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县阿育王塔考辩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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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尔山

最后这一部分，专门来讨论这座阿育王塔所在的但现在已经消失了的圆果寺。

1）佛教，寺与塔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尤其是早期的佛寺，有寺必有塔。我们今天所见的代州塔，自然是有塔无寺的；但，令人纳闷的是，在我看到的最早的文献中，代州塔居然也是“有塔无寺”的。如《广弘明集》列“佛舍利塔震旦一十九所”，其中第十二所称，“齐（北齐）代州城东古塔”。这个称谓之中，只有地方和方位而没有寺名。这就是说明，《广弘明集》的编撰者唐代著名的南山律宗开山之祖道宣也不请楚代州这座古塔属于那个佛寺。我当然不相信当时会有“没寺院的孤塔”，特别是舍利塔。于是，我多方去询问代县以及忻州市的学问人，最终得到一个“有用”的回答，他们说：代州塔最早的寺庙叫“毗阇”，但不清楚哪朝哪代。我不知道“毗阇”，但知道“阇毗”（友人的说法可能是错读或误记）。据南朝梁的著名佛教学者慧皎在《高僧传·译经下·求那跋摩》中的描绘，“阇毗”是佛教告别和处理僧侣圆寂后遗体的仪式。具体的步骤包括清理遗体、准备火葬场、点燃火堆以及将遗体放入火中……整个过程通常由高僧主持，以确保仪式的正确性和庄重性。在佛教传统中，“阇毗”被视为一种僧人灵魂净化和升华的过程。通过火化，逝者的身体被转化为灰烬，不仅象征着生命的终结，而且也表达灵魂的解放。这种仪式有助于人们理解生命的本质，以及在面对死亡时应有的态度。我虽然不太相信会有称“阇毗”的佛寺名，但倒是觉着这个称谓和释迦牟尼舍利塔真还有着因缘瓜葛与内在关联。说不定，在更早的时候，比如北魏、东魏，亦或北齐，这里恰有一座具有告别和处理僧人圆寂后遗体的职能的较大佛寺。而且，此寺中不是恰有一座瘗葬佛祖舍利的阿育王塔吗？所以我认为，作为一个合乎情理的推论，我们可以把“阇毗”，权作代州古塔所在的第一寺院来看待。

2）古塔所在第二寺院应该是隋初的龙兴寺，这不仅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是有据可稽的。在道宣《广弘明集》震旦十九座阿育王塔的单子上，山西一省赫然在数的就有五塔，居各省之首。它们是：晋源阿育王塔、代县阿育王塔、洪洞广胜寺飞虹塔、永济普救寺莺莺塔、榆社大同寺舍利塔，被称之为“山西佛祖真身五塔”，地位十分惹眼。这五塔，我一一考稽过：洪洞飞虹始建于东汉，永济普救初创于姚秦，榆社浮图寺塔早已无存，这三处没有太大争议。晋源惠明寺塔在唐《广弘明集》上称：“隋并州净明寺塔”；虽有“惠明”“净明”一字之差，但经考证为同一寺庙，且与唐法琳所著《辨正论》所记隋文帝于“仁寿二年（602），在佛诞日，请名僧智教、明芬等分送舍利至全国53州，入函立塔（这是第二次）”的时间完全吻合。唯有代州阿育王塔，突出存在“北齐古塔”与“隋仁寿元年建塔”之争。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本文的第一部分中己经作过很深入的讨论，既然代州地方史志，特别是明万历版、清乾隆版、清光绪版《代州志》中，都只记载寺院建于隋开皇年间，而不言建塔的时间，均以“古塔”二字作交代（光绪版《代州志》因被诬称是“塔建于隋开皇元年”之出处，而背了多年黑锅），这说明明末清初之人对于本地塔、寺的来龙去脉原本是清楚的。既然如此，那我们为什么还不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申明：代州古塔始建于北齐或者更早，而非要犹抱琵琶半遮面、羞怯怯地为所谓的“隋塔”而说项呢？！当这个大的“认定”一旦确立，其它的争议便迎刃而解了。比如说，代塔“原为木塔，高一百二十尺。‘塔凌碧汉，铎响青霄’，十分壮观”。可以理解为开皇年间在建寺过程中，将“古塔”整修一新，甚至落架大修，改造增高，都算题中应有之义。还有那位安东老王”的网友在2018年9月25日《忻州古塔》一文中所言，寺之西阁有碑，碑文云：“创自隋高祖仁寿三年，画阁雕梁，擎星贯日，回廊曲楹，八水双林，严然之西天何异五峰之胜景，休哉，诚一郡巨观也……”这原本就是一段在仁寿三年寺建功成之后，连塔帶寺的绝妙赞词而已——“画阁雕梁，擎星贯日”是颂古塔；“回廊曲楹，八水双林”是赞新寺，其中并无所谓不妥和迷惘。至于这座隋开皇年间在“阇毗”基础上新建的佛寺叫什么名字，我认为“龙兴”是很合适的。大隋开国，当然是“龙兴”了。

代州龙兴寺及其古木塔，究竟毁于何时？俱云：毁于唐武灭佛！这应是一个“倾巢之下安有完卵！”的故事，大概齐地也没有人去怀疑了。据新旧唐书载，公元845年，即唐会昌五年四月，武宗李炎下敕灭佛，规定长安只能保留寺庙4座，每寺留僧10人，洛阳留2寺，其余节度使的治州共34州各留1寺，其他刺史所在州不得留寺。其他寺庙全部摧毁，僧尼皆令还俗，所有废寺铜铸的佛像、钟磬全部销熔铸钱，铁铸的交本州销铸为农具。唐时代州并非“节度使治州”，自然在这样的严令之下，无论“龙兴”之寺，还是“舍利”之塔均难逃劫难。2023年春天，我和艾珍在甘肃泾川游历时看到了当地大云寺旧址上一个唐武宗灭佛时的窖藏。这个大云寺在隋朝时名叫“大兴国寺”（与“龙兴寺”用意略同）。唐武则天登基那一年，这里发现了隋仁寿元年（601）文帝杨坚60岁生日时奉安于此寺的14粒舍利子（情况也和代州“龙兴寺”本出一辙），女皇欣喜过望之际，把隋原“大兴国寺”改为“大云寺”，以供奉《大云经》。并于694年，选宝石珍珠，做成铜、银、金棺椁，以硫璃瓶盛装14粒佛舍利，配以石函，镌刻清楚朝代地点数量，入砖筑地宫，建塔供养。1966年这批舍利在大云寺遗址上再次出土，而大云寺哪里去了呢？据说在明代时已消失的无影无踪。谁料，2012年12月31日，新年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刻，当地村民在大云寺遗址东侧修整道路时，突然惊现窖藏佛教残毁造像和舍利子。遗址文物涵盖北魏、西魏、北周、隋、唐、等各个时期，计：佛的单体造像、造像碑、塔等共270多件，舍利子2000余粒。窖藏佛像断代时间跨度长达600多年。佛造像以北朝至隋唐时期居多。其中残像数量最多，单体最大，最漂亮的是唐代的观音像。证实这确系唐武灭佛时大兴国寺被毁埋入之“旧物”。我们有理由相信，泾川隋大兴国寺的遭遇或许就像是代州隋龙兴寺历史的一个“复盘”一样。古老巨珍，何时面世？尚值期待。

唐武宗李炎像

3）隋唐的“龙兴寺”在代州的土地上消失了！这里从唐大中元年（847年）到后周世宗显德元年（954年）一百多年间又慢慢建起一座寺来，它叫“圆果寺”。代州古塔当然也消失了！再建起的塔，也叫“圆果”塔（这已经是代州阿育王塔的第三代了）。复兴与再造，百年间又完成了一个轮回。由于历史资料的严重短缺，这一拨塔与寺准确的再建年代谁也说不清楚，但在《代州阿育王塔的兴废史》的“古本”中记录着一个很响亮的僧人名字，他法号“慈贤”，腹蕴“三藏”，五代之时，确有盛名。“无名氏古本”说：“北汉隐帝乾祐二年（949年），有梵僧三藏慈贤来游五台山，曾驻锡于此（代州圆果寺）。慕其名，辽穆宗耶律璟曾为圆果寺大施御衣宝物。北汉亦遣使宣赐金钱布匹。三藏慈贤依靠汉辽两国国君赏赐的钱粮物资大修阿育王塔和圆果寺，历经十年时间（应跨949年——959年），使阿育王塔和圆果寺维修复建工程全部完工。此后一百二十年间，四众瞻仰，八部钦崇。宏大的寺院和高耸的宝塔成为代州古城的一大盛景。”我考慈贤，乃是五代时著名译经僧，中印度摩揭陀国人。《佛学大辞典》载：“慈贤东游入契丹，被尊为国师，诏入译经院。译出《金刚摧碎陀罗尼》、《如意轮莲华心如来修行观仪》、《妙吉祥平等秘密最上观门大教王经》、《妙吉祥平等观门大教王经略出护摩仪》、《妙吉祥平等瑜伽秘密观身成佛仪轨》、《梵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大悲心陀罗尼经》、《尊胜陀罗尼经》，因而赐号‘三藏大法师’，并赐紫衣。所译均收于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六，其中五部九卷收于明本大藏经，传行后世。”近代喻谦所撰《新续高僧传》卷一《宋京师传法院沙门释吉祥传》中附见其事。传云：“慈贤，中印度僧，持梵书来宋，诏入译经院……慈贤善于密部，所翻四部皆密部也……文意朗鬯，因赐‘三藏大法师’之号，并锡紫衣。”慈贤大师，一生专注释经，生平事迹后人很少知晓（《佛祖统纪》及《佛祖历代通载》等书均无记载），我深感上引两记其间似有“牴牾”，但一时难决真伪。

好在慈贤所译之经，均刻诸《房山石经》【注1】。而在《房山石经》中慈贤之署衔均为“大契丹国师”，后考得“大契丹国”，乃辽朝圣宗、兴宗、道宗三朝，从开泰元年至咸雍二年（1012—1066）之间所用之国号，凡54年。【注2】始知慈贤并非辽穆宗耶律璟时僧人（时间相差半个多世纪）。得此一证后，我又按谭其骧先生主编的《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中辽北宋时期图和图说（P51-52）所标，检出北宋和辽疆界是“北以雁门（山西代县北）、白沟接辽境。”又证得当时代州并不在辽境之中。据此二证，我确认慈贤的活动轨迹，无论时间还是地域，都与“古本”所言驴唇不对马嘴。“古本”所谓“梵僧慈贤，来游五台”，事在偶然，或许不谬，但“驻锡于此（圆果寺）”和“靠汉辽两国国君赏赐的钱粮物资大修阿育王塔和圆果寺，经历十年时间”云云，大约也是一条刻意杜撰的“乌龙”。

慈贤三藏在契丹

4）如果说唐武灭佛，代州兴龙寺及其古塔之毁是一次彻头彻尾的“人祸”，那么五代“圆果”复兴后的再一次毁灭，便是一次地道的天灾了。“古本”说，“到了宋神宗元丰戊午年（1078年）六月的一天子夜，狂风大作，电闪雷鸣，暴雨倾盆。高耸的阿育王塔被雷火震焚，再次被毁。”这座据说被菩提树伞荫护着的舍利塔，好歹躲过了一个长达两个世纪的乱世，但终究没有逃过雷公的追寻。佛陀安否？佛法何在！要说真夠悲催，北宋仁、英之世财力雄大，此塔安然无恙，但到了神宗赵顼，国力每况愈下时，它却飞灰烟灭了。其恢复之事，无疑百倍维艰。据说，圆果雷击后的“第二年，五台山兴国寺僧人怀洞、南寿寺僧人普政、善士李诚、张志牵头重修，历经20多年都没有完成。宋徽宗崇宁壬午年（1102年），五台山清凉院僧政和德庆，北律院道长宗福向四方佛教信徒广泛化缘，兴工修建，又用了二年时间才使这一浩大工程全部竣工……”坦率讲，对于“古本”上这样的记载我是采信的。因为这种功德，事在民间，名在碑石。“古本”曾言，圆果寺西廊有碑，我推测，这段引文，八九不离十，不在圆果西廊，即在所述台山寺中。应该是有稽的。

至于这一轮宋塔宋寺之毁，时间已到了宋宁宗嘉定四年，即公元1211年。这一年，元太祖孛尔只斤.铁木真（1206年称帝，号成吉思汗），挥师南下，与金朝决战于野狐岭，金落败后，致内部发生弑君政变，濒临亡灭。1217年，铁木真授予名将木华黎代表成吉思汗权威的九旃白旗，许其承制行事，封太师国王，命他统领札刺亦儿等五部，及契丹、女真、乣汉诸军，专征金朝。木华黎在燕、云地区建立了军事统治机构，遵照铁木真“招集豪杰，戡定未下城邑”的旨意，广纳各地官僚、土豪，利用他们去扩大占领区。而金朝也采取笼络土豪的政策与之相应对。这个时期黄河以北的蒙金战争主要表现为双方土豪武装之间的争城夺地，形成拉锯状态。至元太祖十八年（1223年）病逝为止，经过六年征战，木华黎全面征服了金朝的河北，以及山西、山东大部。元、金争夺代州的战役发生在元太祖十四年（1219），战役中圆果寺和阿育王塔再遭火焚，又一次灰飞烟灭。由于元蒙在对华北实行，“以金攻金，以汉制汉”的战略，战役的敌对双方都有代州地方豪强参与，故“古本”在提及纵火者时，写作“代人自己放火烧塔”。关于这个“说法”，我在本文第一部分的讨论中已明确表达了自已“不采信”的观点，在基本弄清事情的原委后，我依然坚持这一观点。如果实在因缺乏历史实战资料，无法确认代表那一方的“纵火者”，可更笼统的表述为“塔、寺均焚毁于元灭金的战火之中”，而不应含糊把战争的罪责揽到“州人”身上，这样，既不严肃，也犯失实。

元朝名将木华黎

5）元代覆钵式塔（即现在所见之塔）是代州阿育王塔历史排序上的第四塔了。我们在本文第二部分用整整一个章节的文字，紧紧围绕塔的“真实性”问题，从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两个方面讨论了它的存在情况。初步认为，现塔不可能是元初忽必烈时代（1275年）的作品，而基本肯定它是一座元代中期的覆钵式砖塔。那么，现在该是探讨它形成的历史条件的时候了。

元代的历史不长，但有两种算法：①从铁木真1206年建国到元惠宗1368年灭亡历15帝共162年。②从忽必烈1271年，定国号为大元，到1368年，传11帝97年。综合两种“算法”，我祥细考量中前期诸帝（前提是把代州塔作为当时的国家工程），认为元武宗孛儿只斤·海山（1307年—1311年在位）的时代最有可能。海山是蒙古国第七任大汗、是元世祖忽必烈的曾孙，元顺宗答剌麻八剌之长子，元成宗铁穆耳之侄。成宗时代，海山统率西北诸军，身经恶战，屡建功勳，加封怀宁王，赐金印。大德十一年（1307年），成宗驾崩。由于皇太子早夭，又无其他子嗣，皇位空缺，元廷中出现两派争位的严峻格局。以现皇后卜鲁罕和左丞相阿忽台为一派，欲拥立成宗的堂弟、信奉伊斯兰教的安西王阿难答为帝，以皇太后海山母亲答己和右丞相哈剌哈孙为另一派，则试图拥立海山为帝。两派都召自己的“候选人”回京，准备召开忽里台大会，决定由谁继承大位。海山率军自金山前线东返哈喇和林，突然止步，决计在和林窥视动向。而他的母亲和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此时已到大都（燕京），并在右相哈剌哈孙的协助下，成功发动政变，一举拿下卜鲁罕、阿难答。面对唾手可得的皇位，海山的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动心了，他决定自己登基，母亲答己也认为“天性孝友”的次子比海山更容易控制，因此假托阴阳家之言，称“海山有灾，不宜践祚（意思）”，并派人带着这一卦文，送给漠北的海山看，暗示他放弃皇位。海山面对母亲和弟弟的算计愤然回复：“我捍御边陲，勤劳十年，又次序居长，神器所归，灼然何疑？今太后以星命休咎为言，天道茫昧，谁能豫知？设使我即位之后，所设施者上合天心，下符民望，则虽一日之短，亦足垂名万年，何可以阴阳之言而乖祖宗之托哉？此盖近日任事之臣，擅权专杀，恐我他日或治其罪，故为是奸谋动摇大本耳！”太义凛然之后，命令军队分三道南下，疾速进京，以践大位……在强大的军力弹压之下，海山与母亲、弟弟搭成“兄终弟即，弟终侄继”的约定后，顺利即位。元武宗海山在位不足四年，但他针对叔父元成宗的弊政实施了许多重要改革。①他“溥从宽大”，粼选一大批干吏进入要害岗位，并加大他们的封赏，在中书省外另立尚书省，强化了元中枢机构的权威和运转能力。②推行新的理财政策，发行“至大银钞”和“至大通宝”，强化海运，增课赋税。在较短时间中推动了国力的增长。③调整国家行政布局，兴建了元中都。④文化上，延续宗教自由政策，他本人极度崇信藏传佛教，大兴土木，在大都、上都和五台山等地掀起新一轮修筑佛寺佛塔的高潮。同时，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注3】历史上对于元武宗的评价褒贬不一，但近现代学者（如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刘晓，日本学者杉山正明等），认为他是蒙元史上除成吉思汗、忽必烈之外最具影响力的一代帝王。

元武宗海山像

我特别关注的是元武宗海山在文化和宗教上的所作所为。特别是对他“在位”年份中，于“大都、上都和五台山等地兴建佛寺、佛塔”，颇为敏感：这岂不是本文正要在寻找的“标的”吗！——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从广义讲，在历史上，代州的佛寺本就属于五台山的佛教体系。譬如大名鼎鼎的“五台山佛光寺”，座落也在代州。而且本文所涉圆果寺的教务、庙建，修缮亦无一不与五台山的辖制、帮扶和影响密切相关。据此，我初基本认定，代州覆钵式砖塔很有可能就建于元武宗海山在位的这四年中——1307年到1311年。

此时再回看“古本”，它对于这方面的信息，其实也有“透露”。“古本”转述者的一则记元代中期的圆果寺修建事宜云：“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本寺又自筹资金兴建塔前正殿五间，甃砌神台，彩塑佛像，金碧辉煌。”这中间至少有两点让人既颇觉意外，又很有意思。其一，如果这砖塔是忽必烈时（1275）建成的，为什么时隔34年，塔前与塔同时烧毁的五间正殿还未曾修复或重建？须知这是一个元朝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有所发展的时段。其二，此处特标，兴建五间正殿资金，为“本寺又自筹”，言外之意，别有公帑用于他处。其表现手法颇类《红楼梦》之“将真事隐去，而作假语村言”。有人可能会笑笔者“神经过敏”，并顺着语境诘问：既然建塔是武宗新政，为何史志亦无所记呢？对于此案，笔者倒还真有一个注脚：元武宗之死，非常突然而且奇谲。1310年初，海山决定在大都南郊天坛之外，再筑地坛，地择北郊，拟以太祖成吉思汗配天，世祖忽必烈配地，武宗将亲自祭祀。是年冬至日祭天时，武宗忽觉身体不适而遣人摄祀，此后不久就溘然长逝了。【注4】由于在海山即位前有“兄终弟即”的约定，他的弟弟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迅即继位，是为仁宗。仁宗即位后，立即推翻了武宗所厉行的一切改革措施，搁置了所有工程，包括停止祭祀太祖和世祖的天坛地坛工程……皇权易主，万事微妙！我认为这才是代州覆钵式佛塔名不见经传的真正原因。

6）元朝以后，代州圆果寺以及覆钵式砖塔的命运基本上是平稳的，再无颠覆与重建之大起大落，直到终结古代史。“古本”对明清两代正常的增设与修缮，亦有较为详尽的记载，共10宗。①明宣宗宣德三年，寺僧正朗看到鸟鹊在塔顶筑巢，致使塔顶轮盖摧倾，便申奏朝廷，朝廷批准修理。②宣德六年镇守山西都督李谦到圆果寺游览行礼，对维修工程给予大力资助，使之顺利完工。③明英宗正统丁卯（1447年），寺僧在寺塔周围盖起塔廊二十六间，内画诸天罗汉圣像。④明英宗天顺己卯（1459年），寺僧正觉信在圆果寺建起观音殿、地藏殿、伽蓝祖师殿。⑤明宪宗成化丙申（1476年），钦差刑部左侍郎杜铭为寺捐白银五十两，让寺僧买办砖石，为宝塔砌筑台基。⑥成化十七年（1481年），本州太守张佐、二守朱剑等人捐助颜料钱和工匠钱，重新彩绘天地冥阳水陆神像。⑦明嘉靖丙寅（1566年），洛阳人李士元任代州父母官，请五台凤林院僧人德胤来主持圆果寺的维修工程。德胤，虽年逾古稀，却承担维修工程所需木石、砖瓦、钱粮的一切费用。并对弥陀殿、正殿、雷音殿、地藏圆通殿、伽蓝祖师堂、大经阁等进行了全面维修。⑧天启丙寅年（1626年），代州乡贤、僧众再次对阿育王塔和圆果寺进行了维修，四十余间回廊也重新进行了彩绘。⑨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仲冬，寺僧普济发愿修复在十年前地震中损坏的塔顶，善男侯天喜慷慨捐资五十两予以资助。普济躬行募化，乡绅庶民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使大塔震坏者30余尺复修如初。⑩光绪十八年（1892年）代县再次发生地震，致使阿育王塔金顶宝珠倾斜约20余度。2006年代县文化局从国家文物局争取到专项维修资金，对阿育王塔进行了全面大修，塔座、塔身修补一新。上示十宗，都是代州吏民对圆果寺塔有明以来，真名实姓的功德所为，我相信“古本”自有所据。而笔者不厌其烦地摘要过录于兹，以示我对此类所记的采信之诚。

尤为诚可珍贵者，是“古本”还描绘了圆果寺最兴盛时（具体所指不明确）的完整图景，真是难得：圆果寺曾有“大殿九间，献殿九间，清凉阁九间，大山门、大梵坊各五楹。此外，东有清暑院、万芳院、贤圣院、慈氏院、崇岩院、九曜院、东阁院，西有北津院、净土院、罗汉院、华严院、地藏院、西阁院，两翼共一十四院。还有东西禅室各一百八十间，所居僧人、居士高达五百余众。真可谓地幽寺古，建筑宏伟，金碧辉煌，蔚为壮观。令人瞻仰而顿生敬意，游赏而远离俗尘。”可是，现在只剩下孤塔一座，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了。欲问这般梵宫灵境又是毁于何时？代人有云：“毁于日本侵犯代县”。亦有人曰：“毁于文革肆虐期间”。此二者，均是百年内中华文化之“克星”，但真凶究竟为谁？对于此话题我难免左顾右盼，盖因话题太过敏感，遂怏怏而止，不打算再去刨根问底了。代人既然有隐名著述，秘藏“古本”于“名山”之传统，这事还是由他们去做吧！

最后，申一言，此文从代州归来后，拉拉续续写了两个多月了。期间虽然多有文事、绘事，还过了一个旧历乙巳年的春节，几度将离、几度欲弃，但终究不能割舍。或许应该感谢“古本”的勾引，是她把我引上路来，欲罢不能，但又因她常常诱我步入歧途，不得不自觅生机，搕搕绊绊勉强把这篇文章写完。文中在跟随她埋下的草蛇灰线亦步亦趋的同时，而对她的木轮竹节则横加挞伐。比如，她说代塔始创了隋文帝杨坚，我则说它比杨坚更“老”；她说代塔改建于元忽必烈，我却说它比忽必烈还“小”！网上睃巡一遭，出这种“风头”的我是第一人。此时此刻，我想发个挚愿：我若与佛有缘，我文中的种种假设和猜测，必然与史应验，以证我于佛前从无诓语。如若无缘，亦留此为据，以向“古本”致歉，道我虽有诚心，但自始至终不知天高地厚！

【注1】房山石经中所刻的慈贤译经则有十部，编在宋译三十帙之后(宋译三十帙后又有唐译二帙零二经，即〔感〕〔武〕及〔丁〕帙二经，可为遗编)，及重熙二十二年(公元1053年)人《契丹藏》的《一切佛菩萨名集》之前，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慈贤译经编入《契丹藏》的时间应在重熙二十二年之前。

【注2】明觉岸撰《释氏稽古略》卷四载，“圣宗立，讳隆绪，景宗长子，年十二即位，改元统和(公元983年)，尊母萧氏为承天太后，临朝凡二十七年，乃归政于帝。癸丑改元开泰(公元1012年)，复国号大契丹。……至丙午咸雍二年(公元1066年)复称大辽。”从开泰元年至咸雍二年(1012～1066)，正是圣宗、兴宗和道宗三代之间，凡五十四年称“大契丹国”。

【注3】见《元史》卷二二，本纪第二二，《武宗纪一》

【注4】见《元史》卷二三，本纪第二三，《武宗纪二》

李尔山，2025年2月于云南西双版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