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生亦大矣

胜者唯惶

讨论到这里，子贡就起来辩论了。

原文：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译文：子贡问：“管仲不能算是仁人了吧?桓公杀了公子纠，他不能为公子纠殉死，反而做了齐桓公的宰相。”孔子说：“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了天下，老百姓到了今天还享受到他的好处。如果没有管仲，恐怕我们也要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开了。哪能像普通百姓那样恪守小节，自杀在小山沟里，而谁也不知道呀。”

这一段话，夫子也是给子贡把管仲做一个评价，评价得更清楚《雪公讲要》引刘宝楠的《论语正义》中的一段话，这段话可以说就很具体的做一个评论。这话是这样讲，“注言此者，见夷狄入中国，必用夷狄变夏，中国之人，既习于被发左衽之俗，亦必灭弃礼义，驯至不君不臣也”。讲古注里说的，如果夷狄入了中国，夷狄是少数民族，外国人侵略中国，那就用外国人的制度，改变中原的礼乐制度。中国之人，既习于被发左衽之俗，你是用什么制度去规定百姓，用什么礼来教化，人就会变了。那用少数民族的那个礼，中国人就会变成被发左衽，不讲礼了，那一定是灭弃礼义，礼义就没有了，其后果就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人伦道德都不复存在。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联想到日本侵华战争，二战的时候，日本打中国，对中国最大的伤害，不是在生命财产上，当然那种伤害非常惨痛，但是更惨痛的伤害是把中华文化、圣贤道统彻底打破，礼义完全没有了，中国文化在那里就断了。

“刘氏又说”，“管仲志在利齐国，而其后功遂济天下，使先王衣冠礼乐之盛未沦于夷狄，故圣人以仁许之，且以其功为贤于召忽之死矣。然有管仲之功则可不死，若无管仲之功，而背君事雠，贪生失义，又远不若召忽之为谅也”，这个评价也很中肯。管仲当时立志辅佐齐桓公，在利齐国。因为齐国是强国、大国，这大国兴起来之后，就能够帮助天下安定，这很重要。确实，管仲实现了这个理想，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不是用武力称霸，是用王道，不是用霸道，让所有的诸侯都能归附，都共同尊礼，这样就使到礼乐、文化复兴起来。我们藉古论今，现在中国是大国，愈来愈富强，如果中国能够安定，能够将传统文化复兴起来的话，那也必定能像当时齐国一样，利济天下，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中国古圣先贤的教导，不崇尚武力，崇尚和平，讲究协和万邦。

中国人自古以来，讲和为贵。不像外国，外国强大了，就想打别人。鸦片战争怎么来的?这些欧洲国家强大起来了，贪婪就膨胀，就要打中国，蹂躏中国，这是损人利己。你看中国历史上强大的时候，没有一个念头想打别人。明朝郑和下西洋，七次下西洋给世界人民带什么?带中国的茶叶，中国的陶瓷、丝绸这些特产，送礼去的，而且把农耕的技术、把文化传到了外国。所以当时东南亚那些国家，深得中国之利。郑和当时的舰队不得了，是世界最强大的舰队，它要是想吞并其它国家，那是易如反掌。明朝当时没这么做。因为这是老祖宗教诲的，以和为贵，讲究仁道、讲究以德化民，这是王道。怎么能够以武力欺压别人!

自古至今，没有国家能够用政治、用军事、用经济能长久统一世界，不可能。像罗马帝国，那么的强大，不可一世，最后还不是灭亡了?所以，能够统一世界的，只是推行和谐的文化，就像管仲辅助齐桓公那样，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尊礼。因为礼是每个人性德，讲礼每个人都喜欢，世界各国都欢迎。所以，管仲辅佐齐桓公，确实给我们很深的启示。

所以，当时管仲之功，刘宝楠先生的评价就是说，使先王衣冠礼乐之盛未沦于夷狄，中国的圣贤道统、文化，没有被这些外国人、侵略者糟蹋，这是管仲之功。故圣人以仁许之，圣人是孔子，孔子称管仲是仁者，许是称许。且以其功为贤于召忽之死矣，以是认为，认为管仲的功绩比召忽的死更贤、更善，召忽只是殉节，管仲真正能够利益万民。底下又说，然有管仲之功则可不死，我们有管仲的能耐、智慧、才能，那可以不死，可以辅佐新的国君安定天下。若无管仲之功，而背君事雠，贪生失义，没有管仲这样的能力，而背离自己的国君，事奉雠敌，这贪生失义，这个存心，他是贪生怕死，自私自利，图个人的荣华富贵，那就失掉了道义。贪生失义。又远不若召忽之为谅也，谅就是小信，召忽的死是守信，有信义，为他的主人而死，这就值得称叹，他把义看得比生命还重。

管仲跟召忽同为公子纠的臣子，管仲不死，为天下，当然更为贤德。可是，如果没有管仲的能力，要有自知之明，而且如果国君又不是齐桓公，这因缘可不容易找。主人也是一位贤君，很贤明的，齐桓公有这样的心量，管仲曾经想杀我，我不仅原谅你，还要重用你，这样的心量，就能够称霸天下。管仲也确实知道自己有这个能力，遇到这样好的缘分，就不能死了，应该为天下万民服务。管仲有智慧，审时度势。即使遇到齐桓公，自己没有那个能力，能帮助齐桓公，辅佐齐桓公的话，那自己就一死了之，像召忽那样，也不失为一位义士。

蕅益大师的批注，“大丈夫生于世间，惟以救民为第一义”，这就讲得太具体落实了。为什么管仲可以不死?以救民为第一义，不是贪生怕死，死也是为民，生也是为民。“小名小节，何足论也”!像管仲这样，他可能被人讥嫌、毁谤，你怎么贪生怕死，还事奉你的仇敌，这名节会受损，他没有放在心上，不看自己有什么名节，但看能不能够为天下万民谋福祉，你看这存心。所以，“天下后世受其赐，仁莫大，这是最大的仁。“假使死节，不过忠耳”，像召忽那样死了，为主人殉节，这是忠。当然也很难得。但是，“安得为仁”?这不是仁。召忽没有到仁的境界，他只是忠。仁比那个忠更高。忠是仁的一个基础。

蕅益大师又再评论说，“况又不必死者耶”。当时管仲不必要死，他能够实现为民谋福祉的理想。“当知召忽之死，特匹夫匹妇之谅而已矣”。孔子讲的匹夫匹妇是普通人，一般凡人，谅是小信、小忠，召忽只能归到这一类人。所以召忽之死，只是匹夫匹妇之谅而已。当然，这种人也是忠义之人了，它不是贬义，能做到这种人，道德也是相当有水平。但是，他的格局不高。

底下又引两个人的例子，“王珪魏征，亦与管仲，同是个人”。唐朝刚建国的时候，李渊称帝，当时的太子叫李建成，王珪和魏征都是辅佐太子李建成的。后来，李渊的几个儿子互相争夺王位，当时李建成，还有李世民(就是后来的唐太宗)，还有齐王李元吉，三方势力都非常的大，互相在那里斗争。王珪，当时辅佐李建成。结果李世民很有计谋、谋略，制造了玄武门事变，李世民杀了自己的哥哥李建成，就把太子杀了，也把齐王李元吉给杀了。结果李渊就让位于李世民，就称为唐太宗，李世民就尊李渊为太上皇。

李世民是一个非常爱才的人，看到王珪，还有魏征，都是贤才，于是就礼贤下士，不计前嫌，请他们来做官。王珪和魏征，当时都曾经出谋划策帮助李建成打倒李世民，等于是李世民的仇家，但是唐太宗心量很大，王珪和魏征相当于管仲，看到唐太宗确实是一个大心量、大智慧的国主，于是也就死心塌地为唐太宗来服务，最后帮助唐太宗实现了贞观之治。

所以，王珪、魏征跟管仲是同样的仁人志士。蕅益大师又说，“若夫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本非圣贤之谈，正是匹妇之谅”。若夫就是至于说，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这样的说法，说忠臣就不能够易主，只能事奉一个君主。这实际上不是圣贤之谈，圣贤人没有这样教。孔子赞叹管仲，管仲是事二君，但是他的忠是大忠、大义、大信，这是仁。在历史上有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方孝孺，明成祖朱棣叛乱当了皇上，就让方孝孺写诏令，诏告天下，等于是帮自己正名。方孝孺当时是很有威望的学者，也是明朝的重臣。方孝孺破口大骂，说你是燕贼，因为朱棣是燕王，燕贼作乱。朱棣很生气，结果灭了方孝孺十族，不是九族，十族。方孝孺，当然也是难得的忠臣，忠臣不事二君。可是明成祖朱棣，确实比前一位的皇帝要相对来说贤明一些，后来明成祖确实也很有作为。

我们试想，假如方孝孺当时不死，能够辅佐明成祖，那他可以做帝王之师，就像魏征事奉唐太宗一样，唐太宗把魏征视若自己的老师，那可能明朝的人民会有更大的福报。所以“忠臣不事二君”，这种说法，并不是圣贤人说的。真正忠臣，不管事什么君都要以民为重、以民为本。当然说这个话，我们也不是说提倡随随便便事二君，不断的更换自己的主人。如果是有一丝毫的私心，为了图私利，那就是不忠不义。人家管仲是一丝毫都没有这样的想法，像王珪、魏征都没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他对唐太宗都不客气的，直言相劝，他能够死都不怕，所以能够做一个忠臣。就像前面讲到的，如果没有管仲的能力和才华，又遇不上像齐桓公那样的明主，那真的你能够殉节，也不失为一个忠臣。

本章和上一章都是评价管仲。孔子也曾在别的章节中说到管仲的不是之处，但总的来说，他肯定了管仲有仁德。根本原因就在于管仲“尊王攘夷”，反对使用暴力，而且阻止了齐鲁之地被“夷化”的可能。孔子认为，像管仲这样有仁德的人，不必像匹夫匹妇那样，斤斤计较他的节操与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