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慕生前名利贵，只求身后子孙贤

孙子箋

不慕生前名利贵，只求身后子孙贤

——姚之萃其人其事

张耀德

认识姚之萃先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当时我家落实政策刚返城，县上在红峪河畔划了一片0.25亩的院子，他家也划了一块，我们便成了一个村的人，他也就成了我最早认识的最大的官——当时的林业局长。他对我这个刚毕业的大学生特别台爱，我将自己的毕业论文《四寺湾农业综合发展规划（1984——1994）》呈报给他时，他不仅认真看了还亲自呈送给刚上任的县长王义贤寻求支持，并得到了王县长的肯定和批示。1984年我参加工作后就和姚主任（时任县农业区划办公室主任）成了忘年之交。他不仅多次去了四寺湾，还邀请时任天水市副市长的张长生也徙步20里到四寺湾调研视察。这个小山村的第一条山路、第一束电灯光、第一座宽敞明亮的教室和第一批走出大山外出打工的农民工都有姚主任的功劳。

2017.10到四寺湾

姚老自述

跟随着流光的消逝，我健步跨越了花甲、古稀，竟到耄耋之年，今年（2013）整82岁了。我曾祖父活了81岁，祖父65岁，父母亲都78岁，我居然超过了先人，这确实是没有想到的。回想孩提时的情景，依稀在昨，有人生苦短之感。细一想，又觉得很漫长，从二十世纪30年代步入二十一世纪的13年，经历了数不尽的风雨沧桑。往事如烟似梦，闲了细想，却也有滋有味。虽然大部已淡忘了，但有些却清晰地萦绕在心头，不妨趁还能动笔之机，简要叙之。

姚家湾（2025.02） 老家留存的贺寿联（清末时期） 老家屋里的先生作品 老屋墻上的痕迹

一、十二年的求学生涯

1932年农历正月二十二日，太阳刚从村东山梁上露面时，我出生在马力镇姚家湾的一个世代农家。我系长子，自幼深受父母疼爱，也搏得祖父母的欢心，童年之事记得不清了，却是很幸福地成长。七岁那年（1939年），到距家五华里的北堡子小学上学，13岁（1945年）考入80华里外的县城武山中学，19岁从高中毕业，这一年是1951年，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在12年的学生生涯中，小学走读，中学住校自炊（当时绝大部分学生都自炊），而且十年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年月渡过。

上小学时，有刘国珍、叶竹如等三位老师是从山西沦陷区来的，中学时，也有樊亚雄，张如庵等好几位。他们常给学生讲述日本鬼子实行“三光”（抢光、烧光、杀光）政策，特别是残杀学生和儿童的滔天罪行，教育学生珍惜武山大后方较安定的环境，努力学习，将来救国救民。学校其他老师也经常给学生进行抗日救国教育，要大家时刻牢记祖国半壁河山沦陷在日寇铁蹄之下。勉励学生奋发读书，学好本领，长大后报国雪耻。这个印象，在我脑海里非常深刻。在“抗日救国”的大旗下，当时虽然学习条件简陋，生活艰辛，但老师都能尽心竭力地管教，绝大多数学生能刻苦学习，学校学习气氛非常之好。因之我在学习上特别勤奋，各科成绩一直居全班之首。我的特长是语文，小学五年级就学写文章，习作诗词，并主编学生会每半月出一期的“壁报”，其内容主要是交流教学心得，报导学校大事。1944年春，学校组织旅游（当时叫远足）距校20华里的武当山，回来后要老师和五、六年级的学生写一篇远足记，由校方择优登“壁报”。我写的文章和诗（诗云：“阳春远足武当山，攀上天梯十八盘，庙宇林中时隐现，钟声悦耳松涛寒”）。受到校方的赞扬，并张贴示范。上初中后，一直是班上的文娱委员，编写班上两周一期的“壁报”。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举国欢庆。学校开祝贺大会，组织师生游行，我写了一篇“血肉长城的胜利”文章，还有一首诗（诗云：神州大地喜频传，倭寇迄降重见天。四亿同胞血肉躯，八年赢得凯歌还），文章和诗不仅登在“壁报”上，还收入学校编纂的《庆祝抗战胜利文集》中。1948年秋，武山中学成立高中部，这年我从初中毕业，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首届高中生。期间，除继续主编班上的“壁报”外，还和爱好文学的相好同学办了《红叶》和《驼铃》小报刊，以交流学习心得，抒发情感，畅谈志向、评论好人好事等为主要内容，有时也涉及一些国家大事，抨击当局弊政。如1948年2月，新任县长张鉴以派主政，拉拢一派，打击一派，搞得乌烟瘴气，引起社会不满。12月，他要更换武山中学老校长杨承天而引起全校师生的强烈反对。学校组织游行抗议，派代表到天水专员公署请愿，还闯入县府当面质问张鉴，弄得张十分狼狈。我们在《红叶》、《驼铃》小报上刊登了不少同学批张的文章，连夜抄转，四处散发。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迫使张于翌年元月未满一年而去职。

1949年4月，解放军突破长江天堑占领南京后，舆论哗然，学校不少师生在偷偷地议论国民党政府存亡的问题。大家对国民党的腐朽深为不满，对共产党也不了解，但总觉得比国民党要好。于是在我们所编的小报上刊载了不少同学一时冲动的感慨之作，且多以诗歌（实际是顺口溜）形式出现。其中心内容是或明或暗地指责国民党的腐朽和必亡。我记得我的同排刘信有“创业容易守业难”和“民心已失难回天”之句，我也写了一首顺口溜，只记得“大厦将倾支撑难”、“天堑已破国都迁”、“江南江北两重天”等句。小报贴出后，恰好被来上语文课的杨老师看后马上撕了下来，并在课堂上讲：非常时期切莫胡言乱语，不然会被视为异党分子。大家要深刻理会鲁迅先生的“准风月谈”，学生只准读好书，而不准妄议国事。大家听了，真有些后怕。

1949年8月武山解放，9月开学后，学校领导都成了新人，老师也新来了不少，学校气氛与过去迵然不同，充满了生机。当时校方通过各种大小会议和座谈会等形式，组织师生学习党和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及正在开展的民主革命任务；学习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解放全国苦难人民的英勇战绩；揭露国民党祸国殃民的罪行等。在此基础上，组织师生向社会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并成立了30多人为核心的宣传队伍，我先后写了快板、诗歌、小品、短文等供作宣传资料。其中《解放武山快板》和《特等战斗英雄张保英大战狗娃山》的文章载入学校编纂的宣传资料中。

　　我从小酷爱文学，参加工作后一直和笔墨打交道，还是学生时代打下的一点文学基础。体育方面，在小学和中学都是篮球校队队员，打篮球的习惯一直坚持到50多岁，我的身体素质好也得益於此。由于我的学习成绩优良，又肯帮助学习差的同学，因而得到老师和学生的一致好评，被誉为“高才生”。十二年的学生生涯，是一生最快乐和难忘的黄金时期。我的志向是一直念完大学，但却未能圆这个美梦。

　　说来也真巧，还是由于写文章惹的事。那是1951年春天，也是我高中的最后一个学期。全县正开展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武山中学也进行着如火如荼的反特斗争。公安局派工作组进驻学校，停课专搞反特。由于过左的做法，反特中发生了扩大化的偏向。全校近四分之一的学生和少数教师反成特务分子，社会上引起了强烈震动。大家对武山最高学府出了这么多特务感到惊恐和惑疑。当时我为反特领导小组作记录，整理材料，熟习情况，便以宣扬武山中学反特斗争成绩的角度，给《西北教育通讯社》写了一篇报导，谁料立即引起了西北局教育部和公安部的高度重视，指令省、地派员到武山，纠正了扩大化的偏岔。这件事后，公安局长李庠就多次找我谈话，其内容有二：一是我给《西北教育通讯社》写报导的原因，我的出发点还是宣扬武山中学反特斗争的成绩，没有意识到是反映问题，老实讲，当时我还没有那个认识水平。二是要我到公安局工作，我坚持要上大学，但最终经不住他多次诚恳动员，就答应了。这样，一篇报导材料就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每想到此事，总觉得有违自己的意愿多少有点失足之感，不少老师和同学也对此举表示惋惜。

二、四十三年的宦海沉浮

1951年6月27日，我后脚出了校门，前脚就进了公门，1993年3月15日退休，整整43个年头。期间，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1951年6月—1961年2月（19－29岁），共11个年头。

初涉仕途，正值党领导全县人民深入进行民主革命，减租、反霸、镇压反革命运动等正在城乡全面开展。广大人民庆翻身，颂解放，全县一片欢腾。这一切，感到生疏，但又很新鲜。自己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不遗余力地工作，展示才干，报效国家。1951年9月参加天水地委举办的土地改革学习班回来后，即投身土改运动。全县土改运动从10月开始至1952年5月结束，我从一期的龙泉乡改口村工作组员，二期为城关镇后街村组长，三期为铁笼乡副组长。每期都能较好地完成任务。通过土改运动，彻底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房屋及各种生产资料，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村到处充满了喜悦和活力。我也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和实际锻炼。

1952年6月回机关后，至1958年5月的六年内，从股员、股长到副局长（局长由副县长高山兼任，县委书记卫民谈话时对我说：县长兼任局长，仅挂个名，工作要由你全面担起来，我只认你。）并于1953年3月25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些都说明自己的努力和向上劲头。在任秘书股长时，主要是协助局长，协调好各股工作，及时了解和汇集上报下达的各种业务材料。特别是每月按例写一份全县的敌社情报告，供县上领导参看。卫民书记对报告颇感兴趣，曾不止一次地说：“公安局这个材料很有特色，开门见山，不入俗套，所述有据有物，一目了然，值得仿效”。在主持全局工作后，根据当时公安工作的主要任务（严厉打击各类现行反革命和刑事犯罪的破坏活动，维护城乡社会安全，保证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顺利开展），除全力做好日常工作外，主要是深入第一线，组织和指挥侦破了涉及武山、陇西、漳县的桦林乡一贯道复道活动案（全案300多人）及震惊县、地、省的鸳鸯地区现行反革命“新兴党仁义军”叛乱案（全案100多人）。与此同时还侦破了10余起凶杀、抢劫、纵火、盗窃、赌博等刑事案件。多次受到县委和公安处的表彰，评为天水地区先进公安局局长。

1958年5月，武山、漳县并县，我产生了一个念头，感到公安工作太复杂艰巨了。而且也目睹当时由于某些领导的过左指导思想和有些工作人员的过左做法，从而出现了一些违法乱纪和刑讯逼供现象，更严重的是造成了个别假案和错捕、错判案件。虽然及时作了纠正，但总感到内疚，觉得工作太棘手了。便趁并县后局上人多的机会，要求调动工作。不久，调到县政府办公室。县长包海珍交待任务时说：“办公室主任的职责，大到可以代行县长职权，小到机关伙食、环境卫生都得管好。平时要协调好各科、室、局工作，特别对文件的批阅和材料的上报下达，要及时准确”。时值1958年大跃进，武山是全国的先进县，各地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我除搞好日常工作外，还负责参观人员的接待、食宿和材料介绍，工作够忙，时常下夜，但总比公安工作不那么耽心和劳神。

1958年12月，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包县长带领我和李华等五位同志参加。七千人大会，盛况空前。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会接见代表，还聆听了刘少奇、周恩来的讲话及谭震林、彭真、邓子恢等领导的报告，很受教育和鼓舞。这次会上，由国务院颁发给武山东梁渠、邓家堡、大柳树三面奖状，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颁发给大柳树一面奖状，奖状都是我领取的。参加如此盛会，真是三生有幸。当时能上一趟北京，就很不易，特别是能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那是至高无尚的荣耀。

武山在大跃进的日子里，一切都从好大喜功出发。1958年漳县、甘谷并入武山，成了大县。三个县原来的60多个公社并为10个。以显示“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在具体工作中，大力推行极左路线，大兴“五风”（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脱离实际的蛮干，导致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田园荒芜，人口外流，干瘦、浮肿和死亡现象日甚一日。1960年7月县上决定由我带领20多人的工作组到陕西遣返外流人口，当时全县外流人口有五、六万之多。经过半年工作，边遣返边外流，且呈现与日俱增之势。我从内心清楚地认识到人口外流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没粮饿肚子逼的。但在那个时代，谁还敢说没粮二字。言行上捎有不慎，就是反右倾、拔白旗，反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大帽子就会搁在头上而成罪人。就这样，人人心知肚明的，眼睁睁的看着，武山问题越来越严重。1961年1月中央工作组来武山整风整社（当时工作组宣布全县饿死8万余人），武山问题当时定性为“以县委书记张十存为首的国民党残余反革命集团，窃取党政大权，蓄意破坏，残害人民”。县、社、队揭批了700余人，我被列为集团的主要成员，批斗后到天水地委党校集训，继续审查交待问题，半年后全案平反。虽然武山问题是自上而下推行的极左路线造成，但对自己忠实地执行，无视人民疾苦的思想和行为，于心有愧。深感自己的政治觉悟太低，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太淡薄了。一切都是唯上是从，只知道对上负责，从不怀疑上边会错。只要领导布置了，再不问青红皂白，就积极去干，这充分说明自己政治思想的极端幼稚。

（二）1962年至1978年（30岁-46岁）共17个年头。
整风整社中被批斗和集训后，我从内心进行了深刻反省，感到自己距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太远了。便请求到基层实践中去锻炼，通过与群众坚持“四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从灵魂深处进行彻底改造，达到脱胎换骨，从新做人。1961年春季以后，农村实行了一系列放宽小自由，与民生息的宽松政策。如：原合并的三县分开、划小公社规模、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实行分配、解散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由社员自炊、给社员划自留地、借菜地、允许社员开垦闲滩烂地、养自留羊、开放自由市场等，农村形势逐年好转。
从1962年元月以后，我一直下基层，到过5个公社、15个大队，搞调查研究和当时开展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每到一地，干部、群众对放宽小自由的举措无不拍手叫好，称颂是救命政策，生产积极性特别高涨。面对现实，与大跃进中违背自然规律和人民群众意愿的极左做法相比，从中深受启发和教育。血的教训沉痛地告诉人们，自然规律不可违，民心不可违，违则必然受到应有的惩罚。“执政为民”和“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
1964年2月，主管农业的县长吴国斌叫我到县种子站负责推广良种。凭借当时全党全民大办农业的东风和领导的重视，采取大刀阔斧地良种引进、试验、示范、推广相结合的办法，很快建立起县有良种场、公社有良种队、队有良种田的三级良种繁育体系，基本实现了农作物良种化。吴县长高兴地对我说：“你这两年干得很好，我没看错人”。
1965年12月，县上决定我到史家庄搞点，这个点由县委书记王思具体指导，从此我结识了王书记。他慎思寡言，工作稳练，很有远见和谋略，讲话很简捷，但具有极强的思想性和针对性，使听者顿开茅塞。在和他的具体接触中，我学到了很多做人处世的道理和对待工作的正确态度、方法等。每当农事关键时刻，他都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到点上住一、两天，深入到田间地头和干部、社员家，了解民情和生产情况。然后有针对性的提出关键性增产措施（用他的话说，就是抓主要矛盾）。在 1966年春耕生产中，突出抓了冬小麦田间管理和扩大包谷播种面积（由原计划160亩增加至300亩）。蹲点第一年，粮食全面增收，包谷亩产突破千斤大关，创历史之最。年终决算分配中，除国家和集体的“四留”外，人均口粮500斤，为公社化后之最。秋播的小麦，改以往撒播为条播，全面良种化，对来年种的包谷地全部进行了深翻。
正当干部社员热火朝天地开展冬季积肥送肥之际，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由县城波及到农村，从县里来的造反派到村上进行串连活动，批判和肃清王思在史家庄以生产压革命的流毒，逼迫工作组撤离。回到县上后，王思已处在一片“打倒”声中，我找到他简略地汇报了一下情况后说：“现在运动势头很凶猛，你是否到外边去暂避一下风头”。他十分沉重又很严肃地说：“党把这个县交给自己，现在是非常时期，不能顾及个人安危，一走了之。我一定要守职尽责，对党和人民有个交待”。当时我为他这种胸怀党和人民事业的崇高思想品德及临危不惧，敢于担当的精神所感动。这话我一直铭记心头，时刻用来鞭策自己。而令人可悲的是这位忧国忧民的好书记竟遭到了各种莫须有罪名的重压，在1968年3月30日夜被批斗后含冤而死。
全县的文化大革命动乱到极点，从县委、县政府到生产队的领导全部被夺权后靠边站，各级党政组织都处于瘫痪状态，打、砸、抢、抄、抓成风，一片混乱。1967年3月，成立了以武装部长为首的武山县第一线生产指挥部，我调到农业组负责，11月，指挥部被造反派砸后，我回到老家。1968年3月两派造反组织实行革命大联合，成立了以武装部长为主任的临时工农业生产办公室，我回来后到办公室工作。由于武装部邢部长等领导对我素有“工作认真负责，熟习农业”的好印象，总是叫我到他所领导的单位工作或分配下乡搞调查研究。这样，就给我以极大的方便，幸运地避过了文革中被批斗、游街，以至挨钢丝鞭的劫难。当时和我同样的人，都没有幸免这一厄运。我之所以有此好运，一是平时工作积极认真，领导有好感，二是人缘关系较好，没得罪过人。
1968年10月，种子站并于粮食局，我到城关粮站当营业员。期间，我看到当时农口被打倒后集中在水保站劳动改造的15名“走资派”生活非常艰辛，便与开票的侯玉宝商量（侯是一个很善良且有正义感的人），偷偷地给每人供应了半斤清油和5斤大米，这件事以后被揭发了出来，几乎招来了大祸。因为当时每个供应对象每月定量清油4两，大米由局长批供。我的行为严重违犯了粮油供应政策，而且供应的对象又是“坏人”，这个错误是非常严重的。幸亏县革委一位好心的常委从中疏通，才未予追究。事后这位常委对我说：“你的胆子真够大，你是咋想的”。我说：“我认为这些人都是我们一同工作过的好同志，他们被整得太可怜了”。他说：“我也有同感，你这样做我也同情，不过风险太大了，以后要小心”。
1970年春，我到赵坪大队蹲点，这是武装部的老点，工作基础较好。当时，全县农业学大寨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我们以此为动力，在集中力量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修平地、整修灌渠、筑河堤护地）的同时，狠抓了扩大高产作物、增施肥料、精耕细作等措施，充分发挥了民兵和社员的积极性，连续两年粮食增产，跃入全县先进队行列，民兵工作也取得了良好成绩，评为天水地区先进民兵营。
1972年8月，调县革委生产指挥部，从此又浸沉在劳形案牍的文字堆里，撰写材料（主要是农业方面的材料），诸如在开电话会、广播会、各种大小会议上领导的讲话及总结报告等，有时还下乡搞些调查研究。对於写材料，不少人认为是件难事，其实不然。只要平时多加注意，做到吃透“两头”，一是上头（领导机关）的指示、布置和会议精神，二是下头（基层第一线）的实际情况，特别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等。两相有机整合，就成一个有骨头有肉的生动材料。还有一个小秘诀，就是摸清领导的意图和胃口，在语词和结构上做点文章，使其满意。所以工作虽然忙些，而且常下夜写材料，却感到得心应手，有条不紊。
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曾有三次机会选拔於我。一次是省轻工业厅长李桂（老同事）叫我到武山毛纺厂当副厂长，一次是省教育厅长汪都（老师）叫我到武山一中任党支部书记，一次是县革委政治部任启荣主任叫我出任局长或公社书记。在征求意见时，都被我婉言谢绝了。因为我回顾了一下以往历次运动，都是先整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更甚，大小领导全部靠边站了。觉得当个一般干部还是比较稳妥，风险小。无官一身轻，何乐而不为。况且尚处在文革时期，唯恐捎有不慎，又会犯错误。
我回顾了一下自己所经历的镇反、土地改革、三反、反右派、大跃进、反左倾（即整风整社）及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频繁的政治运动中所发生的一切，觉得做一个真正的人太不容易了。一心为民，勇于担当、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人太少了；明哲保身、看风使舵、趋炎附势、争名夺利的人太多了；甚至打击报复、落井下石和以各种卑劣手段陷害他人、乘机往上爬者，也不乏其人。同室操戈、煮豆燃萁之举，比比皆是。官场真的太不平静了，不由得令人时刻提心吊胆。“人贵有自知之明”，我深知自己才资浅薄，目光短小，所以事事谨慎，处处用心，守拙贫賎，顺时听天，与人无怨，与世无争，沉浮自在，随遇而安。工作尽心而不愧心，办事稳练而不盲从。力争做一个脱离低级趣味和有主见的人，尽自己力所能及，做点好事。总之，在这17年中，我虽然萍踪不定，到基层或机关搞一般工作，但从未有过任何要求。对自己分配的任务，都能较好地完成，且感到轻松自在，无忧无虑，过得很充实。不论在思想上和工作上都有较大提高，这大概就是对人的一种磨炼吧。

(三)1979年至1993年（47-61岁）15个年头。
1978年12月，县上成立林业局，县委通知我负责筹建。县委李书记找我谈话时说：“你在50年代就任过公安局长和政府办主任，60年代以后一直搞一般工作。你的活思想是不愿当领导，曾经几次要你任职，你却拒绝。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要落实干部政策，你是一个党员，挑担子责无旁贷”。这样，我就不得不从命。到任后，先搭班子和配备干部，很快便转入了正常工作，1979年春季造林任务保质保量地完成。为了提高业务水平，到三北防护林考察学习了一月，还到北京林学院学习了半年。在林业局的五年，由于领导分工明确，各执其责，特别是大力加强了对职工的政治思想教育，关心他们的生活，及时发现和解决职工的困难，很快就基本形成了一支热爱林业工作并积极肯干的队伍。因之植树造林及山林管护都搞得较为起色。
特别在1981年冬季进行的林权“三定”（确定国家、集体、个人三者林权）工作中，职工深入林区，爬高山，斗风雪，不畏艰苦，争先恐后，保质保量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了县委和上级林业部门的表彰。1982年全县春节三级干部会上进行的政治时事考试，林业局成绩优异，名列第一，当时传为佳话，不少人向我开玩笑地说：“管木头的人得了状元，真是出人意料。”随着土地承包到户的全面推行，社会上刮起了一股毁林风，并且迅速蔓延，大有不可阻挡之势，护林任务越来越艰巨。县上和上级林业部门也没有好的办法，自己深感无能为力，只能组织职工严守山头，把住路口，紧防毁林者有机可乘，维护山林安全。
1983年底，趁县上全面考察和调整各级领导班子的时机，请求到新成立的农业区划办公室工作。这是一个农业科研单位，行政琐事少，当时被人视为“冷门”，很多人不愿去坐冷板凳，是个空缺。1984年1月到区划办，1993年3月退休，在这里较为安静的度过了整十个年头。我觉得这十年真正是我工作的黄金时期。不仅工作出了成果，我还学到不少农业科技知识。具体言之：
其一是根据上级部署，县上从农口各单位抽调科技人员和职工130人，组成土地、种植业、林业、水利、水土保持、气象、畜牧业、农机、农业经济、乡镇企业、果树、综合十二个专业组，由工程师或单位领导担任组长，我任综合组长。经过一年半时间的农业资源外业调查，一年时间的内业整理和补充调查完善，编纂成近百万字的《武山县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汇编》草稿，我以半年时间，逐字逐句进行修改后报请领导审核，并经县人大常委会审定，最后付印成册。《汇编》是县上第一部农业综合科技资料，获得了县、市、省的奖励，有7个专业组和20名个人获奖，我获省一等奖。1990年12月，又被评为全国农业区划先进工作者，并由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和中央农业部颁发了荣誉证书。与此同时，还与驻武山的解放军测绘大队协作，绘制了武山县航片地图；对全县中低产田进行了全面调查，分类提出了改造措施；选办了农业区划的实施试点；西瓜二茬丰产试验成功等，各项工作都居於市、省前列。
其二是为了适应工作需要，逼得我学习了不少农业科技基础知识，并对全县各类农业自然资源及其地域分布、特点等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和掌握。
其三是在实际工作中，与农口科技人员结下了不解之缘。人常说和知识分子不好打交道，其实不然，只要对他们充分地关心和信赖，特别是尊重，就够了。我对他们只用两个字，就是土话说的“抬举”，他们最识“抬举”，最反对指手划脚，乱讲一通和乱加训斥。我与这些人一直相处得很好，至今不少人见面，还怀念搞农业区划的那段时光。
其四是借多次参加全国和省上举办农业区划培训会、研讨会和省、市区划办组织出外参观学习之机，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畅游了祖国的不少名山大川、风景名胜和大城市，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深感伟大祖国的美好和可爱，这是一生难逢的良机。特别是参观了深圳、广州、上海、珠海等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后，具体看到了祖国经济腾飞的伟大成果，催人振奋。

三、二十年的晚景乐趣

1993年3月退休后，在县城东郊庙峪沟门修建了几间茅屋定居下来度晚年。20余年的退居生活过得很充实、很开心、也很高雅。
一是以诗书自娱。退休后，拜师学习书法和诗词。多年来，坚持不懈，越学越有兴趣。“临池常夜半，吟诗每忘餐”，这是我对自己学习的写兆。先后参加了天水市和甘肃省诗词学会，诗作300多首，部分在《渭滨吟草》和有关诗刊上登载。我酷爱明代大书法家文征明的行书，以临文帖为主，兼学二王等大家之作。作品多次在县、市展出，有的为县、市有关书刊采用，并被县档案馆收藏。索书者虽众，皆能满足要求。
二是应聘为县志编纂委员会委员和县政协文史委员，撰写了《武山县自然地理志》、《武山县农业志》；校注了清康熙《宁远县志》；撰写了《宁远八景浅释》、《武山大跃进回忆片断》等30多篇文史资料和其他文章；编纂了《武山人物》（上集）等，均载於《武山县志》、《武山旧志丛书》和《武山县文史资料汇编》，有的被《天水市文史资料》采用，并多次评为县、市先进文史工作者和获奖。
三是为报答桑梓养育之恩，与马力离退休干部蒲永秀、张勇谋、张智四人用两年的时间，主持调查编著了《神骥腾飞》（武山马力地区概览），并由在省工作的马力人陈田贵、付咏中的大力指导和帮助，於2004年出版。全书共12万字，是一本属于地方性方志类的资料，赢得了乡亲们的好评。陈田贵在为书作序中有七律云“年逾古稀思贡献，奋蹄老骥志犹酣。欣逢盛世修方志，乐著华章表寸丹。文采风流泽故里，笔花灿烂颂尧天。街头巷尾传佳话，四老功德胜古贤”。
四是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和文化活动。1994年县政府聘任为开发老君山风景区顾问，调查撰写了《老君山八景》，并参与了《道教名山一老君山》的编写。2003年应聘为武山老年大学办公室主任兼书法班主任，随班上课，较系统地学习了书法基础理论知识，提高了我的书法技艺。我负责主办的《武山老年大学校刊》每半月至一月出一期，交流学习经验，深受同学和社会人士的欢迎。2009年秋，武山和漳县政协倡导成立了龙川文化研讨会，我为龙川人，积极参加并担任顾问。先后为研究会刊供稿诗词20多首，调查编写了有关武城山和铁笼山的史料等。此外，还经常参加县上和有关单位举办的文史、诗词研讨会、笔会之类的活动。

老年大学合影

姚家湾远景（2025.02） 2008年时姚家湾附近猖獗地盗墓活动

四、故乡的情怀

人一生，最难忘故乡之情，特别是进入老年期后更甚。我一有睱时，就不自觉地想起故乡的情景来，很多事一幕幕地从脑海里闪过，故乡太令人眷恋了。
我的家乡在马力镇龙川河北岸5华里处被山湾环抱的姚家湾，那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那里留下我童年时的美梦和少年时玩耍的足迹，有我跟着父母做庄稼活时洒下的汗水，有我熟悉的同辈好友和父老乡亲，有每年清明节必须祭奠的祖先坟茔；还有从北部铁笼山蜿蜒而来紧紧拥抱村庄的重叠山峦；有一块块平展地躺在山湾每年给乡亲带来丰收喜悦的农田；有供牛羊悠闲吃草的广阔梁峁和沟滩；有四时不枯，供全村人畜饮水的沟底甘冽流泉；有村西长长的层层沟坝上一排排参天的白杨和柳树；有直通村里的宽阔公路等等。这些都是我以往的印象。改革开放后，故乡人都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不少人富了起来，出现了“五多”。即:粮多、钱多、新房多、车多、学生多。特别是在校和已毕业的大学生就有十多个，这是破天荒的大喜事。上世纪50年代我毕业於武山一中高中部，那就是全村有史以来的最高学历了。“五多”是家乡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令人惊喜。现在，全村的父老乡亲，正在富民政策的感召下，在奔向小康的大道上，各显身手，令人振奋。对于这样一个生机勃勃，前景无量的故乡，能不时刻想往和留恋吗？

我从参加工作后，就一直想尽自己之力所能及，对家乡有所回报。但由于种种原因所限，做的非常不够，有愧於心。上世纪60年代，全县小麦品种严重退化，影响粮食产量提高。1964年我到县种子站后，於1965年给队里（当时是人民公社的生产队）解决了阿勃、阿桑、甘麦8号等小麦良种800斤，建立了20亩种子田，第二年除满足了自己所需外，还给周边村兑换。70年代我到县革委生产指挥部后，当时化肥供应紧张，我想方设法，每年在指标外多给队里5000-8000斤尿素或硝氨，以弥补施肥不足。此外还和林业部门联系，建立了千株核桃园和千株苹果园。千株新疆薄皮核桃园，建在村东的一百多亩荒山上，全部修成水平带后，担水栽植，成活率达90%以上，并确定专人看管，80年代陆续挂果。可惜的是包产到户后逐年遭到破坏，未能发挥应有的效益。千株苹果都栽植在耕地上，共30多亩，70年代后期开始挂果，到1980年，已成了全县有名的苹果产地，漳县和岷县的客商都登门采购。1982年全县苹果生产会议上，经鉴定，姚家湾的苹果品质好，含糖量最高。县上曾以“姚家湾建立起了绿色银行”为题，通报全县，作为典型学习。当时苹果年产量最少在3万斤以上，经济收入1.5万多元（每斤0.5元）。包产到户后，由于经营管理不善，1985年后被毁。但村民们却看到了苹果的实惠，户户栽植，有不少户还建起了苹果园。1981年我在林业局工作时，连续3年支助队里年育洋槐苗10至15亩，出圃幼苗1百万株左右，经济收入1万元（每株幼苗0.01元）。1986年我在农业区划办时，得知县扶贫办公室有支援山区贫困村通电照明的项目，便积极联系后列项支援2.5万元，尚缺5千元由村上解决，但却被当时村上的领导回绝了，理由是：现在一家一户的不好管理，事情难办，谁办事谁惹麻烦。这件事一直使我很失望，但也不好勉强，只好作罢。

除此之外，凡是家乡人有事来求者，都给予热情招待，尽量帮助解决。现在老了，力不从心了，和家乡的联系也少了。只有在每年正月闹秧歌敬家神之际，我按例多出一份秧歌钱，表示我永远是家乡的一员

五、结束语

有人说：“你的仕途生涯，两头是高峰，中间是低谷”。表面看，似乎有些道理，其实不然。初涉公门，思想单纯，只凭一股热情和干劲，一切唯上是从，只知对上负责，自己毫无主见，以致在推行极左路线的年代里，干了违背实际和民意的事，表明自己在政治思想上的极不成熟。中间一段，虽然萍踪不定，但一直在基层或机关搞一般工作，常在人民群众中和第一线实践中，这就给了我进一步认识社会、感悟人生、自我改造、不断完善的大好时机和广阔天地。
我一生澹泊自律，敬业尽职，沉浮自如，随遇而安以及在处事接物上尽心而不愧心，沉着而不盲从的内心境界就是在这一时期磨炼成的。可以说这是我逐步走向比较成熟的阶段。我认为此生并未虚度，而且也尽自己的力所能及，做了点有益的实事，并引以为自娱。我从未争过名，也没夺过利，一切顺其自然，听天由命，最终是袖囊两空，身家清白。上能对得起党和人民，下不辱祖宗和后代。

我深知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的道理，一个人两手空空来到世上，当离世时，也是两手空空而去。纵然万贯家财也带不走一文。在这件事情上，帝王将相与凡夫俗子一样。我觉得一个人在世上活得充实而开心，不入俗流，凭才能有所作为，有益于社会就够了。名和利，都是过眼云烟，不必强求。即使不求而有了，也淡然对之。做到得之不张扬，丢之不惋惜，等闲视为身外物而已。想当初我一个人闯入社会，而今已是三子、四孙，且各乐其所，天伦之乐无穷，我是心满意足的。这一切，都是党和人民的恩赐，否则，我个人有什么了不起呢！？

人在福中要知福，享福要思源，知恩回报。有些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得小福谋求大福，不择手段地索取，永无满足之时，最终误入歧途，悔之晚矣。人的价值不在於索取和享受，而在於作为和奉献。古圣今贤，无一不如此也。“不慕生前名利贵，只求身后子孙贤”，“清白身家豪壮志，不攀名利法前贤”。这就是我的为人之道和寄望於儿孙之语。同窗好友张尔进教授曾给我的一封信上说：“兄在求学时代，品学兼优，是我的学长。入仕后才智超群，胸怀坦荡，笑对沉浮，进退自如，虽经坎坷，颇有建树。退居田园后，以诗书自娱，纂修史志，情趣高雅，豁达自珍，实乃人生晚景正道。最可惜学业中阻，才华未能尽展。可叹！”

姚老自撰挽联

1986年先生到四寺湾水泉湾林场调研指导

　　姚之萃，我所见过的最睿智的人，就连自己的身后事也亲自安排好了。＂四世同堂党恩浩荡，九四高龄天道垂怜＂满怀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去向马克思报到！

我向普通而又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致以崇高的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