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忆是童年（上）

今评媒

陈四长：最忆是童年（上)

全家迁到西安，但每年清明总要回趟三原，一来是给父母的坟头烧纸，二来是看看老屋。

每次回家，我都有一种空落的感觉。以前慈父健在，每次回家，父亲都是迎出门外，等你歇下后，便提上篮子到营房门口打点豆腐买菜。晚上，偎在你的跟前给你说这说那。现在父亲走了，留下空空的一个院子，再没有了昔日的温情和牵挂，只丢下荒凉的野草和蘖生的树木疯长得满院都是。

是桐花盛开的季节，院里几株桐树上紫色的白色的花儿团团簇簇，开得正是热闹。椿树的花也刚开过，绿色的小米粒似的花，铺了院子一层，散发着淡淡的清香。过去我没留意,不知椿树的花儿竟有这样醉人的香味。

在这个院落里，我度过了童年、少年以及青年时代的大部分时光。一回到这院落，我的情感就难以自抑。

我开始记事的那个年月，老爷爷还在。老爷爷叫陈润芝，又名陈抡斗，很气魄的名字。他识字不是很多，但关心国家大事，爱听广播。据说老爷爷年轻时脾气很倔，因为儿子们不听话，喜欢耍钱，都被他赶出了家门。

爷爷这个概念对我来说是一片空白。我的爷爷被国民党拉壮丁走的时候，我父亲只有三岁，之后就再也没有爷爷的音讯。

在我们这个四世同堂的家庭，我算第四辈人，我这一辈，我为长，因此老爷爷非常宠我。每次上县，总要带我这个尾巴。其实，老爷爷去县城，通常也不买什么东西，就是在茶馆里要一壶茶，听说书艺人的段子。那时的茶馆在山西街，说书人说的多是《七侠五义》、《小八义》、《杨家将》、《施公案》一类的武侠公案故事。我尽管不全懂，却也听得入迷，甚至还为故事里人物的命运操心、流泪。老爷爷的熟人觉得稀奇，对老爷爷夸我心静，是个可造之才。

可造不可造说不准，但小时候爱听故事却是真的。村里有个叫家明的人，读的古书多，为了听他讲故事，我去他家剥棉花、玉米，饭时常忘了回家。急得妈妈满村里寻我，扯着嗓子喊我的名字。

长到六岁，到了入学的年龄，父亲送我上学读书。学校在村子西边，土围墙内里外两院，刚进校门是操场，操场上没有什么体育设施，惟一的篮球架还是村里木匠做的，非常简陋，但也已使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们觉得很新奇，高兴得不得了了。

教语文的老师记不起名字了，只记得是个半百老头，上课的时候,手里总拿着一根戒尺，一脸的严肃。若碰上哪个学生在课堂上调皮或是背不对课文，便叫你伸出手来，抡起木尺打你的手心，只消三两下,你的小手便被打得红肿，疼得眼泪在眼眶里转。而家长们对老师的这种做法普遍又都理解，认为是对自己的孩子负责。有的家长在路上碰见老师，还特意安顿一句：“我那娃要是不听话，你只管教育，该打就打。”似乎老师不这样，就是对自己孩子不精心一样。因此，我们非常怕语文老师。

现在的冬天雪少，那时的冬天，一冬总要下几场大雪。天也比现在要冷，三九寒天，学校教室的瓦檐上，中午还挂着一尺来长的冰溜子。教室里没有火炉，同学们虽然都穿着棉衣棉裤，但一个个都冻得清鼻涕流着，不少人脸上、手上、脚上生出了冻疮。下课铃一响，学生们就一窝蜂地往背风向阳的地方跑，十几个同学排成一溜，分为两拨，左右拥挤着取暖。一边挤，一边还哼着儿歌：挤，挤，挤五豆，一下挤到墙那头……

我小时候记忆力好，学习成绩不错，但就是有时逃学。记得有一天早上又迟起了，怕到学校挨老师批评，也不敢早回家，就藏到村口的打麦场上，在麦秸垛上掏个洞，自己钻进去，洞口再用麦秸一挡。听到学校打了放学铃，别家的孩子回来了，自己就混到队伍里，跟着回家吃饭。自以为得计，但好景不长，很快让母亲知道了，狠狠地打了我一顿。从此我不敢再逃学，学习成绩也排进了班里的前十名。

在新庄小学，我印象最深的还有一位陈英义老师，她长得像电影演员宁静，高挑挑的身材，绝对在一米六九以上。陈老师是上海人，丈夫是十五航校的飞行大队长。她到我们学校代课是因为教我们的班主任老师请了长假。

陈老师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气质高雅，性格活泼，我们都很喜欢她。她不仅课教得好，而且还教给我们许多好玩的游戏和快乐的舞蹈。这一切都是乡间学校的其他老师所不会的。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陈老师教我们跳小白兔舞，其他班的小伙伴围着看，都非常眼馋，我们因此感到很自豪。

那个年月的夏秋季节，雨水特别多，而且经常发山水。我们村子的地势低，一发水，村外就一片汪洋。当时有一个说法:“北塬上上粪,起驾村扎囤。”意思是说北塬上的粪都漫淤到我们村子地里了，来年会收一茬好庄稼。这也说明我们村子是洪水常来光顾之地。因此,每逢下大雨和连阴雨，村民们都很紧张。只要村长的锣一敲，男人们全都像打仗似的，拿着铁锨，去加高村子四周的土围子。我们小孩子这时也变得活跃起来，倒不是忙着帮大人修围，而是拥到土围子上看山水。一旦看见水头漫来，就一齐大喊:“山水下来了！山水下来了！”仿佛那山洪是什么壮美的景观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