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歌》里的谢美蓝那隽 ‍——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吗？

盘延

钱理群教授有一段话很有名的话：“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谢美蓝，那隽，都是高学历，研究生，都追求物质金钱，追求高品质生活，那他们算不算“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呢？

《凡人歌》里有三对夫妻（爱人），其实并不两两相对，我把他们面对社会、人生、金钱的不同态度，分成三类人：

一类是沈琳、那伟这样的人，他们虽然也好面子，也在追求物质生活，但他们继承了老一辈的精神：善良、勤劳、能吃苦还富有同情心，为了家庭可以付出一切，这是当前中国人的主流。

第二类是沈磊、李晓悦类，他们并不与当下“物质第一”的流行观念一致，也不为什么“崇高”的理想或目标而奋斗！他们随性、随心，但却不随波逐流。你说他们在追求什么，好像未必；你说他们没有追求吧，好像也未必。他（她）们似乎还在寻找自己，或者说还在寻找自我，包括精神的存在和肉身的自由。

《凡人歌》仿佛是想把他们塑造成另一种“不爱钱”的典型，大家看了后，又觉得有些不解：且不说他们对金钱及升职的无感，就是对于沈磊任性放弃公务员编制、李晓悦无端放弃那隽的求婚，都感觉超出了一般人所能理解的极限，与现实世界产生了一定的距离。

第三类，就是谢美蓝和那隽了。

这两个人，都物质、现实，为了追求符合“时代”的审美，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和创造各种可能去争取物质的占有，对他们而言，豪车大房是人生最起码的配置。

那么，他们在《凡人歌》里出现，究竟代表了一种什么价值观？代表了一些什么样的人群？为什么会得到年轻人的认同呢？

这一切问题又有什么社会学的意义和启示呢？

我们先看谢美蓝：

谢美蓝和沈磊的爱情，是一种浪漫，一种小资情调，那是校园篮球场上帅哥的矫健身姿和场边迷妹的惊叫赞美，是春心的萌动，是初恋的美好。

正是这种对爱情飘渺的美好憧憬，所以热恋中的俩人才会跑到山上去锁同心锁，去祈祷白头到老的爱情。

‍俗话说，爱情的坟墓就是婚姻，因为爱情是风花雪月 琴棋书画，而婚姻则是车房存款 柴米油盐！

谢美蓝和沈磊踏入社会时，一定是一起商量且征求过老一辈的意见的，两口子一个进入体制，一个跳进商海，既有拼搏又有稳定，用稳定给拼搏加上一层保险，这无疑是中国人理想的“居中”选择，也应该算得上理智的选择。

但体制内的稳定，让沈磊和他周边的同事日渐等同；面对沉闷的资料和档案，沈磊一天又一天地重复着同样的生活；连同他那对一切都仿佛无感的性格，一齐导致了他与谢美蓝婚姻的必然破裂。

谢美蓝的问题，不是她不知道体制内的人，其业务能力、资源关系乃至升迁，往往都是要用时间去沉淀去积累的，需要等待：票子、车子、房子将来肯定有，但现在要“君子固穷”！

但关键是她不愿意等，就像那伟分析的那样：她整天与投资圈的的金钱打交道，动辄就是上亿，接触的老板都是大款，每每看到自己租住在三十多平米的陋室，通勤上下班由老公用电单车接送，心里就感到寒酸，已经被金钱异化了的她，不愿意过“这种一眼就能望到头”的生活。

所以她打掉孩子，放弃沈磊，选择了路杰。

如今的时代，谢美蓝这样的女人不在少数，高知、貌美，做事有能力，办事有条理，懂法律、有心机，会算计。她们用青春去博的唯一目的就是——物质和金钱！

说一个身边的故事：

某女，大学毕业，小学教师，优秀班主任，年级主任，甚至有优秀D员的光环，面容姣好，身材修长。经亲友介绍与某男联姻，因系熟人介绍，便说不要彩礼。男方父母心想，你不要彩礼，我还是准备10万元吧，结婚时送给新娘，算是对小两口日后新生活的祝福。

但不久女方就改口说：依本地风俗，要先举行“订婚仪式”，交订婚礼金，接亲时还是要有彩礼的，此外还要有“改口费”……

男方父母便将准备好的10万元分成三次，依照程序给到女方。

结婚当日，人声鼎沸，亲朋好友齐来相贺，因新郎是个小老板，平日里应酬较多，送出去的礼金不少，小姑子特地背了个大挎包来收红包。

仪式回来，婆家连夜数红包登记，已备日后还礼；红包多，边拆边登记，一万一万扎起来，数到30余万，天就亮了。此时新娘携新郎赶了回来，新娘说：“不用登记了。”随即把剩余的红包一个个打开，把钱倒出来，装到一个大包里便扬长而去。

婚后不久，新娘发现新房户头在婆婆名下，公司法人是小姑子，财务主管是公公，遂提出房子要改名字，公司也要改法人，而且每个月要给自己两万元零花钱。新郎很为难，不愿意向父母提出这些要求，三个月不到，新娘便毫不犹豫地搬回了娘家。还打电话来斥责男方父母，说你们把儿子的所有权利都控制了，这婚姻无法继续下去。

男方父母觉得亏了，找到学校负责人，想退回10万彩礼，校长说：这是你们自己家的事，我们也管不了，只能劝劝。

不想这女人居然倒打一耙，和母亲一起，聚集了七八个社会上闲杂人等，到男方公司闹，说：“你们告状，是不是想把我搞臭，把我的教师工作打脱？”小姑子怕父亲吃亏，赶了过来，女方母亲一声喊打，就手持带来的一根藤棍开始动粗。公司员工一边拉架一边赶紧打110。

派出所警察到了现场，将当事人弄到会议室，听双方陈述，才发现没扯结婚证，收的彩礼和红包女方满脸平静地一口否认说：“没有得。”派出所无法，只好说改天到派出所来接受调解。

男方找人调查，发现此女早有前科，曾以结婚为名，搞得一套房子。此次是早有策划，预先就找各种借口不扯结婚证，所以速战速决，挣得几十万，便早早撤退了。

男方气得吐血，找到派出所，派出所调解员说：听双方陈述，你们讲的合情合理，对方讲的东拉西扯；但没有结婚证，请酒不算结婚；彩礼红包几十万，你们也拿不出收据，都没有法律依据；而且，她们还拿来一张X光片，说你妹妹把她妈肋巴骨打成了骨裂，劝你们算了。

找律师咨询，说：“这人是内行，扯不清的，就算遇到鬼了，敬鬼神而远之吧。”

这个故事，与谢美蓝的所作所为本质一样，只是更变异更奇葩。这种用婚姻骗钱的、洗房的故事，身边很多，已然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只要不违法，或者逃过了法律的举证（也等于不违法），任何人都可以昧着良心不顾道德底线地去搞钱！

这就是谢美蓝这个人物的社会学存在意义，不仅应当受到道德谴责，还应当在法律层面予以重视完善，打掉这种日渐泛滥的丑恶行为和风气。

表面上看：

谢美蓝是用爱情去换取金钱，

而那隽是用金钱来换取爱情！

仿佛两人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都是“既物质又金钱”的当代年轻人。

但为什么观众更喜欢那隽呢？

有人说，因为那隽是北大本科，清华研究生，在上市公司上班，年薪百万，还有期权上千万。

如果用这些条件去征婚，再把俊朗的照片一放，任何女人都会动心。

但单靠这个，观众会喜欢他吗？

《凡人歌》让我们看到的，是那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头脑敏捷的那隽；是一个学习能力、思考能力和工作能力极强的“那神”。不仅如此，当他的个人利益遭到“资本”践踏，个人权利被公司算计的时候，他勇敢地拿起法律的武器，聪明机智地进行了证据的收集，对公司的强权进行有理有节的反抗和博弈，最终拿回来属于自己的这一部分。

那隽的“卷卷”性格，来自于幼年的贫困：大人的下岗和父亲的离去，让母亲不得不含辛茹苦拉扯他俩兄弟。聪明懂事的那隽逐渐形成了“卷”的性格，发誓一定要出人头地，过上“有身份”、“有钱人的生活”。他严于律己，连妈妈都说他从小“做什么事都特别有计划”。

对家人，他亲情满满：爱人失业，他找哥哥帮忙进“每一天”公司；哥哥被老板算计，他认真分析、劝告、出主意；哥哥出来创业，他拿出5万资助；哥哥创业失败搬家京郊，他顾及哥哥面子又悄悄塞给妈妈2万。

对李晓悦，他也曾“多次改造”，希望自己所爱的人，和自己一样：工作第一、计划第一、挣钱第一、前程第一，共同建造一个豪车大房、物质丰富、有儿有女的幸福生活。他向李晓悦求婚，把求婚戒指、房产证、毕业证、学位证、甚至存款、车钥匙等一齐交给李晓悦保管；甚至承诺不再“改造”她，让她尽情地玩。

正是这些充满人性温暖的故事，让我们喜欢上了那隽。

‍此外，那隽身上还有着现代人的特点：

比如，他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不会以侵害他人利益为前提；他的所作所，一定在法律、道德乃至企业规章等游戏规则内，绝不贸然行动。

那隽的这种价值观，抛弃了中国流行的“关系学”、“厚黑学”，采用了“现代契约论”的原则，显得清晰而简洁，应该是现代社会组织的方向。

那隽的做事风格，是在把社会分析透了的基础上，人生处处规划，做事步步为营，风险控制好，利益最大化，不打无准备之仗。

甚至在向女友求婚遭拒，他在痛苦失望之余，快速调整，向母亲承认，在李晓悦身上耽误的4年，是他人生规划中少有的失误。随即反身，就迅速另外找了一个漂亮、高知的女友，完全是用处理工作的方式来处理爱情，一改往日的温情脉脉，冷静到铁血！

恰恰是这些现代人的特点，让我们在看到那隽优秀杰出的同时，看到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蛛丝马迹。

在地球村时代，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剧烈碰撞，价值观和政治经济深度融合，高科技和人工智能日新月异，必然带来新的一代人。

而这一代新人，是不是那隽和谢美蓝这一类呢？

从现代伦理的角度，个人主义是正当的，个人的奋斗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不能以损害他人的利益为前提。

谢美蓝和与她类同的人，肯定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说她们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也不为过，因为她们不仅利用了法律的漏洞，而且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根基——道德。没有道德的社会，仅靠法律，就会失序，滑向混乱的深渊。

但钱理群先生担忧的，不仅是他们的自私，而是他们在“高智商”的基础上，同时还掌握了所谓的“高情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所以“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钱先生最担忧的是：“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显然，谢美蓝不可能爬到权力的高位，最多也就一个中产，对社会还达不到“危害更大”的程度。

但那隽不同，他不整人不害人，对家人同事很好，即便开动“高智商的脑筋”去争取自己的利益，也完全在法律和企业规定的游戏范围内行动。这也是人们把他当成正面的典型人物来称赞的原因。

但我们仔细拆开他最成功的两件事，就会发现，那隽认为完全正确的处理技巧，不仅得到广大青年的赞同，而且几乎已成为当今社会认可的价值观，某种程度已经和“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接轨。

第一件事——那隽撞车：

那隽被公司剥削，长期无加班费无调休的996，导致突发性耳聋，聪明机智的那隽，设计了一个招数——车祸：他开车故意撞到柱子，一边通知保险公司，一边到医院住院。对公司则说是急于去加班出的事，导致耳朵听不到了，可以算工伤。

那隽这样做，自以为得计了，但却在配合他作弊的李晓悦的心中留下了阴影；虽然撞车出险现在保险公司都赔付，但故意撞车肯定有道德瑕疵。

第二件事——胜利辞职

那隽的暂时性耳聋，其实是他“惊恐症”的前期表现，随着病情发展，他知道，公司一定会用种种诡计，逼迫自己以“不能胜任”工作主动辞职，从而达到聘用工资更低、身体更好更能加班且知识更新的年轻人的目的，同时扣掉自己的期权和补偿。

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拿到N+1的工龄补偿和全部期权，那隽咨询了律师，收集了公司强迫职工无偿加班已造成的伤害及其他违背劳动法的各种证据，并以此向公司摊牌：他不仅告诉老板，所有的证据都已在律师处备份，警告不能声张，否则不仅会引起自媒体曝光；而且自己还将同遭此命运的同事一起，造成集体诉讼；如果这样，对于上市公司无疑是致命的打击；此外，公司还必须给自己就业的下家给予好评，否则……

最后那隽和公司达成的协议是，他不能把所有的证据“泄漏”给其他员工和媒体，公司答应他的全部要求。

那隽赢得了自己的正当利益，公司则保有了全部丑恶的制度手段。

当我们为那隽的胜利欢呼，决定在面对同样案例时，一定像他那样勇敢机智聪明地去做时，我们忽略了以下的事实：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不到一点点社会进步，我们看到的只是利益交换，继续走下去，个人会越来越自私，只顾自己；公司也会越来越狡猾，把所有的证据链都切断而将丑恶制度保留下来……

我想，《凡人歌》塑造那隽这个荧幕典型，其社会意义可能就在这里。

而且，这应该也是钱理群先生担忧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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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歌》重播，忍不住又看了一遍。

重看，有些新的感触，便写了这篇文章……

（注：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