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 部 下 放 记 作 者：孙 立

星语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神州大地掀起一阵阵下乡潮流。有一特殊的人群在农村经历了一段难忘的岁月，至今鲜为人所关注，那就是下放干部这一群体。1968年，中央在各地开办五七干校，要求学校、机关干部参加农业劳动。到了1969年下半年，政策更进一步，号召干部下放农村，与贫下中农相结合，彻底改造世界观，大批的城市干部携妻将雏浩浩荡荡地开赴乡村。与知青不同，下放干部还保留城市户口，工资照发，子女则转为农村户，如学校毕业，就与农村青年一样，自动回乡务农。

城里人下乡落户，自然让乡下人新奇不已。这些人戴着眼睛，长得细皮嫩肉，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能干啥活？尤其是打听到干部们一般月薪都有七八十元，有的甚至上百元，更是咋舌不已。有农民说，你们可好，太阳冒头，钱就到手。我们不干活没有，苦干一天，也只有你们的十分之一。话语里，似有不平之气。

　　干部到农村，自然要脱胎换骨，与农民打成一片，日常生活、下田干活都会有不少考验。有一位老工程师姓夏，五十多岁，矮胖的身躯，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据说工资不低，下放前都是保姆做饭，可谓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如今一切要自立更生，三餐饭成了难题。老先生学富五车，却难为妇人之炊，正应了当时流行的看法，知识分子四体不勤，韭菜、麦子都无法分清，亟需思想改造。我听说，老夏做菜时，长长的豇豆不知道截断，而是整条放在锅里炒，一头焦一头生，哪能下咽。看见饭锅冒气，慌得赶紧用石头压住。要是干活，更是丑态百出。下雨天，老夏挑着秧篮出工，走过一座石桥，桥面被雨水打得又光又滑，老夏前脚伸出去又收回，接连几次，迟疑再三，便趴下身子，手脚并用，颤颤巍巍地爬了过去。过了桥去，老夏直起身子，深喘了几口气，嘴里还连连说道：“好险，好险。”社员们在一边，不住地摇头叹道，真是作孽，作孽。好在时间不长，拿着高薪的城里人的知识也不能白白浪费，一两年后他们便离开大田，被公社或是抽去配合搞运动，或是去粮管所、建筑站等部门做会计、跑采购，做相对合适的工作。

　　刚下来时，队里没有多余的房子安排，干部们大都住在牛棚或仓库。时间长了，公房也不能老占用，于是就寻思盖房子。盖房，国家有一定数额的款项补贴，经济上压力倒也不大。让下放人头疼的是，这房子不知要住多久，会不会就住下不走了。有人寻思，既然盖，就盖好点，以后万一子女结婚也能用。那时，农村几乎都是草屋土墙，下放人通常盖的是砖墙瓦顶，墙体或刷了石灰，或青砖裸露，在村子里形成一道醒目的风景线。或许是下放人开了风气之先，以后农村瓦房也渐渐地流行。在农村时间长了，与农民交往多，便会产生一些矛盾。在我的印象中，矛盾最大的，还是借钱的纠纷。虽说革命放在首位，但见钱眼开亦为常态，而下放人口袋里的钱在乡下人眼里，俨然是一笔巨款。可以说，所有的下放干部都遭遇过借钱的烦恼。队里的农户，凡是遇到经济困难，或想揩点油的，首先想到的就是下放户。下放户钱多，来得容易，再说又是来接受再教育的，虎落平阳被犬欺，多少有寄人篱下的自卑感。不光是钱，还有十分金贵的粮票。借钱人一开始自然是苦诉家中之难，也会有两句奉承之语，最后还会拍胸脯连连保证，不久一定奉还。下放人明白，钱一出手基本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但要完全拒绝也很难，便不断诉说家中也有困难，一再降低数额。借十元的，五六元行不行？借五元的，则就先拿出两元，一般以半数成交。

　　对下放干部来说，最苦恼的还不是生活、借钱，首先是学非所用，以前自己的专业强项可说是毫无用武之处，而那部《决裂》电影里的马尾巴功能的嘲讽，更是让文化人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当然，社会上对走白专道路的批判甚嚣尘上，能做好手上的事，讨得领导喜欢，其他也不能多想了。再就是子女的成长问题， 是每家最烦神的事。孩子们受拖累下到农村，户口转为农村户，身份也没明确为知识青年。有的人家几个小孩全部务农，孩子出路成了头疼的大事。那时，征兵、招工农兵大学生也是不多的选择。征兵要出身好，下放干部一般没戏。招生则是肥缺，当地有门路有关系的自然不会轻易放弃。而下放人也会抱一点侥幸，请生产队、大队干部吃饭，给公社干部送礼，当然如愿者很少。

　　最近看了一部下放干部写的回忆录，说到当年有领导打算取消干部的薪水，与社员同工同酬。我不敢想象那会是如何结局，好在没发生。皮肉之苦尚能忍受，如釜底抽薪，则生存之苦境，恐比当地农民更要甚之。下放大约五六年，世道又变，下放者又如大雁回归，纷纷携家眷打道回城，子女如已成家，则须在当地安排。时至今日，据我所知，当年的下放干部大都已作古，那段往事能见到的记录也不多。那是一代人的一段人生历程，对很多家庭都有过深远的影响，其中包含了时代丰富的内容，也可说是不能忘却的历史。 （本文发表在《常州日报》2018年9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