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到林東買玻璃的經歷》郝近大

侯軍

当年到林东买玻璃的经历

白音华公社兴安大队 郝近大

(一)

我们刚刚下乡那几年，大队还没有一排像样的办公室。只有几间仓库和三间伙房。直到 1971 年才照着兵团连部的样子盖起了 10 间很气派的土坯房，但因为当时我们西乌旗东部的几个公社和牧场已经划归兵团领导，所以原来本属于锡盟西乌旗的物资供应系统，就把这几个公社都看成是兵团的下属了，而兵团也在初建之中，所有的物资计划都没有这几个集体公社的份。那时整个国家的实行计划经济，如果不列入计划，那所需的各种建筑物资就无法解决。
时间已经到了 1971 年的 10 月末，房子是盖好，就是玻璃无法买到，如果再不安装玻璃，今年就无法入住，而且必须把做好的窗户木架封起来，真是迫在眉睫，大队领导多方求助而得不到解决。此时我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主动请缨，说我一定能解决买来大队所需的玻璃。其实当时我心里也没底，也不知从哪里能买到那么多玻璃。就凭着一股热情劲儿给大队领导立下了军令状，拿了几百元现金和二张空白介绍信，独自一人骑上我那高大英俊的呼楞蔑日朝林东而来。
　　因为此前其他人曾经跑过西乌旗、锡盟的各有关物资部门而无果，而当时林东属于辽宁省，在物资供应方面要比内蒙古宽松很多。而我此前也曾经多次骑马到那边游玩，道路也比较熟悉。从大队办公室到林东的浩日图公社大约 200 华里，我骑马先到大队夏季草场前一家牧民家借宿一夜，这个地方离浩日图还有 100华里左右，所以一天能够赶到。次日早起，取道蔑日图坝，一路之上连人都见不到，欣赏着路旁的秋季美景，穿过金边墙，首先到达巴林左旗的防火站。由于自己穿着半新不旧的蒙古夹袍，足蹬马靴，完全一身的蒙古牧民的装束，防火站的工作人员开口用蒙语向我问话呢。简单几句，他们竟没认出我的知青身份，我心里还很得意呢。穿过防火站，就有很平坦的沙石公路，但草原的马都是不打铁掌的，所以不能走公路，只能沿路边的田间而行。下午 3 点左右即来到浩日图公社乌尔基大队路边的大车店，从林东来的班车也是在这里入住。
　　这个大车店属乌尔基大队管理，此前我来过，所以认识店里的主人。这个店老板腿有残疾，拄着一根铁拐杖，因姓李，人家都叫他“铁拐李”。虽然残疾，但行走或干活丝毫不受影响，待人特特别热情。此店只有大通铺，住一夜五毛钱，马喂一夜二毛钱。吃饭就是大锅荞面压饸餎。我当时一顿也就能吃半斤，而那些入住的大车老板子，一顿都能吃干面二斤，其饭量真是惊人。经向铁拐李和几位车老板询问，在林东如果要买成箱的玻璃，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巴林左旗物资局。
　　次日搭乘敞篷解放卡车，中午即来到赤峰北部重镇林东。当年的林东镇已是相当繁华，人口也比西乌旗那边多多了。先在林东汽车站附近找一家旅店住下，并用钢笔填写好一份介绍信，且自编了一条使人能相信的理由，大致内容如下：
　　今有兴安大队为接待和安排北京下乡知青，特盖十间土坯
房，需要玻璃二箱。寒冬即将来临，内蒙古锡盟玻璃供应紧张始终无法解决，为使来自毛主席身边的知青能尽快入住房屋，特向您们求助，望能予以协调解决为盼。
　　带着这份刚刚填写好的介绍信，直奔物资局建材科。接待我的一位 40 几岁的中年人很热情，并询问我在牧区生活怎样，是否适应，但他说也作不了主，需要请示上级领导，正巧那天他们的一位副局长在局里。没想到，10 几分钟之后，他拿着领导签了字的介绍信回来了，并说要不是看你是北京知青，肯定批不了。我连忙声说了一连串的感谢话，并邀请他有空到我们坝后草原上来做客。当时的一箱玻璃才 200 多元钱，二箱一共 500 多元。但一整箱 3 厘厚玻璃 400 多斤重，二箱就是八百斤，我可怎么往回拉呢？

(二)

玻璃是轻而易举地就买到了，但从物资局的仓库一看这两箱玻璃就傻眼了。发货的人说别人来买玻璃都是用汽车或拖拉机运，问我你是打算怎么提走呢。我试着用手提了提那箱玻璃，一个人将将能把它提起来二、三十公分，或者平地可拖动几尺，要想一个人提走是完全不可能。我只好说回去想办法，人家倒是很客气地说工作时间随时能提货，如果有车来也可以帮助抬到车上。
唉，不管怎么说反正玻璃是买到了，应该高兴才是。回到林东镇中心，到邮局先给北京家里挂了个长途电话，问候一下母亲的身体状况。结果父亲电话中说，母亲的心脏病又加重了，前几天刚刚住进了第四医院。一听到这个消息，自己一想何不趁此机会回京探望一下呢，我也没征得父亲是否同意，第二天坐上从林东到赤峰的班车，经赤峰上火车，走叶柏寿、承德，二天之后竟神出鬼没地回到了北京。因手里还有一张盖有公章的空白介绍信，写上我大队知青×××回家探亲，特此证明。故沿途买车票、遇检查都是一帆风顺而未受挫折。
　　我母亲患的是二尖瓣关闭不全性心脏病，这种病如果是在现在更换一个瓣膜就立刻彻底解决了，但在当时医疗水平和未能如此先进，只能靠药物维持，一到秋冬季节发病就很严重，咳喘而不能平卧，痛苦之极，实在严重了就去住院。到医院看望母亲后，一家人虽然为我的突然出现而高兴，但听我介绍完情况后，仍然劝我赶紧回去，不要在京多耽搁。
　　但就在我回京小住的 2、3 天时间内，我发现所接触的人都在议论或回避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当时国家最大的内部新闻，我们的副统帅可能出事了。我回京正值 11 月的 2～3 日，那时虽然副统帅早已摔死在温都尔汗，但仍未向全国人民公布。当时的国情是内部消息、小道消息特别流行，身边如果遇到从北京来的朋友或同事，都会询问中央是否有什么消息；人们的经验是，越是辟谣的消息，最后仍有可能被证明是准确无误的。但在当时的北京市民家中，对于副统帅之死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都在家中公开的议论了。我的祖父就很大胆地说，林彪一脸奸臣像，我早说他就不是好东西。从今天回顾历史的角度，可能对林彪之死会另有客观评价，但从当时绝大多数老百姓的角度看，对林彪“叛国投敌”的行为还是深恶痛绝的。
　　带着这样震惊而又处于半公开化的小道消息，二天之后我又回到了林东。在火车上我经过反复思考和比较，我还是决定从林东雇一辆大马车，把玻璃拉回草原，这样可能最省事。在林东汽车站附近的一家大车店我首先通过店家介绍，找到一位车老板，年纪 30 多岁，初时给人的印象是比较厚道，但经过交谈感觉他是很精明的，还时常引经据典的诹出几句半文不白的老话。刚开始他满口应酬，说问题不大，但他经和一些车老板商量之后就变了掛。同时，为了证明他是坦诚的而不是在骗我，专门领我到一间大通铺房间，请十几位车老板一起给我算了一笔账。
　　这位车老板不紧不慢，口若悬河，说话那神情和口气，就如同电视剧《刘老根》中范伟扮演的“药匣子”。他说，首先这个季节不对，如果是春夏季节，他们不要钱都可以给两箱玻璃捎到坝后，然后从那边拉盐回来，就能赚到足够的运输费。而此时已深秋，去了之后回来都得放空，即使付往返的钱，他们都亏。他们大马车出远途，都是按照吨公里计费的，两箱玻璃按 0.5 吨计算，从林东到浩日图的乌尔基 200 华里，再从那里到坝后 200华里，这样至少是 200 公里，然后乘以 0.5 就是 100 吨公里，每一吨公里他们是按 15 元收费，看你是知青优惠一点，每吨公里算 13 元，够便宜的了吧，这样也要 1300 元，还只是单程。比我这两箱玻璃的价钱贵多了，所以说这笔买卖无论如何也做不成。
　　通过和车老板们的这番交谈，让我领略了坝前农民的精明、狡猾，但也佩服他们的口才和一定的文化知识层面。也印证了伟大领袖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和农民打交道不是那么容易的（大意）。那这两箱玻璃如何拉回去呢，看来还得另辟蹊径。

(三)

经过车老板们给我上的一堂生动的社会课，虽然感觉他们的话很油猾，但说的也不无道理。再说如果花出比买玻璃还贵的价格去雇佣他们的车，回到大队也不好交代，所以这条路就只好放弃了。从大车店出来后顺便到汽车站购票大厅转转，那时到了下午就没有发出的班车了，大厅里空荡荡的，我沿着大厅的墙壁阅读张贴在墙上的各种说明。走到行李房前，一行大字吸引住了我：“办理零担货运”，这几个字让我看到了新的希望。
经与站上的货运员询问，所谓的零担货，就是指超过个人随身携带的零散货物，而当时从林东发往乌尔基的班车还都是敞篷卡车。货运员说，成箱的玻璃完全可以发运，但要看当天的客人是否多，如果不多的话，就可以随人一起走。按重量收费，每公斤只收几分钱，比客票还便宜。我一听真是大喜过旺，大有“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感觉。但到乌尔基大车店之后怎么办呢？心想先走一步说一步吧，直达的车没有现在也只能这么办了，如果再拖几天下起大雪的话，这到浩日图的班车一停发，那就只好等来年春天了。
　　此时我又突发一种灵感，那时兵团刚刚成立，虽然各方面条件也并不很好，但连队却已经安装了一步老式电话。我想成与不成就看老天是否开恩了，于是再到邮电局求人家帮我接一下西乌旗转四十四团七连的电话。那时接转电话都是手工操作，呼叫了有半个小时总算接通了，真是谢天谢地。我叫一位北京女知青（当时他们已加入兵团而成为兵团职工，而我们几位被兵团的军人认为有问题的知青，未被接收，所以一直与牧民生活在一起）来接电话，让她转告大队办公室的牧民，玻璃已买好且已拉到了浩日图，让大队派一挂大马车到浩日图乌尔基接我和玻璃，都到“铁拐李”的大车店，谁早到谁等着，不见不散。那时的人听到远方
的电话都会很神奇，她还让我从林东给她们捎回点好吃的。我这边挂上电话，对邮电局的接线员说了千恩万谢的话，这可就解决了我的大难题了，感慨着，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呀！
　　这边落实了之后，那从物资局到汽车站就好办多了。当时车站周围都有很多驴车待人雇佣，就像现在的夏利出租一样，非常方便。讲好价钱，一箱玻璃五块钱，人跟着车来回就免费了，就这样请他们帮忙将玻璃抬上驴车，又搬到了汽车站的货运房。
　　这几件事落实之后，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晚上电影院里正好在放映朝鲜电影《摘苹果的时候》，虽然早已看过几遍，但那时每次到林东或西乌旗不管放什么电影都一定要看上一场。那时林东电影院基本都是晚间放映，7 点开始。6 点多我就来到电影院前，为的是给女知青们买点好吃的。当时最能吸引我们北京女知青的林东特产就是大个的葵花籽，很多农民带着自家炒好的葵花籽晚间来到电影院门前出售，用一个高桩的陶瓷茶杯做量器，一毛钱一碗，据说差不多一两重。如果花二毛钱买的葵花籽，够嗑看完一场电影的。所以那时电影院放映时，场内一片劈劈啪啪的嗑瓜子声，也是当年的一景，散场之后地上铺满一片全是黑白相间的葵花籽皮。但那些电影院工作人员到也习以为常，见多而不怪了。我趁电影开演前，就与一位卖瓜子的大嫂洽谈好，买 30斤，每斤她开始要 7 毛，因零售一元一斤，买 30 斤算批发，我也没太讨价还价，最后 6 毛一斤成交，外加一条大口袋，就给20 元整。电影散场我和她一起到家，让她儿子帮忙把这袋葵花籽扛到站前旅馆。
　　次日清晨，正好那天乘客不多，所以车站的货运员提前就把两箱玻璃装到了车上，靠着一边的槽邦还给用绳子勒紧了。由于我的两箱玻璃已交费，这 30 斤的葵花籽也就没再收钱。这样中午时分我就回到了浩日图乌尔基大队铁拐李的大车店，见到了依然等在那里的我心爱的坐骑——高大英俊的呼楞蔑日，耐过一天漫长的等待之后，大队的车老板布伦白音赶着四匹马拉的大车也来到了这里，见到他的到来，我激动得甚至都流出了眼泪，心想这下可以顺利地回到草原的家了。
　　为了次日当天能赶到彦吉嘎庙住宿，我们商定天不亮就起来赶路。但没想到推开店门只见外面已经漂起了洁白的雪花，此时不管他下什么，我们也不能再等了。于是把坐骑拴在了大马车的后槽边，我即和车老板一起坐在车辕两边，一路有说有笑，老马识途，顺原路返回都不用人驱赶，在清澈的马挂铜铃声下，大车飞速地朝着乌珠穆沁方向赶去。

(四)

一路上我让布伦白音靠里坐，而我坐在车老板的位置，拿起长长的鞭子赶着大车一路都是大颠行进。当时在草原上能当上车老板赶起大马车在草原上驰骋的感觉，也不亚于今日自驾越野车出游。一边赶着一边高声唱着郭颂的《越走越亮堂》，
“大鞭子一甩嘎嘎地响哎，一挂大车下了岗哎……”，心里那叫一个痛快，因为总结起来此次林东之行为大队买玻璃，虽然有些周折，但总体来说还是很顺利的，而且花费不多，就把那么多其他人没能解决的难题给解决了；同时还顺路回了一趟家，心里真是美极了。
　　那天尽管早起时天上漂起雪花，但过午之后雪没再下大，只是阵阵的西北方刮着细小的雪粒打在脸上生疼，而且翻过蔑日图坝之后温度即明显降低，而我只穿着一件夹袍，被冻得只好将腰间的布带煞了又煞，紧了又紧。早晨那种唱歌的激情也被风吹到九霄云外了，将车鞭也交还给了布伦白音，自己蜷缩在车上带来的草料袋旁边避风。一路上只吃了人家布伦白音带来的几把炒米和奶豆腐，喝了点路两旁河里的凉水，忍饥耐寒地朝前方赶路。
　　好在一路顺利，在天黑时分驱车回到彦吉嘎庙东侧一位老孙头家中。老孙头是汉族人，大号叫孙殿臣，本是西乌旗木器厂的在职职工，养育着十二个子女，他通过关系请客送礼把大儿子的户口落在了我们兴安大队，这样就和我们大队的领导和牧民有了很好的交往，队里的牧民到庙上来办事都会到他家歇脚或住宿。由于一路寒冷，加上体内无食，下车时手脚都快被冻僵了。进到屋里孙师傅用白肉酸菜火锅招待了我们，并用热开水烫了一壶老白干。此前我从没喝过热酒，孙师傅说赶紧喝点热酒驱寒，一杯热酒入肚还真有那种药到病除的效果，加上坐在热炕头上的缘故，浑身上下一会儿就暖和起来了。

(五)

休息一夜次日中午回到了兴安大队的办公室，大队的几位领导听说我买到了玻璃，都热情地到办公室来欢迎我呢，这个场面也让我很感动，使我有一种英雄赴战场而荣归的感觉。
　　正因为事前我来过电话，所以我们队里的知青们包括北京
的、呼市的、锡盟的几个地方的知青（包括已经进入兵团成为兵团职工的知青）在我回到大队的当天傍晚都来到我的住地。一是来瓜分一下从林东带回的葵花籽，二更主要的是来我这里打探北京的小道消息。经过一阵寒暄、瞎侃之后，一些人还是忍不住在追问着有关副统帅的传闻。但即使在这种场合下，我还是很谨慎的，并未作正面回答，但也没完全否定，大家也就心知肚明或心领神会吧。

　　但次日早晨，连队通讯员叫我到连部去一趟。我心想肯定大事不好。但又一想反正我也没说什么，去就去吧。来到连队办公室，这位连长铁青着脸询问着我。
　　问我有关林副统帅的消息是不是我说的，我没承认。但这位连长武断地说，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这里上上下下只有你刚从北京回来，而且昨晚你们知青还聚会了，聚会的中心就是听你白活。并且警告我，放老实一点，别这样传播国家领导人的小道消息。此时我真是有口难辨，而且人家根本就不听你的辩解，就如同“秀才见了兵，有理也说不清”。警告之后就把我给轰出来了。
　　当我回到大队这边不久，就听到连里吹号紧急集合，连长做了辟谣训话，并说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团结，绝对没有发生过任何意外情况，请不要听信任何的谣言，并说“×××最近从北京回来，不知从哪个屁股缝下面闻来的臭味，跑回到这儿来散，完全是造谣！”
　　哎，好在我没加入兵团，不然的话不知会给我一个什么处分呢。因为我并不在他们的直接管辖范围之内，也只是给了个口头警告，到也算是客气的了。但那一句“不知从哪个屁股缝下面闻来的臭味，跑回到这儿来散”这样贬低损人格的话语却让我终生难忘。（全文完）

郝近大文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