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县阿育王塔考辩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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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尔山

代县阿育王塔是一座通高40米，底部正圆周长60米的覆钵式砖塔。它矗立在一个南北长50米，东西宽30米，高1.5米的长方体基台之上。所谓“覆钵式塔”是现代汉语对于古印度佛教僧侣火化后墓冢“窣堵波”（梵语的音译名）的一种形象化称谓。从语言学角度讲，“窣堵波”（也作“苏堵波”）表达的是佛教墓冢，而“覆钵式塔”则指一种佛塔的形式，用法是有区别的，不宜混为一谈。当然，这种塔也还有别的叫法，如我在上文引用梁思成先生对该塔的评价，梁先生就称其为“瓶式塔”，这也是一种形象化的称谓。近年，又出现一个新的名词，叫什么“藏式塔”，意思是这种塔形是随着藏传佛教传入内地的，和过去人们称这类塔为“喇嘛塔”是一个思路。其实“藏式塔”内涵并不准确，因为古印度的这种塔形早在两晋南北朝佛教第一波高潮时，已经传入我国汉地。大同云冈石窟第六窟塔柱下就有“覆钵式塔”的高浮雕，标志着这种塔式早在公元5世纪中叶已经跟随汉传佛教传入中国。当然，由于随之而来澎湃的佛教中国化和世俗化，这种覆钵塔逐被我国本民族的楼阁式塔和密檐式塔等所同化和替代，一度身形隐遁。直到公元13世纪，蒙古铁骑先后灭了辽、金、西夏、南宋，建立横跨亚欧大陆庞大的蒙元帝国，这种塔式才又重返汉地。被汉民族笼统称之为“元塔”，或按其所涂颜色称为“白塔”。这种塔特色鲜明，个性准确，不要说专家学者，普通老百姓也看的明明白白。

大同云冈石窟北魏雕刻中的覆钵式佛塔

我还是返回到大塔前的标志上来说事儿。2001年塔前混凝土志碑坦荡确定这是一座“元塔”，同时申明清“康熙二十年（1681）地震毁坏塔刹九尺余，二十三年（1694）补修。”但就是不提该塔元朝何时建造。这当然不是什么“主次不分”的失误，而是说明，当时（确定为“国保”时），对于这座“元塔”的具体建造时间，依然没有学术定论。混凝土碑是实事求是的。

我们再来看新立红色木牌上的介绍：“阿育王塔原为木结构，元至元十二年（1275）改建为砖塔。……”元代建造的时间不仅是确凿的，而且还说明了，此时木塔被“改建为砖塔”。我下意识的感觉这又是一条“乌龙”。因为如上文（第一部分）所示的明万历、清乾隆、光绪《代州志》，以及所谓被毁圆果寺之西廊碑石中，若真有关于元塔改建的确切时间记载，那么，2001年此塔申报第五批“国保”护单位时，县、市、省三级申报者和国家文物局的审批者，他们怎么能夠不知道“如此重大的信息”并刻诸碑珉呢？难道这一群人是吃干饭的？！

我相信牵引这条“乌龙”的那只“看不见的手”，还是那册神秘的古本书《代州圆果寺塔记》。其手法和声言此塔始建于隋仁寿元年一样，是从一个时代宏大的叙事背景之中，择出一个“细节”来演绎代州的故事：上一出，是说隋文帝杨坚崇佛，建立大隋，向全国分发“舍利”，于是就有了“代州舍利塔”；这一岀，是说崇佛的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大元，向广大汉地推行西藏喇嘛教，于是代州又有了“喇嘛塔”。于是乎，我必须再去翻动那个“平凡的世界”的《代州阿育王塔的兴废史》。果然不出所料！“平凡的世界”说：“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6年）七月，元帝派使者悬带金牌，来寻找阿育王塔及圆果寺旧址，盘量宽窄，精心规划，再次启动复建阿育王塔的宏伟工程。为了防止宝塔再遭火灾，这次复建由过去的木塔改为砖塔。塔高一百二十尺，方台圆座，覆仰莲盆，团腹肩山，十三层塔顶涂金相轮，宝盖垂铃。圆腹内置八万四千香泥小塔、佛像和陀罗尼经书等。费用由皇室内务府支付，太原路总管府依数应办。耗资巨大，按限期完成。”（这段文字看来并非“古本”的原文，应是“平凡的世界”对“古本”内容的转诉）。如同上文中所诉“隋塔“遇到“齐塔”作梗一样，过了720年，不曾想当年的“隋塔”此时又成了“元塔”的硬梗了，怎么办呢？这回“古本”很干脆：“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年），元太祖称帝，挥师南下。乙亥年（1215年）攻入河北，戊寅年（1219年）八月十三日攻打代州。代人自己放火烧塔，火焰冲天，火星迸落前后殿堂，使整个寺院化为焦土。”一把火，一了百了。“古本”不用费煞苦心地去自圆其说了。但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代州的人民为什么要自己放火焚烧这座守护了他们七百多年的佛祖舍利塔呢？“天地不仁，人或为刍狗”，世道是变了，但代州人真的有那么罪恶吗？

中国古代甚至近代，完全没有、或基本没有实证考古学，识别和鉴定古迹文物，大坻依靠“稽古”，即查阅历史典籍，所谓引经据典，以踪其源。很显然，依这样的方法识别和鉴定的古迹和文物，并不完全可靠。这是因为这种考稽太多依赖“源头”亦或“上游”记录的“真实性”了。源头和上游的记载一旦是失真的、虚假的、甚至凭空杜撰的，那下游的考据，势必谬之千里了。因此，现代的“科学考古学”一定要强调“实证”和“考稽”相结合，而且宣言：以实证为基石”。譬如这代州阿育王塔，它的所谓历史“真实性”的表达，在现代考古学看来，绝不会放在一本“无名氏”的所谓古本之上，而是要对砖塔本身物质的（材料、装饰、地层、埋藏、文化环境等）、非物质的（意匠、设计、造型、工艺等）遗产，进行全面调查，然后结合历史文献记载作出结论。就现状讲，代州古塔是一座保存情况良好，基本时代特征非常明确的元代佛教古迹（这恰恰要感谢代县人民对它的珍爱和保护），我相信不完全依赖直接或间接的文字记载，使用科学考古周密的调查方法（比如调查覆钵式佛塔造型的演变历史，来看代州塔造型所处的时段），也能夠确定其进一步的断代时间。

下面我从非物质实证的方向，尝试对覆钵式佛塔造型意匠的演变，作一点研究和分析：

①印度桑吉阿育王塔



印度桑奇大佛塔

桑吉佛塔，坐落在印度中央邦博帕尔附近桑吉村的佛教遗址。建于公元前3世纪的印度孔雀王朝时期，由阿育王为供奉佛祖释迦牟尼的舍利而建。融合了波斯、希腊的建筑及雕刻艺术，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佛塔的建筑结构宏大而庄严，半圆球形（“安达”，即宇宙之卵）的外观象征着生命的轮回与不朽，中央的小室树立三层相轮，象征菩提树，是为佛法的庇护。塔型描述：内刹冢型。

②犍陀罗佛教艺术中的佛塔



犍陀罗佛教艺术佛塔浮雕

这是属于犍陀罗佛教艺术的一件佛塔浮雕，时间为公元300年到400年的犍陀罗晚期。描绘的对象是印度中央邦巴尔胡特大佛塔（这座佛塔，约建于公元前2世纪中期的巽伽王朝，原址在今印度中央邦萨德纳县城以南约15公里的巴尔胡特。当1873年英国考古学家康宁汉发现它时，该塔的覆钵早已崩坏，残存的东门和部分围栏被收藏在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但它的形象在这件浮雕中重现）。尽管佛陀的实体并未显现，但他的智慧与觉悟却通过这座佛塔得以永恒传承。佛塔具有半圆球形的外观，其内缠绕着娜迦蛇（象征着灵蛇），它被尊为佛塔内文物的守护神。此外，佛塔顶部直接覆盖着一把由菩提树叶制成的保护伞盖，寓意着佛法的庇护。塔型描述：树刹冢型。

③云冈石窟第6窟石雕佛塔



北魏雕刻中的覆钵式佛塔

云冈石窟第六窟，是云冈石窟中规模最大、雕刻最精细的洞窟之一。该窟之中心塔柱，雕饰富丽，被誉为“云冈第一伟观”。该窟开凿于北魏太和时期的471—494年。中心塔柱之最上层左侧柱下向外三个角上均刻有覆钵式佛塔。塔之覆钵体为半圆球状，覆钵之上已装置非常明确的塔刹。覆钵下有塔室，塔室中刻有佛像。覆钵式佛舍利塔，以雕刻艺术的形式出现在云冈石窟的中期洞窟中，标志着这种塔式在南北朝时中国的实际存在。塔型描述：高刹半球型。

④西藏山南卡松石塔

西藏卡松石塔

松卡石塔，位于西藏自治区山南市扎囊县桑耶镇松卡村，是公元八世纪吐蕃时期（唐）的古建筑遗存。松卡石塔包括大小不同五座石塔，均为整块巨石雕刻而成。据说是印度高僧寂护主持建造的。（寂护又译为静命，是八世纪印度著名的佛教僧侣，出生于孟加拉）【注1】最大的一座底座为方形，边长4.1米，半圆球形覆钵高1.65米，最大直径2.5米，塔刹全高2.95米。松卡石塔对研究吐蕃时期佛塔的造型艺术和建筑风格有很高的价值。塔型描述：高刹半球型。

⑤北京妙应寺白塔



北京妙应寺白塔

妙应寺，俗称白塔寺，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171号，始建于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寺内白塔为中国现存较早较大的元代覆钵式佛塔。【注2】至元八年（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亲自勘查选址，经帝师八思巴推荐，由尼泊尔工艺家阿尼哥设计，在辽代释迦舍利塔原址上建造白塔。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白塔竣工，并迎释迦佛舍利藏于塔中。塔高50.9米，塔基为三层方形折角须弥座，覆钵形塔身，呈“平肩状”，雄浑巨壮。十三天（塔刹）粗大壮实。顶端承托直径9.9米的华盖。华盖顶的铜质小塔形宝顶，高五米。塔型描述：巨刹丰肩收腹型。

⑥山西五台山白塔

五台山塔院寺大白塔

五台山大白塔，建于元大德六年（1302年），亦由尼泊尔匠师阿尼哥设计建造，比北京妙应寺白塔晚23年。塔通高75.3米，塔基为正方形，环周为83.3米，为中国最大覆钵式佛塔【注3】。覆钵体比之妙应寺白塔出现“溜肩”趋势，与粗大的“十三天”构造相接，使通塔形成“瓶式”体象。天上华盖周长23米多，铜顶高5米余。塔型描述：巨刹收肩圆腹型。

⑦山西代州阿育王塔



代州覆钵式塔

代州阿育王塔在今代县人民政府院内。塔前木牌上说：此“阿育王塔原为木结构，元至元十二年（1275）改建为砖塔。”按此，比北京妙应寺白塔早4年，比五台山大白塔早27年。塔体平面通体呈圆形，直径21.78米，塔身为上肩溜圆的覆钵体，风格较之北京妙应寺白塔的平肩巨壮型，趋向于柔美圆和。通高40米。塔型描述：高刹圆肩收腹型。

⑧北京白塔庵白塔

北京白塔庵覆钵式塔

白塔庵白塔亦称“天下大师墓”。位于北京西山金山口以西至三家店的小西山一线（在今中国画研究院院内），此地曾是元代西域番僧的聚葬地。建筑年代未见官方文物部门考证。有传闻称，明建文帝在“靖难之役”中逃出南京，削发为僧，晚年来到北京，死后葬于西山，并建衣钵塔，塔讹称建文帝衣钵塔。传闻虽无稽，但可证明初北京西山已有此塔。故一般认同此塔为元塔。元朝西域番僧的墓碑上，往往题刻着元朝授予的“司空”“司徒”或“帝师”“国师”的封号。所以推测“天下大师墓”，很可能是元代番僧之墓葬。塔高25米，塔基为单层须弥座，塔身覆钵体造型与代州白塔最为相似。塔刹“十三天”粗细与覆钵体之间的比例更与代州白塔一致。塔身四面均开有“眼光门”则和明清时的覆钵式塔手法相同。塔型描述：高刹圆肩收腹型。

⑨西藏山南桑耶寺白塔



西藏桑耶寺白塔

桑耶寺白塔，位于西藏山南古老的桑耶寺中。根据《桑耶寺志》记载，公元762年，赤松德赞亲自为寺院举行奠基，历时十二年建造，于775年终告落成。桑耶寺是以古印度波罗王朝在摩揭陀所建的欧丹达菩提寺为蓝本，初建时即有白黑红绿四塔。但该寺在漫长的历史中几经兴废，塔的原样己不为今人所知。9世纪中叶，朗达玛灭法，吐蕃禁止佛教传播，桑耶寺遭到封禁。10世纪后成为宁玛派（红教）的中心寺院。17世纪初萨迦派（花教）统治时期，对该寺进行过全面修葺。17世纪中叶，桑耶寺遭遇一场大火，多数建筑被烧毁，到六世达赖仓央嘉措（1683—1706年），又才陆续修建起来。20世纪40年代，热振活佛摄政期间，也曾对桑耶寺进行过一次较全面的维修。文革”期间，桑耶寺再次遭受到极为严重的破坏，大殿的金顶拆毁不知去向，白、红、黑、绿四塔成了废墟，1982年恢复开放以来，国家先后拨款120多万元，黄金近5万克又进行了全面修建。【注4】现在的白塔是1982年后重修的形象。塔基方形，有覆钵形塔腹。覆钵扁平而宽大，肩线明显清晰，并开有龛门（眼光门），宝刹上置细长的十七环相轮，通高18米。塔型描述：高刹棱肩鼓腹型。

⑩北京北海白塔



北京北海白塔

北海白塔即北京永安寺塔，为覆钵式。位于永安寺善因殿后山顶，始建于清顺治八年（1651年）。塔身立于白石须弥座上，覆钵体肩部下溜，棱线分明，最大径为14米，正面有壶门式眼光门。塔身上部有细长的相轮（又名十三天）和铜质华盖，通高35.9米。塔型描述：高刹棱肩鼓腹型。

以上所举十座“例塔”，两两为一组，共五组，构成了一个最简的覆钵式佛塔的生态进化链：第一组①②，印度桑吉大塔和印度巴尔胡特大佛塔（犍陀罗石雕艺术品），表現的是佛塔作为佛祖骨质埋葬最初形态物质遗存——冢式坟，冢顶（坟头）有盒式小屋，内装有相轮。（巴尔胡特大佛塔的雕刻艺术品的相轮则直接表现为“菩提树”。这一组的时间为公元前3世纪——前2世纪。第二组③④，大同云冈石窟北魏时期汉传佛教覆钵式塔的石刻浮雕和西藏山南扎囊县桑耶镇松卡村藏传佛教覆钵式石塔。两塔的覆钵体都是半球形，塔顶己经发育出与“天”的联系方式——塔刹（后称“十三天”）。时间为公元第五世纪末到公元八世纪初。而后这种塔型在中国消失五百余年。第三组⑤⑥，元世祖忽必烈，经帝师西藏萨伽派僧人八思巴推荐，由尼泊尔艺师阿尼哥设计，分别在北京妙应寺和山西五台山建造的两座覆钵式塔。时间是公元13世纪未到14世纪初的30年间。被认为是在中世以后，中国再度现身覆钵式塔之始。阿尼哥设计的这两座塔的形体，较之唐朝以前的同类塔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覆钵体由半球型演变成了倒扣的铜罄形，突出了“肩部”，塔刹明显加粗，华盖呈“帽状”。使佛塔具有了“佛躯在座”的匠意。不过即是同为阿尼哥经手的两塔，在造型上也有区别，后者覆钵体出现变“瘦”的趋向，且“丰肩”变为“收肩”。这种变化如同北魏时的传入中国的佛像一样，平城早期平肩壮硕的犍陀罗式，百年间变成了洛阳时期的“瘦骨清像”。这是受中国文化审美影响所致。第四组⑦⑧，即本文讨论的山西代州阿育王塔和北京白塔庵塔（或许还应包括建于明洪武十八年，通高25米的山西晋源惠明寺塔）。这几座塔是我们现今，在中国大地上能看到的所有覆钵式塔中最为相像的一个覆钵塔群。时间在元代中期到明代初期。特点是覆钵体的肩腹弧度更加优美，十三天相轮直径有所收缩，与覆钵体直径之间比例更加恰当。佛塔整体形象更为“清秀”。第五组⑨⑩，北京北海公园白塔和西藏桑耶寺白塔。这两座塔在形象上也是娈生姊妹，建造时间在清朝及其后。表现为覆钵体鼓腹澎起，溜肩变为斜肩，并开出“肩线”（我称之为“棱肩”），而十三天塔刹则进一步变细。表达为覆钵式佛塔一种“造型上的复古主义”和“装饰华丽”相结合的倾向。这种倾向的发生，大概与明人渐渐知道了佛塔的真正原型，而清人则酷爱华丽有关。

尼泊尔佛教艺术大师阿尼哥

上述五组十座覆钵式佛塔呈现的是：这种塔型在世间出现以来，两次传入中国的演化历史。尤其是第二次，从元代到清代，覆钵式塔经历了艺术风格的演变，从早期的粗犷到中期的秀气，再到晚期的华丽，体现了不同时代审美观念的变化。很明显，这中间代州阿育王塔的形象与其自称的建造时间不相对应。不仅如此，由于代州阿育王塔所宣示的所谓“改建为砖塔”的时间是“公元1275年”，比北京妙应寺白塔（阿尼哥设计）早四年，这实质上是在争夺覆钵式佛塔元代“重返华夏第一塔”的名位。以我对代州塔各种文化条件的综合分析，认为代州塔的这种“历史真实性”地位是非常尴尬的！这是一个毫不相干“过客”的忠告。

尴尬之一，迄今为止，我们没有见到任何来自于砖塔本体（塔身、材料、地宫）以及地层、环境关于塔的建造时间的直接证据。（2014年代塔也曾被盗过，侦破后确认窃贼没有找到地宫，未造成损失，但是，也等于未见任何有研究价值的实物出土）。

尴尬之二，至今没有看到任何历史典籍（包括国史经典、地方史志、名人笔记等），以及佛教典籍，关于塔的建造时间的明确记载。所谓的“元至元十二年（1275）改建为砖塔”，仅仅来自于一本无名氏的“古本”，地方当局似乎已经采信其说，但因自知缺乏权威说服力，宣传中犹抱琵琶半遮面。

尴尬之三，覆钵式佛塔自唐以后在中国佛塔的建筑实残中消失五个多世纪，元至元时期，邀尼泊尔匠师阿尼哥来华设计和主持元世祖忽必烈家庙佛塔以及国家佛教中心五台山佛塔的建设，这是元朝乃至中国佛教史上重要的节点性和开创性事件，因此《元史》及元代其它典籍对此事件（包括阿尼哥的任职、团队、两塔功成后的庆典、奖励等等）都有详细的记载。相比之下，代州砖塔作为元朝大型塔（40米以上）中的一员，又自称比妙应寺白塔早建四年，却一无所记，这本身就是对其当时“是否在建？”的一种怀疑。（另据《北京市名胜古迹词典》载，“妙应寺白塔于至元八年（1271）由忽必烈选址兴建，至元十六年（1279），顺利竣工，历时共8年”，而代州白塔自称建于至元十二年即1275年，未提及建筑过程，一般理解为建成时间，正好在妙应寺塔施工过程的正中间。说明两塔建设时间有较多重叠。两塔同时在建，而且塔的座落相距并不远，一个有详细记载，一个完全被忽略，考量之下，这不仅仅是个厚此薄彼的问题，而是有谁无谁的问题）。

尴尬之四，元初建塔前后，尼泊尔艺师阿尼哥，不仅仅只是一个技师或团队领导，同时还是元政府的工部官员。元廷设“诸色人匠总管府”，下统18个司局，阿尼哥为总管。从代洲白塔看，它的造型匠意，数模计算，雕刻工艺，特别是塔刹基座为“折角廊柱宫殿式造型（希腊式）”，这些都说明，代塔施工团队组成绝非中国本土工匠。但是两塔工程各异，风格不同，那这个施工团队与阿尼哥团队和阿尼哥总管之间又是什么关系？这是一个无法解释的“迷团”。

尴尬之五，从上文推演的覆钵式佛塔的演化过程看，代州阿育王塔的造型的可比性实物出现在了元代中期及以后。而且这神“秀气”参照体的较大型塔，至少有两座以上，即北京白塔庵白塔和山西晋源惠明寺白塔。这种表现在塔身上的非物形态的意匠和风格，毫不客气地证明它是一大件元中期的优秀作品。而与元早期、尤其“元代第一座”无缘。但是，凭借精致的工程质量和朴素的塔身塑造，以及尚未开“眼光门”（这是晚期白塔的一种标志）等因素判断，“代州塔”还不至落“身”于明代或更晚。

【注1】关于寂护，见“中国寺庙祠观造像数据库细览 ”·

【注2】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 《北京名胜古迹辞典》 （ 北京燕山出版社）

【注3】五台山大白塔 · 佛缘网站

【注4】国务院关于公布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 · 中国政府网

（下接第三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