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湾博物馆特展：曾侯和他的音乐会

乡间小道

乐器来源于生活，是人们表情达意、文明交流的工具，也是社会发展水平的见证。在中国先秦时期，音乐主要是国家治理的内容，它以乐器使用的场合、组合方式、数量多寡的不同来体现礼制、象征权力，同时也是君子修养的重要内容。时易世变，物换星移。吉金耀江南，丝竹抚心弦。现代社会的便利让千年前于长江中游随州之地制造的乐器们顺流而下，来到了地处下游的太湖之滨——苏州湾做客，天籁飨吴地，盛音传千年。曾经那些仅属曾国君主贵族间才能拥有的享受，如今也进入到了广大平民百姓的视野与日常。它们以太古遗韵向每一位炎黄子孙都发出了欢迎和邀请，共赏那延绵不绝响彻了千年的、华夏正声的悠悠余音。 第一单元：曾国曾侯 1.曾国之谜 “曾国之谜”一说由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于1978年首先提出。当年，曾侯乙墓出土了一套曾侯乙编钟以及九鼎八簋在内的巨量青铜器，在学术界引起震动。鉴于墓主曾侯乙是曾国国君，而他的墓葬在随州，随州为曾国都城所在地则是顺理成章的结论。但是，这个用锄头挖出来的曾国并不见于古书。据《左传》等文献记载，当时在随州也有一个“汉东大国”，不过叫随国而不是曾国。曾国和随国同在一地，是两个不同的诸侯国？抑或曾国就是随国？李学勤先生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光明日报》上，题目为《曾国之谜》，引起考古、历史学界的关注和讨论，并由此拉开了长达40年学术争论的序幕。 1977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空军雷达修理所在驻地随县擂鼓墩东团坡扩建厂房时，发现了土层的异样。当时监管施工的王家贵、郑国贤等同志都是文物爱好者，他们决定立即停止施工，向上级文物部门汇报。1978年3月19日，时任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兼文物考古队队长的谭维四率考古技术人员赶到现场，历时三天探明了墓葬的基本情况。同年5月，经报国家文物局批准后，曾侯乙墓的发掘工作正式开展。 上：考古队员正在紧张地工作下：揭去盖板后的椁室全景 谜底揭开2019年，距“曾国之谜”提出已经过去40年，这场争论终于到了谢幕的时候。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随州市枣树林墓地发现了两座带斜坡墓道的“甲”字形墓葬M168和 M169。两座墓都出土了带有铭文的青铜器。铭文内容显示，M168的墓主人是曾国一代国君曾侯宝，M169的墓主人是曾侯宝的夫人嬭加（嬭nǎi，楚国王室之姓，“芈”的本字）。同时，M169墓中还出土了多件带有“楚王媵随中嬭加” 铭文的铜器——“楚王媵（ying）”表明器物是楚王专为嫁女而作的，“随”指她嫁入随国，“嬭加”是这位出嫁女子的名字，“中”即“仲”，是排行。既然这位楚王的女儿是曾侯夫人，那么“随”就是曾了。铁证如山，“曾国之谜”终于圆满地画上了句号。 芈加钮钟春秋中期通高38.6厘米、重10850克，随州市博物馆藏钮钟呈合瓦形，钟口朝下，舞部设钮用于悬挂，击奏发音。钮钟出现于西周晚期，相对于甬钟而言，它使用灵活，音色明亮。2019年枣树林M169出土，因被盗扰，铜编钟仅余19件，其中镈形钮钟10件、钮钟9件，形制与曾公形钮钟及钮钟一致。综合编钟大小、铭文内容、字体、出土位置等信息判断编钟应该分为四组，各组编钟铭文内容基本相同。目前展出的是个体最大的一组编钟的其中一件。该组编钟的铭文连读顺序为“钲部——右鼓部——正鼓部——左鼓部”，然后反过来到另一面的钲部，如此循环连读。整篇铭文包括三个段落。开篇用“曰”字领起的这段铭文，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了伯括受封南源之地，“（周）文王之孙、（周）穆之元子”到曾地就封，与楚为匹的历史(一说此处是嬭加自述“楚文王之孙、楚穆之元子”的身世）。接下来用“加嬭曰”领起的一段铭文以加嬭（即“嬭加”）自述的口吻讲述其丈夫“龚公”早逝，作为曾侯夫人加嬭勇于挑起国君的重担，治理曾国、保有国土的一段历史，其行为可与武丁时代的妇好媲美。最后一段是编钟铭文常见的宴饮以乐嘉宾的套话。 2.音乐之国 曾国是先秦时期位于今湖北省北部、随枣走廊东端的姬姓诸侯国，是当时西周王朝的南部边界。自1978年曾侯乙编钟发现后，曾国的考古工作从未间断，特别是近年来在随州叶家山和文峰塔、枣阳郭家庙、京山苏家垄等曾国墓地的考古发现，基本确认曾国国祚约700年，其音乐文物从西周早期绵延到战国中期，成为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展示中华文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曾国考古资料主要集中在西周早期、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春秋晚期（含中期）至战国中期三个历史阶段，而且这三个历史阶段都有国君级大型墓葬的发掘，有都城等重要遗迹的发现。由考古发现确认的曾国历史从西周早期延续至战国中晚期，除暂未发现明确的西周中期文化遗存外，曾国在长达700年的时间里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遗存。 随枣走廊：曾国属周朝南土，居随枣走廊要冲。随枣走廊北连南阳盆地，南通江汉腹地，是当时主要的南北交通要道，江汉地区的物资由此北输，周王朝南征蛮夷也由此进兵。 丰富的乐器继承了周代礼乐文明又有获取铜矿资源的便利，曾国贵族墓中发现了数量众多的青铜乐器。特别是曾侯乙墓出土的包括编钟、编磬在内的庞大的乐器群，已然成为中华礼乐文明的代表。 第二单元：金石之声 乐器来源于生活，西周建立后，给音乐附加了道德、伦理的解释，构成了礼制的主要内容。它具体表现在以编钟、编磐悬挂数量和方式的不同象征身份和等级（即“乐悬”）。 1.从庸、磬到钟、磬 庸、钟、磬，都是我国古老的乐器。磬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庸和钟最早出现于商代。钟和磬在商代就组合在一起，单独悬挂的钟磬，叫做“特钟”、“特磬”。不过商代晚期流行的乐礼器组合还是编庸（编铙）和编磬。最早的成组编钟见于西周早期，之后编钟取代编庸（编铙）的乐礼器主体地位。钟类乐器中最早出现的是甬钟，接着镈钟和钮钟也先后加入礼乐体系。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出土的铜庸(铙）大多三件成编，周代甬钟、镈、钮钟则经历了三件至十数件的不断扩编，或受周人“乐行八风”观念的影响，三种青铜钟在特定时期内都曾保持过八件一组的常制。 庸，又名铙、镛、执钟、植钟等，击奏体鸣乐器，铜质，合瓦形，中空，无舌，口朝上植（或执）柄以撞木或钟槌击奏。庸出现于商代后期，北方体小，南方体大，可见成组使用。分别击奏庸体正、侧鼓部，可各得一音，常见两音略呈二、三度音程，此时的 “一钟双音”为合瓦形铃属乐器的自然现象，即“原生双音”。庸为甬钟的前身。 磬 “一钟双音”是我国古代合瓦形乐钟所具有的独特音乐性能。简单地说，是一件乐钟的共鸣腔体可发出两个不同音高的音频。此项古代声学技术曾依托礼乐制度体系得到过长足的发展，成为礼乐文化中不可忽视的智慧结晶。周穆王前后，在甬钟钟腔外部出现了侧鼓纹饰，经过测音与研究，认为是第二基音的标志。由此，合瓦形腔体天生具备的“一钟双音”性能，开始转为被铸调开发的阶段。 曾侯甬钟春秋晚期通高43.4厘米、重9415克，2009-2011年文峰塔M4出土。随州博物馆藏铭文“左右楚王，弗讨是许”，意思是辅佐楚王，（故楚王）不来讨伐而是安抚于我，是曾国在春秋晚期成为楚国附庸的实物证据。反映了曾国从“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的历史发展过程。 擂鼓墩二号墓编钟战国中期曲尺形钟架长6米，宽2.5米，高2.5米，编钟总重578.7千克擂鼓墩二号墓出土。随州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被称之为古代高科技。此套编钟共有36件，以大钟套小钟的方式摆放，出土时并没有钟架，现有的钟架是根据曾侯乙编钟的钟架复制的，编钟的奥秘在于具有一钟双音的特点，敲击编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能发出两个成三度关系的乐音。整套编钟低音浑厚，中音圆润，高音清脆悦耳，可以旋宫转调，演奏许多中外名曲，相当于现在的一架钢琴。音律上和后世使用的钢琴一样具备世界通用的c大调，钢琴的历史只有200多年，编钟的历史长达2400多年。 编钟局部 2.从特钟特磬到编钟编磬 春秋战国时期，曾国的乐礼器有了明显的发展。在钟的组合上，从曾侯犺墓最早的甬钟与镈的组合，到郭家庙M30最早编钮钟的出现，再到曾侯乙编钟的编甬钟、编钮钟与镈同悬一架，集编悬乐钟于一体。在钟的编制上，从曾侯犺墓的5件1 组，到郭家庙M30的10件1组，再到曾侯乙编钟的10～13件1组，以及上层钮钟原编的14 件1组，成为古代编钟单组钟数的极致。在钟组数上，从曾侯犺墓的1个钟组，到曾侯絴伯墓的2个钟组（推测），到汉东东路M129的3个钟组，再到曾侯乙编钟的8个钟组，为迄今仅见。 凤鸟扉棱铜镈钟商代晚期通高29.1厘米、铣间16.5厘米，随州博物馆藏1995年，随县三里岗刘店毛家冲出土，证明了镈钟在曾国自成体系。镈钟是战国时期最为重要的礼器，两侧采用两只张开尾巴的风鸟做装饰，造型非常精致，镈钟底部是平口的，是单音钟，没有音阶，不用于演奏。 石磬商代晚期长64厘米，宽22.3厘米，随州市博物馆藏随州市三里岗镇刘店乡毛家冲出土 曾公（田求qiú）镈钟随州市博物馆藏春秋中期通高55.3厘米、钟高38.3厘米，重17250克通高58.5厘米、钟高40.7厘米，重9340克 随州市枣树林M190出土 曾公（田求）镈钟铭文 乐悬制度是周代礼乐制度具体实施的重要表现。这种通过对用器数量和品类的分级，来规范行为、区分等级的方式正符合周礼的核心思想。尽管《周礼·春官·小胥》中记载了“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辨其声”，但从考古发现的随葬乐礼器实例看，这一制度在整个两周时期是不断发展变动的。实际上在曾国，“诸侯轩悬”到春秋早期才得以见到。钟的件数、钟组的数量及其阶段性的规律，外在上与礼制有关，实质上，钟及钟组数量的变化，意味着其音域的拓展、音色的丰富、音乐表现力的加强。钟组扩编对于铸造的挑战，在于最大者和最小者，亦即编钟音列向高、低音两端的发展。 曾侯乙编钟（复制品）战国磬架高109厘米、长215厘米，磬片对角长14-54.1厘米，随州市博物馆藏1978年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32片磬块，由石灰石或大理石磨制，均刻有律文。分上、下二组悬挂于横梁之上，音色清脆明亮。这套编磬音域跨三个八度，十二律齐备，可以旋宫转调。磬架由龙首鹤身怪等构成，横梁与立柱错金装饰。怪兽舌上有铭文二行7字：“曾侯乙作持用终”。 《周礼·考工记》中记载了磬的制作工艺和校音方法，说明磬的各个部位均有专门的名称和固定的比率，它们是古代工匠长期制作石磬的经验总结。石磬下面的扇形小齿，就是古人调整音时打磨的痕迹，让石磬音高变低就打磨两面，想让音高变福高就打磨上下边缘，原理就是通过改变实际厚度和大小来调整音高。 编磬簨簴结构示意图簨簴（sǔn jù）‌，古代悬挂钟磬的架子，簨是横梁，簴是立柱。其出处可以追溯到《孔子家语·曲礼公西赤问》中，其中提到“琴瑟张而不平，笙竽备而不和，有钟磬而无簨簴”。‌ 磬各部位结构示意 铜句(gou)鑃(diào)苏州湾博物馆藏春秋统长26.5~46.9厘米，柄长9.7~17.8厘米铣间10~16.2厘米，鼓间7.4～11.8厘米苏州市吴江区平望镇梅堰出土 在越地常见原始瓷制作的乐器，但青铜乐器也时有发现。在苏州吴江平望梅堰发现的这5件青铜句鑃(gou diào）是春秋战国时期盛行于吴越地区的一种打击乐器，主要用于贵族祭祀和宴飨。演奏时，将柄部插于架上，倒置敲击奏乐，多成组使用。 句鑃各部位名称示意图 这是一套仿制编钟，观众可在这里敲击体验。 3.从四音到五音 五音为“宫商角（jué）徵(zhi）羽”，《周礼·春官大司乐》中不记载“商”音，东汉经学家郑玄注解说，祭祀崇尚柔和，所以不用坚刚的“商”音。周人不用商音，其实更大的可能是技术限制，在考古中也得到证实，商代及西周的钟、铙都没有“商”音。（“商”，特指宫声的音上方大二度声的音。商代、西周青铜铃钟均未见“商”声的音。） 兽面纹铜钮钟随州市博物馆藏春秋早期最大的1件通高14.4厘米，最小的一件钮铣间5厘米随州市义地岗季梁墓出土 《孟子·万章下》中讲到：“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这里所说的“金声”，也就是编钟的声音。一套编钟大致可分为镈（bó）、甬(yong）钟、钮钟三种。甬钟由商代的庸/铙（náo）演化而来。它钟口朝下，设斡（wo）旋用于悬挂，击奏发音。甬钟是乐悬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演进历程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铜编铃随州市博物馆藏西周早期，随州市叶家山M111出土通高10.6厘米，重195克通高10.9厘米，重238克通高10.6厘米，重181克通高10.8厘米，重219克通高10.8厘米，重184克 铜铎随州市博物馆藏战国，随州市擂鼓墩砖瓦厂出土宽3.6厘米，高2.8厘米，重61克 第三单元：天地之和 随着『礼乐』的形成，『和』的思想也随之发展起来。『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和显著特征。和的观念源自早期和谐的乐器之声，和而不同、和谐共生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 1.和的观念 “和”字的本义是指声音的和谐，源自甲骨文和金文中的记载。在甲骨文中，“和”字表示的是吹奏类的乐器（一组不同长度和粗细的竹管），引申为声音的和谐；在金文中， “和”字则表示音乐和谐。《尚书·舜典》：“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意谓倘若乐器的演奏能够和谐，不发生冲突，这样便能通往“和” 的理想境界。 八音《周礼·春官》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这是依材质把中国古代乐器分为8类。东汉经学家郑玄注云：“播犹扬也，扬之以八音，乃可得而观之矣。金，钟、镈也；石，磬也；土，埙也；革，鼓、鼗(táo）也；丝，琴、瑟也；木，祝(zhù)、敔(yù)也；匏（páo），笙也；竹，管、箫也。 竹属乐器竹是指用竹子制成的吹管类乐器，主要代表乐器有篪（chí）、箫、龠(yuè)、笛等。篪是吹管乐器，其管身的吹孔与出音孔与五个指孔呈九十度。篪过去仅见于史书记载，直到曾侯乙墓的发现得以重见天日，这也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篪。 彩漆篪（chí）（复制品）战国长30.2厘米，随州市博物馆藏，随州市擂鼓墩一号墓（曾侯乙墓）出上竹管乐器，出土共两件。中国古老的乐器之一，在《周礼》中已有记载。由一节竹管制成，与笛子不同的是它一端以自然竹节封底，另一端以物堵塞，管身上开有吹孔和出音孔各一，与五个指孔呈九十度，演奏时掌心向里。它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一件彩漆竹管类乐器。 彩漆排箫（复制品）战国通长22.5厘米，宽11.7厘米，随州市博物馆藏，随州市擂鼓墩一号墓(曾侯乙墓）出土 丝属乐器丝是使用丝弦发声的乐器，其音色柔美，可以演奏感情细腻，婉转优雅的曲调。琴古代又别称绿绮、丝桐等，木质髹(xiu）漆， 面板首端设岳山，中间无柱，琴上张弦若干，琴下设雁足以固弦。考古发现，早期的琴体，音箱占比过半，底板分离，习称“半箱琴”。 彩漆均钟（复制品）战国随州市博物馆藏通长115厘米，变5.5-7厘米随州市擂鼓墩一号墓（曾侯乙墓）出土 十弦琴（复制品）战国通长67厘米、宽19厘米，随州市博物馆藏，随州市擂鼓墩一号墓（曾侯乙墓）出土弦乐器，由琴身与活动底板组成，琴身中空为音箱，据两端弦孔和栓弦柱推断，原琴身施有十弦，出土时弦已朽佚。这种琴在考古发现中前所未见，古代文献中也未见记载。 彩漆瑟（复制品）战国通长167.3厘米，宽42.2厘米、中高13.7、两端高11.1厘米，随州市博物馆藏，随州市擂鼓墩一号墓（曾侯乙墓）出土整木雕制，中空为音箱，据弦孔推断原张施25根弦，出土时弦已朽佚。器身雕琢精细，纹饰繁缛美观，也是难得的漆器艺术珍品。瑟是中国古老的乐器之一，相传远古时代，伏羲氏作五十根瑟弦，后黄帝改良为二十五根弦。曾侯乙墓中出土的瑟也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瑟。1978年5月，同出土12件，其中一件通长 167.3，宽42.2厘米、中高13.7、两端高11.1厘米。 2.和的实践 每一种类的乐器都有自己的特点，其音或悠扬、或婉转、或低沉、或清脆；其情或奔放、或缠绵、或热忱、或冷冽。为了让各家乐音归于和谐，中华先民在两千多年前就发明了五音十二律以统领这百音百情，使得情以声传，寓意于调，以利欣赏，不可不谓智慧。而在对音乐的欣赏享受上，曾国当之无愧可被称为佼佼者。 五音乐律学名词，是古代的定音方法。五音，即宫、商、角（jué）、徵（zhi）、羽。“五音”最早见于《孟子·离娄上》：“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十二律乐律学名词，即划分八度为十二个半音的方法。使用三分损益法可以将一个八度分为十二个不完全相同的半音。各律从长到短依次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中吕、蕤（rui）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yi）、应钟。曾侯乙编钟的十二律，则是使用三分损益法和纯律大三度相结合的方法获得。十二律又分为阴阳两类，凡属奇数的六种律称阳律，属偶数的六种律称阴律。奇数各律称“律”，偶数各律称“吕”，故十二律又简称“律吕”。 匏属乐器匏(páo）是指以葫芦为主要材质制成器座的乐器，主要有笙、竽等。 彩漆笙（复制品）战国笙斗通长20.8厘米笙管长13～14厘米随州市博物馆藏，随州市擂鼓墩一号墓（曾侯乙墓）出土笙斗是匏制，笙管是竹制的，出土时已散乱。用匏制作笙需要复杂的工艺，在幼匏尚未长大时，便要按笙的要求用匏范套住幼匏使之定型。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乐器，早在殷代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笙的记载，曾侯乙墓中出土的笙是目前所见中国匏制笙中最早的实物。 土属乐器土属乐器以陶埙为代表。埙是我国古老的吹奏乐器之一，诞生于新石器时代，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埙，距今已有六七千年。埙的音孔最初只有一个，后逐渐增加至多达六七个。 陶埙东周直径3厘米，高3厘米随州市博物馆藏，随州市董家寨遗址G9出土 3.和的追求 周代借用其乐器、礼器的双重功能，分别在强调 “乐与人和”、“乐与政和”的涵义的同时，承认个体差异的客观性存在。既是先民对自然音律和谐的认知与表达，同时也是对社会秩序、政治秩序和谐状态的期冀与追求。和而不同、和谐共处，是青铜礼乐器所蕴含着的深刻政治文化涵义，也是礼乐文化的核心内涵所在。 革属乐器革属乐器是指用动物皮革制作的蒙皮鼓，它自新石器时代出现后，成为鼓的主要类型。周代有各种类型的鼓，以悬鼓和建鼓为主。 有柄鼓（复制品）战国长23.8厘米、腹径28厘米随州市博物馆藏，随州市擂鼓墩一号墓（曾侯乙墓）出土鼓是我国传统的打击乐器，是曾国礼乐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用皮革蒙制而成，大鼓用牛皮制作，小鼓用羊皮制作。曾侯乙墓中出土的有建鼓、悬鼓、有柄鼓、扁鼓。鼓作为乐器是从周代开始，周代有八音，鼓是群音的首领，琴瑟开弹之前先有鼓声作为引导。鼓的应用广泛，可以是民间的欢庆锣鼓，也可以进入庙堂祭祀和宫廷宴集。 建鼓座战国通高16.6厘米，孔径11厘米，腹径39厘米随州市博物馆藏，随州市擂鼓墩二号墓出土 彩漆木雕梅花鹿木鼓（复制品）随州市博物馆藏战国通高77厘米，身高27厘米，身长45厘米随州市擂鼓墩一号墓（曾侯乙墓）出土 木属乐器木属乐器是指我国古代以击打木器发音的乐器，主要有各种木鼓、柷(zhù)、敔(yù）等。柷、敔的形制至两汉时已不明。 彩漆木雕鸳鸯形盒（复制品）战国随州市博物馆藏高16.5厘米，宽12.5厘米，长20.1厘米随州市擂鼓墩一号墓（曾侯乙墓）出土 观展时间：2025年2月20日，中午11：10，1小时天气状况：阴图片摄影：乡间小道文字编辑：乡间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