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受非议的隋炀帝

山寨头人

　　杨广（569年～618年），一名英，小字阿摐。隋文帝杨坚与文献皇后独孤伽罗嫡次子，隋朝第二位皇帝（604年～618年在位）。杨广天性聪敏，容貌英俊，文采出众。开皇元年（581年），杨广被册立为晋王，后参与平定南陈之战。开皇二十年（600年），杨坚册立其为皇太子。仁寿四年（604年），杨广即皇帝位。

　　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十一月，原来陈朝的疆域内，一场反对隋朝统治的叛乱全面爆发。婺州、会稽、苏州等地均有人举兵起义，抓住隋朝官员后当场开膛破肚，甚至割肉吃掉。面对蔓延开来的血腥暴乱，隋文帝杨坚只得调整统治策略，将主管江南事务的扬州大总管换人，换来了晋王杨广。由此开始了杨广驻防并治理江南的10年生涯。

　　杨广一反父亲的高压政策，对江南实行怀柔政策。他利用当地望族充当说客，劝谕造反者归顺，兵不血刃就夺回17座城。相当快速而有效地化解了反隋风潮。

他改变父亲任命关陇士人镇压江南士人的做法。他比较注重江南人自治。他的扬州大总管府中，聚集了一批江南才学之士，比如王胄、诸葛颖、虞世基虞世南兄弟等。他们都是梁、陈旧朝的官员，又是江南大族的代表人物。他们聚集在杨广周围，影响着杨广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希望杨广能够成为江南地区利益的代言人。

后来，杨广登上帝位后，开凿大运河，建设江都宫，三幸扬州。这些作为，都是为了巩固他在江南乃至整个帝国的势力，促进南北统一融合。但在正史中，却被“游乐无度，荒淫无道”八个字概括掉了。

　　成王败寇，诸如此类，出于动机上的诋毁，在传统史书中随处可见。

开凿大运河这件事，打通了南北交通运输的大动脉，对中国此后1300多年的王朝历史居功甚伟。唐皮日休评价“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传统史书却一概说，这是隋炀帝为了巡游玩乐才干的，甚至具体到说他就是为了去扬州看琼花嘛。

又如营建东都洛阳，杨广的本意是为了加强对关东和江南广大地区的控制，维持帝国一统。而《资治通鉴》却认为，是杨广听信了江湖术士的谶语，说“修治洛阳还晋家”，才启动了这项巨大的土木工程。把建东都的原因，归结为杨广的迷信和昏庸。

因为他是亡国之君，他干的任何事情，不管结果如何，在动机上都是十恶不赦的。

　　中国从有历史叙事开始，就假定了一个历史事实：亡国之君没有一个好东西。在儒家的君主养成课中，一个好君主如果亡了国，那它教君主为善的整个理论基础就站不住了。所以，亡了国的君主，只能是，必须是坏君主。这就如顾颉刚所说的“层累制造出来的伪史”，为了达到说教、资治的目的，一个亡国之君在后来一代代史学家的记述中，坏事越做越多，人品越来越坏。

大业十四年（618），杨广被宇文化及所弑。得到杨广的死讯后，已经起兵的李渊“哭之恸”，说：“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然而，仅仅四年后，唐高祖武德五年（622），李渊坐稳了江山，遂将杨广的谥号从“明帝”改成了“炀帝”（好内远礼曰“炀”，即沉迷于酒色，忽视礼义‌‌。）

唐太宗在位期间，名臣魏徵遵照李世民的指示，组织力量修《隋书》，定下的指导思想是“以隋为鉴”。从隋朝的兴亡中吸取经验教训，为当朝国君掌握存亡治乱的规律服务。

基调已定，杨广在历史上就只能是一个荒淫无道的昏君。历代官修史书的残酷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