这些事大家都知道，但是从这以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她经历了什么？如何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了？临安的娘家人是一点也不知道啊！她们抑着嗓子痛哭的样子，一直刻进了我脑子里，再也无法抹去。”

我外公有五个妹妹，周韵是外公的四妹。外婆一直说她是五个姐妹里最漂亮的一个，身材窈窕，皮肤雪白，穿着旗袍，风姿绰约。她丈夫姓易，名治平（原名易才俊），湖南醴陵人（和陶广、陶柳叔侄是同乡），出身贫寒，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八期，是国民革命第28军的一名政治指导员。他相貌端正，皮肤黝黑，满脸胡子，身材挺拔，好义气，年龄比四姑婆要大十几岁，是一个骁勇善战的国军抗日将领。

28军原是何键的湘军，1936年因抗战需要，部队从湖南开到浙江平湖、海盐一带守卫。1937年淞沪会战打响，日军从杭州湾登陆，28军62师、63师奉命分别在大营头、全公亭港湾与日军血战几个小时，终因装备落后，势单力薄，第一批湖南人全部壮烈牺牲。当时因为伤亡惨重，补充团兵员跟不上，第二批湖南人在国家危难时刻，即上火车，赶往浙江（包括湖南的第五、第六保安团），冲上战场，补上了28军的兵源人数。

淞沪会战结束后，苏浙皖边区的抗战部队，前期的正规军有4军、7军、18军、25军、48军、73军、91军、98军，中期有88军，但作战时间短促，在浙西地区长期抗战的就是28军。28军是清一色湖南人，年轻勇敢，纪律严明，来浙江的时候，因都身穿草黄军装，头戴笠帽，所以老百姓都叫他们为“箬帽兵”。

战争是残酷的。到1941年，这些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几岁的湖南人，大都牺牲在浙皖大地上。28军的兵源再次不足，补充团开始从江西征兵。同时，在浙江征战多年的湖南籍军官开始在浙江娶妻生子。28军从此有了“湖南的军官，浙江的太太，江西的兵”的说法。

我四姑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抗战刚要结束时，由父母做主嫁给在浙江参战的湖南军官。

“这桩婚姻是你太公自己一手促成和操办的”。外婆回忆说：“主要原因是中国历经了多年抗战，全国上下都恨死日本佬，对抗战将士都十分的敬佩，你太公也不例外，当然他也有其他的一些想法。因为当时的民国社会属于军阀割据态势，执政主流是军阀，老百姓生活的贫富差距大，加上连年的战争，穷的地方连饭都没有吃，社会极不安定，土匪四起，当时临安天目山中就有土匪（于解放后消灭），绑票时有发生。那时候大户人家为了防卫，家里都有枪支和保安队，地主和资本家都想拉拢军阀当保护伞，所以当这个三十六岁未婚的国民党少将指导员出现在显岭脚村时，经陶广、陶柳叔侄的推荐和介绍，得知了他的个人婚姻问题是因为抗战而耽误的，就立即做主把自己的两个漂亮的女儿都许给了他，后小一点的女儿坚决不从，才由一贯听父母话的四姑婆一人嫁给了他。”

有了这个女婿，太公称心又满意，结婚时就送上了约200多亩田地的嫁妆。婚后四姑婆跟着部队辗转徐州、南昌、湖南等地方，好在结婚后非常幸福，两人感情一直如胶如漆。每次娘家人去看望她的时候，丈夫都招待得极其周到，住的公馆门口都有军人站岗，十分威严。娘家人看得出姑爷对四姑婆是疼爱有加，四姑婆对丈夫是既爱又崇拜；逢年过节丈夫陪她回来，都是一排排雪亮的黑色乌龟轿车开进周家院子，来的都是一个个穿戴整齐素质较好的军人，给娘家人添了不少风光！

她穿着旗袍，披着貂皮，梳着爱司头，从车上下来摩登的样子，直到外婆晚年都记得。

1945年8月中国的八年抗战终于胜利，期间老百姓饱受了战争的苦难，痛失亲人，流离失所。据战后纪实片统计，中国老百姓被害于日本侵华战争的人数达1000万之多。一些打仗过的大城市都千疮百孔，国家百废待兴，所以老百姓都盼望仗不要再打了，更不要自己人打自己人了。

因为四姑婆害怕打仗，之前已经小产过两次了，所以丈夫也无心打内仗，心里起过退役返乡的念头，无奈少将军衔，军令如山，国共内战终于在1946年的深秋爆发，丈夫又重返了战场。

到1948年初的时候，丈夫四十岁还不到，女儿刚出生只有几个月，连名字都还未来得及取上，丈夫却意外地在一场湖南的国共战争中被捉而死，尸体送到了湖南家里的前厅时，肤色都已经发黑。家里的老母亲见状当场昏厥过去。四姑婆听到家里人来报，从内房奔到前厅扑到丈夫身上悲痛欲绝，几个人上来拉也拉不开。家中大乱，剪开丈夫的衣服，贴身的袋里还藏着与四姑婆的合照，及在战场上的写给他母亲和四姑婆的两封信。由于数枪子弹从后背射入，胸前的信纸已经被血水模糊，认不出几个字来。

“当时天气虽还未开始大热，但尸体抬回来前已经在外面过了好几天了，加上又是战争年代，难以放置。”外婆每说到这里，都要掏出手绢擦一下眼睛，喉咙哽咽一下再接着往下说：“当时你太公接到电报，犹如晴天霹雳，和你外公用最快的速度赶去奔丧，已经下葬了。看到那里的情景及穿着黑色旗袍，带着白花的女儿，心里悲痛至极！直到一年后你太公也被镇压了，期间他心里指责自己极深，总认为是自己害了女儿的一生。”

等丧事一过，四姑婆还一时承受不了这样的事实，整日的流泪，人也一下子病倒了。丈夫打了这么多年的抗战，比较大的正面战场会战就打了有6-7次。由于当时日军的海陆空战备比国军精良、先进许多，从整个抗日期间算起，国军共计阵亡人数约为320万人（日军的在华阵亡人数约为60万），国军阵亡的师长以上的将军就有206人。当时国民党将领中，黄埔军人最多，黄埔军人中湖南人最多，就湖南一个醴陵县就出现了100多个抗日将军；经历这么多的战争，丈夫虽也受过伤，但是没把命送了，现在竟然把命送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战场上了，心里只觉得更加的沉痛。

原来是等着丈夫快回来给女儿取名字的，俩人说好等战争一结束还要生儿子的，谁知这次竟成了永别。看着襁褓中的女儿，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好在丈夫的一些旧部下依然十分关心她，乘打仗的空隙轮流着来家里慰问照看，特别是丈夫生前下面一位未婚的李姓军官，经常前来照看她和孩子。

这样伤痛的日子过去了一阵，四姑婆湖南家族里也因为家里的靠山倒了，而有些混乱，出走的出走，分家的分家。因为四姑婆生的是女儿，夫家亲戚也没坚决要她留在湖南的要求，当时家里的经济足够撑起四姑婆以后的生活，但是丈夫没了，四姑婆也总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在那里无依无靠，心里盘算着迟早要回到浙江的娘家来。

那个时候是1948年的下半年，国民党部队在前线战场上也步步溃败，丈夫的部队也渐渐有消息传出，欲撤往台湾。少将生前的上级和同乡的战友怕国民党将领的家属留在大陆以后会有麻烦，欲安排四姑婆和女儿一同前往台湾。

“ 于是你四姑婆写信到回来，征求家里意见，并希望你外公和我一同前往，到台湾后可以相互有个照应。但是你太公（周杏生）、太婆接到信后，又极力反对她去台湾，我们那时候还在杭州，我想去，但你外公胆小，不愿意去那么远的地方。你太公认为：这么远的地方，跟着一帮军人，去了是生是死家里都不知道，怎么可以去啊？还不如回来，大家亲人在一起，互相有个照应。”

外婆说到这里，会用手捂着胸口接着说：“其实你太公这种决定又是错误的，那么多的家产，变卖了一些，这么多的孩子送几个出去有什么不好？现在分散了，以后还可以回来的吗！你太公就是圈养着孩子还不放心，最好儿女都在他身边。你四姑婆本来心里就七上八下的，接到太公催回的电报，就决定不去台湾了。”

“因为娘家是个大户人家，七大姑八大婆的，四姑婆也想到自己死了丈夫，难免有些亲戚会嘴多，会看笑话，想到自己的小妹和嫂子都在杭州，于是她决定带着些家产先迁往杭州。”

在四姑婆打算回杭州的日子里，那位李姓军官多次前来表达他的真情，他欲负责四姑婆的一生，视少将女儿为己出。但是四姑婆拒绝了，她知道这个李军官秉性良好，心地善良，可是丈夫的身影还一直在眼前晃动，一时实在无法接受别的男人。李军官也一时没有法子劝四姑婆跟他走，只有按照她的意思，帮着打点家里的事务，择日送她到杭州去和家人团聚。

　　

接着四姑婆把湖南的一些家产变卖的变卖，送人的送人，因为战争年代，纸币不安全，所以一些家产都被换成了金条（那时叫小黄鱼）。到1949年的清明时节给丈夫扫了墓后，就带着些喜欢的旗袍，拎着这些金条和一些值钱的首饰由李军官一路陪同到了杭州，住进了妹妹为她租的离西湖不远的一个小套房里。

四姑婆心里知道李军官的真心，李军官也心有不舍，但部队撤往台湾的命令已来，第三天就必须赶回了部队。离别的那晚他们心里都知道，此次一别，从此相隔天涯，再难相见，于是在将要离别的那晚，他们耳鬓厮磨，相依相爱，以体相慰……。

　　

当时杭州正值兵荒马乱，旧政府忙着撤退，公共部门个个瘫痪，社会上偷盗抢杀每天都有，通信和交通、医院等部门的运作都变得非常困难，完全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四姑婆带着女儿雇了一男一女两个佣人，一个烧饭，一个打扫，心里盼望着这种乱世日子尽快过去，大家都平平安安的，自己可以早点回临安看望父母和亲人。

因为家里藏有那么多的金条，四姑婆也惶惶不安，终日不敢多出门。但是不知怎么回事，还是让贼惦记着了，一日女儿生病了，四姑婆从妹妹家里拿药回来，家里房门大开，不见了佣人，藏在床底下的金条已一根也没有，首饰也被偷个精光，四姑婆大哭也大惧！这是她和女儿这辈子的依靠啊！让她以后怎么过啊？但是那个时候这种事情到处都有，报案也没有地方啊！等小姑婆赶到，四姑婆已哭成泪人。

一个多月后的四姑婆遭遇了更难的事，她发觉自己怀孕了，她怀上了李军官的孩子。在这样的乱世时代，自己已身无分文，男人已远去，再也无音信，一个女儿已经没有了父亲，肚里的又一个注定没有父亲的孩子又急着来投胎，四姑婆欲哭无泪。

　　

在杭州解放前后这段时间里，四姑婆的肚里的孩子一天天的大了起来，家里该典当的物件都一件件的典当了，最后连湖南带回的旗袍也当了，可生活还是日益拮据，加上这时候小姑婆的夫家（临安胡家）因三兄妹都是军统出身，行动全被限制，所以特殊时期也照顾不了四姑婆。

　

于是1950年的年初，四姑婆带着女儿，挺着大肚子回到了临安，以为娘家有这么多亲人，总还有一点依靠，于是就出现开头外婆见到的一幕。

但是在时代变迁的大格局下，个人和家庭的命运是何等的渺小啊！新时代的美丽背后肯定也有哀愁。这时的娘家已遭巨变，父亲已被镇压，哥哥被送进了监狱，两个嫂嫂带着病倒的母亲和六个孩子住在安置房里，四姑婆见到外婆（又是嫂子又是表姐）和太婆时，忍不住轻声地嚎啕起来。

外婆连忙扶她进了家里，并安慰她说：“到了家里就什么都不要害怕，天大的事都会过去的，为了孩子再难也得挺过去。”还没从丈夫去世的阴影里走出来的四姑婆又惊闻了父亲被枪决的噩耗，身体再次受到了打击，回来的第六天肚子就开始疼了，孩子要早产了。外婆和大外婆慌忙地请来了村里的接生婆，并祷告老天爷，保佑四姑婆能平安生产，逃过这一劫。

1950年的春天，也就是周家遭到巨变后的第二年，四姑婆在解放军建造的安置房里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女儿。因为她的军长丈夫有个笔名叫“楠竹”，所以她的两个女儿分别取名为“忆竹”和“忆楠”，因为给大女儿取名的时候，不知道后面还有一个女儿，所以“竹”字在前，“楠”字在后。两个女儿都从未见过她们的亲生父亲，一生行走在这漫长的世上，如同两朵飘零的浮萍。小女儿“忆楠”的父亲在杭州一别，从此没有了消息，到九十年代的台湾开放两岸三通后，也一直没有音信。估计这个李军官到离开这个世界时都不知道四姑婆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儿，在临安留下了一支他的血脉啊！

　　

因为有一大群孩子，活着的人还需坚强地活下去，外婆们相依为命地度过了每一天。由于四姑婆没有户口，那时没有户口就等于没有粮食分配，没有吃会饿死，为了孩子，为了要活下去，四姑婆跟着外婆都自学做了半个裁缝，经常替人家做些衣服。由于外婆对服装的爱好，一些小孩的衣服也做得非常别致，家里有点断断续续的缝补生意，但是这还是难以为继，最后四姑婆不得不做出了改嫁的决定。

但是那个时候全民讲究的是政治觉悟，就算你貌美如花，也没有人愿意，也没有人敢娶这样一个又是被处决的国民党少将的太太，又是被镇压的大地主的女儿，还带着这么小两个孩子的女人！

　　

几天后，媒人从临安山里面带来了一个三十七、八岁其貌不扬的男人（此人曾有过家室，老婆做产妇时正逢有人运送老式照相机到村里，乡下人没有见识过这种设备，照相时产妇当即被闪光灯吓坏，后在家中去世）。男人看了四姑婆后，当场表示愿意娶四姑婆为妻，并愿意接受和一起抚养两个女儿，同时也附上一个条件，就是婚后要和地主娘家断绝一切关系，不得再有来往。

外婆回忆说：“我记得这个男人来家里看人的那天，是个夏天，大热天的，他穿着一件劳动布的衣服，头上还戴着一顶帽子，坐在那里扭扭捏捏地偷看着你四姑婆的脸。而你四姑婆坐在他对面的凳子上，低着头，一声也不响，也不抬头看这个男人一眼。大家看着这男人的打扮和貌相，都觉得委屈了你四姑婆，于是我把你四姑婆叫到房里，劝她不要答应，但是你四姑婆去意已定，只说了一句：‘让我去吧’，只是她说了这句话后，眼泪是一串串地掉下来了。”

“当时大家也没有别的办法，来答应相亲的也只有这个男人，为了她和两个女儿的生存，你四姑婆是一点选择的机会都没有。”外婆回忆到这里也捂着脸哭了起来。

最后外婆出了房门当场和这个男人说：“如果你对她一辈子好，断绝娘家关系不要紧，如果你对她不好，娘家人还是要来的。”这个男人当即表态，一辈子会对她好的。

几天后，这个男人就带着四姑婆和两个女儿走了。因为要报户口，两个女儿都随了他的姓，头几年都没有和娘家来往，太婆心里也一直放心不下这个女儿，外婆们也偷偷托人去打听了，知道这个男人一直对她很好，对孩子也好；山里的村子里有人知道了四姑婆的身份，欲抓她批斗，这个男人挥起锄头发疯似的和人家拼命；四姑婆不会烧饭，不会干针线活，他也从不发火；四姑婆喜欢看书，他会到处去给她去借书看。我外公监狱农场回来后曾偷偷地去看过她，看她丈夫对她还好，才放下心来。

后来四姑婆又为这个男人生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成为了五个孩子的母亲。由于家里孩子多，劳动力只有一个，这个男人里里外外做得够累，吃的粮食也年年向生产队透支，但是他始终没有给孩子饿着，没有让四姑婆受到一丁点欺负。”

忆竹和忆楠两姐妹也变成了彻底的临安人，由于四姑婆的地主出身，她们读完小学后也和我母亲一样被剥夺了读书权，不能再继续升学了，于是也小学毕业后就开始下地干农活，长大后分别嫁给了山里的农民。

我动笔写这篇文章前，曾去采访过四姑婆的大女儿忆竹，忆竹说：“我母亲后半辈子还是幸运的，我的后爹，虽是个癞子，以二次婚姻的家庭来评说，他是一个好后爹，也是好丈夫，他从没有对我母亲黑过脸，也没有委屈过我母亲。困难的时候，他就是自己饿肚子，也没有让我们两个不是他亲生的孩子饿过。而且他逢人就说，不是这个年代变了，我怎么讨得到这么漂亮的老婆啊！”

时间一晃五十多年过去了，硝烟远去，历史已封存，四姑婆也70多岁了，孩子们也大了。在四姑婆的男人去世后的第二年，清明时节，大女儿忆竹提出要带着母亲去湖南醴陵父亲墓地扫墓，四姑婆不吭声地答应了。

到了湖南醴陵老家，四姑婆在一片荒芜地里找到了丈夫的墓碑，在坟前点上香，摸着碑文流泪不止，青山依旧，碑文还在，阴阳两隔已50多年了。那几年的相聚，是四姑婆一生幸福的烙印，四姑婆从未一天忘记过他，丈夫最后写给她的那封被血水泡过的信，还牢牢的藏在她身边，只要一闭上眼睛，就是他一身戎装的样子；四姑婆一遍又一遍地在坟前呼唤着丈夫孤坟野鬼的灵魂，希望让他知道，血脉已经传承，今天她带着女儿和外孙来看他了！

四姑婆顺着心里的思念，过去仿佛都还在昨天，长沙的公馆有他们的温存，耳旁还有他带着她骑马时，他喊她的声音，老家乡间路上也有他温暖的牵手…。

这年以后，四姑婆每年清明都会带着孩子去湖南醴陵扫墓，并且每次去都要摸摸墓碑，喊喊丈夫的小名，然后在坟前坐上点时辰。

村里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还认识我四姑婆，每次纷纷奔走相告，前来问好。老人们告诉四姑婆，“文化大革命”期间，曾有人提出要扒了这反动派国民党军官的坟，族里有几位老人站出来严词拨正，斥训年轻人应该尊重历史，澄明墓主人生前也是一位勇敢的国军抗日将领，曾参加过长沙会战、芷江会战，指挥过多次打日本鬼子的战役，所以墓才能被保存下来。

巍巍青山还在，岁月如流水东逝。最后四姑婆周韵在2005年的冬天，以85岁的高龄在临安的小山村平静的去世，弥留之际她反复地说着一句话：“阿爹来了，阿爹来了。”孩子们问她是谁的阿爹来了，她已没有神志，只是嘴里反复说着，然后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四姑婆就这样，在一个世纪的交替之际，在一个社会的大动荡转折时期，走完了她曲折颠簸的一生，结束了她在这个世上遇到的爱情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