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手表

特立独行

手表，是戴在手腕上显示时间的小型时钟，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从1955年开始，才先后在天津、上海生产手表。

手表的功能不仅能显示时间，往往还能显示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更能显示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有时，它也能传递爱情。

我的孩提时代，建国不久，国家经济水平落后，人民生活贫困，能够买得起手表的人几乎是凤毛麟角。偶尔看到有谁戴着一块手表，那肯定是即新奇又羡慕！

不怕您笑话，别看我那时年纪小，我可是早早就戴上了“手表”呢！只不过那不是一块真正的手表。

有一年春节，三叔家在外地工作的大哥来我家给父母拜年，腕上戴着一块手表，令我十分眼馋。当晚，我做了个梦，梦见我也戴上了手表。第二天天亮醒来，发现手腕上空空如也，心中十分沮丧！

于是，我突发奇想，按照前一天看到大哥腕上手表的记忆，用钢笔在手腕上画了一块手表。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块“手表”。

此后，我几乎每天都要在腕上画一块手表，寒假结束开学时，我依然戴着我的“手表”来到了学校。上课时，老师讲了什么内容我基本上没有认真去听，一直在偷偷的欣赏着自己的“手表” ，并憧憬着有朝一日也能有一块真的手表。

课间休息时，我无法控制自己兴奋的心情，迫不及待地向同学们炫耀起自己的“手表”来。那一刻，画在腕上的那块“手表”仿佛已经幻化成了一块真的手表。大家见到后，不仅没人嘲笑我，反而十分敬佩！中午休息时 ，班上有好多同学都模仿着我的样子，戴上了自己的“手表”。

在小学时，数学课已经接触到钟、表等关于时间认知的内容，但说实在的，由于那只是理论上的东西，实践上我们并没有真正接触到实物，尽管老师讲的很认真也很明白，但我们就是没有记住时针、分针和秒针的关系。

一直到了1969年读初中，我做为学生代表，参加教师“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休息时间，才在于跃忠老师的反复演示和讲解下，搞懂了手表的原理及时针、分针和秒针的相互关系。

1972年底，我光荣的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部队什么时间起床，什么时间出早操，什么时间开饭,什么时间操课，什么时间晚点名，什么时间就寝，都有连队值班员吹哨，我们并不怎么需要手表。即便我们想拥有一块手表，也只能是望洋兴叹！

第一年兵、第二年、第三年兵的津贴费分别是6、7、8元钱，除去买洗漱用品、手纸、信封、信纸、邮票、钢笔、墨水、针线等，剩不下几块钱，而且还要积攒一点邮给家里补贴家用，根本买不起手表。

夜间站岗时是有必要掌握时间的，好在我们指挥排有一只训练用的秒表，大家站岗时就轮流带着它，伴我们度过了几年的时光。

1976年，老班长王殿山退伍了，我接替他当上了侦察班班长。新的工作岗位，使得我迫切的需要有一块手表。部队周围全是绵延的大山，我带领全班上山训练，常常会因为没有手表而掌握不准确归队时间。如果下山早了，就会浪费了训练时间；如果下山晚了，就会耽搁大家吃饭，还要麻烦炊事班给我们留饭。

我厚着脸皮给本不宽裕的家里写了一封信，说了我想买一块手表的想法。尽管家里很穷，还是积极支持我的工作。家里卖了一头猪，给我寄过来60块钱，我又自己添上了积攒很久的60块钱津贴费，終于花了120块钱买了一块辽宁丹东产的红旗牌手表。

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拥有的真的手表。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我幸运地从部队的炮兵排长考入了东北师范大学。次年，我拥有了我人生中的第二块手表。说起这块手表，还是有一点故事的。

1968年，一批沈阳市的知识青年下乡来到我们老家农村。其中一名叫徐秀杰的女知青，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积极上进，表现出众，不久就被选到学校当了民办教师，成为了我的老师。我们两人都是学校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经常一起外出参加讲用会。接触多了，互相都比较了解。后来她被推荐上了沈阳药学院，我则参了军，我们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我考上大学不久，她就把妹妹介绍给了我。于是她就从当年我的老师成为了我的红娘，两年后她又成为了我的大姨姐。

我的第二块手表是日本产的“精工”牌手表，是她的妹妹——我的爱人送给我的定情信物。

今年——乙巳年是我的本命年。老伴儿说“你那么喜欢手表，再买一块好手表吧，咱们有钱。”我婉延谢绝了，我说“我的第一块表，是为了工作；第二块表是为了接受你的爱。现在退休了，也用不到手表了。再说，现在人人都有手机，手机都能显示时间，手腕上戴一块手表碍事巴拉的没必要了”！儿子也说要给我花上万八的买一块好手表，也被我拒绝了！

表针回旋，日月更替。时间，把我们的青春年华甩到了身后，岁月的刻刀无情地在我们脸上雕琢满褶皱。从前，成为了回忆；过往，成为了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