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供销社的发小

海子了（吴钧）

前排最左边就是王万贞，他很少与同学发小聚会，这还是28栋发小聚会中难得出现他的身影。 我们那时生活的年代生活必需品只能依赖国营商店，像百货公司，烟酒商店，蔬菜门市部，粮站进行供应，自小我们就知道买糖块要去点心铺，买衣服还有针线还有作业本要去百货公司，我们不知道农村的商品供应，直到我们去农村插队后，经历了生活物品的购买才知道，农村的商品供应和采购都是通过供销社这样的基层组织所解决的。

现在一说起供销社，都是说它包揽了基层老百姓所有的生活资料。其实和供销社并列的还有两个基层组织，一个是粮站，一个是食品站。粮站（我们那里叫粮管所）属于粮食局。它把生产队农民的粮食收购入库，并运转到外地，同时供应本地居民户口人员的粮食供应。食品站的功能类似，把收购进来的生猪送到县城食品公司，每天杀猪卖给本地老百姓。粮站买粮要户口本或者粮票，分为本地粮票和全国粮票。食品站买肉是要肉票的。这些肉票，居民户口是按照人口每月发放的，而农民只能在卖猪的时候，每卖一头猪有几斤肉票。农民在食品站卖猪的时候，猪的肥瘦等级不一样，价格也就不一样。这些原本与我不搭的事情，却因为我的邻居王万贞成为供销社的职员，让我有机会熟悉了这个部门。

我家的老邻居王万贞，自小与我们就是玩伴，他比我大两岁，应该属于73届高中那一批的，但他们在1971年初中毕业后就分配了工作，当时这批人都分在市属的商业部门，像王的同学多数被分在兰州市各处的百货公司当营业员，而不知什么原因却给王万贞分到偏远的阿干镇的供销社上班。

当时学生的分配去向主要是学校三结合领导小组全权安排，三结合是学校可用领导（指属于可教育好的领导）、工宣队、军代表决定学生的去向。现在一看，主要还是工宣队员起决定性作用，这些来自七局系统内公司或工厂的工人师傅，文化水平不高，但决定权力掌握在手中不会旁落它人。我看见吴老师还专门去学校找过那些掌控分配大权的工人师傅，想照顾一下王万贞，能否分配在住家附近，但那位工人师傅面无表情地说，对谁都一样，没有办法了。

阿干镇现在已经萧条落寞了，原先还有一个蒸蒸日上的煤矿，聚集大量的人气，甚至上海的中专和技校毕业的学生都毫不犹豫选择进到煤矿上班。万贞的一个朋友，就是上海中专毕业的应届毕业生，按照他们的分配方案，主要是去北大荒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上海市一个不留，他不知从那里知道阿干镇煤矿招工的信息，就勇敢地选择来到兰州阿干镇的煤矿。

后来我与这位称作“上海鸭子”的朋友熟悉起来，我问他为什么跑到这么偏僻的地方？他对我说，当时他以为阿干镇煤矿属于兰州的，也在城市里，其次煤矿是国营企业，比去农村插队要强。

王万贞就这样去了阿干镇的供销社上班了，原来以为他会有多大的委屈，谁知他去供销社上班仅几周，就收获了供销社的福利满满。那时的供销社福利远比城区百货公司，烟酒门市部要强很多。城里的商店上班丁是丁卯是卯，一点都不含糊，就是死死的工资，其他什么都捞不着。不像农村的供销社，这是一个庞大采购，销售，甚至还有食品加工一条龙的商业系统，像收购农民的鸡蛋等农副产品，还有生猪、粮食的购销，手中的权利很大，就像当时一句话：“进了供销社，吃喝都不愁”。

我上学期间，同班的老康同学经常和我们聊他在保定农村供销社当营业员的享受，在我们都吃不到猪肉鸡蛋时，他们想吃就能吃到，还有其他副食品他们举手就能得到，喝酒想喝天天都能喝到，因为他们从酒桶里用酒提子给老乡打酒时，提子从酒桶上来时，手腕轻轻一抖，至少半两酒就够他们喝的了。老康同学得意的显摆说，抽烟喝酒就是从他当供销社职工学会的。

王万贞在阿干镇上班时，我去过他那里两次，也没看出邻居珍馐美馔和衣着光鲜，他住在供销社的院子里单间宿舍，自己做饭吃。日常生活也挺辛苦的。但至少比城区里门市部的站柜台的营业员生活要丰富一些，吃喝不愁。他每周休息一天就乘公交车回家，路上要走两个小时，那时去阿干镇的道路总是堵车，来回一趟要消耗不少时间。

王万贞是在那里待了十年后才找了一个机会调了回来，在西站百货公司上班，直到光荣退休。我与他几乎四十年都没联系，想想我们小时候耳鬓厮磨相濡以沫的情景，我们变得很陌生了。

前年我俩在建工中街的马路上相逢，却是出奇的冷静和客气，说着不咸不淡的话，想着聚聚，谁知也被他不置可否的回答所疑惑，最终我们还是没有聚聚和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