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雀园“大肃反”

远方

　　引言

灿烂人生道道虹，缘亳落处有朦胧。

当年争把夕烟下。至简灵魂也至空。

白雀园‘大肃反’，是鄂豫皖根据地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页。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多名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极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白雀园肃反扩大化是一步步演变而成的，在当时形势下共存在如下原因：

1，中央空派鄂豫皖特委主要领导过于频繁，徐朋人是第一任书记，属于木兰山72游击队员之一，对当地情况非常熟悉。但不久就被郭述申空降代替，不到一年又被曾中生接替。再后来又派来了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一行。

2，红四军军纪不严，普遍存在诱奸，强奸妇女行为，上仿下效以致地方干部中有不良作风问题是工作常态。不是一支合格的军队。

3，曾中生到红四军任政委后，严重出现了与中央分局行为对立，特别是南下，东进之争后。已偏离了党指挥枪这一基本原则。还公开杀害了分局委派的三名政治委员，党代表徐子清，徐其虚，戴亢君等。

4，中了国民党的离奸之计，如许继慎之死。

客观的说肃反的开始阶段还是权力之争，张国焘在豫鄂豫皖站稳脚跟后，便用温水煮青蛙方式，对人事进行各种微调。排挤和打压苏区老人，让特委书记曾中生去红四军当政委，矛盾在各种调整中不断显现。

31年6，7月份，豫鄂皖苏区连续召开了分局扩大会议和苏维埃政府扩大会议。以张国熬为首的一派与以曾中生为主的一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从此苏区老人不断遭到打压。他们指责旷继勋是顽固的坚持立三路线，曾中生是立三路线的调和者，疵护军队中不良现象。指责余笃三有历史问题，是托派，由红四军政委下放到地方管理物质，33年在四川被张杀害。指责舒传贤是改组派，开除分局委员职务，31年冬天被杀。指责徐朋人是右派，直接开除党籍，32年四月被杀害。指责陈定侯反对工人运动，31年10月被杀害。指责许继慎有生活作风问题，土匪习气，军阀作风等等

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张国焘主持的“白雀园大肃反”，捕捉了大批的红军干部和战士，搞到风声鹤唳的程度，那么当时执行王明路线的中央是什么态度呢？

张国焘等人将在红四军内破获了所谓改组派的情况，写成《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红四军的决议——改造红四军路线上的错误的具体方针》，向中央作了汇报。

1931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明确表示“中央完全同意关于反对四军领导干部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的决议”，并且指出：

红四军领导干部“占领武穴”和“截断长江”的“计划如不被许多客观原因所阻碍，而得到顺利实现时，将造成极大的罪恶，而使鄂豫皖苏区受到严重的损失。”

也是在这封信中，中央给了张国焘“肃反”的尚方宝剑，正是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张国焘大开杀戒。

毫无限制的所谓“肃反”，使得捕人、捉人、杀人无限制地扩大化了。

至于许继慎，对于张国焘等强加在自己头上的所谓“罪行”根本就不承认。

在白雀园火星庙的“公审”大会上，当张国焘宣布他的“罪行”时，他当众怒斥说：

“诬蔑，统统是诬蔑！假的，统统是假的！我对党、对革命问心无愧。我一生经历了几十次战斗，用鲜血和生命创建了红一军，扩大了鄂豫皖根据地，这些足以证明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红白忠奸，历史自有公论。我相信，总会有一天，党会作出公正的结论的。”

白雀园“公审”后，许继慎被押回到中央分局所在地新集（今新县），关在政治保卫局的一间禁闭室里。

11月中旬，张国焘根据中共中央11月3日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中央完全同意关于反对四军领导干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的决议”和“中央局对许应作严厉的考查”的批示信，下令将许继慎勒死在河南新集政治保卫总局机关的一间房内。

同时遇害的还有周维炯、王培吾等。

曾经威震敌胆的红军杰出将领许继慎就这样含冤离开了人间，年仅30岁。

他的夫人王望春，也在此前后被杀害于英山县城关上河摆。

这场“肃反”究竟错杀了红四军多少干部战士，至今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

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记载：

“从九月十三日到十一月中旬，先后以所谓‘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莫须有罪名而逮捕杀害的红四军中的高级干部就有：

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第十二师师长兼皖西军分会主席许继慎，第十二师政治委员庞永俊、副师长肖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第十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参谋主任柯柏园，第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政治委员罗炳刚，第二十九团团长查子清、政治委员李奚石，第三十团团长高建斗、政治委员封俊，第三十二团政治委员江子英，第三十三团团长黄刚、王长先、政治委员袁皋甫，第三十四团政治委员吴荆赤，第三十五团团长王明，第三十六团团长魏孟贤，第三十八团政治委员任难，以及十二个团的政治处主任等，在白雀园遭杀害的军事系统的高级干部，还有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前任皖西军分会主席和第十二师政治委员姜镜堂，原红一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祺等多人。”

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在白雀园对红四军进行“大肃反”的同时，还发动了鄂豫皖根据地各级党政机关、地方武装和群众团体的“肃反”运动。

中央分局为了紧紧控制“肃反”大权，在10月4日以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革命法庭名义，公布了《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革命法庭的组织及其与政治保卫局的关系》。这个文件连同《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法庭暂行条例》，赋予政治保卫局无限的权力，成为鄂豫皖根据地“肃反”扩大化的法律依据。

正是有了这两个法律文件，地方“肃反”也发生了滥杀乱打的严重问题。几乎达到了县县“肃反”、区区“肃反”、乡乡“肃反”、村村“肃反”的程度，政治保卫局手握“肃反”大权，横行乡里，为所欲为。

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张国焘支持下，政治保卫局以高于一切、大于一切的权力，凌驾于中央分局以下各级党、政、军组织之上。捕人名单，一律由政治保卫局决定，且到地方捕人，既不与地方党、政组织联系，更不征求他们的意见。

不论是鄂豫皖政治保卫总局，还是分局，在审理所谓“改组派”、“第三党”等反革命案件中，多是遵循“要把肃反工作和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对于不正确的政治观点斗争中间去找寻反动组织的线索”，“和不正确的倾向斗争，一定能够发现敌人的组织”以及“对于地主富农或坚决反革命不能悔改的分子，加以严厉处理”等原则行事的。

按照这套混淆了敌我界限的“肃反”理论，那些坚持正确路线，给张国焘等人提出过批评意见，抵制六届四中全会路线的干部，几乎全被列为“肃反”对象，受到重点打击。

政治保卫局在审理案件时只重口供，不重证据，更没有调查研究。为了急于得到口供，对所谓“犯人”动用各种酷刑。有的人受不了折磨，就乱招乱供，造成株连一片的恶果。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史简编》有这样的记载：

中共六安县委，除两个炊事员外，从县委书记到一般干部，全部被杀；中共霍邱县委机关干部也全遭屠戮；赤南县苏维埃政府的千部共四十八人，被捕杀四十五人；英山县苏维埃十一个委员，有十人被杀害；红安独立师，在一个晚上杀了二百多人；六安独立团有二百余人以反革命罪被一次逮捕；红山警卫团第八连从战士到连长一百余人一次被杀光；白雀园区赤卫军团长彭开尧被杀，三个营长两个被杀，九个连长有七个死于张国焘手下。

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掀起的“肃反”狂潮之中，根据地的早期著名领导人也未能幸免，这其中有：

原中共鄂东北特委书记徐朋人，原鄂东特委书记、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王秀松，原鄂豫边革命委员会主席、红十一师政治部主任曹学楷，原红一军一师政治委员、红四连连警卫团长戴克敏，原六安中心县委书记、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常委舒传贤，原红十五军政治委员、红十师师长陈奇，原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文教委员会主席陈定候，原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委员、麻城县武装总指挥、群众领袖王宏学，原罗山独立团团长、鄂豫边特委委员、群众领袖郑新民，六安县指挥长毛正初，麻城县委书记雷绍全，中共皖西北特委书记、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方英等。

徐向前沉痛地说：

鄂豫皖根据地的“大肃反”，不是孤立的。那个时候，是教条主义者统治中央的时候。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搅在一起，在全党，在各个根据地，搞“肃反”，搞扩大化，他们把中央革命根据地挖AB团的经验，推广到鄂豫皖来，又把鄂豫皖、湘鄂西的“肃反”经验扩大到别的根据地去，来回折腾，大搞特搞。

历史人物编后

龙榻纷争举世哀，辱荣洒满郁孤台。

曾经炮冷冬霜去，也唤江寒夏雨来。

已把峥嵘催旧梦，唯留忧骨对苍苔。

人间褒贬终难定，谁信封棺未许开。

偏后

家山虽小系书鸿。岁月生炉炼晓风。

雀巷微开才一缝，长河青史出其中。