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第二十一军（文化篇）（一）抗美援朝纪实

鲁宁

编辑：夏鲁宁

志愿军第21军61师第二期卫生学校同学重逢于1953年2月8日在太仓合影

为了保证部队有更多的军事干部参加文化学习，提高军事干部的文化水准和为1953年练兵准备军事教育的领导干部，中央军委于12月28日颁发《关于抽调军事干部入文化学校或军事学校进行学习的决定》，决定抓住1952年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学文化的时机，抽出大部军事干部分别进入文化学校或军事学校学习，步兵军、师、团、营四级的正副指挥员和参谋长中，留下一人在部队主持工作，并领导1952年的军事训练，其余干部则从部队抽出进入文化学校或军事学校学习。二、组织干部补习文化

华东军区部队经过1950年至1953年各种不同形式的文化教育，干部文化水平普遍有了提高,但仍难以适应学习现代军事技术的需要。为继续提高干部特别是团以上干部的文化水平，华东军区于1955年2至3月将全区文化学校进行整编,设立了13所文化速成中学。其中,第十七文化速成中学位于江苏南京,第十八文化速成中学位于福建福州,第十九文化速成中学位于浙江上虞,第二十文化速成中学位于江苏扬州,第二十一文化速成中学位于安徽芜湖,第二十二文化速成中学位于江苏南京,第二十三文化速成中学位于江苏松江,第二十四文化速成中学位于浙江宁波,第二十五文化速成中学位于浙江溪口,第二十六文化速成中学位于福建莆田,第二十七文化速成中学位于福建龙溪,第二十八文化速成中学位于山东济南,第二十九文化速成中学位于山东黄县,分别归就近的军区、军或军级单位建制领导。从抗美援朝回国调来华东的第十二、第六十军,分别在浙江金华、山东滕县,设立了第六十六、第七十二文化速成中学。二十一军在扬州成立了第七十九文化速成中学。这些文化速成中学,对华东军区(后南京军区)部队干部特别是团以上干部离职补习文化,起了很好的作用。不少军长、师长、团长通过补习文化,后进军事学院深造,成为军队建设的宝贵人才。

志愿军第六十三师文工队合影

华东军区高级干部短期训练班

徐春阳回忆文章：

当晚，收到了张震参谋长的信,他针对我的思想情绪和要求,亲切地指出:“在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面前,每个人都遇到了新问题,都需要从头学起,你改做军事工作是适宜的。”又说:“培养现代化战争的联合兵种指挥员，是更为重要的。”最后告诉我:“军区正准备在南京举办高干学习班，主要是学习现代军、兵种知识和联合兵种作战。你可以第一期来学习。”这封信语言不多,含义深长。我反复琢磨、联想，这位老首长还是这么热情、关心部下。他的话是对的,我为很快会到南京去学习而兴奋得彻夜未眠。

时间是紧迫的,当时我们的行装也十分简单,实行的是供给制,光棍一条,既没有钱,也没有想到要置什么东西。

1951年1月23日到黄岩军部，知道军首长是周世忠参谋长带队学习,有胡炜、孙云汉、李光军三位师长和军师作战处、科长,每个团去一名军事干部。25日乘汽车几个小时就到了杭州,又乘火车经上海,于28日即到南京。想当年开着“11号”南下是多么艰难,这现代化运输又快又舒服。时代不同了，这已是上半个世纪的事了。在城市里遇到了许多老同志,目睹耳闻都引起大家不少感触。不久以前,大家在农村的时候,是多么亲热、朴素,感情实在。今天呢,咱们是乡下佬进城,不知道走哪条路,进哪个门。机关大,衙门多,小鬼也能当神仙。我不羡慕城市生活,我只是为入城不到两年，而有的机关、有的人变得如此之快而不满、担忧。

1月31日,在南京中华门外，雨花台东南岔路口的一所营区内，“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高级干部短期训练班”的全体学员召开动员大会，进行编队。

学习班领导是:主任陈毅,三位副主任是:张震、周骏鸣、唐亮。在一个不大的简朴的礼堂里,主席台上坐有华东军区各位领导和苏联顾问,军区各军兵种负责人也都到齐了。会议除宣布编队和学习计划外,主要由陈毅司令员作重要的动员讲话。

他开门见山指出:举办这个学习班,主要是要大家在这短短的几个月内,摸开走向建设一支现代化国防军的门路。他用很重的四川口音严肃地指出:由于当前形势不同,我们的主要作战对象,是工业生产高度发展的国家，是全部机械化的美帝国主义的军队。我们的任务是守卫祖国，援助东亚各民族的解放事业,保卫世界和平,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开辟解放区了。我们已不可能把一切武器供给取之于敌,取之于当地,必须组织大规模的后方运输。因此,我们必须用心学习新的技术,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部队,才能担当起新形势下的重任。但我们反对过急，光想现代化,丢掉老经验。必须知道,达到完全的现代化的装备、编制，是要由国家的工业化发展来决定的。这需要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同时，也反对慢性病,不慌不忙、守旧、不去学习。这都是不对的。

陈司令员最后号召大家:丢下一切思想问题，钻研学习,各军区首长,各特种兵司令员的每一次报告，每一堂课,都要当宝贵知识专心研究。

陈司令员的讲话,给大家很大震动,其含义已直接联系着目前我军在朝鲜战场与美帝国主义为主的侵略军进行的战争了。这个学习班是既有深远影响,更有目前的紧迫性。朝鲜战场我军很快就要实行轮番作战的方针。

2月1日,正式开学。7时整，我们整队立正在操场中央,陈司令员稳重而严肃地升起了这个学校的第一面国旗。从今天起,这一批身经百战的老同志,就要在这面红旗下，在这所华东军区高级干部短训班里,快速地学会现代化战争中所必需的知识,担负起即将赋予的伟大的历史使命。

学习正式开始了,我们的学习计划的安排，也是“现代化”的。用习惯语言说:就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也就是上一课,换一个地方。

2日、3日两天,我们在南京华东空军司令部和飞机场学习空军课程。首先由空军司令讲了关于现代化联合兵种作战中,空军的战略地位和战役战斗中的运用原则。飞机的出现使现代战争立体化了。而后到机场参观了苏联的米格 -15、杜-2、依尔-10为主的歼击、强击、轰炸、运输等各式飞机,主要了解各种飞机的技术、战斗性能和运用原则。

在过去的战场上,吃了飞机的不少苦头。建国时间不久,我们的空军有如此装备和规模,真令人高兴。在朝鲜战场上我们年轻的空军已开始参战了,多么希望能有一支强大的空军,掩护支援我们地面作战行动呀!提到掌握制空权,可能是一个遥远的将来。在我们的脑子里，苏联的军事科技都是优越的,不然怎么打败了德国,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呢!

2月3日夜间,乘火车北上徐州,在坦克二师上坦克兵课。

拂晓一出火车站,白茫茫的大雪覆盖了这中州要地的古老战场。在乘车东去坦克二师营区时,郊外往日的碉堡工事还都看得很清楚。

饭后即开始上课,介绍装甲兵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到三十四团参观坦克,介绍坦克的技术性能和运用原则。

苏联顾问讲了一个很有趣的笑话:在世界战争史上，战场上大量使用坦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两军的作战中,规模之大可以说达到了当代顶峰。但是战车发明最早还是中国人。两千多年前,中国在计算一国的军事实力时，就是以战车为基准的,比如有千乘之国,万乘之国。所以在中国的象棋里,“车”最厉害。顾问的话引得大家哄堂大笑,无形中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

这里正有苏联红军坦克部队的军官、士兵随战车一起到中国来移交装备。他们和我们战士、干部同吃同住同操作。大门口解放军战士和苏联红军战士并肩站岗,教练场上各操作手对口包教保学。他们也穿着中国式的冬装,直说棉衣暖和得很。晚上参加了中苏两支坦克部队联合举行的联欢晚会,气氛非常融洽热烈。内在的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把大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听说他们刚到徐州后,星期天一定要上街,要求给他们找个地主资本家看看是个什么样子。他们看到一个衣服破烂的穷人,就把自己身上能送的东西爽快地送上去,觉得很高兴,认为自己又做了一件有利

志愿军第二十一军女战士在扬州文化学校合影留念。

于无产阶级的事。这些士兵十分纯真可爱。

第二天在野外,参观步兵、坦克兵、炮兵的联合演习,组织指挥、协同动作都很成功。

在演习场见到了很多原来在骑兵团的老同志:张仙舟、王存古、李宣化、孟照贤、王复林等,他们都是骑兵团解散后到坦克部队来的。我开玩笑地说:你们现在是名副其实的“铁骑”了。他们高声地说:哪有骑马好,行军时想骑就骑上，坐累了下来牵着走一走。这可好,捂在铁甲壳里,夏天热得难受,冬天冻得难受,实在吃不消。我说:你们是已经现代化了。我们高兴地在坦克前照像留念。

2月5日是旧历年三十,6日是大年初一。我们都集合在冰天雪地里,参观步、炮、坦联合作战演习。结束后，随即连夜乘火车南下。这个年过的是特别有意义有风味了。

炮兵,在二次大战中,苏联称其为“战争之神”,在南京东南汤山炮兵学校听了理论课之后,在现场参观了炮兵司令部专为学习班组织的炮兵火器展览。

展览共分八个部分:有榴弹炮五种,野炮四种,山炮四种,迫击炮四种,高射炮两种,还有各种观测器材二十余种。各种火炮长、短、曲、直不同,按技术性能、使用原则组织起战斗来,也是很复杂的了。我们当前火炮是美、德、英、日、加拿大和苏联等多国的。不像苏、美等国,全是自己国家制造的,学习使用、保养维修都好办。想做到这一点，恐怕正像陈毅司令员所说的,还得十年、十五年,甚至更长。没有国家的高度工业化,军队是不可能真正现代化的。

学习安排得确实很紧,上完工兵、通信兵课之后，很快又要到开封学习空降兵。时间稍长一些,不少学员开始叫苦,自由散漫习气复发,上课不注意听,晚上外出,早晨睡懒觉。于是有的人编了顺口溜说,我们是“学习正规化，生活游击化”。这引起了校方重视,召开了学习组长会议,再次作了动员。特别是2月23日，是苏联红军建军三十三周年，华东军区参谋长的顾问--布力加斯基,在庆祝会上讲了近两个小时,除重点讲了苏联红军建军史、战史外，还讲了中苏军队的友谊,最后对学习班提出了希望,要求大家抓紧时间，克服困难,坚持把学习计划完成。对学习中的一些实际问题,讲课提纲、参考书籍、学习笔记、用具等都作了适当解决。我从内心里对这位五十多岁的老国际友人高度钦佩。

3月13日,我们又从南京乘火车北上河南开封城，学习空降兵课程。拂晓前进了开封高等师范学校。天亮后全城家家户户挂起了五星红旗,热烈欢迎志愿军归国报告团。我们也自然地被卷了进去。在热烈的掌声、口号声中，一辆披红戴花的汽车,拉着志愿军代表驰进会场,走上主席台。全场掌声雷动,口号声不绝。志愿军代表频频向人群致军礼。我们都被这爱国主义场面所感动。抗美援朝已成了进一步振奋、团结全国人民的强大动力。

六十一师胡炜师长更有所感。抗战前,他在开封度过了五年的中学生活。那时学生的爱国心倍受压抑，国民党卖国政府不准学生有爱国行动,哪能像今天的学生可以喊出爱国的呼声,他们多幸福!开封的变化,虽在外表还不算大，而人们的精神面貌却焕然一新了。

在伞兵旅,学习参观了三天,除理论课之外，还参观了他们的生活管理、教学设备、武器装备,特别注意到各个伞兵对降落伞的折叠、保管、检查和使用都十分严谨。他们表演了从地面的初级动作及高空跳伞动作,还进行了一次带战术背景的现地空降实兵演习。部队上机、飞机起飞、跳伞、快速集中、投入地面战斗,一切都进行得井井有序。全体学员都站起来，一次又一次为我们的伞兵鼓掌。

第三天上午,伞兵旅还特地组织我们高干班全体学员背上降落伞,登上飞机在开封上空飞了一圈。许多同志都是第一次坐飞机,大家轮流在窗口俯视地面城市、乡村、河流、道路,就像观摩一个大沙盘，心情甚为高兴。

这个伞兵旅,在我们解放军是唯一的,也是年轻的。他们成立到今天总共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他们将是中国人民军队的伞兵之母。很显然,未来战争中,只有这一支几千人的空降兵，去完成一个重大战役作战任务是不够的。解放台湾,他们是一定要参加的。我们周参谋长建议军委抓紧扩大伞兵。讨论中,大家说到抽调人员、组织训练都是不太困难的。根据此次所见,几个月的时间,在苏联顾问的协助下进步是很快的。在技术上,他们每人都跳过三至十八次了，从体力上看一个个体健力强。他们是从每个军组成一个连调来的。抽调人员,都是在功臣、模范人员中挑了又挑、拣了又拣。这次送来的一个连只留下了十几个人，可算是全军精华的一部分。这些都不是大问题,关键还是需要国家高度工业化。扩建更多伞兵,首先必须有更多的飞机。据介绍，这一个旅要三百架运输机，战时每架运输机需要三架歼击机掩护，一个旅在作战中飞行和降落,需近千架飞机出动。在当时我们国家能做到这一步,已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短期内再行扩大,确实很不容易。

每个兵种的学习参观,都紧紧联系到国家工业化。的确,国富才能兵强。

由开封乘了十四个小时火车,再返南京。马不停蹄,连续作战,又在防空司令部学习参观了国土防空和野战中对空防御的理论和组织指挥,又到高级步兵学校学习了步兵的进攻、防御战斗原则,参观了现代化教学设备。

在各兵种课程的基础上,进行了诸兵种联合的步兵师进攻和防御的图上与现地作业。在句容县境内还作了现地勘察。这些已经把学员紧张得够受的了,紧接着又发了二百一十四道复习题的答案,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学员开始反映强烈,叫唤头痛,校里没有引起注意。3月27日发现在学校大礼堂墙上,贴出了一首打油诗。

教员上课打机枪，学员干急记不上。听说要测验，心里发了慌。要是不相信，请你尝一尝。

很快传遍了全校,也传到了校常委会上。这首打油诗，确实反映了绝大多数学员的心理。在短短的两个月学习中，课程那么多而且复杂,又没有辅导员,这二百多道复习题，不仅多而难,还有许多题目出的不合理。教员没讲过,还得去找参考资料。这时,校里不得不再研究之后,由周骏鸣副参谋长作了进一步的动员和解释。

学习课程还在继续进行着,同时展开了紧张的复习。绝大多数题目不是求理解,而是死记的,特别有许多数目字。反映归反映,意见归意见,实际都在暗暗加油准备。各军、

志愿军第六十一师女战士在扬州

师、团的干部都还年轻,多数在二十五至三十岁之间,彼此间都存有很强的竞争意识。虽没有什么公开竞赛,但谁也不甘心落后。晚上的灯光下,一早的院子里,到处可以看到不是个人背记,就是三三两两相互提问。最后两天的学习空气，达到了最高潮。我是基本上都背下来了。

3月31日正式考试,考场上是三堂会审式的。每个考场上正面是一正两斜的三张桌子,第一关是考卷抽签，尔后明确自己是口答还是笔答。正位坐着主考官,西侧位坐着监考官,我当然是笔答。抽卷之后,约一个小时做完了四道题,匆匆交卷。回到宿舍一翻答案，原来在通信科目上的一道题答得不够完整,心里很不满意。紧张什么呢?又一想，算了吧!

4月1日,举行毕业典礼,一张成绩单上公布我的成绩是九十七分,按优、良、可、劣四个档次，我算是优等生。全班只有三个一百分的,有我们二十一军的胡炜师长、杨兴亚科长两人。

宣布优等成绩的名单之后,由陈毅司令员亲自发奖品。发奖前还专门进行了训练,上主席台领奖时,要先敬礼,再双手接奖品,很快转入左手,右手与首长握手并敬礼后返回。一百分的每人奖皮鞋一双;九十分以上的，每人奖 绸衬衣一件。六十分以上的每人一张毕业证。奖品虽很平常，但精神鼓励却十分宝贵,我一直保存到跟我夫人吴炜结婚时送给了她,也是唯一的结婚纪念品。她非常爱惜,舍不得穿。

两个月时间,完成了普通学校里一年的课程,学习中大家遇到了许多困难,但完成了学习任务,达到了军区首长的要求。周骏鸣、唐亮各位领导都讲了话,要求到部队中去，尽快提高自己部队的战斗力。从这一点我看出,我们军的周世忠参谋长和三位师长都是胸有成竹。

南京两个月学习,在思想上最大的收获是，下定决心，努力学习,刻苦工作,把自己全部精力贡献给军队现代化建设事业，随时准备执行赴朝参战的任务。

我在这里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像流水账似地把学习过程写了这样多,主要是想记下在毛主席、中央军委领导下,新中国百废待兴,而下了这么大的决心,在短短时间里,诸军兵种已有了如此规模,如此成就,实在令人振奋!第二是记下华东军区首长如此急迫地组织团以上军事干部,通过短期轮训，迅速提高合成指挥员现代化诸兵种联合作战指挥能力,是非常有远见之举。今天证明也是非常成功的。万事开头难,要是与朝鲜停战后,各军事院校的建立和训练相比，当然算不得什么了。我们把这一远见卓识之举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深深感到它的英明伟大了。

志愿军第六十一师女战士在扬州文化学校学习

第二十一军七十九文化速成中学

徐正回忆：

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了。我21军仍留驻朝鲜协同防务。战争结束了，为提高部队的文化素质，经志愿军和军委总部批准，我军以教导大队为基础，新组建了一所专门进行文化教育的学校一一第79文化速成中学(史称21军文化速成学校)。校址位于全国著名文化城江苏省扬州市。全校设5个队，每队150名学员，共15个教学班，加上校部机关和教职员工，近900人。学制为初中一年，小学一年。从54年春开学至58年我军从朝鲜撤军，先后轮训2000多名营以下基层干部。这所学校时间之长、规模之大、业务之专，在21军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它为部队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办文化学校，对于一个长期执行作战任务的野战部队来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首先是干部思想要从动态转入静态，能安下心，坐下来，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学习上。军首长和军机关对这所学校十分关心，寄予很大的希望与支持。军长吴咏湘、副军长周长胜都曾专程到扬州看望。吴军长在大会上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啊!过去由于战争环境，你们没有时间能学文化，今天把你们专门抽出来学，这是多么难得的啊!你们是从战争中走过来的，懂得军事，带兵打仗，是部队建设骨干，是党的宝贵财富。过去缺的就是文化。学好文化，对你们以后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希望你们狠下一条心，不怕苦，不怕累，扎扎实实的学。一定要圆满完成党交给你们的任务。”

军政治部主任姜林东曾亲率工作组到速中视察，坐镇十多天，为学校解决大量难题。学校师资不足，就让我们回军里去挑，要谁给谁，从3个师一个一个排名找，将学历高的、有教学经验的30名同志调到速中任教。他们中有教语言、数学的，也有教历史、地理和理化的。不仅满足了自身需要，还为志愿军设在哈尔滨的速中输送了十多名高水平的教员，受到志愿军部队的好评。

办文化速中的事情，已经过去60多年了，我是从组建到撤销，经历了全过程。曾在政治处、训练处担任过助理员，也在学员队担任过教导员。那时的情景，那时的领导和朝夕相处的战友，时常萦绕脑际。政委刘邨、张烔，校长王铿，副校长胡玉肃，副政委葛静波以及训练处长郑伟、副处长王梅邨、政治处副主任张格凡、朱少奇，干部处长刘一华，物质保障处长和大乐，李修章、队列科长陆叔明，还有四五十名机关干部和60多名文化教员，数十名战士、职工，他们含辛茹苦、兢兢业业地默默奉献，他们是值得我们怀念的，也是应该载入我军光荣史册的。

第二十一军六十一师文工队合影

在军事学院的学习生活

马贝禾回忆文章：

1952年7月，我由一八二团团长调任六十三师副参谋长不久，即接到通知，去南京军事学院学习。

当时是杨益三同志陪我一道从宁波去南京的。他因为要去朝鲜战场参观，所以想借这个机会，提前去南京看看陶继藩同志(陶当时已任南京防空指挥部主任)。到南京后，我去军事学院报了到，后面老陶陪我们两人在南京游览了几天。

八月底正式入校编组，我分在高级速成系二班，九月初开始上课。按照学院教学计划规定，前半年时间先学文化课，提高学员文化水平。当时我军干部中相当一部分人员文化程度很低，有的几乎是文盲，参军前上过学的只占少数，我当时文化程度也只是高小毕业，在全班四十几名学员里已经算是中等的了。

刘伯承院长兼政委办校有方，治校也很严。所有学员入学必须要作严格的考核检查，对年龄(师职三十五岁以下)、思想品德、无复杂政历问题等要符合条件才能接收。文化程度考试分为甲、乙、丙三组，我开始报的是乙组，考试后被编到了甲组。其实我的数学基础不好，学到相当于高中的代数、三角、几何等，就感到跟不上，只好自己加班加点地多做练习，结业也总算是通过了。

那时候只有一个想法，尽快提高自己的文化知识水平，以便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为建设现代化的革命军队贡献一份力量。所以求知欲望高，每晚复习到十二点钟左右，宿舍熄灯了，就跑到路灯下或者厕所里，借着灯光看书、背书，星期天也是起码有半天要花在文化课方面，虽然十分紧张，但并不觉得苦累，反而感到愉快。真正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牢牢扎根在脑中，其他任何问题都置之不顾，那就是我们青年时代的价值观。

院领导对学员的文化课十分重视，教我们的老师都是从南京聘请的大学教授、讲师、助教。他们对我们这些文化基础很低的“老干部"，授课十分认真和耐心，白天上课，晚间还深入到学员宿舍来做个别辅导、解答问题。他们的这种精神使学员们都非常感动，而我们努力学习的态度也让老师们深受感动，教与学之间互相尊重，人与人之间互相关心，关系十分亲切融洽。

那时我在班里担任学习小组长，同班的吴效闵同志(三十七师副师长)是支部委员，他文化程度比较高，学习成绩也好，所以我们在一起交流比较多，相互关系比较好，有时候到星期天，他就邀我和他一起去陈康同志那里“蹭饭”吃。陈康同志时任十三军军长，同期在高级速成系的一班学习，他带了家属来，所以可以自己做饭，吴效闵与他很熟，所以我也就“沾光”改善改善生活。

文化课结束后，1953年3月开始学习军事课。军事课的内容是从团的战术到集团军的战术(我们师级班是以军、师两级战术为主)，既有理论讲授，也有作业(想定作业和野外作业)，最后为考核实际指挥艺术与能力，还到野外去演习，如到南京东汤山地区演练军、师山地攻防，去安徽淮河(临淮关)演练渡河战役，还去山东青岛一带演练方面军抗登陆转为战役反攻等。在演练中，由我们学员充当各级指挥员，如临战场一般，对各种情况的处置，对部队的指挥，以及组织各兵种之间的协同动作。通过这些演练，我们深化了对理论的理解，组织指挥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当时学院有苏联顾问的指导，所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军的战略、战术都作为经验来吸取。在军事教员中，有很大部分是被我军解放过来的原国民党军中那些有才干者，我们自己干部充当教员的是少数。国民党将、校军官虽然在战场上打败仗，但课堂理论教学与想定作业的技能，确实比我们要高明多了。这些人经过正规军事院校(有些还是外国的院校)学习，文化程度又比较高，所以“纸上谈兵”确有其特长。当时也有少数学员对这些旧军官出身的教员不以为然，甚至说“我们曾经的手下败将，而今也居然教起我们来了”。刘院长知道后，及时教育大家要尊重教员，提出“尊师重教”的口号，使大家的认识有了转变，学他们所长，补自己所短，这是必需的。

学军事课程也是很紧张的，不论是天气炎热还是气候寒冷，搞野外作业和实地演习，也像真的战斗一样艰苦，不过不会流血牺牲罢了。另外，生活有张有驰，有时加班加点，有时感觉轻松，文化娱乐活动丰富多彩，后勤保障方面也确实令人满意，得到学员们个个赞扬。

由于自己的刻苦努力，军事课程的各科作业和大、小考试，都是五分，所以结业时被评为“优等生”(我们全班学员中有十名左右的“优等生”)。鉴于学习成绩较好，学院决定我留院当教员，而这是自己从未想到、 内心也是不愿意的。老部队二十一军那时尚在朝鲜，也希望我们回去，所以自己也是一心想回到部队去，可是学院就是不肯放走。当时有一种说法:“五分当教员，四分当参谋，三分当首长”，实际情况也大致如此，为了加强院校建设，学员中学习成绩好的同志，大部分留下来当了教员。

我分配到海军系战役法教授会任教员，这时思想上更不乐意了。自己是从陆军来的，学的军事课程也是陆军方面的内容，对海军一窍不通,如何能当海军教员呢?虽经再三要求，但院里仍决不变，只好“硬着头皮”于1954年12月到海军系报到。由学员一下子变成了教员，这是我生活中一大转折。

六十二师卫生处手术队

军队走向正规化、现代化

吴华夺回忆文章：

1949年7月，根据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新形势,亟需提高老干部的军事、政治和文化素质，三野、华东军区党委决定组建新的华东军政大学，由陈毅兼校长、政委，陈士榘任副校长，钟期光任副政委，聂凤智任教育长。15日，63师师长吴华夺调任该校校务部长。1950年2月，军大成立老干部团，培养由部队调来的1200余名军、师、团职干部，主要是学文化。吴华夺兼任老干部团团长。

在新时期的华东军政大学，继承和发扬抗大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当时，学校专职政治理论教员很少,主要课程由学校领导干部亲自任教。没有教室，没有课桌，成百上千的学员，集中在操场上大课，人人坐在小凳上，伏在膝盖上记笔记。有时野战军首长来校讲形势，作报告，使学员了解了全国的胜利形势。有一次，三野粟裕副司令员应邀来校作报告。他说:“你们是大学生，我是小学生，今天来作报告，心头像只小鹿,怦怦直跳,怕讲不好。”吴华夺和老干部团的学员，想不到这位指挥着数十万大军、使敌人闻风丧胆、有常胜将军美称的野战军首长，竟如此谦虚，无不倍感激动和亲切。粟副司令员在报告中，既讲了全国和华东的胜利形势，又讲了在胜利面前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他的报告，既实际生动，又颇含哲理，贯穿着唯物辩证观点，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使学员们受到了一次生动的教育。

协助刘帅建军院

1950年6月，中央军委原来准备筹建陆军大学。在毛泽东主席的关怀下，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聂荣臻代总参谋长、总政治部罗荣桓主任等，亲自参与规划和指导筹建工作。刘伯承听说要创办我军的最高学府,便辞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职务，自告奋勇办学。他根据周总理三次谈话的精神，同筹建小组的同志一起起草了《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书》,于11月中旬上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并获得批准。

11月30日，中央军委任命刘伯承为军事学院院长，陈士榘为训练部长，钟期光为政治部主任，刘忠为院务部长。吴华夺被任命为院务部行政管理部部长。

1951年1月15日，军事学院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这天，天气晴朗，阳光和煦，坐落在南京紫金山下的军事学院校园，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大门口扎起了彩坊，大路旁插上了彩旗，一些较高大的楼房上，悬挂着大幅标语，到处都呈现出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

在吴华夺等人的精心安排下,体育馆北面的广场,布置得更加庄严肃穆。北侧中央的检阅台粉刷一新，上面安放着一颗巨大的“八一”军徽，在阳光下闪耀。检阅台的东西两侧搭起了参观台和列宾席，再往外还搭起了两个横向标语牌，一边写着:“学习先进的军事科学，提高自己的军事水准!”另一边写着:“掌握现代化的技术兵器，指挥各军兵种协同动作!”广场中央矗立着一根银白色的旗杆和一个金黄色的标语塔，上面写着:“全学院教职学员团结努力，为学会战胜敌人军事技术的任务而斗争!”

军事学院成立典礼举行前夕，吴华夺陪同刘伯承等领导检查了会场布置情况，大家都很满意。成立典礼还将举行授旗阅兵仪式。在研究成立典礼问题上，有的同志认为，军事学院刚刚创办，要办的事情很多，开个会就行了，搞授旗阅兵仪式没有必要。但是刘伯承坚持要搞。他认为，军事学院是全军的最高军事学府，应该做全军的表率。一成立，就要有个正规的样子，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在成立典礼大会上阅兵，对于建立严格的队列生活秩序，培养紧张严肃的作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了搞好这次阅兵，刘伯承亲自带领院领导和吴华夺等人，到下关轮渡码头迎接中央军委代表陈毅、肖克和肖华，同他们一起研究拟订了阅兵式程序。

15日上午8时,刘伯承身穿黄呢军服,精神矍烁,步履稳健地走上主席台,向中央军委代表报告典礼开始。这时，军乐队高奏国歌，一面五星红旗在广场中央的银白色旗杆上冉冉升起。

首先举行授旗仪式。陈毅代表中央军委讲话后，刘伯承正步走到他面前，接过军旗并致答词。随后双手擎着军旗，走下检阅台，登上一辆敞篷吉普车。在两名头戴绿盔、手握钢枪的警卫战士护卫下,驱车绕场一圈，然后，交给仪仗队前面站立的军旗手。

吴华夺和全场同志望着刘伯承手中那面火红的“八一”军旗，望着刘伯承一丝不苟的姿态，心情无比激动。这位战功赫赫的革命元戎，从1911年投身革命那天起，度过了40年的军旅生涯，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如今，他英姿勃勃，雄风飒飒，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南京军事学院国家考试点

接着，举行阅兵式和分列式,刘伯承陪同陈毅等，乘敞篷汽车，检阅了由学员、教员、机关工作人员组成的方队。

各个方队以“八一”军旗为前导，吴华夺走在方队的前面，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喊着嘹亮的口号，渐次通过检阅台。他们军容严整，威武雄壮，在前来参观的各部队代表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入伍的吴华夺，虽然经历过几次阅兵，但是他感到这次阅兵不同寻常。吴华夺觉得不仅是在通过检阅台，而且是在通过人民解放军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转折点;方队迈着坚定整齐的步伐,不仅是行进在平坦的操场上，而且是行进在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宽广道路上!

致力学院正规化

在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就提出“必须使各野战军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的指示。1951年1月，中央军委为军事学院正式成立发来的祝词和题词中，进一步把正规化、现代化作为军队建设的宏伟目标，向全军提了出来，号召广大干部战士，为实现这个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根据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刘伯承院长系统地论述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内容和要求。他指出:现代化就是新兵种及其学术的建设。新兵种指步兵以外的其他诸兵种，包括各种辅助兵种;学术，指诸兵种的战斗条令,应用战术技术在各种情况下的协同动作。正规化主要是军队正规化生活秩序的建设,具体地说,就是严格地制订与执行各种条令、条例，一切按条令、条例办事，使军队像一部大机器，车间与车间，这一齿轮与那一齿轮，能有准确的规律，向共同的生产目标协同动作.

作为学院行政管理部部长的吴华夺,在建院时期，积极协助刘伯承抓好学院的正规化建设。他常说，现代化与正规化，二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现代化必须正规化，正规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军事学院是全军的最高军事学府，要做部队的表率，走在全军的前列。吴华夺陪同刘伯承等学院领导，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以勇于探索的精神，首先研究制定学院的各项规章制度，使各项工作、生活秩序走上正规。

一天，刘伯承和吴华夺来到基本科学员住的宿舍楼前，正好学员们刚下课回来。只见百十号人的队伍，竟横不成行，竖不成列，而是三人一伙，五人一群，又说又笑，稀稀拉拉地从课堂走了回来。

学员们看到刘伯承、吴华夺等领导站在楼前，带队的值班人员不知道喊“立正”口令，不知道整队向院长·报告，而是用手摸着脑袋,“嘿嘿”地笑着，结结巴巴地说:"院长你……有事吗?”

“唉!”刘伯承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对吴华夺说:“这哪里像军队的样子，游击习气一定要改!”随后吴华夺陪同刘伯承走进学员宿舍。有的房子还比较整齐，可有的房间又脏又乱，水壶、牙具到处乱放，书本、地图横七竖八，摆满了桌面。床下塞着一团团脏衣服、臭袜子，发出一股股难闻的气味。

“看看你们住的这个屋，真象个乱鸡窝!”刘伯承说完，不高兴地走了。

几天之后，刘伯承主持一个训练工作会议。在会议进行之中，他无意间看到这样一幅情景:

会议室的一边坐着几个外国顾问,他们军服笔挺、衣冠楚楚,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严肃认真地听取汇报。会场的另一边，坐着学院的十多个干部，他们多数人衣冠不整，风纪扣不扣;还有一个人竟脱掉鞋子，把腿放在椅子上。这种鲜明的对比，使他的心里很不舒服。

吴华夺又陪同刘伯承深入到各单位，专门调查了解全院存在的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

有的学员无故不出操、不上课，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有的学员上课时翘着二郎腿，回答教员提问也懒得站起来;有的学员听报告、看电影,正厅不走爬窗子……。

机关工作也存在着自由散漫的现象。有的机关人浮于事，各自为政，工作无计划，职责不分明，办事效率低;有的机关干部值班睡大觉，交接班时草率敷衍，出了问题互相推诿，板子打不到具体人身上……。

看到这些现象，刘伯承意味深长地对吴华夺说:建立正规制度，不仅是制订一些条条框框的问题，而且要同战争年代的游击习气、同小生产者的自由散漫的现象作斗争，同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势力进行斗争。

这时，正好周恩来总理交给刘伯承一项任务，让他审查修改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个共同条令:《内务条令》、《队列条令》、《纪律条令》(草案)。这三个条令是周总理、朱总司令和聂代总长指示军训部，依据我军原有的传统法规，吸取了外国军队的先进经验而制订的。

刘伯承初步阅读后，认为内容基本正确，是完全可行的。于是，他决定让全院同志都来学习、讨论这三个条令，借这股“东风”,进行一次作风纪律的检查和整顿。

在一个星期二的上午，刘伯承叫上吴华夺，再次来到基本科。在学员大会上，他强调指出:当前要抓好两项工作。第一项是学“法”，即学习各兵种的知识及其协同作战的法规法则;第二项是学“礼”，就是学习一个革命军人应该遵守的礼仪、礼节和礼貌。学‘法”和学“礼”，犹如一个人的两条腿，缺一不可。如果我们学习了现代化的军事学术，而生活还是自由化、散漫化，也一定要打败仗的。

接着他列举了全院存在的种种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现象，高声告诉大家说:“我们要搞现代化，首先思想上要跟上时代，也要现代化。我们的学员、教员和工作人员，都是来自各个野战军，有的还干过游击队。以后来自野战军的不可再‘野’了，干过游击队的也不可再带‘游击习气’了。”

最后，行政管理部部长吴华夺说:“我们要遵照刘院长的指示，来一场思想革命，结合学习三个条令，在全院进行作风纪律的检查和整顿，各单位都要用三个条令对照检查自己，制订出整顿措施。”

为了抓好学院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刘伯承和吴华夺经常在起床号刚刚吹响的时候，就来到操场，检查学员们的队列训练。发现无故不出操者，马上命令值班员去找，并进行批评教育。还不定期的到学员宿舍，检查内务卫生，教育学员爱清洁，讲礼貌，做到工作有制度，生活有秩序，着装整齐干净，军人仪表良好。刘伯承还指示院务部修建一个洗衣房，专门为学员们拆被子、洗衣服，深受学员们的欢迎。

经过作风纪律整顿，学院面貌大为改观，克服了作风松垮、纪律涣散的现象，一切按规章办事，学院各项工作秩序井然，教员、学员准时到课到操，严格一日生活作息制度。

全军第一届文艺工作会议

军师首长广州会“考”

刘健身回忆：

1958年1月，军委训练总监部在广州举办师以上领导干部战术集训,以统一陆军战术训练动作,提高训练质量。规定师长、政治部主任参训。我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十一军六十一师政治部副主任。被军师首长指定随师长彭思忠参训。本军六十三师陈福胜师长与政治部主任孙长兴主任参训,六十二师冯福林副师长与政治部鲁曼副主任参训。元旦刚过,上述同志即随军长谢振华。副军长符先辉离开朝鲜回国参加训练。

所有参训人员组成一个大队,由训练总监部陆军训练部部长李作鹏中将任大队长,广州军区政治部一位副主任任政委,驻广州沙河解放军体育学院。志愿军参训人员编为一个连,第一军唐金龙军长、颜金生政委分任连长,政指,一军和二十一军参训人员编成一个排,二十一军谢振华军长任排长。二十一军参训人员编为一个班,符先辉副军长任班长,我们这个班9个人。除一位参谋和三个师政治部正、副主任4人外,全是老红军,集训期间一律着陆军南方战士冬服。携带步兵战士武器装备。训练内容是单兵至排战术攻、防动作和射击第一练习,部分晚间加训夜间侦察和步哨勤务,集训生活是比较紧张、艰苦的。

我和军司令部参谋胡迎春同志相对年轻,任轻机枪正、副射手,陈福胜师长和冯福林副师长在携枪前进、开挖轻机枪工事与射击要领诸点给我不少辅导和帮助;尤其陈福胜师长有一次带我挖机枪工事,挖得很标准受到教员的当场表扬。在射击训练中,陈师长反复帮助我掌握步枪立、卧、跪三种姿势的操枪要领和轻机枪立、卧两种姿势的射击要领。鼓励我好上加好,争取优秀,在一次班务会上,符先辉班长表扬了陈师长的“互助精神和集体英雄主义精神”,他说:“刘健身的训练成绩与陈师长、冯副师长的帮助分不开,这是真实的"。

集训结束时,已临近1958年春节。谢军长批示我们按时回朝鲜过春节。这本来不是问题,但由于大家都购买了一点生活用品与香蕉等水果,需要送回家属所在地,就对这个规定意见纷纷。陈福胜师长与谢军长个别交谈中，具体分析了各人情况,9人中有4人家属住沈阳、大连、安东、回朝鲜正顺路,基本无矛盾、军长要到扬州检查督导二十一军七十九速成中学工作,胡参谋年轻暂无探亲需要,只有3人需绕道山东济宁或吉林长春。军长听后从柬如流,觉得陈师长的分析很对,同意两三位同志在自己家中过春节。这一看似“尖锐”的矛盾,由于陈福胜师长合理建议迎刃而解了。有同志高兴地赞扬道“陈师长可以兼任政委了”。彭思忠大校师长拍着陈师长肩膀说:“小陈师长还真是粗中有细啊,佩服、佩服!”,彭、陈两师长同是鄂豫皖苏区的年轻老红军,话中有玩笑因素,但主要是真诚的赞扬。

广州集训,以“战士”的共同身份与陈福胜老首长近距离的相处一月,他的诸多本质优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十年来,我总认为他是人民将军,但工农本色始终不变。

七、1980年初春的一天上午,我正走在北京军区西山招待所85楼楼道中,忽听刘健身主任的喊声,定眼一看,令我喜出望外,真没想到，喊我者竟是分别20余年的陈福胜老首长。我快步迎上前去,两双手紧握,久久说不出话来。这么长时间不见,他竟然还认识我,并且仍称我在他领导下的职务(一八五团政治处主任),怎能不会令我感动呢,我们手拉手走出85号楼,在楼前小广场上边散步,边交谈别情,我知道他在二十六军任军长多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这次是来京参加全国五届人大会议的,在愉快的交谈中,他对我有开导,有期望,都是十分真诚的,直到响起开会的铃声,我们才不无遗憾的握别。

这是我最后一次与陈福胜老首长相见。距1958年2月与他初识时,已经过去 22年了。

陈福胜老首长,平易近人、赞誉频传,人民将军、工农本色的基本特点,永远镌刻在我的脑海中。

志愿军第二十一军女战士在扬州文化学校合影留念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