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南同学忆当年

黄大信

我们上海市静安区陕西南路小学六六届（甲）班部分同学最近小聚，重叙友情，相谈甚欢。

陕西南路106号是我母校陕西南路小学的旧址，座落在静安、卢湾、徐汇三区交界处。我们这届是1960年入学的，正逢三年困难时期，“大跃进”的形势下扩招，于是这届招了五个班级。1966年小学毕业赶上文革开始，不用考试分配进中学，我的中学静安区新成中学六九届有14个班级。

六九届毕业分配“一片红”——全部到农村，我们聚会的这桌同学有4人去了黑龙江，3人去了江西，3人去了安徽，还有回乡插队的。

记得三年困难时期，学校小操场（泥操场）上种过菜，养过猪。学校要求学生把小球藻带回家，养在玻璃瓶里继续繁育，然后送到学校，倒在厕所中央的几口大缸中喂猪。大厕所的外面还有个羊棚，养过两只山羊。

还号召大家种篦麻，支援国家工业建设。我家住在二楼，于是和楼下邻居商量，在他家的天井里种了几棵。蓖麻结的果实有刺毛球样扎手的外壳，剥籽很是费劲。

劳动课是拆纱头：拿啤酒瓶盖把针织边角料拆成纱头，给工厂擦拭机器用。

记得当年学校提倡讲卫生勤剪指甲带手帕，每天进校门都有学生执勤检查。那时人还小，又没指甲钳，只会剪左手，有一次想了一招，用右手握住手帕蒙混过关。

陕西南路小学当年规定，在校不准用上海话交流，强推普通话，所以出来的学生普通话水平高，虽然不如现在本地青少年的水平，至少不大会出现“沪普”现象，为我们走出恔门踏上社会提供了方便。反观现在的小孩只会说普通话，上海话一般只会听不会讲，要抢救沪语了。

这套《少年宫》明信片，有的同学还珍藏至今。

沈同学对六十年前的往事还记忆犹新：大约四年级，我是市少年宫朗诵队的队员，少年宫主任陈维博家住长乐路近锦江饭店附近。当时好像是少年宫的高倩指导来我校，选了我们参加拍摄。

左下角手搀手的俩女孩是陈同学和王同学。

前排左1：于同学。左3：沈同学。后排左1：赵同学。右1：蔡同学。

（乙）班的朱同学还记得那天在大草坪上拍摄跳橡皮筋的情景，当时高她一个年级的姐姐也一同去的。

我班女生当年在新成游泳池的合影。

记得学校的音乐教室在操场边的平房内，用长条木板订成一排排的座位。教音乐的李老师胖胖的，个子不高，她戴一付浅绿色的眼镜，教的虽然是简谱，也教我们一点合声，唱得好的学生被推荐去了区少年宫的合唱班。

我们（甲）班小学六年有过三任班主任：一二年级是金桂英老师，她自我介绍说，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家里要她像巾帼英雄穆桂英。三四年级是谢玲老师，谢老师甲状腺肿大，身体不大好，请长病假时有过几个代课老师。有个年轻的代课女老师，因为班里有几个学生不守课堂纪律，经常调皮捣蛋，把她气哭过。后来四年级换了一位男老师代课，长得高大，教得很有水平。他要走时，好多同学在课堂上都哭了。

小学毕业文革开始，记得最后一次参加陕西南路小学活动是1966年“炮打司令部”游行，从学校一直游行至瑞金剧场。其实那时已经毕业，被学校叫回去充数的。我们那时不属于小学和中学，不能参加“革命大串联”，不能“造反”，游荡在社会上，围观那些大、中学生“抄家”、贴大字报，直到1967年11月就近分配进中学。

（戊）班同学2009年3月9日为蒋老师庆生，在原陕西南路小学门口合影，那时校内的原有建筑已经拆除，现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静安区教育交流中心俱乐部。

2013年九旬老师与花甲学生庆生合影。

2014年10月（戊）班同学最后一次为蒋老师庆生。蒋雯菁老师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是班主任，师生感情一直维持了五十多年，直到第二年去世。

从1960年入学到1966年毕业，虽然当年人民的生活水平不高，但我们还是接受了完整正规的小学教育，打下了良好的文化基础。由于历史的原因，各人的发展机遇不同，但同学之间的友谊还是像孩童一样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