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班长邬四毛

邬四毛妹妹

（作者：严来祥）

相 聚

这一年，人心慌慌，不仅仅是天灾，还有人祸。大，大的出奇，奇，奇的不可思议。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把整个唐山化为乌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接二连三地走了，永远走了。“四人帮”迫不急待的站出来，为之过早。那一刻，哪一个中国人不为之心慌，慌的是中国何去何从；慌的是中国的明天……

就是这一年，怪事多怪，在中国征兵的历史上不是十二月就是元月，除非是战争，因为是战争。可神州大地在缺天少日的一九七六年二月征兵了。出生在五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公民，轮上了这一回，特别是男性公民，首当其冲。我和他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记得那是二月二十八日这一天，坐了整整一天的汽车，晚上才抵达江西省樟树市，不，那时叫清江县。次日，我们坐上火车，也许他正和我坐的是同一列火车。这一列火车属“军列”。慢，慢得出奇，见站就停，不管大站还是小站。

三月三日中午时分我们到了，到了福建漳州。说我们部队就在漳州，谁知还坐了一个多小时军用解放牌货车，走到了一个山沟沟，这可不是夹皮沟，是我们部队的驻地——光明山。

一到光明山部队大操场，我们脚跟还没站稳，只见戴有领章帽徽的军官，在我们面前走来走去，不一会把我们带走。后来才知道，这些当官的在挑兵，我们被选中了——步兵第二七三团特务连侦察排。后来才知道挑走我们的当官的是特务连侦察排长程世禄。

挑走后我们住在离团部很近的礼堂旁，开始了新兵的集中训练。新兵训练了三个月，这三个月都是训练的步兵的基础课目。好累，不自由，很不习惯，训练的内容十分枯燥无味，整天立正、稍息；单双杠、投弹。好不容易打一次枪，才五发子弹。

三个月好不容易熬过去了，我们才被下到连队，这就是真正的认识，我们一起分在侦察排，我被分在侦察排一班（连队叫四班），他被分在侦察排二班（连队叫五班）。他就是我的战友、我的班长——邬四毛，我们相聚了。

兵 种

到了特务连，才知啥是特务连。

一排是警卫排，实质上的勤务排，和平时期就是帮团主要领导处理个人生活事务和主要团领导家庭生活事务，甚至还要帮带小孩。讲好听一点的士兵就是被按排给团领导当警卫员，其他好看一点工作的就是在团司令部大门站岗放哨，这就是警卫排。但你可别小看它，士兵提干、考军校、转士官（过去的志愿兵），哪怕是学开车样样都比其它连队和兵种强。

二排叫侦察排，特务连最苦最累非它莫数，和平时期训练要说多苦有多苦，只要是父母在训练场看到过训练的，十有八九是不让儿子来当兵的。你可不知道部队营房的按排，宿舍大部分是分上下铺。我们新兵睡上铺，老兵睡下铺。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老兵不用手托一把，我们是没办法上去的，有的时候甚至解手还要把住厕所门呢，这才真叫苦！到了战争爆发时，这不但叫苦，要说多危险有多危险，战斗没打响前要出去，战斗结束了还要出去，除非撤离战场才得以解脱。

就拿七九年中越自卫还战来说，整过战斗还没打响前，为了获取情报，潜入敌阵地抓舌头，我们排就牺牲了一个班长（名叫覃风宽）；战斗中前前后后我们一个排死伤五六名；战斗后，为了掌握敌方新的动态，在前沿阵地，又有一个班长和战士身负重伤（班长名叫谢志高）。当我们撤离广西前线时，几个班长 都不在了，并非提拔。战后一算，提干最多的是警卫排和工兵排，而我们侦察排寥寥无几。

三排就是工兵排，负责的是埋排雷、简易架桥铺路和工事构筑。平时训练起来也不怎么辛苦，战时执行任务我们还要负责他们的安全工作呢。这就是特务连。平时我们在连队就编了一句顺口溜：警卫排的油水，侦察排的汗水，工兵排的茶水。

基 础

侦察分队战时是首长的耳目，和平年代执行特殊任务少不了我们。战时获取情报，大部分来自侦察小分队，首长能否定下正确的战斗决心，很大的程度也取决以侦察兵。因此，在部队把侦察兵看作是首长的耳目，可见它在步兵行列中的重要地位。

作为和平时代来说，追逃犯、擒拿犯罪分子、配合公安维护社会治安也大有作为。因此连队很重视对专业课目的训练，而这训练最不能忽视的是基础。

刚入伍三个月的我们，出以好奇，起初还觉得蛮有味道，可时间一长，拳打脚踢老一套，苦和累就受不了。每天天没亮就开始训练，到了晚上吹响了熄灯号，还要悄悄地练，中午从来没有休息过。

像他一样还好一些，你不要小看他一米七五以上的身材，虎背熊腰的样子，可身体的协调性非常好，再加上悟性好，他练一遍我可要练三遍，而且三遍下来还不一定比上他。

要说他的基本功和捕俘拳练得怎么样？用两句话来说：步法十分轻云骄健，看他的训练是一种享受。每每到了上级检查、地方来参观，表演军事课目时，我充当“假设敌”的份就比他多（假设敌主要是配合动作）。由于他的基础比我好，第二年就当了战斗骨干，后来当了我的班长。

海 训

文化大革命后期，也就是七十年代。那时叫得最响的“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为配合形势的需要，我们从漳州开赴厦门，全师的侦察分队集中在厦门虎里山炮台进行海训。

生在赣江边上的他，这时发挥了其特长，真是到了“英雄有用武之地”了。

说起海训，重点是游泳、武装洇渡、划船。游泳，主要学的是蛙泳，长距离游和负重游唯有蛙泳才能适应。

到了训练地后，我们开始从岸上基础动作学起。要知道在炎热的厦天，太阳热得沙滩滚烫滚烫的，身子匍在沙滩上说不出这个滋味。

虽然生在长在赣江边上的他，地方所学缺乏其系统性和规范性，作为标准的蛙泳动作来说，他也是初学者，不但自己要学，还会不厌其烦地教我们。

要知道我们这些当兵的都是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差异非常大，不要说水上训练，就是陆上训练都有不少难题，这水上训练就是难上加难。来自南方的好一些，特别是来自北方的都是旱鸭子，怎么办？部队就是这样子，整天泡在海水里，“死铁也会练成钢”。

我也就这样好不容易学会了游泳，但技术不精捍，和他相比确有一定的差距。大家都知道，游泳这个项目手脚都要求比较长一些的，我们看了各种比赛，不是高大的，就是瘦长的。像他这样，手腿较长，协调性又好，游起来十分轻 巧，经常在班里都是领头开路；而我这样手脚短小的，游泳十分吃力，有时实在不行了还爬在人家“背上”。

经过半年的磨练，十公里的武装泅渡开始了。这武装泅渡负重十七公斤（背得水泥制作的冲锋枪、四枚训练手榴弹、挎包、水壶、身穿制服和鞋子），我们从厦门集美海堤前下海开始，到厦门港登陆。登陆时这眼睛什么也看不见，这嘴咸得要命，这时要有一杯白开水，也会甜到心坎上。

那时虽然苦，没有什么私心杂念。但作为年青的我们来说，唯有的是要求进步。为了进步，我和他有过多少不眠之夜。

由于他训练成绩突出，入党问题两次提到了连队党支部会议上都被卡住了。这事他和我最清楚不过的是没“老乡” 之苦。排长虽然是河南的，必竟只是一个党小组长。在这海训半年中，几乎每星期我们都有过彻眠之夜，就用这少得可怜的六七元津贴，买一两毛钱一包的烟打发夜光，直到苦涩的海风吹醒了我们，我们才很不情愿步入通铺房……

比 武

1978年不知是哪一级指示，部队掀起比武热潮。这是自1964年大比武之后的一项重大活动，也许这是对林彪“左倾”思想的有力拼击，后来不知怎得，到了年底“流了产”。

说起比武，我们侦察分队可比的不是花架子，要比都是比实实在在的功夫。已经是班长的四毛，把我们这些参加比武的拼凑在他这个班，就是他率领我们进行比武训练。

我们的训练内容主要是专业课目，什么攀登（陡崖、高楼、行驶汽车）、搭人梯、捕俘拳、擒拿格斗、山地射击、军事地形学（简易绘图、按图行进、按方位角行进）等，“看”起来很受欢迎，练起来就要命。每逢重大节假日，地方来参观慰问，少不了我们露几手。想起来真有点像耍猴子的，可是人家把我们当“猴耍”。

为了练就一点功夫，也是为了比武出成绩，我们还专门练习徒手砍砖，记得在比武表演的时候，我的班长一气呵成，砍断五块层叠在一起的红砖，受到参观者、领导和评委的一致好评，博得一阵又一阵的掌声。

要知道练就这样的功夫，非一朝一夕能练成的，能不能用披星戴月、起早贪黑这个词，我看一点不夸张；能不能用千锤百炼、滴水石穿我看一点不过份。

记得我们在练习搭五级人梯时，一次又一次，摔下来就一堆。要知道在我们排一百四十多斤的我是全排倒数第二轻，最轻的一个是平潭岛一个新兵叫翁祖跃。我的班长在搭人梯的底层，要承受六百斤以上的重量，这难度有多大可想而知。

记得有一次在我们师部（91师）招待所练习搭人梯的时候，由于过度疲劳和辛苦，班长也有受不了的时候，这一次人梯塌下来，摔得可不轻，副班长黄恒如（福建省宁化县人）被摔出了大便，一点不夸张。

当我们这个兵，只要在部队呆上三、五年以上，落下个腰酸腿痛是正常的事，轻微脑振荡是常有的事，没事才是怪事。

血书

七八年大练兵比武“流产”，也许与七九年中越自卫还击战有很大的关系，这只是我们平民百姓猜测而喻。因为七八年下半年开始，中央电台广播不断播报中越边境流血事件和挑衅事件。

那时平民百姓根本没见过什么电视机，更谈不上看电视，靠的是广播电台和报刊杂志。要知道宣传工作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打败蒋介石八百万军队，党的宣传工作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它唤起了千百万民众，涣散和瓦解敌军斗志，经过不懈努力建立了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要算中越自卫还击战是比较大的战役和战斗，调动了各大军区的兵员，动用了坦克火箭炮等常规武器，中越边境的广西、云南的紧张气氛可想而知。

热血男儿的我们终于赶上这一趟。这一趟在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这一笔是从请战血书开始的。

说实在的，这血书和请战书的内涵可丰富。一部分发自肺腑，报孝祖国，谓之“国难当头，匹夫有职”；还有一大部分来自农村，除报孝祖国外，为了明天，为了出路。因为农村实在太苦。

我的班长他不存在这个问题（他是有工作后来当兵的）。可1979年元月中旬显得这么漫长，我和他度过了多少个难熬的夜晚。而这静悄悄的夜，我们不敢到连部前面的木棉树下发泄，只能在大操场角落里叹 息！这不能叫苦命相连，也许是心心相印吧。

那时的他，虽不善言辞，也谈到了家，也谈到了妈，也偶尔谈到了这个未知数的“她”。要知道平日里他话不多，甚至连家里的情况也很少讲，我们经常在一起，仅仅知道他家是樟树港的，其他的知道的很少很少。

训练完了没事的时候，很少唠家常，他经常喜欢看一本书叫“棋弈”的，还颇有研究，甚至有的时候还会研究战法，倒使我们感到不可思议，这不正是浩鸿之志的体现吗？！

胸怀大志的他，也曾经在十字路口中犹豫徬徨过，毕竟有家，还有年迈的父母。孰大孰小，国事天下事是大事，家事个人事是小事。他毅然选择了军人应该的选择——参战。

当时，我们连队所有的人都写了请战书，还没发现写“血书”的。当然啰，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个别特殊情况也有，毕竟是少数。不过，那时我们的思想单纯得很，没有这么多歪门邪道，只一心为党为人民为国家，个人的事想得甚少，和现在的人相比显得过于天真幼稚，我们太实在了。

　　永 别

三年同窗就要分别了，这分别的滋味谁也讲不出，这苦水谁也倒不出。你说苦不苦，这苦不是训练之苦，也不是生活之苦，而是心中之苦呀！

那时，我们一个排去了四名参战的，三名江西的（邬四毛、许禄春、严来祥），另一名才是福建的（江植坤）。为什么不能去三名福建的、去一名江西的呢，难道这是巧合吗，难道这是江西兵员多吗？都不是！

要知道福州部队，除少量外省的外，大部分都是江西、福建的，而且各占比例都在百分之五十左右，甚至福建的还会多一些，因为部队是驻该省的兵员自然就会多一些。

我们连队干部，除了连长（前面受“牵连”的连长走后的连长）是山东的（这个憨厚司令，我在部队当了军务股长后，他老人家后来也当了军务股长），和我们排长（河南的）外，其他的当官的都是福建的。

那时我们管福建的叫地瓜佬，而他们叫我们江西老表。憨厚的老表吃不尽的亏、吃不完的苦。入党、立功受奖、提干样样都排在人家后头的后头。但有的方面可排在前头的前头，比如：养猪煮饭，特别是去“牺牲”这一担子事，我们去再合适不过了。

在当时的情况来说，我们班长去不去都无所谓，他复员后至少可以回原单位——樟树港务局工作，过上安稳的小日子。

要知道在计划经济的昨天，樟树港在江西颇有名气，除九江港外就算它；樟树中转站除鹰潭外，算它最大。那时的货 物和客流，特别是赣南十八个县市和吉安地区大部必须在樟树中转，那时，能在樟树港搞一个临时工干干都很吃香，算有本事。而我的班长当兵前就是正式工，国家工人。你说当时的他不比我们想得多吗、心里不比我们矛盾吗！？最终他杀入了疆场。

临上战场前，他给我说，到了前线，不想搞侦察，偷偷摸摸搞不出什么名堂；要搞就搞步兵，冲冲杀杀才像一个当兵的，才能杀出个威风；要干就要干出点成绩，立个大功受大奖，为国争光。

这一番发自肺腑之言，来自湛江教导大队。在湛江，我们在那里一呆就呆到过大年的前一天。记得那一年我们是在火车上过的年，清早，是我发了一曲军歌，向前，向前……离开了湛江、离开了异想天开的湛江、离开了想入非非的湛江、离开了难以入眠的湛江。它，是战斗的前夜。

这几年我和他“转战”南北，说大也不大，从江西到福建，从福建到广东，从广东到广西；说小也不小，从漳州到厦门，从厦门到湛江，从湛江到凭祥。我们是1979年2月1日上午到达广西凭祥市的。在凭祥分别，不，是永别……



在前线我被分在步兵第487团，他被分在步兵第488团。班长于1979年2月23日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终年23岁，被追记一等功。我的班长邬四毛永垂不朽！英灵常在！！！

图片右边为作者严来祥，战后第一时间他找到了我们家，从此成了我们家的一员，是父母的义子。

（作者简介：严来祥，江西赣州市南康区人，1976年2月入伍，与哥哥同时分在福州军区31军91师273团特务连侦察排，1979年元月，又与哥哥一起调往广州军区55军163师，严来祥分在该师487团侦察排，哥哥分在488团侦察排，从此，永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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